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研究者

    爱因斯坦博士于1933年冬天来到了美国，在这里展开了他的新生活。他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所，这是美国最进步的一所学校。弗莱克斯纳博士创立这所学校，主要是为了那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学术专长范围内继续进行研究。这位美国教育家仿照自由时代德国大学的模式创立了他的学校，开始时只设立一个数学系，但很快又增加了一些相关科系。

    按照弗莱克斯纳博士的计划，他所聘请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不仅要在课堂上与学生见面，更应该亲自指导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挑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实力，绝对不会因为他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最初，该研究所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大楼，到了1940年，就移至普林斯顿小镇郊外几里的大楼内。

    在高级学术研究所内，爱因斯坦教授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他不必定期上课，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做研究。美国大学校园里的随和气氛也令他感到高兴。爱因斯坦以前所认识的那些德国教授，随时都要装出一副政府官员似的严肃面孔。但在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里，教授们都很随和，一位教授可以在闲暇时从事园艺或打高尔夫球，也可能出现在橄榄球比赛场地上，热心地为普林斯顿球员加油，把声音喊哑了。往往在同一天晚上，这名热情的加油者又要担任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的主席。

    在普林斯顿，一位教授可能有十几种兴趣爱好，也有像爱因斯坦这样沉迷于自己研究工作中的。第一天被带去看自己的办公室时，学校人员问爱因斯坦需要什么设备。

    “哦，”他回答说，“两张桌子、一把椅子、纸和粉笔。哦，对了，还要一个大的纸篓，至于为什么要大的，因为这样子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错误丢进去。”

    在研究所里，爱因斯坦博士继续进行他多年以前在柏林所做的关于“统一场”的研究。这个“统一场”的理论，包括引力、电力磁力，以及原子核中的力量（它可以提供原子能）。爱因斯坦以前的目标——现在也是——是希望通过一项理论来解释这三种不同的力量。

    正如他二十年后对一位摄影师所说的：“你拍好照片后，就等于完成了工作。但是理论研究就不同了，工作永远没完。”他又说，“目前有两个年轻人跟我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日常问题。”

    幸运的是，一些聪明的年轻数学家及物理学家担任爱因斯坦的助手，替他完成了许多费力的计算工作，其中一位是黎格波·英菲尔德博士。英菲尔德的祖国波兰已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通过爱因斯坦的帮助，他才得以安全逃到美国。

    英菲尔德希望能与他最敬爱的爱因斯坦博士一起工作。他等待任命，却久无下文，因而显得有点不耐烦。爱因斯坦温和地安慰他说：“不要急，有许多问题等了好几个世纪才得到解决，你再多等两个礼拜也无妨。”

    跟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知道如何保持耐心。英菲尔德也拥有一种科学家的永远的兴奋情绪，他在自传《寻觅——一名科学家的诞生》里，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我属于科学家的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兴奋期和好奇期。在那段期间里，除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问题之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并不重要……我们也许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出正确的实验方法。我们必须尝试不同的方法，在黑暗中摸索。而我们一直知道，一定有一条宽阔而舒适的大路，通往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情绪，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一位学生，从事第一项研究时，都曾体会过这种痛苦、失望与喜悦交织的滋味。

    他们两人在一起作了许多次长谈，并从谈话中整理出他们两人合著的《物理学的演化》。这本书出版之初，英菲尔德将一本样书送给爱因斯坦，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出版商问了英菲尔德许多次“爱因斯坦喜欢这本书吗？”这叫英菲尔德博士怎么回答呢？因为爱因斯坦教授根本不曾打开过这本书。

    “某项工作一旦完成，他对这项工作的兴趣也就随之消失了，”英菲尔德说，“这同样适用于他的科学论文。后来，很多人拿了这本书请他签名，以致使他养成一种习惯，只要看到那本书的蓝色封面，他就会自动去拿起钢笔。”

    在这本书推出的前一天，纽约一家大报的记者在晚上十一点打电话给爱因斯坦博士，请他对这本著作说几句话。

    “我所能说的，都已经写在书上了。”爱因斯坦回答得很干脆，然后随即挂了电话。

    为了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这位记者是否会花费时间去阅读《物理学的演化》这本书尚不得而知。但的确是有很多人争相购买，使得这本书真正成为一本畅销书。英菲尔德很惊讶地发现，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的销量更大，甚至超越了当时非常畅销的卡耐基著作《如何结交朋友及影响他人》。

    爱因斯坦仍然不发表评论。他对这本书已没有兴趣，就像他以前曾经出版过十本书，但很快就把它们忘掉了。

    他的一位助理，班尼斯·霍夫曼向我们描述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人员讨论某个问题的情形：爱因斯坦教授总是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他把自己的头发缠在手指上，沉思一会儿，然后就会想出答案来。不过，有时候要花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就像在柏林一样，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家很快就成为音乐和闲谈的中心。这位满头银发、满面笑容的博士也成为最受附近孩子们欢迎的人。他们都很喜欢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欢度第一个圣诞夜的情景。

    在圣诞夜里，一群孩子前去按门铃，当爱因斯坦出现在前廊时，他们就开始唱起圣歌来。爱因斯坦很专心地听着，在演唱完毕后，有位小男孩要求他给他们一样礼物，他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礼物？”爱因斯坦问道。

    “哦，人们通常会给我们几毛钱。”

    “等一下。”爱因斯坦博士说。

    这些孩子认为他是要到屋里去拿钱。几分钟后他再度出现在他们面前，穿着皮上衣，戴着一顶小帽，手里拿着他的小提琴。

    “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唱歌我拉小提琴。”爱因斯坦说，“但你们可一定得分给我一点钱。”

    到达美国后，爱因斯坦一家人找到了一处宁静的避暑胜地，在这里爱因斯坦可以再度享受驾艇出游的乐趣。当时曾流传一个故事，有一次爱因斯坦把游艇开上了沙岸，后来被一位划船的小男孩发现了。

    “怎么了，先生？”他叫道。

    “现在的水太浅，必须等到涨潮后才能离开。”爱因斯坦回答。

    “要不要我去找艘大一点的船来把你拉出来？要等四小时之后才会涨潮呢。”

    “不必了，谢谢你。”

    “但是，这四小时你怎么办呢，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看着这位好奇的小男孩说：“我会很愉快的，我可以坐在这儿思考一些问题。”

    爱因斯坦教授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的同时，艾尔莎·爱因斯坦夫人则尽量使他们在米歇尔街的房子像他们的柏林老公寓那般舒适。熟悉的家具和照片使她不致觉得太寂寞。她知道这次已不再只是短暂访问这个友善而陌生的国家了。已届中年的她，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她经常想家，想念她从小熟悉的德国景色和人。她想不通，丈夫怎么那么快就能适应美国的生活！

    这时又传来她的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的不幸消息。在千里之外的异国得到这种消息，怎能不叫她这个做母亲的感到悲痛呢？幸好她的小女儿玛戈尔也搬到普林斯顿来了，使她稍感慰藉。

    跟着他们一家搬到美国的，还有爱因斯坦博士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小姐。她现在必须回复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信件，像是：“能否借助您的影响力来说服柏林的美国领事？我的家人和我都得不到签证，而等待签证的人又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赶快离开德国，可能就走不了了。”有位学生要求协助他进入美国大学，一位逃出德国但滞留在西班牙的犹太科学家请求爱因斯坦推荐他担任美国的一个研究职位，多么卑贱的研究工作都可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向乐于帮助不幸的人。现在他比以往更热心地向这些陷于绝境的难民伸出援手。曾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同时推荐四个人去担任美国同一家医院的X光医师？

    “我推荐四个人去担任同一个职位，”爱因斯坦承认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而且我也阐述了这些理由。相信医院方面会视其所长择优录用的。事实上，他们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件事，他似乎觉得很不好意思。

    到达美国后不久，爱因斯坦博士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为难民们筹募生活基金，结果募得六千美元。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他认为自己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募集捐款，以及利用他的名气支持他所感兴趣的团体。但现在，由于形势所逼，爱因斯坦开始撰写文章，并在电台发表演说，攻击日益严重的希特勒纳粹主义。他有绝对的权威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因为他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逃往美国定居的难民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在纽约世界博览会期间，巴勒斯坦亦在会场设立自己的展览馆。每当一个国家的展览馆揭幕时，该国的大使就要负责向美国大众致欢迎词。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仍在英国的控制下，并没有自己的大使，那么应该由什么人来代表巴勒斯坦致欢迎词呢？负责的委员会考虑了许多位杰出的犹太人，最后决定，再没有任何人能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能代表犹太人。

    不久，他甚至接受劝告，穿上僵硬的衬衫和礼服，出席纽约的一个午餐会，庆祝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技术学院在美国成立高级研究所。尽管他为人谦逊，但这一次，他似乎很高兴特拉维夫的物理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希伯来大学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校区，可以俯视整个耶路撒冷。该校还接受了爱因斯坦捐赠的“相对论”原稿，并把它视为一份最宝贵的礼物。

    巴特莱·克拉姆在他的《丝幕之后》一文中，谈到爱因斯坦给他的印象：

    他走进房内时，我们的听证活动受到打扰停了下来。虽然当时有另一位证人在作证，但当房门打开，听众们一见到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经常见到的那个熟悉的人影时，立刻发出如雷的掌声。他满头白发几乎垂到肩上，步子很慢，看起来就像是从圣经故事中走出来的先知。哈奇森法官大声呼叫让大家遵守秩序。后来轮到爱因斯坦发表证词时，哈奇森法官说：“那些认为我刚才阻止他们向爱因斯坦博士表示欢迎的人，现在可以表示他们的欢迎之意了。”房内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掌声。爱因斯坦博士低声向身旁的一位朋友：“我想，他们应该先听听我要说什么，然后再鼓掌。”

    曾在柏林出现的那种对爱因斯坦的英雄式的崇拜，在美国再度出现。有一次在匹兹堡，爱因斯坦向一群科学家发表演说，演说完毕之后，他退到礼堂的贵宾室，幕布开始降下。有位狂热的听众竟然跳上讲台，抢下爱因斯坦刚才在黑板上讲解理论时所使用的粉笔。这位听众虽然拿到了粉笔，却被急速降下的幕布打中头部，当场昏倒。

    当以“相对论”为基础的影片在纽约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放映时，许多无法挤进去观看的观众曾试图把大门推倒。第二天早上，一家日报的头条新闻是：“博物馆的警卫被科学迷制服，警方紧急增援。”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四千五百人为了观看爱因斯坦影片，在博物馆大打出手。”

    在爱因斯坦一家人搬到普林斯顿三年后，米歇尔街舒适的生活因为艾尔莎·爱因斯坦的生病而受到了影响。以前她经常在屋内进进出出，一会儿在厨房里为她的丈夫准备他最喜爱的茶点，一会儿又跑到客厅，对一位访客说，不可以打扰她的先生。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因斯坦并未去研究所的办公室，他都是留在家中二楼的书房里研究。从大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到艾尔莎十分喜爱的那个花园。他经常将桌上的一些文件推开，试着翻阅书架上的几本书。不一会儿，他就会坐在他妻子的床边，很少说话，只是静静聆听她诉说着在德国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有时候，她会提到她的女儿伊丽莎：“她是那么漂亮，那么年轻，竟然去世了。”一旦想起儿时在慕尼黑度过的岁月，她就会谈到爱因斯坦家里的花园，以及爱因斯坦最喜欢躲藏的那处树丛。“你那时真是一个很不友善的小男孩，你总是躲着我和玛雅。我希望玛雅能早点来看看我们，但我想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见到她了。”

    在艾尔莎·爱因斯坦去世几天后，英菲尔德前往米歇尔街拜访。家里的人告诉他，教授已回到研究所的办公室工作了。英菲尔德感叹地说：“只要爱因斯坦还活着，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的工作。”

    原子弹

    战争的火焰像草原上的大火，迅速蔓延了整个欧洲，但米歇尔街家中的生活却很平静。杜卡斯小姐把爱因斯坦夫人的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她照顾爱因斯坦有一套周到而严厉的方式，对于一些不速之客，也同样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玛戈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她经常前来看望爱因斯坦，给房子里带来年轻人的欢乐。她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教授很快就喜欢上它的娇态。不久，奇哥，一只完全不守秩序的小狗，也加入了这个家庭。

    1939年，玛雅来看望她的哥哥。许多初次见到她的人，都对他们兄妹如此相似的长相感到惊讶不已。玛雅的声音竟然也与她的哥哥十分相似，而且说话的语调也差不多，她爽直的个性也像她的哥哥。

    另外受到欢迎的访客是他的儿子汉斯、汉斯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伯纳德和小艾芙琳。伯纳德严肃而好学，小艾芙琳梳着小辫子，活泼可爱。汉斯在南方待了一阵子之后，带着家人搬往伯克利，在加州大学工程系担任教授。他的弟弟爱德华研究医药，和他的生母一起留在瑞士。

    1933年去美国时，爱因斯坦是以观光客的签证入境的，他急于要成为一位美国公民，但根据移民法的规定，他必须先在某处外国土地上向美国领事提出移民申请。因此，爱因斯坦就去了英国属地的百慕大，他在当地受到热烈的欢迎，美国领事也设宴款待他。现在，爱因斯坦已获准以一位永久居民的身份进入美国了。

    要想成为美国公民，没有捷径可循，他从百慕大到达美国之后，还要再等上五年，才能成为一位美国公民。他和玛戈尔以及杜卡斯小姐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宪法及美国历史。1940年是爱因斯坦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年，对他的秘书及继女而言也是如此。他们顺利通过考试，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说，他绝不会盲目信仰他的国家——不管他的国家是美国还是德国。身为欧洲人，他比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能清楚地看出，侵略国的阴影正缓慢、但肯定地笼罩在欧洲上空。他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意大利占领了无助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干预西班牙内政，德国占领了捷克。他对美国及欧洲民主国家的短浅目光及犹疑不决深感纳闷，这些国家居然对世界动乱袖手旁观。

    有一次，他问一位美国的高级外交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以商业抵制的方式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我们的商业利益而言，日本实在太重要了。”这是他所获得的答案，“我们的许多大商人坚持出售石油及废铁给日本。”爱因斯坦没有想到，一个爱好自由的国家竟然把战略物资出售给侵略者，这使他十分惊讶。

    同时还有人提醒他，抵制某个国家，以及拒绝购买它的货品，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宣而战。爱因斯坦已不再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仍深信，战争是人类的最大祸根。他也知道，现在不抵抗的话，就太迟了。当他读到从挪威到苏联的一些非战斗人员遭到屠杀的新闻时，当他想到欧洲最优秀、最勇敢的领袖们正在集中营中受苦时，他深信，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对付，否则，那些善良的人类都要从地球上消失了。一群比利时年轻人问他，如果比利时参加战争，他们是否应该拒绝参战？这位曾是“反战”领袖的科学家则断然宣称，他们应该为祖国的自由与和平而战。

    有一次，爱因斯坦的一位同事问他：“在科学发展方面，你下一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爱因斯坦的回答更像是一位诗人，而不像是一位科学家。他说：“一棵正在成长中的树，谁能预料它的树枝将会伸向何处？”爱因斯坦本人也没有想到，他那个著名的公式E=mc2会运用在战争中，而且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效果！帕萨迪纳的密立根博士在提到这个公式时说这个公式“是有史以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个公式”。他可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早在1905年，爱因斯坦就曾表示过，能量可以转变成为质量，而质量也可以转变成能量。在他发表这项声明的三十三年之后，这项理论成为铀制造的原理，并导致了原子弹的发明。

    1938年，奥托·哈恩和丽斯·迈特纳在威廉研究所一起研究这个公式。爱因斯坦一向十分欣赏迈特纳小姐，他称她为“我们的居里夫人”，他说这位奥地利女科学家甚至比居里夫人更伟大。哈恩和迈特纳小姐发现通过铀核裂变可以释放强大的能量。

    幸好德国人还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这是人类的幸运。丽斯·迈特纳由于拥有犹太血统，因此她的生命很快就受到了威胁，幸好她逃到瑞典去了。后来，由于德国在苏联前线失败，希特勒和他的将领觉得，他们再也不能把庞大的财力和人力用在哈恩和迈特纳的研究工作上，他们认为应把全部人力和物力用于制造急需的弹药。由于他们急于制造战争所需的武器，所以也就无法充分协助德国科学家们研究这项新而可怕的力量。

    在以后的发展里，显示了科学家彼此间的惊人合作。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及工程师，从爱因斯坦一直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原子弹戏剧性的制造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丽斯·迈特纳带着她的实验结果流亡国外，并见到了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尼尔斯·玻尔博士。玻尔虽然不像爱因斯坦那般举世皆知，但在物理学界也同样赫赫有名，而且在英国他曾和卢瑟福一起，对原子的构造做过漫长而深入的研究。丽斯·迈特纳的发现使玻尔更加兴奋，因为恩里科·费米——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暴虐统治下逃到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已经预测到这种可能性：分裂一个铀核子之后，经由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使其他核子重复分裂。

    从计算中获知，一磅铀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燃烧几千吨煤的能量，所以许多科学家们深信，如果制造出铀弹，其毁灭力将是一般炸药的几百万倍。

    费米在获知丽斯·迈特纳和玻尔会晤的结果之后，和里奥·西拉德——从柏林大学逃出的一位科学家——立即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办公室内会面，讨论需要多久可以制造出原子弹。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必须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实验室，以及提供科学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个计划告诉美国陆军或政府官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这些官员可能会斥责他们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教授。不过，罗斯福总统倒是经常召见科学家，并给予多方协助。因此，他们认为，如果直接去见这位三军最高统帅的话，也许这件事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但这件事必须保持绝对机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们急着见总统的目的。西拉德在柏林时就已经认识爱因斯坦，他认为，只要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能够说句话，就能很快达到目的。于是，他们两人联络了尤金·维格纳——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另一位匈牙利物理学家——在1939年8月的一个早晨，一起离开纽约，前往宁静的迪拉威小镇去拜访爱因斯坦博士，爱因斯坦正在那里度假。

    “你能写信给总统，”他们问道，“并要求他批准一个秘密的大计划，研究生产原子弹吗？”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点迟疑：“我写信给总统有用吗？我们以前并未见过面。”他又天真地说道，“他并不认识我啊。”

    西拉德笑道：“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你并且尊敬你。总统当然也知道你的成就，听说他对你也很仰慕，如果你肯给他写信，肯定会受到重视的，不管他有多忙。”

    爱因斯坦仍然犹疑不决，他望着夏日阳光下的花园，陷入沉思中。

    他悲伤地想，我以前还自称和平主义者呢！我曾一再宣称，将尽一切力量来反对战争，并拒绝参与任何集体性的谋杀；我还一度请求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继续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我怎么能利用我的影响力来发展这种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呢？

    他靠在椅背上，心事重重。那几位科学彼此对望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

    爱因斯坦又自忖：我们已经听到许多谣言，说德国进口了许多铀。如果再给德国人一些时间，他们必然会发展出原子弹，那时候纳粹就真的所向无敌了。原子弹将成为摧毁人类的最残酷的武器！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希特勒的残酷统治下，那岂不是更加残忍吗？

    这位满头白发的科学家走向他的书桌，拿起他的笔，慢慢写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我从费米和西拉德的手稿中，得知他们最近在做一项研究。我深信未来几年里，铀元素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能源……这种能源可以制造一种极为强力的炸弹，只要船只携带一枚这样的炸弹驶进港口将其引爆，则整个港口都会立即毁灭，附近的一切也都会化为灰烬。”

    爱因斯坦呼吁，由政府主持、科学家负责的调查工作，应立即在美国展开。他警告总统说，德国可能已在积极进行这项研究，如果让德国赶在前头发明了这种武器，那将是人类无可挽救的浩劫！

    为了保证绝对的机密，这封信不能直接邮寄给总统。谁能够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总统本人，而不致耽误太多时间呢？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位送信的使者——纽约市的名人亚历山大·萨克斯，他和总统身边的官员都有所接触。即使如此，仍然过了两个月之久，爱因斯坦的信才到达罗斯福总统手中。后来在最机密的情况下，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在美国秘密展开了。

    大约五年之后，在同样秘密的情况下，第一枚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特里尼蒂沙漠里试爆成功。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可怕的武器是否应该用在敌国身上？1945年春天，一想到要使用这种可怕的新武器时，每一位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都会忍不住发抖。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宣称：“我们这一代人已为这个世界带来从史前人类发现火以来的一项最具革命性的力量。”他和另外一些科学家要求美国向敌方发出警告，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可在无人的荒地示范爆炸，允许敌国代表前来参观这项试爆，使他们有所畏惧，赶快投降，以结束这场血腥的战争。

    但另外的许多科学家，包括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都觉得这种试爆表演不足以赢得战争。对他们来说，把广岛和长崎的人口消减或使他们受伤，然后再迫使惊慌失措的日本人投降，要比强行登陆日本，造成双方极大的伤亡，更为合乎人道。

    爱因斯坦接到一份褒奖令，称他为“原子能之父”，他立即提出抗议。他声明道：“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间接的。事实上，我并未想到在我这个时代会出现原子能。我认为，原子能只会在理论上出现。结果由于无意间发现了连锁反应，终于促成了原子能的实现，这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这是由哈恩在柏林发现的，但他本人也未曾真正明白这项发现所具有的真正意义。结果，丽斯·迈特纳提供了正确的解释，然后逃出德国，把这项资料交到玻尔手中。”

    当被问到如果当初他能预测到原子弹的后果，是否还会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时，爱因斯坦说：“如果德国人没有先行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他经常谈到原子弹的威胁。如果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公开的话，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将会毁灭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爱因斯坦接着又说，这项威胁也许会促使人类恢复一些国际秩序，如果不是出于恐惧，人类恐怕是不会这样做的。

    尽管爱因斯坦博士不喜欢参与公共活动，而且年纪也大了，但他仍被推选为原子科学紧急委员会主席，并继续积极参与这项活动。这个委员会募集了一百万美元的基金，推动一项教育计划，以保证“原子能将用在有益于人类的地方，而不是用于毁灭人类”。他在替杂志撰写文章、接受访问，以及在电台发表演说时，总是一再强调世界和平及正义，他说：“到那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了。”

    有人把原子弹比作潘多拉的盒子，从盒子里跑出许多祸害来危害人类（注：潘多拉是宙斯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当她来到人间时，天神宙斯赐给她一个盒子，当她打开盒子时，一切灾害罪恶全部从里面跑出来，散布人间）。在这个传说中，潘多拉最后及时把盒子关上，把“希望”留在了盒底。在未来的几年中，有关原子的研究也许会给人类带来幸福。

    即使是在当时，医药人员已经开始赞扬原子是治疗各种绝症的良方。他们认为，利用中子光束摧毁癌组织是可行的，放射性碘用以治疗甲状腺肿也被证明有极好的效果。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实验，研究利用放射性钙来治疗骨骼的毛病。

    进一步的实验指出，原子能已在营养学上制造出新的奇迹。乐观的人说，原子能的开发，不仅可以消灭饥饿，也可以消灭贫穷。无限的能量，就意味着食物、衣物及房子会被大量生产。城市里不再有贫民区，对于能源也无须再节约。房子冷暖气的电费只需每天一分钱或两分钱，煤矿会因无所用途而成为废墟。由于铀即将取代煤及水力，我们也许可期望出现这样的奇迹：在白人至今仍无法居住的热带地区装设冷气；建立大型灌溉系统，将美国沙漠变成肥沃的花园；工业将得到重大改革，工人也将有充分的时间用来娱乐及休息。

    爱因斯坦虽然无法看到这种“美丽新世界”的实现，但这将是他对人类热情、无私的爱心的最终目标。哈得逊河的“河边教堂”落成时，里面陈列了许多雕像，不仅有圣经中的人物和各个时代的圣徒，还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及思想家。最初大家以为，这些雕像最好不要包括目前健在的人物在内。但当教堂落成之后，里面却陈列了一座爱因斯坦的雕像，他的雕像和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科学家达尔文、牛顿等并列在一起。教堂牧师哈里·爱默森·福斯狄克博士有一次提到爱因斯坦，称赞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人类，体现了真正的宗教精神。

    这种颂词令爱因斯坦相当高兴，因为他一向具有真正的宗教精神。在他的《宇宙宗教》及其他文章中，他企图使大家了解，他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反对宗教，而是不断地追求及寻找他自己的宗教观念。

    班尼斯·霍夫曼回忆起他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研究室进行的长时间会议时说：“当讨论一项理论时，他好像是要把一项仔细策划的假设抛弃掉，因为他认为那太过人工化了。“我无法接受，”爱因斯坦这么说，“上帝的工作不会那么死板。如果我是上帝，我将怎么办？”

    在他七十岁那一年，虽然已经正式从高级学术研究所退休，但他仍然继续进行研究。有时候他前往实验室，有时候他坐在书房里，眺望着花园，思索着尚未完成的“场理论”。

    有很长的一阵子，他坐在那儿，陷入沉思，然后拿起铅笔，在一张张纸上写下无数的计算数字。细心的杜卡斯小姐会把掉在地板上的纸张捡起来，然后整理好。他仍然企图再多发现一点点，仍然急于要更了解这个世界。他就像一个对字谜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或是正在思考下一步棋的棋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字谜和下棋没有兴趣。他希望解答谜语，但不是捏造的谜题，必须是真正的谜题。他无法确定问题是从哪儿发生的，只能肯定问题永不会结束，只有继续凭借他的才能来解决这些谜题。

    受欢迎的教授

    不行不行，这么冷的天气，你最好不要跟我去散步。这位年老的绅士对他那头卷毛的小哈巴狗摇了摇头，同时把大门关上，然后沿着雪花覆盖的台阶轻快地走了下去，刺骨的寒风把他浓密的白发吹成乱糟糟的一团。他有一张圆润而温顺的脸，在这张脸的映衬下，那头蓬乱的白发就如同一道圣者的光环。天气太冷了，他只好停下来扣上他那件破旧皮衣的纽扣，然后把未戴手套的双手插入宽松的长裤口袋里。

    沿着米歇尔街走了短短的一段路，他停下来和普林斯顿的一位教授热情地互道早安，这位教授正顶着雪花，准备去大学上第一堂课。邮差也停在路旁，对这场新泽西州常见的大风雪作了一番精确的评论。到了下一条街，一个小女孩胳膊下夹着教科书，从花园小径上跑了过来。

    “哦，爱因斯坦先生！”她迎向他，“你记得上周你帮我解答那个数学问题吗？现在，我已经彻底弄明白了，而且昨天我还考了一百分呢！”

    “好极了！”他高兴万分，小女孩走在他身边。

    “我妈妈说，我不应该打扰你，因为你一向都很忙，”她滔滔不绝地说，“但我告诉她说，我已经答应你了，只要你帮我做数学题，我就要送给你一个冰淇淋卷。等这个礼拜六我拿到零用钱后，就给你带一个双份巧克力的来。”说着他们已来到街口转角处。小女孩说：“我必须赶快走，否则要迟到了。”正要走的时候，小姑娘却又停下来，责备似的瞪着他那双湿透了的皮鞋说，“爱因斯坦先生，你又忘了在皮鞋上套上橡胶套就出来了！”

    他贴近小女孩的耳朵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还忘了穿袜子呢。”他抬起头哈哈大笑，接着说，“还好今天没有被杜卡斯小姐或者我妹妹发现，要不然她们又该唠唠叨叨了。唉，其实像我们俩这样的年轻人，怎么能被这一点风雪给吓着呢，你说是不是？”

    一辆汽车缓缓地靠近路边，司机叫道：“到城里去吗，爱因斯坦博士？上车吧。”

    “谢谢你，我想散一会儿步。”

    “好吧，还要告诉你一声，我太太一定要我转告你，她十分欣赏你前天晚上在电台里的讲话。”

    几分钟后，一位送奶工从他的送牛奶专车上探出头大喊“哈喽！博士”。一位正要上菜市场买菜的家庭主妇，低声切切地向他道了一声早上好。这时，这位年老的绅士已经看到街尽头的火车站，他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他承认今天早上是稍微有点儿冷，也许该喝杯咖啡，暖和一下再走回去。“反正那两个女人是不准我吃早餐的。”他想。

    他正要踏进那家小餐厅，却被街角的那个卖报纸的小男孩叫住了：“嗨，爱因斯坦先生，要不要听点有趣的事儿？昨天，有几个相当时髦的家伙从火车上下来，我听到他们问一个男人米歇尔街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想去看你。那家伙说：‘我当然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爱因斯坦教授住在什么地方。’那些人说：‘你认识他吗？’他说：‘这是什么话，普林斯顿的每个人都认识我们的爱因斯坦教授。’”

    “进来，快点进来。”那位身材高大的希腊老板大叫，同时把大门打开，“怎么回事，爱因斯坦先生？你已有一个多礼拜没到这儿来了，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

    爱因斯坦教授独自坐上长柜室前的一张空凳子上，解开皮衣的纽扣，用力地摇几下头，把雪花从头发上甩掉，“克里斯，请给我一杯咖啡，再给我一块你那种很好吃的甜饼。”

    几位穿着厚毛线衫的大学男生停下了他们对棒球得分的争论，一起向教授问了声好；一位计程车司机暂时放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替教授点燃烟斗。

    克里斯把咖啡和甜饼端上去，然后在爱因斯坦旁边坐了下来，说道：“博士，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不知道你是否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你说。”爱因斯坦回答道。

    “我前两天看了一本旧杂志，杂志上提到了您的一本书，您在书中说道，我们置身的太空一直在不停地旋转。我忽然想到……”克里斯做出了旋转的姿势，然后却又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那几个大学生也在盯着他看。

    “想到了什么？”爱因斯坦博士鼓励他，同时咬了一口他妹妹禁止他吃的甜饼。

    “我担心，如果我到了太空，却发现那儿什么也没有，那我要到哪儿去呢？”

    爱因斯坦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不要担心，克里斯。”他安慰他说，“你永远也不会跑那么远的。”说完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说道，“真糟糕，我出来时一分钱也没带。”

    “没关系。”克里斯安慰他，“上次你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到你多付了我一毛五分钱。”

    “是吧，我从来就不认为我是数学家，”爱因斯坦微笑着，“我总是会给错钱。”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走出餐厅，随手将门带上。这时，其中一位大学生笑着说：“他就像是笑话中经常提到的那位心不在焉的教授。你们大家可曾听说过那次他在普利斯顿替英非尔德博士示范他的一项理论的情形？你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从来不系裤带的，偏偏那天他又忘了系皮带。因此那一次简直忙得要命，先要抓住裤子，然后又要试着在黑板上画线。”

    大家都笑了起来，只有克里斯例外。

    “你们不应该取笑他，”他不满地说，“我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我听许多人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爱因斯坦仍像往常那般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雪已经停了，各家各户都忙着铲自家门前小路上的积雪。一些见过他的人简单地向他道声早上好，其他人则停下工作，两手扶着铲子，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从天气一直谈到来自欧洲的最新消息。爱因斯坦只简单地回应几句，他希望能尽快脱身，于是他友善地道别，并挥挥手中早已熄灭的烟斗。因为他突然想到，时候已不早了，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他边走边想，热情的人太多了。明天我要从另一条路到城外去，那儿可没有这么多熟人。如果老是停下来聊天，哪儿还有时间去思考呢？

    临近米歇尔街尽头的那一段路几乎空无一人，当他回到他那栋白色、木板屋顶的房子里时，他早已在深思一个问题了。由于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以至于他都未注意到有一个陌生人坐在他屋前的走廊上。

    那位年轻的陌生人叫了一声“爱因斯坦博士”，他说：“我为了要见你，已经在这里等了近一小时了。”

    他讲话的德国口音很重，爱因斯坦一向喜欢讲自己的母语，因此他也用德语回答：“你怎么不按门铃呢？”

    “我已经按过了，”这位访客也改用德语回答，“但应门的那位女士不让我进去。”他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那只黑色皮箱，“我告诉她我并不是来推销东西的。我说我只是想要拍些你的照片，并且做个简短的访问时，她立刻就把大门关上了。”

    爱因斯坦尽量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说：“杜卡斯小姐做得很对。我经常告诉她，我不愿再拍照片，而且也不再接受访问。只要开了个先例，就要接受好几百次的访问，这么一来，我就没有时间做我的工作了。为什么人们老是想要阅读有关我的报道呢？其实，我所要说的话全都记载在我的书里了。”

    “但是——”那个年轻人绝望地说，“如果我不弄篇报导，或是一两张你的照片回去交给编辑，我的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目前在纽约还有许多难民，都急于找工作维生呢。”

    爱因斯坦叹了一口气：“唉，难民，其实我自己也是难民，只是我幸运得多，我来到这个国家时，已经有安排好的工作。我实在抱歉，无法帮你的忙。不过，看你冷得发抖，如果你愿意进来暖和一下，我倒是很欢迎。可是，真不好意思，我又忘带钥匙了。”

    在等着秘书来开门的时间里，老人以敏锐但和善的眼光打量着这位访客，从那顶外国式软帽下的金黄头发，一直往下看到他那双宽大的鞋子。“你刚来这里不久吧？”他猜测地问道，“你是从德国哪里来的？”

    “我的家人——”年轻人有点踌躇地说，“他们全都死在集中营里。我的家本来是在德国乌尔姆。”

    “乌尔姆！”爱因斯坦抓住那位青年的手，用力摇晃，“那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啊。”

    一位脸色相当严厉的妇人打开了大门，她还来不及开口，爱因斯坦已经愉快地介绍了这位不受欢迎的访客。

    “杜卡斯小姐，这位年轻人是从我的家乡——德国乌尔姆来的，我好久没有见过老乡了，多难得呀！我已经打算请他进来坐一会儿，顺便问一些我的德国朋友的消息。”女秘书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话，他们已经走进了客厅。“杜卡斯小姐，你看他冻成什么样了。等他稍微暖和一下，再让他走吧，今天实在太冷了！”

    “既然很冷，你为什么不穿袜子就出去了？”杜卡斯小姐责问他道，“你一出门，我立刻就发现，我为你准备的这双新的羊毛袜搁着没穿。”

    那位年轻人悲伤的眼神迅速扫过这间雅致的起居室里的钢琴、书架，以及客厅后面的古董家具。

    “这儿使我想起我的老家。”他喃喃地说。

    “我很幸运，我把我的家具从柏林的公寓全都搬来了。”爱因斯坦告诉他，“希特勒没把我这些东西拿走，因为我还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帮了我这个大忙。这些长窗的外面有一座漂亮的花园，这就是我太太选中这栋屋子的原因。我们在这儿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可惜，她已经去世了，现在是我妹妹玛雅和好心的杜卡斯小姐照顾我。”

    “没有人能够好好照顾你，”杜卡斯小姐不满地说，“赶快把那双湿淋淋的皮鞋脱掉，我去拿双拖鞋给你。坐下来，看看你刚才在雪地中散步时邮差送来的信。我把你要到纽约演讲的电报放在最上面，这封电报得马上回复。”

    说完她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坐下来，好孩子，坐下来！”爱因斯坦招呼着年轻的访客，自己也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坐下。杜卡斯小姐把袜子放到他的膝上，他说：“谢谢你，海伦。好的，好的，我马上就看信。但是，这位年轻人得先告诉我——”

    “我早已告诉过他，你没有时间接受访问。”杜卡斯小姐提醒说，“你为《新闻报》撰写的那篇文章的某些部分，必须马上要整理成原子弹委员会所要的笔记，委员会的人今天下午就要从华盛顿赶来了。”

    “不接受访问，”爱因斯坦笑着向她保证，“只给这年轻人十分钟时间，让他暖和一下身子，并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你就可以把他赶到雪地上去了。”

    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这位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敢打扰您，但如果您能稍微对我谈谈您自己，并让我拍张相片，我相信一定可以使我得到我想要的这份工作。”

    “不行，有关于我的照片已经太多了。有一次，一个新闻记者想要拍张我拉小提琴的照片。我告诉他：‘咱们换个方式好了，你愿不愿拍张我倒立的照片？’”

    这位年轻的德国小伙子勉强笑了笑说：“我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的。”他的嘴唇发抖，同时弯下身子提起皮箱，“我想，是不是可以看在我们都是难民的份上——”

    这位大科学家在自己心里想着：是啊，我们都是难民，如今我已经安全地躲在港内，而这个孩子却在美国无依无靠，实在是可怜！

    “如果你动作快一点的话，”爱因斯坦语气温和地说，“在杜卡斯小姐回来之前，你可以替我拍一两张照片。趁着你在打开皮箱取出照相机的时候，我可以回答一些你的问题，算是接受访问。不过，所有这一切以前都谈过了——我早年的情形，以及如何在一夜之间变得举世闻名，德国人如何把许多荣誉加在我头上，然后又宣布我是一名叛徒，并悬赏要我的人头。你不必浪费时间问我对乌尔姆有什么回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亲离开了那儿到慕尼黑生活了。”

    爱因斯坦一只手摸着卧在膝头的那只小狗，眼睛望向窗外，他似乎在思索一些很遥远的事情：“慕尼黑，我已经离开那里很久很久了，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不过有时候想到那里，有两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呢。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往往是已经过了睡觉时间了，我却悄悄坐在睡房前的楼梯口，听着从楼下传来的音乐声，那是我母亲在客厅里弹奏贝多芬的乐曲。还有一件事，就是大概五岁那年，有一次我看到了父亲表链上的一个玩具罗盘。我现在常常想，大概就是这个罗盘让我第一次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年轻人走后不久，有几位朋友前来拜访，大家聊了一会儿，然后举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爱因斯坦现在很少演奏小提琴。他宁愿靠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做一名听众，但现在音乐声似乎越来越遥远。他那双探寻宇宙之谜、永远充满疑问而毫无恐惧的眼睛，逐渐变得睡意蒙眬。他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德国，那是遥远而不再出现的德国。

    也许他看到了一位睡眼惺忪的小男孩，虽然早已过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但他仍然坐在黑暗中的楼梯口聆听，他的母亲在楼下的大厅里演奏贝多芬的曲子……1955年4月18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全世界都震惊不已，几天之前他因身体略有不适而住进了普林斯顿医院。他于凌晨一点十五分去世，当时只有一位值夜班的护士在他身边。她说他在睡梦中说了几句德语，她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全世界的领袖、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及学者都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致哀，举世为之哀悼。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在20世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爱因斯坦的贡献超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谦逊、更充满智慧。对生活在核子时代的每个人来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显示了个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所能产生的无比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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