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首先提出性的解放与从性中解放这一对概念的区别。福柯赞赏身体和快乐，反对欲望、身份和现行性机制。他说：“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其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转引自Halperin，96）
如果我们想防止把个人的身份变成个人存在的法律、原则和规定，那么我们最终必须抵制性本身，因为是性把欲望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人的独特固定的形象，赋予主体它的“真我”——一种作为社会规则和个人管理的客体的构成了个人及其功能的所谓“真正的自我”。现代的权力技术利用了性，以便赋予我们一种个人身份，这一身份部分地是由我们的性身份来定义的。通过为我们赋予这个身份，把我们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福柯指出：“仅仅因为这种性概念便于我们去战斗（为了我们自身的同性恋倾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就没有包含着某些危险。存在着一整套性生理学，以及掌握着这一套的医生和心理学家，简言之，它由正规化的机构来掌握。在我们上面，有医生、教师、立法者、成年人、家长，他们都在谈性！仅仅有性解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性观念本身中解放出来。”（转引自Halperin，9596）
福柯在1977年接受过一次采访，发表出来的采访记录的标题是：“打倒性的专制！”他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为快感的分散化和局部化而奋斗。”他提出：“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身体——用它们的成分，它们的表面，它们的物质，它们的体积——来发明一种不受限制的性感：一种具有挥发性和弥散性潜力的肉体性感（爱情，情欲，爱欲，情爱，情爱能力，性欲），一种具有获得快感的机会和随心所欲获得快感机会的肉体性感。”（转引自Halperin，91，96）
福柯对虐恋最重要的一个评价就是将其视为从性观念本身的解放，是肉体快感的非性化过程。他并不把虐恋看作一种生理或心理本能的表现，也不认为它得到的最好待遇仅仅是使一个宽容的社会允许它存在，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形成了亚文化社会群体的广泛实践，是现代人可以从事的一种新的性活动。他认为虐恋是一个“发明的过程”，虐恋活动使性快感与性相脱离（在虐恋活动中，性伴侣的确切性别和性倾向丧失了作为性兴奋的前提的重要性），使身体快感与某种特殊的器官相脱离，与生殖器官相脱离。据此，虐恋使肉体与快感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成为可能，持续的虐恋实践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变人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福柯说：“虐恋实践是一种快乐的创造……这就是我们说虐恋是一种真正的亚文化的原因。它是一个发明的过程。虐恋是将策略关系作为快乐（肉体快乐）的源泉……这种将我们的身体作为多种快乐的可能的源泉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转引自Abramsonetal，4）福柯又说：“在我们所处的状况中，应当有一种发明……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存的一切远未占满可能性的空间。应提出一个真正不可避免的挑战：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发明什么新的游戏？”（转引自Weeks，in Parkeretal，45）
福柯是将虐恋作为一种创造性和自我转变的实践来看待的。他指出：“利用我们的身体作为多种快乐的可能的源泉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事。例如，如果你观察快感的传统方式，你观察身体的快感或者肉体的快感，总是吃喝和性交。那似乎是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快感理解的极限。”（转引自Halperin，9293）福柯对友人抱怨说：19世纪发明出无数变态性欲望的类型（我理解为被被动定型的生理欲望的类型），但在性快感的方式（我理解为主动追求和选择的行为方式）上却什么也没有为后世创造出来。福柯在评论虐恋时多次对欲望和快乐做了区分。所谓快感的新方式，他指的是虐恋、拳交、某些麻醉剂及新式性环境，如桑拿、浴室、性俱乐部，其中可以经历到新鲜的多种多样的性快感。他说：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是，几个世纪以来，一般人、医生、神经科大夫甚至解放运动，总是在谈欲望，从来不谈快乐。他们这些人总是在说：“我们必须解放我们的欲望。不对！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快乐，随后可能才产生欲望。”（转引自Halperin，93）从福柯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彻底的文化建构论者，那些千百年来一向被视为人的生理欲望的东西，在福柯眼中不过是人们主观的追求和选择而已。
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福柯的基本思路很明显属于文化建构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这些所谓“欲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文化教化出来的，是后天形成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解放这些莫须有的“欲望”，而是追求快乐本身，创造快乐本身。这就是对新的快乐形式的创造，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对新的人际关系类型的创造，对新的文化形式的创造。
虐恋对福柯的吸引力在于虐恋亚文化的形成，在于“用一个人的性去获得多种类型的人际关系”，在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定义与发展”，在于“创造文化形式”。在福柯看来，虐恋具有乌托邦政治实践的意义，因为它们打破了正规的性身份，造就了反抗性规则的手段，一种反规则的形式。尽管这些活动本身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是纯粹为了追求快乐的。这种强烈的肉体快乐的粉碎力，通过身体的其他部位，脱离了快乐的绝对生殖器官固定化和局部化，使作为性身份基础的自我的心理和肉体整合变得分散和模糊了。通过打破性的主体，奇异的性活动开创了一种可能性，即造就一种非个性化的自我，一种作为正在形成的伦理实体的自我，成为进一步转变的基础。
正如福柯所热衷的“极限体验”一样，虐恋者有时称虐恋活动是共同探索身体的忍受极限。虐恋是性的剧场，在那里双方自愿的伴侣从事着极端的活动，从捆绑到拳交，将屎尿、精液、唾液与土掺杂在一起，全都在人类忍耐力的极限，以期获得宣泄与快乐的强烈感觉。虐恋者兴致勃勃地投入“受虐考验”，以证实自己忍受不适、疼痛或羞辱的能力。在考验中，痛感与快感成正比增长。由于虐恋的仪式与宗教仪式十分相像，有人认为虐恋的艺术就是基督教艺术的变体。许多虐恋者都感觉到，虐恋经历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自由感和酣畅淋漓感。它使人得到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感觉，是一个人可以经历的最为强烈的经历。这就是很多人不好意思从事这种活动的原因，它的确能给人带来赎罪感。
虐恋为人们提供出观察性本质的新角度，它将肉体快感与性快感区别开来，它使人的肉体快感与性器官相分离。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证：性快感竟能来自用舌头舔另一人的耳朵，来自人在被皮鞭挑逗时所引起的恐惧感，或者来自用手指触摸情人的黑色内衣。它表明，快感不仅局限于身体的一个部位，一个孔道，或一种特定的性活动，而是可以在高度仪式化的条件下将各种各样的动作性感化。仪式成为提高快感的关键，而这些行为无论有多么不同，多么奇怪，多么犯忌，多么极端，全都变成将自己投身于性快感之中的隐喻。在虐恋活动中，仪式与身体的某些部位同等重要，情境的性感化与性高潮同等重要。虐恋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出性的本质和真意，那就是：性的极端形式是特殊的精神宣泄、净化和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极限体验才能经历高度的快感。虐恋政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它是性政治领域中一种最为激进的尝试，要把快感作为性的基本目的。虐恋是非生殖性性活动的精华，它违反了保持浪漫主义的性神秘感的禁忌，快感成为它存在的理由和报偿。
有人总结虐恋活动的四个主要因素：神经的快乐感觉，精神的经历，个人心理压抑的释放，纯粹的游戏。（Truscott，in Thompson，21）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虐恋使他们经历到“狂喜”（ecstsy）的感觉，有一种迷失了自我、与伴侣融合在一起、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在一些宗教感很强的人中，虐恋活动使他们产生了与宗教实践相类似的感觉。许多人从事虐恋活动不是因为期望得到狂喜，而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狂喜。将幻想实现出来可以产生一种健康和完美的新感觉，可以达到狂喜和精神升华的境界。
关于虐恋的正面功能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认为，虐恋活动可以使人进入一种恍惚（出神）状态，当事人会飞升进入一种意识的更高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宗教和精神的境界，在传统上被称为狂喜状态，又译喜乐状态。其典型例子有中世纪的自我鞭笞教徒，墨西哥的朝圣者，美洲印第安人的欧基帕（OKeePa）仪式，印度的卡万迪（Kavandi）仪式等。在此类仪式中，有大量的多种多样的身体穿刺，甚至用皮肤上的穿刺把身体悬吊起来，从而达到狂喜的状态。与古代社会相比，仪式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已渐渐被淡望。而虐恋却有很强的仪式化倾向，一切行为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做得正确无误，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氛围进行，表现出对仪式的尊重。
桑普森（Thompson）关于狂喜的观点非常新颖，也非常重要，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国家中有99%的人不仅处于触摸饥渴（touchstarved）状态，而且处于狂喜饥渴（ecstasystarved）状态。他们没有经历过有规律的快感，只是在高潮时经历几秒钟的快感。我想说的是，有这样一些方式，不仅可以使人在性快感到来之前经历更多的狂喜，而且有些方式可以使这种狂喜延长到性快感之后。这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如果人们能经历更多的快感，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性爱崇拜每天经历一次充分的、强烈的快感，并且一点也不为此感到羞愧，它就会使我们这个人种改变，使进化的过程改变，指向实现人类潜能的方向。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只有崇拜一词接近我想加以表达的事物，那是一种敬畏感，是婴儿第一次出子宫时对其父母所具有的那种敬畏感。我们想经历的就是这种崇拜的感觉，这种感觉已被我们的文明丧失殆尽，以致人们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甚至不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了。”
“部分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对狂喜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的社会几乎一点都不支持去探索这样一种东西，它就是原始的狂喜。因此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它仅仅看成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探索，可有可无。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狂喜仅仅是生活这块蛋糕上的糖霜，而我想说的是，它是这块蛋糕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它是全部。对于我来说，没有宇宙性感狂喜的一天就像没有阳光的日子。但对于今天占压倒多数的人们来说，根本就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使我想起那首歌：重归苏连托。这歌声就像人类内心最深处无意识地对宇宙性感狂喜的不死的爱，就像在呼唤我们重归性感狂喜，否则——就像歌中最后一句那样——否则我一定会死去。”（Thompson，292293）
拉金（Purusha Androgyne Larkin）是虐恋亚文化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关于狂喜经验对于人类的健全极为重要的观点。他指出：“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你到达了快乐与痛苦的极致之时——快乐或痛苦的极端感觉，尤其是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你的精力集中起来。它使意识集中，会使你到达一种神秘的境界，或意识的狂喜状态。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为这种状态起了许多不同的名字。在禅宗中叫做萨托力（satori），在印度传统中叫苏玛蒂（sumadi）。还有许多名字。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称之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许多这种体验与性欲无关。”（转引自Thompson，289）
德鲁兹认为，受虐倾向所涉及的领域远远超过一种性变态的范畴；受虐美学（masochisticaesthetic）也远远超越心理病的范畴。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Studlar，14）虐恋者喜用英文catharsis这个词来表达他们的感觉，意为精神发泄或感情受艺术的作用而引起的精神净化。虐恋是通过亲密关系进行的治疗和精神宣泄，把人从暴力的权力和内心的幻想中解救出来。柯丽菲亚说：“一次成功的虐恋活动不是以性高潮为结尾，而是以精神宣泄（catharsis）为其结尾的。”（转引自Weeks，1985，238）实证调查显示，有些长期的虐恋对子不仅是角色互换的，而且其原则是谁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大谁就在虐恋活动中做屈从者。这就充分说明了虐恋活动有宣泄心理压力的作用。
虐恋倾向有一个更古老的来自生理学的名字，叫做虐淫（algolagnia，又译痛淫）。无论是生理学还是社会学，都对这一现象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虐淫唯一确切无误的知识是：它具有强大的快感潜力。有相当数量的受虐者证明，在受到拷打时，他们有一种相当微妙的体验：这是一种宗教的、梦幻的、美感的体验，有时能够达到启示（获救感、飞升感、极度的精神宣泄感）的境界。日内在其名著《玫瑰奇迹》中描述过这种感觉。
一位虐恋者的感觉很有代表性，她说：“我的意识状态改变了，所有反面的感觉全都离我而去。每次虐恋活动过后，我总是感觉到一种敬畏的然而又是平和与放松的心情，觉得自己是被人所爱的，是可以爱人的。没有任何其他感觉可以超越这种感觉。它使我内心充实，充分地感觉到自我的完整存在。与这种感觉的最佳对照是麻木和无感觉。”（Thompson，55）另一位虐恋者说：“我通过虐恋获得一种神秘体验，一种对自我的神秘的理解和力量。我们获得对世界上的暴力和权力的理解。我们还学习男性之间的关系和在任何群体中发展协作性的自然人类本能。”（Stambolian，in Dennenyetal，167）
受虐美学就是人们对一种既美丽又痛苦的快感的体验。受虐倾向是一种对预期、感性和美学的高度敏感。一位心理医生这样谈到他的一位虐恋“病人”：我的一个病人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抗拒心理交给我一份写下来的受虐幻想，他满脸通红，急急忙忙地对我说：“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来治疗的原因。它很可怕，有病，可它又很奇妙。我恨它，可它又是我最喜欢的幻想。我不能容忍它，可我又爱它。它令人恶心，可我又不想放弃它。”（Cowan，106）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揭示出对屈从、受难、快乐、崇拜和对死亡本身的矛盾心理。
对于某些虐恋者来说，达到狂喜境界的一个手段是拳交。“拳交不可避免地引导我进入深层的色欲，达到性感疼痛与性感快乐相结合的状态。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达到狂喜状态：痛感与快感结合在了一起。与我交谈过的所有有过拳交经历的人说法都相当一致：他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强烈的狂喜。”（Thompson，292）
有专家认为，“拳交也许是20世纪唯一一种性活动的新发明。”（Halperin，92）更确切地说，拳交是20世纪直到电话性活动（phonesex）、传真性活动（faxsex）和电脑性活动（cybersex）发明之前的唯一新发明。虽然由于艾滋病的发现，拳交被列为高危行为，但虐恋因其不含体液交换反而被视为安全度最高的性行为。我们可以庆幸，被福柯列为新的快感形式和极限体验的许多新实验、许多奇异的性活动仍保有其价值，福柯关于不要性解放而要从性解放的思路仍是广大人群的实践。
更有同性恋理论家指出，以肛门为中心的同性恋活动是从异性恋的阴茎中心的解脱，是对性的生殖功能的完全否定：“虐恋是这样一种情形：它是我们自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以来就一直向往的，一种在真正的硬汉之间发生的性游戏，它是一座剧场，如果异性恋男子在一起也会这样做的。它又是一座脆弱的剧场，是一座无声的舞台……它不是负罪感的表现——为了打破社会对同性恋的禁忌——虐恋的规则表达了一种精致的快乐，通过自己的漫画形象摧毁我们受压抑的社会形象。”（转引自Grant，235）
在许多文化中，精心选择出来的肉体压力被当作创造精神和情感升华境界的方式来使用。参加虐恋活动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做了大量奢侈的事情，一些虐恋活跃分子说，他们所经历的转变自身的经验更多与精神领域有关。罗宾在谈到旧金山地下墓穴的虐恋活动时说过：“地下墓穴的性活动常常是强烈和严重的……但它也具有一种游戏的性质，游戏沙盘中的孩子气……地下墓穴的环境使成年人对身体产生出一种几乎是孩子式的好奇。它帮助人们探索身体的感觉能力，这种能力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Halperin，104）
虐恋活动有强烈的治疗作用。疼痛可以起到增强快感的作用。虐恋不仅是可以接受的性活动，而且具有独特的魅力。有人认为，虐恋为人们赋予了一个机会，“回归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动物性自我。”（Ehrenreichetal，121）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虐恋的快感比正常性活动的快感更深刻、更色彩绚丽、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更高。受苦和受痛使快感程度加深。积蓄愈久，爆发愈烈。这就揭示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虐恋倾向不是少数人的偏爱和怪癖，而是在一般性欲强弱程度系谱中较强的一侧。换言之，虐恋冲动与“正常”性欲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它只是一种比一般性欲更加强烈的欲望。性受虐倾向的原因之一是过剩的性欲。
一位调查虐恋卖淫业的社会调查者这样谈到他的感觉：我试着想像一下我鞭打别人或被别人鞭打的感觉之后，我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相比之下麻木单调的性生活略感失望。（McRae，45）他的想法从反面揭示了虐恋活动的魅力，它的魅力主要就在于摆脱一般性活动的麻木单调的感觉。虐恋是性的奇迹。虐恋者都是可以变体的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我想，虐恋给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自由感、快乐与狂喜的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人将虐恋行为概括为三个鲜明的宣言：它对于性权力的性质提供了独特的解释；它是治疗性的和精神宣泄性的；它揭示出性的仪式性质和游戏性质。（Weeks，1985，237238）它的动因可以被概括为：现实乏味，要游戏、戏剧；现实可怕，要化解；现实紧张，要放松；现实严酷，要轻松；现实虚假，要真实；现实疏远，要亲近；现实无爱，要爱。有人认为：色情是贵族生活方式的产物。我以为虐恋也是如此。它不仅是在温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而且是在自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如果一个人处于温饱不得保证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拿他的贫困状况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暴力关系的威胁之下，你就不能拿他遭受暴力侵犯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奴役状态下，你也不能拿他的奴役状态开玩笑、做游戏。换言之，对于那些做主人奴隶游戏的人来说，现实中的奴役关系必定已不存在；对于那些做暴力游戏的人来说，现实关系的暴力必定已不存在。这就是虐恋活动的精华所在。它是贫乏的俗世生活中的奢侈品，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是少数最懂得享受生理与心理快感的人们的一个游戏，是人类感观的极限体验。
选自《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与参考书目：
奥斯丁等：《人类性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
德鲁兹：《受虐倾向，冷酷与残忍》，佐恩出版社，1985年。
福柯：《哲学，文化，访谈录及其他著作，19771984年》，路特莱芝出版社，1988年。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达顿出版社，1962年。
哈波林：《圣人福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金西：《人类女性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1953年。
马库斯：《疼痛的滋味，关于受虐倾向与女性的性》，索文尼出版社，1991年。
瑞克：《关于爱情与淫欲，浪漫及性感情的心理学》，法拉斯特劳斯公司，1949年。
桑普森：《虐恋群体，激进性行为，人，政治及实践》，阿里森出版公司，1991年。
温伯格等：《双向吸引力，理解双性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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