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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了心理的鸿沟之后，功德林国民党人的心底出现了湖水般的平静。这当然不是一汪死水，如果他们想到了别的事情，这也许就成为另一种情感的瀑布的源头。
“白日常开笑口，夜里有梦皆甜。”这是沈醉在这个时期写下的两句诗。白天，阳光之中，学习、娱乐，战犯怡然自得；夜晚，星光之下，特别是圆月当头的时候，他们又梦见了什么呢？
我们的案头摆着沈醉的日记。打开日记之前，先让我们认识认识他吧。沈醉是湖南湘潭人，字沧海。18岁参加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在上海任特务区中尉交通联络员；19岁任上尉交通联络员兼第二组（即法租界组）组长；24岁在湖南临澧军统特训班任中校教官；25岁在湖南常德9战区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上校处长；26岁在重庆警察局任侦缉大队长，同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兼督查长；28岁在重庆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34岁在昆明任保密局（1948年春，国民党将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
1949年，沈醉35岁，又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之职。兼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和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时，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后因同被迫参加起义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又率部反水攻打昆明，被当做战犯扣押。
沈醉的一生，充满了绑架、暗杀、刑讯的罪恶，也充满了曲折、惊险、离奇的经历。甚至在他的婚事当中也有着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沈醉的妻子叫粟燕萍，小名雪雪，湖南长沙人。1938年沈醉在临澧军统特训班任行动术教官时，她于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毕业转而进入这个特训班当学生，时年18岁。某日，沈醉开车去长沙游玩，刚将引擎发动，粟燕萍跑步上前，立正敬礼说：“报告教官，我父病危。”沈醉接过她手中的电报，签字准假。粟问：“教官开车去哪里？”沈醉答：“长沙。”又问：“我家在长沙，随教官走行吗？”沈醉说：“那就上车吧。”
车到长沙，直抵粟寓。粟请沈醉进屋坐歇，沈醉应允。粟燕萍进屋只顾与粟母抱哭，沈醉只得独自前往病榻。粟父拉住他的手说：“嗯，很好。我的女儿，我就拜托给你了！”沈醉大惊，明知粟父误会，却又不便解释，于是拉住粟父的手说：“你老人家放心好了！”
沈醉将床头姻缘回禀其母，沈母罗氏说：“一个人临终的话，是不能够拒绝的。”沈醉以为然，遂与粟结婚。沈醉还在重庆歌乐山下关押的时候，1953年，台湾当局用中央社的名义公布了一则沈醉起义后又继续反共、已遭共产党杀害的新闻，并将刻有“沈醉”二字的牌位入祀国民党“忠烈祠”。沈妻粟氏在香港得知中央社消息，信以为真，未久改嫁他人。当然沈醉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所以他在功德林写的全部日记中平均每三则就一个“雪”字——既然如此，现在让我们随便翻开一页吧。
12月9日星期日阴
上午补了一件羊毛衣，这件毛衣已穿了10年，袖子都破了。今天很细心地把一双穿了8年的毛袜剪下来补好袖子。我非常珍爱这件毛衣，因为它过去由雪雪穿过。雪雪在昆明时常把它披在身上，现在我还能想起她披着这件毛衣的姿态。我将永远把它珍贵地保存和使用。目前没有力量购置时，还需要用它来御寒；等有力量购置时，我一定把它保存在箱底，和雪雪编的那件毛裤放在一起。我准备到我死的那天，把它们穿进棺材里去……12月10日星期一阴，微雪昨夜又梦雪雪。这可能是昨下午穿上她穿过的毛衣时想到了过去的情况而在脑中有所反映的缘故吧！夜里梦到她，心情上总是舒畅的。
晨起看到天空飘着微雪，非常高兴。但不久即停止，连地面上都没有盖满，真太少了一点。我宁愿冷而不愿看不到雪。雪呵！请你下吧！下吧！昨夜晒在院内的衣裤上积了一小点雪，我轻轻地抚摸着它，这些雪是那么冰凉，而的我心肝雪雪却是那么温暖！温暖得遍体生香！雪雪呵！我何时能再把您拥入怀中尽情地享受您的温暖呢……在管理处宣布战犯可以与亲友通信的当天，沈醉即给旧友们去信，打听“雪雪”的下落。唯一的消息是唐生明的复信：“1951年在港见她一面，以后无往来，她未留地址。”
沈醉此间最爱听《白毛女》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他是多么希望一朵雪花由南天飘来，直落在功德林戊字胡同里的第二组门前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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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门前不时飘来一个黑色的身影。
邱行湘忘不了当年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与他的女友分手的一幕：不到20岁的张小倩小姐，披着齐肩的卷发，系着黑色的披风，挽着他的手臂缓缓走向机舷……说来奇怪，在洛阳之战等待着邱行湘的时候，张小姐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他军服上一颗闪光的纽扣。所以尽管有人誉她有貂蝉之美，邱行湘在机场上也只能联想到自己有吕布之勇。但是一旦他对军人的命运发出哀叹时，张小姐在他的眼里立即成为他头顶上一颗辉煌的彗星。这于他同样是一种教训，他暗想若是有朝一日能被释放出去，他发誓要娶一个漂亮的女人。邱行湘果然如愿以偿，这当然是后话了。
这天邱行湘收到了老家的回信。他二哥告诉他，他的信把全家人吓得魂飞魄散，一直到他二哥确认是老四的笔迹，全家人才转惊为喜，尤其是老母喜泪纵横，跪拜苍天。洛阳战役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派人到溧阳南渡邱家桥老家索取了他的照片，以作表彰“忠烈”，为他召开追悼会之用。同时，他家也就领取了一张“烈属”证书和一笔抚恤金。
同一个信封里，还有邱行湘的堂兄邱汉书的一封信。邱汉书解放前在邱行湘的妹夫黄剑夫身旁当副官。他详尽地告诉了邱行湘关于黄剑夫的前前后后。
1949年1月，邱行湘的人事科长胡本莲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两天下午到了北平北师府胡同6号，与黄剑夫见面，出示邱行湘的手札。黄剑夫看完信后，脸上露出烦躁的表情，在四合院里踱来踱去。最后，黄剑夫走进屋子，对胡本莲说：“开城起义是叛蒋行为，我既无能救弟，也不愿叛蒋。”在这以前，北平主和派人士、著名画家徐悲鸿派人送给黄剑夫一幅国画（徐悲鸿与邱行湘是同乡好友，徐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美术系主任时，邱行湘介绍黄剑夫与徐悲鸿相识），画题为《回归》，画面为两匹马，一马仰脖长啸，一马扭头狂奔。黄剑夫看罢国画，即草一函，信曰：“老马识途，无须指拨。”教来人带回。1月20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北平城防会议上宣布起义，并命令各部队从22日起开出城外听候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改编16军。黄剑夫对邱汉书说：“李文（第4兵团兼北平防守司令部司令）、袁朴（16军军长）、周世寅（109师师长）都走了，我决不在北平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带领家眷，跑到西北，又与胡宗南部的李文、袁朴等人沆瀣一气，升任16军副军长兼109师师长，率领残部负隅顽抗。解放军解放重庆后，沿成渝路向川北进击，由陕南退到川北的国民党军走投无路，李文、袁朴等人坐飞机逃离大陆，黄剑夫念其老母尚在，不肯远离，直到四面楚歌，才在阆中率部起义。起义后，黄剑夫受到共产党的优待，先送到重庆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地形教授会任教。邱汉书则随黄剑夫阆中起义后，自愿回到溧阳老家。
邱行湘读完信，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老母尚在，一块石头落地了。妹夫无恙，又一块石头落地了。后一块石头溅起了他更多的情感的浪花——对于黄剑夫，他是深为同情的。如果说他以前钦佩黄剑夫对蒋介石忠心耿耿，那么他现在责怪黄剑夫政治上太老实了。这也难怪黄剑夫，多少热血军人把生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蒋介石，可是蒋介石欺骗了而且仍在欺骗着多少国民党人的良知呵！
未久，邱行湘收到了黄剑夫的回信。黄剑夫转达了他的南京军事学院同事蒋铁雄、赵云飞等人对邱行湘的问候。黄剑夫在介绍这所学院时写道：“院长是刘伯承元帅，教员多系旧军人，学员多系解放军高级军官。”战场上的对手现在走进一间课堂，这在邱行湘看来，已经耐人寻味；而战场上的失败者居然成为先生，胜利者反倒成为学生，这在邱行湘看来，更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但是，黄剑夫继续写道：“共产党人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钦佩，例如有学员名韦杰者，为了一段笔记不惜三次登门求教的苦心，尤其感人心怀。”——邱行湘此间也动情了，他现在至少明白：胜利属于敢于正视自已的军队。共产党之所以不败，因为她在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方的短处之前，首先承认了自己的短处和对方的长处。关于这一点，他认为决不是孙子兵法“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之类可以解释的。黄剑夫最后说：“没有机会看望你，请见谅。盼能加速改造，争取早日宽大。”读完，邱行湘忍不住掉下泪来。他有些责怪黄剑夫一点不体谅他在高墙之内的相思之苦。张小倩小姐的身影虽然常在眼前徘徊，想必已在海外成为他人的贤妻良母；大陆上的亲友虽然偶有书信来往，却是天各一方不得相见。间或有哪位战犯的亲人来到功德林，他总是羡慕不已——当然他只能是羡慕者之一——沈醉与他一起去胡同外面的食堂挑饭，一旦得知有谁的亲属来了，他们两人会同时扭过头去，对着大门的方向目不转睛。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有谁来看望他们？
看望他们的人来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这段话无疑是吹向功德林的一阵春风。
张治中、程潜、章士钊、劭力子、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踏着春风来了。他们在功德林接待室的北客厅里，与他们要求会见的来自八角楼下各条胡同的旧属、同学、同乡们紧紧握手……无须讳言，这种会面的那一瞬间，双方都是感叹嘘唏的。就程潜与文强而言吧。1947年冬，文强由东北内战前线转到长沙，追随湖南省主席程潜进行竞选副总统活动。程潜竞选失败后，挂出了“中国民主宪政协会”的招牌，挽留文强为之辅佐。适逢淮海大战拉开序幕，杜聿明特邀文强到徐州“剿总”出任副总参谋长。国民党国防部发表明令之后，杜聿明急电刘嘉树，催促文强启程。临行之夕，程潜为文强饯行。席间，程潜对文强说：“人心被延安抓住了，大局已将无法挽救，此去谨防做俘虏！”文强淡淡一笑，心里在说，棋子未动，胜负安知？颂公言之早矣！举棋勿悔，文强的命运果不出程潜所料，事到如今，不知文强是笑是哭？幸亏这天文强因病住院，否则他真不好在程潜面前表情哩。
再说傅作义与陈长捷吧。1948年底，天津外围各据点已被解放军扫荡一净，全城防线处于包围之中。就在解放军总攻开始之前，陈长捷等人收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信，如若他在复信中同意放下武器，那么历史又是另外一回事、陈长捷又是另外一个人了。但是，陈长捷表示：“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他等待北平傅作义主持全局动向，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他打电话给傅总部追问北平和谈发展如何，得到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的回答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直到解放军攻克天津的前一夜，在最后挣扎的巷战之中，陈长捷仍打电话询问和谈消息，结果还是李世杰的那句话：“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以致气得他将电话摔在桌上，破口大骂：“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骂人不对，所以现在陈长捷站在傅作义面前不仅没有启口，而且几乎没有睁眼。
然而，陈长捷毕竟是学过《资本论》的，关于“资本”的概念，他获得了最科学的解释。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只能得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那么他何必自寻烦恼呢！历史的误会自有冰消雪化之时，个人的命运却无天造地设之机，重要的依旧是赢得人生的剩余价值。这自然不仅仅是陈长捷一个人的思维。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功德林的接待室里升腾着弥漫着时代的气息。
81岁高龄的张难先为国民党73军中将军长韩锁好蓝色中山服的风纪扣，大声说：“好！精神振作起来，拿出当将军的样子，民族统一大业要靠你们出力气呵！”张难先与韩是湖北同乡，当年张在恩施湖北省政府当客卿时，韩是湖北省政府干训团教育长。这次，张特意来功德林看望韩的同时也要求见见其他相识。
张难先是邱行湘素所尊重的前辈，尤以为国为民、能上能下之精神令他惊叹不已。张难先在抗战前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下台后，回到湖北沔阳老家当县长，干得比当省主席还起劲，世人多以此为怪，故张难先与石瑛、李书城、严重并称湖北“四怪”。陈诚在恩施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时，对“四怪”特别尊重，邱行湘兼任恩施警备指挥官，奉陈诚命令，亦对“四怪”特别保护。
时过境迁。邱行湘现在坐在张难先的身旁，听着他不变的“民族统一”的呼声，望着他满是皱纹的嘴角，内心更是一阵翻滚。张难先又大声地说：“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身体要好，学习要好。今后，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律妥善安排工作，愿意去台湾、海外的，政府也予以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功德林接待室的陈设是十分讲究的。地毯、沙发、精美的茶具、各色的鲜花，包围着一个舒适的天地。邱行湘从来没有感到心境与环境的和谐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地步——包括他当年蜜月在秦淮河畔、热恋在石头城下。
人世间的情感多种多样，只要有火，就有燃烧的时候。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望着张治中等人远去的背影，战犯们围绕着这样的话题喃喃作语：“不是亲人，却是恩人。”念着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人交心的嘱托，战犯们牵动着这样的情思长长叹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准确地拍合了“民意”，决定给毛主席上书一封感恩信。
派谁起草呢？几乎是谁都愿意起草，而且几乎是谁都能够起草。但是不行，武将一律不取，文官择优而录。
庞镜塘就是在这个时候公开承认他并不是多情种子，长胡须实际上是他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断藕之丝。庞镜塘以他的魄力参加了感恩信起草人的竞选，而他的诚实赢得了多数人的选票，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北京大学又山西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从北伐开始就是搞政工的。于是，庞镜塘在手舞足蹈的情态中，扭头跑回第四组，开始了一个庄严的宣言的起草……派谁缮写呢？同样几乎是谁都愿意缮写，而且几乎是谁都能够缮写。但是不行，文官腕力不够，武将笔力遒劲。
邱行湘首推杨伯涛的字墨，杨伯涛又反推邱行湘的书法。推来推去，邱行湘默不作声了。说不定他开初就有借人来表己的企图，虽然用意并不坏。不然为什么现在眼巴巴地望着文强呢？文强曾问过邱行湘练字的诀窍，邱行湘说从临摹开始，洛阳龙门二十品碑帖，他一字不漏，一笔不疏。此时文强果然启口道，邱行湘与杨伯涛的书法，可谓姚黄魏紫，各有千秋，然上书人民领袖的感恩大札，是功德林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庄严肃穆，碑体可也。邱行湘一阵惊喜，他万万想不到龙门二十品有如此重大的用场。如果说在井陉河畔，他曾用毛笔写过《自传》，在人生的档案里留下了劣等生的笔墨，那么在功德林里，他将要饱蘸心血，在国民党人新生的篇章上留下第一流的文字。这里，我们无法看到邱行湘的墨迹。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从庞镜塘起草的信中，能够看到敢于正视自己的国民党人跟随时代前进的足迹。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罪大恶极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有的一贯拿着枪杆屠杀人民，有的一贯干着无恶不作的特务勾当。我们是人民的罪人，是民族的罪人，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全国人民请罪，向敬爱的毛主席请罪……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育，使我们万分感谢！我们只有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才能对政府对人民报恩于万一。
我们谨向敬爱的毛主席保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改造自己，彻底转变世界观，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一定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我们后半生献给人民，立功赎罪。
最后，我们想到美帝的无耻奴才蒋介石匪帮，今天还盘踞在台湾，我们无比地愤恨！我们相信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愿意为解放台湾贡献一切，甚至我们的生命。
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写这封感恩致敬的信。
谨致
最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1956年6月1日于功德林1号笔者最初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失望：在代表大陆国民党人的意志的历史文献中，既没有闪光之辞，也没有传神之笔。但是，倘若把这份给共产党领袖的感恩信与9年前（即1947年）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发布的“通缉”毛泽东的“平字第1906号训令”并排放在一起，那么我们立即会看到一束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光辉。
功德林的阳光是大门外照射进去的，这一束光辉应该是太阳辐射的折光。
端端地折光顺着八角楼下的各条放射形胡同，直照耀在走廊两侧的青砖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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