唐才常，20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戴着脚镣手铐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唯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清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做派、卓尔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清朝政府，以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句绝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砍去……

    唐才常（1867-1900年），湖南浏阳人，字黻丞（后改“佛尘”），自号“洴澼子”。他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概。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师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刺激的，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拔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二点三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四点五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一百八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己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词，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右平衡，在两者之间都吃得开呢？

    中国人习惯于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辨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清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明君”。与此同时，反清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合。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送行者中还有留着络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块“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清朝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康、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兵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但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浑水摸鱼，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康、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他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从英文、日文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不论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还是“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随世摇摆，劲断利弊。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

    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

    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

    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

    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被清军镇压下去。

    惶急之下，唐才常拟定于8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昌、汉阳、汉口起义，主要想夺取汉阳兵工厂后，攻占武昌，接下去率军西进，迎取光绪帝归大位，“复行新政，共奋中华”（梁启超语）。

    当时唐才常手中的自立军，虚数有十多万人（理论上的数字），而康有为口头上准备汇来的钱，据说新近筹措了三十万美金（可能是鹰洋和龙洋混杂在一起，币种多多）。

    康有为本人是如何想的呢？

    这位南海“康圣人”，自认为大略雄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他一直是以“桂湘”为重地。也就是说，他机械照搬洪、杨“太平天国”进军的老套路，想先煽动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按照如此思路，在有了丰厚的人力、物力基础之后，可以挺进湖北，按部就班地出奇制胜，最终往北京迎扶光绪归大位。

    为此，康、梁一直暗中“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他拥光绪帝复辟，在英国支持下成立“自立国”。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自然不再热心于康、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康、梁两个保皇党巨头更对湖北局势拿捏不准，生怕巨款打了水漂。基于这种考虑，唐才常的武昌、汉口、汉阳起义，如果发起，就是偏师变成了主力。

    仔细观察局势后，康、梁迟疑不决，故而汇款一直未发。

    其实，从实际情况上看，唐才常太看中金钱的力量。即便康有为汇款及时送到，区区三十万，又能为十万乌合之众提供多少天的支撑？

    涉及“造反”这种灭宗灭族的大事，最主要是点燃起义人士头脑中的“精神原子弹”。后来1911年的武昌起义，无钱无饷，依靠区区一百五十发子弹，仅由几个下层士兵振臂一呼，不也是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吗？

    造反，不是搭台唱戏。接连不断的临时改期，风险日益加剧，致使造反的消息逐步泄漏。

    清廷的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出的暗探很快就侦知唐才常自立军要在汉口、汉阳、武昌起事的情报，迅速上呈给张之洞。

    多年的政坛经验，使得张之洞深深感觉到自己辖下“火药库”潜在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力图先把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当然，在那个时代，张之洞难道不看与唐才常一直关系密切的英国人脸色吗？

    他一定会看！

    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心底已经有了谱，正准备放弃手中唐才常这块筹码。

    究其根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人明里暗里推动张之洞“独立”的事情，早已经为法国、德国诸列强知悉。他们当然要下决心粉碎英国人对长江领域的独霸意图。法德两国甚至出动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警吓英国和张之洞。

    明争暗斗中，列强们达成了“保全主义”的默契。而保全主义的精髓，英国人赫德说得最直接，最露骨，最贴切：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殖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也就是说，保全清廷，就能维护形式上中国的“独立”与“统一”。通过清朝这个“首席执行官”，董事局的各位洋人大佬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瓜分中国的利益。

    消除了英国人干涉的隐忧，张之洞自然得心应手。于是，他先行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签字允许后，派兵进入英租界。

    对于英国人的出卖，唐才常一丝戒备也没有。自恃是亲英派，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信义的英国人会把他给“卖”了。

    所以，清军的搜捕行动，一点没有“戏肉”的惊险成分。

    设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一锅端，而正在租界内宝顺里居所中商议大事的唐才常、桂圭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面对如此要案、大案，张之洞派出做主审官的，却是京汉铁路总办郑孝胥。高坐于大堂之上，面对着傲首而立的“逆犯”唐才常，郑孝胥如坐针毡。

    两人是老相识！

    戊戌变法中，郑孝胥也属于维新派，与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志”关系。而且，数月前在日本，二人还秘密见面，共商劝张之洞在东南“独立”的事情。

    唐才常打破尴尬气氛，佯装不识座上的郑孝胥，厉声喝问：“堂上所坐何人？姓字名谁？”

    堂上胥吏依常例，高喝顿棍，镇唬唐才常。

    郑孝胥摆摆手，示意堂吏噤声，自报家门：“我，郑孝胥，福建人氏，现为京汉铁路总办。”

    唐才常若有所思：“哦，原来你就是郑孝胥。戊戌年在京城，皇上（指光绪帝）亲自接见你，特旨恩赏你为道员，派在总理衙门办事，君恩不浅啊！”

    郑孝胥默然。

    突然，唐才常顿足喝道：“作为‘戊戌变法’同仁，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们不是大逆造反，而是奉旨讨贼！那拉氏妄踞天位，卖国割地，幽辱圣上，罪恶滔天……”

    于是，唐才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仅郑孝胥呆坐静听，厅衙里如狼似虎的胥吏们，也犹如中了魔障一样，默然耸然，仔细听着唐才常的宣讲。

    听毕堂下“犯人”的慷慨陈词，郑孝胥的脸，青一阵，紫一阵。

    最后，他只得降阶行礼，当着众人面对唐才常说：“从公从私，我都无权审问唐先生，就此别过，我向总督请示，回避这个案件……”

    言毕，郑孝胥匆匆而去。

    皮球踢回给张之洞，使得老奸巨猾的张大人倍感踌躇。

    “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啊。”他故意装出为难状。

    但是，时任湖北巡抚的于荫霖深恨会党，坚持要杀人以儆效尤。

    于荫霖，字次棠，乃清末一代名臣。1878年清朝贵族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他率先挺身而起，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弹劾崇厚，使得清廷下旨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在湖北任职期间，这位翰林出身的一方大员，更是清廉爱民，严惩贪官。所以，对历史人物下评判，有时难以用“好坏”二字妄下判语。

    为了避免官场纠纷，张之洞私下对主持审讯的郑孝胥说：“唐才常一案，无论谁审他，他都难逃一死。最好不要对外广为声张，从速结案！”

    张之洞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和隐衷。自立军的首脑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门生”。而此前在安徽大通领导起义的吴禄贞，又是他亲自签署批准前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如果细审深究此案，还不知广牵出多少与自己有瓜葛的人。

    唯恐夜长梦多，为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林圭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此举，也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唐才常之死，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湖湘之地，人杰辈出。自太平天国乱起，曾国藩独擎大旗，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人，佼佼争辉，削平大难，名震中华。继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唐才常、林圭这样的刚烈义士，舍身为国，临危不惧。

    仅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有五十多人。

    话说唐才常先前自上海赶赴湖北后，梁启超、蔡松坡也从东京潜回上海。于是，受唐才常之托，蔡松坡前往长沙劝说威字营新军首领黄忠浩（字泽生）起义。

    唐才常的这位湖南同乡黄忠浩很爱才，他大不以为然，高声怒骂道：“梁任公（梁启超）、唐佛尘（唐才常）二人，自己谋逆也就罢了，奈何牺牲大好有用青年！”

    蔡松坡反复劝说，皆无效，只得任由黄忠浩把自己软禁一样“保护”起来。

    而惦念蔡松坡行踪的梁启超，在上海码头买了船票，想冒险去汉口寻找蔡松坡下落。结果，那艘船因货少提前驶离码头，使梁任公错失了搭上这艘“不归号”轮船的机会。

    由此，梁、蔡二人躲过张之洞武昌杀人的一大劫。

    蔡松坡，听着这么耳熟，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出身于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此人乃神童，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就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是学堂总监，唐才常是主要的授课教员。所以，他和维新运动的诸位首领，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得知唐才常死讯，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蔡锷遁回东京后，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坚定了流血革命的信念。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日后讨袁第一枪，也是由唐才常的这位高足率先打响。

    在日本，追思谭嗣同、唐才常二位先烈，蔡锷作《杂感》十首，现摘取其二：

    其一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其二

    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唐才常的死，不是一般的牺牲，而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

    他一个人的流血，预示着清朝的覆亡和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章太炎《稽勋意见书》）

    正是他的头颅所掷之处，血迹斑斑，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滋阳湖畔的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附：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唐才常大英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汉奸儿子唐有壬。唐有壬（1893-1935年），字寿田，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历史上，他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唐有壬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竟然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重要情报，结果使得日本在摸清国军底牌的情况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事”，尽得大利。1935年3月，趁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际，他为日本主子鞍前马后地奔走，倚仗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打探情报。12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工人员刺杀，时年42岁。地下相逢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黄泉见面，想必唐才常不会饶过如此孽子。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