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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里没有甘于寂莫的人。
刘镇湘在三角形地坝的荒土角落静悄悄地晒了半天太阳，终于伸了伸懒腰，走进戊字胡同。他站在《新生园地》下面，用手托住腮，偏着脑袋，把刊头好一番端详，然后当着他人的面，勇敢地垫起双脚，伸出右手拍了拍壁头上那匹枣红马的屁股——手碰着纸，纸碰着布，布碰着墙，发出几种声音。
当几种声音传进几个人的耳朵的时候，功德林里发生了比爆竹还响的争吵。宋希濂、郭一予、庞镜塘、曹天戈、邱行湘、文强等人直端端地开进丙字胡同，质问刘镇湘：“你刚才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刘镇湘则毫不示弱，大喊大叫：“把你们搞墙报的都叫来，我也不怕！”
搞墙报的只差杜聿明一人了，刘镇湘的话刚说完，他便走了进来。杜聿明平日说话语调不高，此间反倒更显得低沉，他接过刘镇湘的话说：“怕不怕是小事，对不对是大事。你今天就不对嘛！大家搞《新生园地》都是好意，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拍马屁？”
刘镇湘低头不语，众人四下离去。
杜聿明能征服刘镇湘，这中间自有道理。作为辽沈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这里的范汉杰、廖耀湘、郑庭笈等人都是他的部属；作为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这里的黄维、刘镇湘、杨伯涛等人也都是他的部属。杜聿明现在虽然失去了调兵遣将的权势，但是他的部属绝大多数依旧保持着过去的、至少是感情方面的服从。战犯大集中时，来自武汉的刘嘉树这样对杜聿明说：“我听我们那边的管理员说‘杜聿明在北京表现很好’，我想头等战犯早就枪毙了，有什么表现不表现可言。如今杜长官果然如是，吾人还有什么可说！”然而，与其说由于历史的因素促使杜聿明成为功德林的精神领袖，倒不如说由于现实的因素促使他成为战犯中的风云人物。
此时功德林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缝纫室设在己字胡同顶端的两间房子里。5部缝纫机成图案地摆在第一间房屋内。第一部摆在房屋当中，旁边坐着杜聿明；其他4部摆在房屋四周，旁边分别坐着王泽、梁培璜、沈醉和董益三。站在屋梁上朝下望去，5部缝纫机恰像一朵一蕊四瓣的海棠花，而那嗡嗡不绝的机器声使人想到蜜蜂的劳动。功德林数百名战犯春夏秋冬、里里外外的衣物便是这里生产的。
杜聿明在功德林的最高职务是缝纫小组组长。他在缝纫室的核心地位，与他在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的核心地位一样，是由他的才能决定的。在缝纫小组近10名成员中，他是唯一会剪会裁会打会绗会修理机器的人。虽然没有参加过有关技术考核，但他敢于自信他绝不会在缝纫5级师傅水平之下。这是真的。几年前他在上海的堂弟杜子丰（当年他在上海的办事处长）给他寄了一件长皮袍来，他嫌太长，也嫌太旧，决定翻新成一件短皮袄。于是，杜聿明在出任缝纫小组长之前夕，把他的当年在他创办的国民党第5军军人眷属工厂缝纫车间学来的全部技术作了一次公开的显露。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身上脱下长皮袍，然后七手八脚地拆开，“唰唰”几大剪便上了机器，最后略加手工点缀，在半小时之内将短皮袄穿在身上，大小合度，长短相宜，众人无不为之喝彩。
其实，杜聿明真正的特长还在于，他在他的职务上永远是最忠实、最勤恳的工作者。这可以追溯到他的过去。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已经升到了团长的地位，仍然身体力行，事无巨细，常常钻到坦克车装甲车之下，一干就是半天。当时的国民党随军记者评价他说：“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研讨机械科学，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者矣。”（见《记杜聿明将军》）杜聿明现在果然获得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这是他在功德林的事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去缝纫室抱出一大堆平日裁剪衣物剩余的边角材料，又去保管室里找出一大捆用作菜架的木条，然后一屁股坐在胡同角落，弯腰曲腿，手足并用，扎了10多把拖把，整整齐齐地靠在壁头上；一个阴暗的黄昏，他听说邱行湘在菜园里用坏了唯一的那把喷雾器，于是拿了一把头前去修理。在几乎看不清路的情况下，他一阵东敲西打便修好了要修的东西……菜园的声音传进刘镇湘的耳朵，从此他就少了一些声音。他很少进戊字胡同，更不愿意在他的丙字胡同里出现一支攻击的队伍。饭后百步之余，刘镇湘又蹲在他的荒土角落。蹲累了，就在地上坐一坐；坐够了，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屁股。他不敢拍响，因为缝纫室就在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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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室的第一间房屋如果是一朵花，那么第二间房屋就应该是两片叶——6张条桌合拢在屋中，4位手工操作者分坐在两旁。生产棉衣、棉褥的时候，沈蕴存和文强在一旁负责绗，黄维和王秉钺（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在一旁负责铺棉花。铺棉花之前，需要用秤分别称出各号棉衣所规定的棉花重量。这个工作通常是黄维完成的。然而，就在黄维手中的秤杆保持平衡的时候，他的生命天平发生了倾斜。
黄维收到了张治中的信！还是一个月以前，张治中、程潜等人进功德林看望国民党战犯的时候，黄维把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一份关于“黄维永动机”制造的说明书，双手递到张治中手里，务请张治中转交中国科学院鉴定。张治中带走说明书的当天把它交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手里。郭沫若即转物理研究所。现在，专家们鉴定完毕，鉴定书由郭沫若签字，由中国科学院盖章，由张治中寄到功德林。
黄维拆开了张治中的信。
鉴定书判决性地写道：任何一种装置，运动一经开始，若无摩擦作用，当可永久继续运动；这在实际上虽然不易实行，但于理论说得通，可以看作一种实际的极限情形。若说什么也不消耗，可得永久工作，此则非但不可实现，而且于理也说不通。所谓永动机，指的是一系统不借助于外界可产生无限工作，这是违反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因此是不可能的。不错，Q=0时，U0U1—W，若该系统的内能减少，则该系统可以产生工作（W>0），如伸长或压缩了的弹簧可以产生工作，但这也是暂时而不可长久的，欲其经久，必须使该系统回返于初状态、能周而复始才可，但若作闭合变化，则U1—U0，而W=0了。
黄维的两道浓眉凝聚在一起，眼里喷射出足以将手中的纸团化为灰烬的光焰。在他遭受人生的挫折而产生的情绪的变化里，这样的表情仅仅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12月15日国民党12兵团全军覆灭，黄维当了战俘的时候。那时解放军要他承认罪恶，他承认说：“我最大的错误是打了败仗！”这一次共产党并不要他承认错误，他却在心里承认说：“我最大的罪恶是求教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
“黄维永动机”的失败以及黄维拒不认输的消息，成了功德林各条胡同最时髦的新闻。与前段时期管理员中间出现的“黄维永动机热”恰恰相反，现在战犯里面出现了“黄维永动机冷”。代表战犯情绪与意志的功德林权力机构——学习委员会不失战机，当即在戊字胡同召开了批判黄维大会。
大会主持人是王耀武。他的开场白是这样几句：“黄维同学的思想改造很成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请在这里提出来。现在请大家讲。”
王耀武的讲话是温和的，人们的发言是激进的。一开始，就有人提出“老账新账一起算”的口号。“老账”是指黄维早期在功德林录下的那几首诗，“新账”则是指“黄维永动机”。算“老账”的人并不多（因为知道其事的人并不多）。以陈长捷为中心发言人，他讲了一个小时。他认为黄维借于谦的《石灰吟》，自命石灰，洁白无瑕；借石达开的《答曾国藩》，自谓英雄，狂妄自大；借王维的《西施咏》，自比西施，与众不同。而不管是金银财宝还是英雄美女，都只能表明黄维反动立场之顽固、反动气焰之嚣张、反动面目之狰狞……陈长捷旧书底子很厚，他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虽然上纲上线，倒也并无牵强附会、恶意中伤之嫌。
算“新账”的人颇多，而且出人意料地包括与黄维同属陈诚集团的人物。当然，在如何理解“黄维永动机”方面，人们各说不一。杨伯涛认为，从现象上看，黄维是违反自然科学；从实质上看，黄维是对抗社会科学，对抗马列主义。方靖认为，黄维在30年代就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淮海战役中又负隅顽抗，自知共产党不会饶他，因此想靠永动机寻找出路。覃道善认为，作为人民的罪人，应该利用有生之年加速改造，但是黄维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发明创造上，这就是不务正业，逃避改造。宋瑞珂认为，黄维性情孤僻，严峻寡恩，整天在找出气孔，不搞点花样过不了日子，因此一切不轨之举都是他的阶级本质决定的……黄维是孤立的。但是他不是“孤立”在批判大会的台前，也不是“独坐”在批判大会的堂后，而是与平日听报告一样坐在战犯们中间。这样的批判大会对于高墙外的人们来说，也许感到不合常规，然而它确确实实强化了批判的主题，如果批判确确实实在于说理的话。
黄维坐在马扎上，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冷淡是热情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他不愿意对于身外物耗费他哪怕是一卡的热量。他的耳朵浮动着人们“嗡嗡”的噪音，他的心里回响着永动机“嚓嚓”的旋律。如果他也同意对黄维的错误进行追究，那么他现在的结论是：黄维兵团的失败是因为黄维的缘故，“黄维永动机”的失败也是因为黄维的缘故。既然如此，他个人将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这首先要冲破家庭的阻力。黄维的妻子蔡若曙在上海一家图书馆做抄写工作，几乎每年都要专程来北京看望她的丈夫。蔡若曙一年到头省吃俭用积蓄一点路费是不容易的。可是她只有在见到黄维的时候才尝到生活的困苦。淮海战役之中，国民党12兵团全军覆灭以后，唯一漏网的兵团副司令胡琏在南京，向兵团各部团长以上的眷属每人发放30两黄金。兵团副司令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第18军军长杨伯涛、第10军军长覃道善、第14军军长熊绶春连同数百名军官的妻子都领取了这笔“抚恤金”，而兵团司令黄维的夫人拖儿带女赶到南京，却遭到胡琏一顿臭骂：“十几万人都死在黄维手里，他就是死了，也是活该！”结果，蔡若曙两手空空，被胡琏的老婆轰了出来。在功德林会客室里，蔡若曙曾经流着眼泪将此事告诉了黄维。黄维体察不出半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厉声喝斥妻子不要多话，却如同胡琏那样，对蔡若曙一顿臭骂：“你吃了几碗干饭我还不知道？你还要来教育我，你装什么进步！”这次，蔡若曙几乎是为“黄维永动机”而来。她去年从功德林管理员那里听说了丈夫的新事业以后，并没有当即劝告黄维。她花了一年的功夫，几乎问遍了她在上海能够接触的所有人，证实“黄维永动机”绝然没有希望之后，蔡若曙带着希望，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来功德林会客室。可是妻子的最大的苦心却招致了丈夫的最大的恼怒。黄维暴跳如雷：“你懂个屁，你给我滚！”
蔡若曙淌着眼泪走了。杜聿明等人挽着袖子来了。他们是奉管理处的命令前来帮助黄维设计“黄维永动机”的。杜聿明酷爱机械，也酷爱数理，或者可以说，他精研机械，正是以精研数理为基础的，由他来担任“黄维永动机”设计人员黄维的助手应该是十分恰当的人选。尽管杜聿明不相信“黄维永动机”的制造原理，他还是当做另一项重大的任务，笑眯眯地走到黄维跟前来了。殊不料黄维将手一挥：“不要，不要！你们都不懂，你们都不懂！”
黄维爱永动机，超过了爱妻子；黄维相信自己，也超过了相信别人。但是与此同时，他爱书本，相信书本，又超过了一切。他是他的意志的皇帝，却是他的书本的奴隶。
杜聿明也好，黄维也好，国民党战犯们大都迷信过自己的学识和价值，而他们是否知道：能够被社会承认的东西都必须接受生活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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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的学习是分阶段进行的。这种阶段性体现在每一个报告会上。
平日各个小组通过看书、读报、座谈、讨论，人们各自得到自己的结论。倘若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则被组长认为“枝节不争”；倘若属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情形，则被组长认为“原则不让”。于是各个小组的“黑靶”，纷纷集中到学习委员会那里。学习委员会则在被认为背有“红箭”的人们当中，每次推选出一个人作专题报告，这就是功德林报告会的由来。
报告会是功德林的盛会。每到这一天，来自八角楼下的将军们，手挎马扎，排着队伍，走进戊字胡同，在走廊西侧坐下。会场前方有一张木桌，木桌上方有一张木椅。木椅比马扎并没有高出多少，可是坐在木椅上的报告人将享有功德林最高的荣誉和地位。
这天的报告人是国民党第41军中将军长胡临聪，他的报告题为《我对自由与民主的体会》。
胡临聪在《新生园地》上发表过一系列研究自由与民主的论文。现在，就在距他仅有30米的右侧壁头上还贴着他的一篇新作。他的文章使得众人五体投地，而文章的作者正坐在众所瞩目的讲坛上，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但是胡临聪是谦虚的，为了今天的讲稿他花费了几天的精力。他明白，他是第八组的骄傲，就在刚才走出庚字胡同的时候，他的组长郑庭笈还拍着他的肩膀说：“现在战幕已经拉开，我祝你凯旋归来！”
胡临聪向人们弯了弯腰，然后直挺挺地坐在木椅上。他利用人们翻开笔记本的机会，伸手去摸讲稿。中山服有四个衣袋，他忘了哪个衣袋装着他弥足珍贵的讲稿。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三个——也没有！第四个——有了！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讲稿竟变成了手帕！胡临聪把手帕掏出来，擦干了额上的汗水，然后抬头眺望壁头上的论文，可惜早没了挂在胸前的望远镜……沉着是军人的秉性。
胡临聪开始了赤手空拳的战争：“自由……十八世纪，民主……英国女王……”
郑庭笈猛地站起身，他差一点没有抓起马扎朝胡临聪掷去：“你在搞些啥名堂？伸手摸摸裤袋，看讲稿还在不在！”
胡临聪终于摸出了讲稿，从而获得了大炮：“第一，民主与自由服从阶级利益；民主与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口号在18世纪起过骗人的作用，直到《共产党宣言》问世，才将它揭穿。第二，民主与自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英国第一次出现议会，就是资产阶级派代表监督英王对金钞如何用法。民主与自由不可能离开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是为私有制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是为发展公有制服务的……”
邱行湘坐在马扎上，在人们的哄堂大笑中记录了胡临聪的报告。他不敢嘲笑胡临聪，并不是取决于少将对中将的态度，他觉得胡临聪即令是纸上谈兵，也显示出战略地带的宽阔。他羡慕胡临聪坐的那把木椅，要是他能坐在上面，哪怕有人捡起石子掷他他也心甘情愿，但是，他没有资格，他只能坐在马扎上面，记录一个又一个报告人的发言。
合作化是不是搞糟了呢？我看不是。以生猪为例子，过去养猪是农户的副业，现在算在工分里了，这样就提高了生猪的成本，收购价比过去提高了；过去养猪是为了积肥，现在由农业社积累资金，对于肥料收价定得低；饲料问题不能解决。由这三个原因造成的减产，不能说是合作化制度的问题，而是技术问题，是新旧关系变化的问题。
记录在邱行湘的笔记本上的这段文字，是周振强在一个报告会上的发言。就是那个老是把“昙花一现”念成“云花一现”的周老黑，居然换了件崭新的蓝卡叽中山服，坐在木椅上，摆开架势作起报告来了，这对于邱行湘来说简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然而，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都是真的。邱行湘不得不在红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写下“周老黑”三个字，而他每次用端正的字体记录别人的文字，总感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片空旷的荒地。
是的，戊字胡同走廊，不再被邱行湘像往日那样，当做北京的王府井、南京的新街口，弥漫着繁荣的气息。当他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的时候，曾经看见杜聿明的手、黄维的眉、胡临聪的悲、周振强的喜，连同刘镇湘的影子。现在，他突然发现，出现在脚下的，原来的那块荒地变成了宽阔的跑道。他不愿在这里久留，他的目光顺着那些奔跑的人们的去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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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就是己字胡同，缝纫室隔壁的图书室。
这是一间24平方米大小的房屋。四壁共有8个木制书架；书架之间的壁头上，挂着七八个报夹；报夹下面，摆着条桌；条桌上面，放着各类画报与杂志；条桌旁边，是与条桌配套的木凳。
木凳上面不断变更主人，唯有进门左侧的一张柜台旁边是一个固定的座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功德林图书室管理员庞镜塘。庞镜塘剃掉胡须之后，显得更漂亮了，倘若他现在能够与妻子见面，妻子一定更喜欢他。不过在妻子喜欢之前，他赢得了功德林朋友们的喜欢。庞镜塘的别号叫做嘿然，人们称他为老嘿。不管谁走进图书室的大门，哪怕是咳嗽一声，庞镜塘也会立地而起，应声连连。这样的时候，庞镜塘像一个茶房老二，他会笑容满面，招呼来客，介绍书目；需要借阅图书，必须在他那里登记；如果不按期归还，庞镜塘则像一个地主管家板起面孔，不惜追到人家的房间里咄咄相逼。
对于邱行湘来说，庞镜塘本人从来不曾造成过对他的威胁。他的压力来自庞镜塘时时呵叱的人。就拿他的第一组的组员来说吧：宋希濂除了长于理论学习而外，好读世界文学名著，平日聊天多以小说为题。单是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宋希濂就讲过不下10次（邱行湘至今还记得英国有一个“大尉”科波菲尔——不是“少校”科波菲尔）。这样的结果，使宋希濂的发言或讲稿显然地成为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体。特别是宋希濂结合自己杀害瞿秋白的罪行谈共产党宽大政策的发言稿的末段文字：“我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文学家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解放初期，我自认是必死之人，万不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宽恕了我的罪恶，且伸出巨手将我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党之于我，恩深再造矣！”邱行湘称之为情文并茂的佳作；范汉杰是清朝末年测量学校的高才生，他是与他购备的一大捆高等数学书本一起进功德林的。邱行湘曾经对他整日做数学题大为不解。范汉杰解释说：“我对数学下过不少功夫，舍不得荒废。何况将来我出去靠什么吃饭？现在温习温习，以后我到大学讲课去。”当然在黄维发明“黄维永动机”被大会批判为“逃避改造、对抗改造”之后，许多人也给范汉杰提了意见，希望他以改造思想为主，准备谋生为辅，不要本末倒置。范汉杰以为然。不过他并没有放下书本，他拿起了《毛泽东选集》，怀揣着与数学同等的兴趣与热情。廖耀湘是与黄维齐名的“书呆子”，他倾注在马列主义上的心血并不比黄维倾注在“黄维永动机”上的心血少。迥然不同的是，黄维的土地一片荒芜，廖耀湘的土地一派葱茏。大凡有关当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布的国民经济成就的统计数字和百分比，廖耀湘均能对答如流；全文背诵《哥达纲领批判》更是他的只此一家的好戏。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地位是依靠他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的。几年来，他一直是功德林蔬菜组的负责人。每当他和他们挑着粪便走向院后的菜地，或者他和他们挑着青菜、萝卜走向院前的食堂，都被他看作最伟大的时刻。他把人的力量和人的力气的概念等同起来，直到别人的脑力劳动赢得了最大面积的丰收，赢得了尽管他不十分情愿的然而却为绝大多数人一致通过的认可，他开始意识到不读书原来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如果没有那一块菜地，他发现他在功德林简直没有落脚的地方！
邱行湘奇怪他居然能够安之稳稳地坐在马扎上。他想起了批判黄维大会的情景。“黄维永动机”的失败，被他看作是陈诚军事集团的新的悲剧，而批判陈系在大陆的最高将领黄维，被他看作是他和陈系其他被俘将领的耻辱。邱行湘没有想到，陈系诸将领闪电式地摆脱窘境而一跃成为光荣的发言人。他注意到，宋瑞珂和方靖的发言之所以能够引起会场的震动，除了内容翔实而外，重要的是说理精深。他不明白宋瑞珂怎么突然成了含而不露的“东西”，也不明白方靖怎么突然成了大智若愚的“家伙”，但是他希望成为他们。他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次设想，假定他能够在报告会上发言，那么他缺少的不是内容而是理论。
荒土能够生长饥饿，厨房已经打开大门。生活到了这般地步，邱行湘才走进图书室里，开始了新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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