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
虐恋亚文化首先出现在文学活动和商业性虐恋服务中。最早的虐恋文学当然是虐恋一词所由产生的两位著名作家萨德（Sade）和马索克（Masoch）的作品，虐恋（sadomasochism）一词最早就是由心理学家艾宾根据他们两人的名字创造出来的。除他们两人外，还有大量有名和无名的作家的署名或匿名的文学作品，尤其在英国，这些作品使虐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地下色情文学中的一个明显特征。
对性鞭笞（sexualflagellation）的广泛爱好——欧洲大陆称之为“英国恶习”（Englishvice）——造就了大量性鞭笞题材的书刊。实际上它不仅满足了性鞭笞爱好者的需求，也满足了性鞭笞观淫者的需求。在1838年，伦敦一位出版商坎农（Cannon）说，在他的出版物中，鞭笞这一内容的书从很早就存在，而如今在伦敦人们仍然深深耽溺于其中，不少于20家专门机构完全靠这类活动来谋利。
调查表明，在虐恋活动中，喜欢扮演受虐角色的比喜欢施虐角色的人数要多。此外，参与社会上的虐恋活动的男性比女性人数要多，这就意味着男性受虐者比较不容易找到女性施虐者。由于女性施虐者严重短缺，于是这方面的收费专业从业人员应运而生。值得提起注意的是：在伴侣式的在私人场合进行的虐恋活动与商业交换式的虐恋关系中有着明显的区别——商业性虐恋活动属于劳动范畴，而伴侣式虐恋活动则仅仅属于情感的范畴。商业虐恋活动应被视为只是冰山之一角，更大量的虐恋活动还是伴侣式的私下活动。
早在17世纪末，英国就有虐恋性质的商业服务，即专营性鞭笞的妓院和妓女。到了18世纪时，英国已经成为一个以从鞭打中获取性快乐而著称的国家。瓦德（EdwardWard）报导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年伦敦的性鞭笞妓院的情形。他的《伦敦间谍》一书最早出版于1698年，是对当时伦敦大众文化的宝贵记录。作者在其中以第一人称写作，讲到一次同友人去妓院的经历。当他问友人刚才一位顾客询问“有没有鞭子”是什么意思时，友人向他解释道：这个反常的禽兽付给那些妓女钱，然后她们会脱掉他的裤子，鞭打他。在整个鞭笞过程中，他不断地请求施刑者发慈悲，就像被绑在鞭笞台上的罪犯请求宽恕那样。但是他越是哀求，鞭笞就越是猛烈。她们鞭打他直到他兽性的快感得到宣泄。（Ward，34）
伦敦有名的性鞭笞妓院有查莫斯夫人（Mrs Chalmers）和挪伊夫人（Mrs Noyeu）的妓院，琼斯夫人（Mrs Jones）的妓院；伯吉斯夫人（Mrs Burgess）的妓院，普利斯夫人（Mrs Pryce）的妓院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伯克利夫人（Mrs Berkley）的妓院。伯克利夫人在同行中是最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一位。她常常把藤条浸在水中使其保持绿色和柔韧性，她拥有各色各样的皮鞭，在夏天还在水瓶里放满新鲜的荨麻。她可以满足有受虐倾向的人们的各种愿望。在1828年伯克利夫人甚至设计了一种鞭笞机械，被人们称为“伯克利木马”（Berkley Horse）。其实它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个设有特别空档的小梯子，包有皮革，可以使受鞭笞者选择任何一种角度和姿势。“伯克利木马”闻名遐迩，远播到德国，因为除英国人之外，德国人也属于特别热衷于这一活动的民族。伯克利夫人仅因这一项发明在18281836这8年间就盈利1万英镑，还不算她的其他收入。由此可见，当时英国有性鞭笞爱好的人数量有多大。
在伯克利夫人去世后，接替她的“首席鞭笞女皇”地位的有著名的詹姆斯夫人（Mrs James），以及埃玛利夫人（Mrs Emma Lee）、菲利普夫人（Mrs Phillips）、牧羊女夫人（Mrs Shepherd）和莎拉波特夫人（Mrs Sarah Potter）。据报道，杰弗瑞夫人（Mrs Jeffrie）将其妓院房间装修成刑讯室的模样，在房顶上装有专门供吊人之用的铁环，房间里备有可以将人弄成各种角度的刑凳，还有拷问架，鞭笞工具有藤条、皮鞭、冬青枝条及扎成束的绳鞭。总之，据估计，性鞭笞活动的规模之大，爱好者之众，恐怕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英国著名诗人斯文宾（Swinboune）曾是伦敦环路7号性鞭笞妓院的常客。那里有两位可敬的浓妆艳抹的金发夫人愿意鞭打绅士顾客。“当一位优雅的有教养的夫人以体面的姿态和雅致的态度挥舞皮鞭时，施刑和受苦都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欢乐……”（Pearsall，421）
在一些妓院中，还有女人受鞭打的表演供有施虐倾向的顾客观赏，虐恋者的兴奋和肉感的快乐来自击溃和羞辱美丽而羞涩的年轻女郎的精神。这一表演反复演出。受鞭笞者或者是情愿的，或者是不情愿的。假如受鞭笞者是不情愿的，“她会被强有力的臂膀抓住，拽回来，强按在椅子上。在她跪下去时，夫人会掀起她的裙子，让抓住她的人把裙子边抓紧，使她即将受鞭笞的臀部呈现出新月的形状……在猛烈的鞭笞之下，雪白变成了深红，鞭声响亮，鞭打接着鞭打，呻吟连着呻吟。”（Pearsall，414）
从17、18世纪起，人们就可以看到收费虐恋活动的广告：“严厉的掌刑者征集适当的学生”；“喜欢宠物的女人征求愿做宠物的人到她的游戏室来”；“在上者某某夫人等候驯服的奴隶前来签约”；“本人使用传统方式矫正坏习惯”等等。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性鞭笞广告出现在英国的报刊上，例如：“严厉的前女管家寻求校外学生，请拨电话……”；“柳条凳和鞭笞，请拨电话……”因此有人说：“如果《O的故事》（见本书附录）中的罗西城堡真的存在，如果它收取那些入住者的费用，满足他们服侍他人的需求（尤其如果它接受男性），它将成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旅店。”（Polhemusetal，84）社会上还有一些习俗，虽然并不带有性的意味，但有明显的受虐倾向，最古老最著名的事例是犹太教的包皮环切术习俗。天父之子要带有这一屈从的标志，由此才可以得到天父的保护。一些社会中，此类习俗涉及女孩，如穿耳习俗。有些穆斯林社会还有女孩的阴唇环切术习俗。中世纪有自残教会。英王亨利二世为了补偿他杀害坎特伯雷大主教汤玛斯贝克特的过失，每年在他的祭日会到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台阶上公开接受一次鞭刑。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经常可以在大路上遇到自鞭的忏悔者，他们成群结伙走到教堂去接受赦免。这一活动变得过于流行，以致教会不得不规定这种方式的赎罪本身就是罪恶，他们认为：“这种早期传教士的赎罪方式已经变成了刺激性兴奋的手段。疼痛的增加导致狂喜的感觉。”（Asch，in Glicketal，9899）由于关于鞭笞与性快感的说法越来越广为人知，教会认为鞭笞活动似乎有些“动机不纯”了，于是专门发布了禁止鞭笞活动的禁令。（2）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虐恋历史上值得一提的一本杂志是由一位英国籍出版商于1946年在纽约出版的《怪异》（Bizarre）杂志，该杂志上有大量恋物、虐恋内容，除杂志文章之外，它还设有大量篇幅刊登读者来信，信中有很多关于虐恋生活的真实描写和讨论，比如关于“传统的惩罚方式”的描写和讨论，其中有这样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多为夫妇；第二种模式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也多为夫妇关系；第三种模式是两个女人的施虐受虐关系，但多为年长者惩罚年轻者，即使双方年龄相仿也不强调、不暗示同性恋关系。两个男人的虐恋关系在这本杂志中极为罕见，估计与40年代社会上风气不开及同性恋恐惧（homophobia）气氛有关。这本早已停刊多年的杂志的合订本至今可以在英国的书店买到，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一位在1949年接受过著名的金西调查并同意为他制作的虐恋记录片充当“演员”的人（斯蒂瓦，Steward）写了一篇回忆录，回忆虐恋者在40年代美国的状况。那时既没有卖皮革服饰的专营店，也没有出售各种虐恋用具的专门商店，虐恋活动所需的用品要到各个商店去采办。而且当时社会上根本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和酒吧，他本人是通过报刊广告才找到伙伴的。广告上写道：“可以允许鞭打吗？前水手欢迎你的看法和回答。信箱……”（Steward，in Thompson，83）
金西在访问了斯蒂瓦之后，向他提出了拍摄虐恋活动纪录片的建议，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真实的虐恋者参加演出的纪录片，是金西为他的性学研究所的档案馆留作资料用的。拍摄过程用了两个下午。施虐者是麦科奇，受虐者即是斯蒂瓦。他们是在金西家里拍摄的。“我们坐在花园里，我对他（麦科奇）说：你对我似乎并不严厉。在随后的两个下午，我为这句话一再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拍摄内容包括鞭打、口交和肛交。在第二天下午拍摄时，斯蒂瓦身上的鞭痕变得很明显。摄制组就是否应稍加化妆以防止两天的拍摄无法衔接展开讨论，最后决定不可用化妆。因为这不是拍商业片，最重要的是真实。斯蒂瓦被折磨得很惨，还真的为麦科奇的羞辱话语生了气。拍摄结束后，金西对两位“演员”的奖赏是允许他们自由进入金西性学档案馆。麦科奇在那里看了一些色情书后，突然起性，在图书馆的地上半强奸式地与斯蒂瓦发生了肛交。斯蒂瓦写道：“没有人来救我，没有勇敢的骑士骑着白马来救我。就连金西也无影无踪。可是我那个下午的气恼似乎奇迹般地消失了。第二天早餐时我把这事告诉金西，他颇感兴趣，他关心到一个细节。他说：‘我确实希望，由于图书馆是在一楼，窗帘是拉下来的。’”（Steward，in Thompson，8789）
有一个细节可以令人了解40年代末美国的性氛围。据斯蒂瓦说，SM这个简化用语是金西发明的，而其动机是为了保密和说话方便。金西和他的同事在做那项著名的性调查时，为了在餐馆聊天时不致于把听到他们谈话的侍者吓出心脏病，故而发明了许多隐语。因此有人会说出这样一段在旁人听来不知所云的话来：“我今天谈的那个人更喜欢GO，不大喜欢Z，但是跟一个H做AG确实能让他ER。”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我今天访谈的那个人更喜欢生殖器口接触，不大喜欢兽交，但是跟一个同性恋肛交确实能让他起性。”（Steward，in Thompson，82）
身着黑色皮革服装的人是近50年间在西方大城市中出现的一道新的风景。在二战以后，许多人发现他们已经难以回到和平时期正常的生活道路，城市中开始出现身穿黑皮夹克的摩托帮，这种人在传媒中的最初代表是由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出演的《野人》一片中的摩托帮造反者。
在50年代，虐恋活动仍旧基本上是在私下进行的，既没有酒吧，也没有俱乐部。麦基斯特（Magister）写了一篇他在50年代的经历。他那时19岁，碰到一位非常强壮性感的男人查理。查理为他安排了几位老师，专门学习虐恋的技巧，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麦基斯特在捆绑、鞭打、穿刺等教师那里分别学会了所有的技巧，成为一个专业的虐恋活动中的施虐者，而查理一直扮演他的奴隶。他的“毕业作品”是在查理家中举办的生日晚会上，查理被绑在一个小表演台上，由他用小刀在查理背上刺上了“生日快乐”这几个字。文中充满感情，尤其是最后查理在多年后得病去世前，麦基斯特在他身边守候直到他去世的情节，写得极为动人，真情流露，是虐恋者之间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Magister，in Thompson，91105）
旧金山第一家虐恋俱乐部是成立于1958年的“为什么不”（Why Not），不久就关闭了。在1964年6月26日的《生活》杂志上，首次刊登了介绍虐恋酒吧情况的文章。60年代初在旧金山成立的工具箱酒吧（TheTool Box）是第一家真正成功的虐恋酒吧。在虐恋圈内人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一间酒吧，它是麦加的“第一圣殿”。
（3）20世纪70年代：
自1954年美国第一个同性恋摩托俱乐部“森林之神”（Satyrs）宣告成立以来，很快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芝加哥成立了许多类似的组织。当然这些人并不都有虐恋倾向，但他们为虐恋者创造了一个生存空间。黑色皮革服装和摩托车成了男性气质的标志，纯属虐恋者的团体也开始出现。
成立虐恋组织的高峰期是70年代。在石墙旅馆事件（1969年）之后和艾滋病发现之前（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虐恋组织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发展，旗帜鲜明的虐恋组织出现于70年代初。美国第一个这样的组织是“芝加哥地狱之火俱乐部”（The Chicago Hellfire Club），成立于1971年。1971年，犹兰培格协会（The Eulenspiegel Society）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74年，詹纳斯协会（The Society of Janus）在旧金山宣告成立。70年代中期，各个虐恋组织之间开始加强联系。1978年，第一个女同性恋虐恋组织萨莫伊斯（Samois）宣告成立。
在70年代，虐恋亚文化发展迅猛，其中包括社区居住人口的增长，经济利益的增长和政治自信的增长。虐恋组织在旧金山占据了城区的很大一片地方，一到晚上，那些街道完全成为虐恋者的天下，虐恋的酒吧、性俱乐部、浴池一家接着一家。70年代虐恋亚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些盛大晚会（Great Parties）。这种晚会早在40年代末期就有举办。那时还没有虐恋酒吧、俱乐部，因此这类晚会大多在个人家中举办，主办人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虐恋酒吧的出现还远在此类晚会大行其道之后。在70年代，这些盛大晚会都是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的，而且是按照一定频率定期举办的。其中有些影响很大，如纽约的Mineshaft晚会，晚会中有虐恋表演。它从1976年开办，1985年停办。还有一年一度的由芝加哥地狱之火俱乐部举办的Inferno晚会。地下墓穴（Catacombs）于1975年开办，是著名的拳交和虐恋晚会。它成为拳交者的麦加，拳交者从西方世界的各个国家去旧金山的地下墓穴晚会“朝圣”。
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罗宾（GayleRubin）写过一篇关于地下墓穴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由斯蒂夫麦克伊辰（SteveMcEachern）建立的这家虐恋俱乐部。俱乐部的所有参加者不但要事先通过友人介绍、面试等程序才能登上被邀请者的名单，而且每次参加活动还要单独预约。晚会设备精致齐全，备有所有必要的用具，一间供拳交活动专用的房间和一座供虐恋者专用的地牢，装备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和拷问架、拷问台。所有接触人体的设施都包有皮革，防止伤人，大量润滑剂摆在人们伸手可得之处，各种音乐可供随意选播。晚会每周六晚9点至11点举行。所有进入地下墓穴的人必须裸体，只穿戴虐恋活动专用的一些服饰。主人总是把整座房子烧得很暖和，使任何穿衣者会觉得热不可当。在小舞台上有时会有表演。地下墓穴在它的黄金时代由于斯蒂夫突然去世而关闭。它的后继者于1982年重新开办晚会，参加人员扩大到女性。由于艾滋病的发现，这一晚会陷入危机。1983年，“安全的性（safe sex）”的口号开始出现，一开始并未引起注意，直到1984年才成为虐恋社群普遍关注的问题。对地下墓穴最为不利的是，所有的性安全指南都将拳交列入危险性行为的名单，使拳交者除放弃这种行为外别无选择。最初的艾滋病调查报告表明，拳交者中有很大比例上榜，其实传染的原因并非拳交行为本身，而是在拳交过程中导致大肠破裂，随后的肛交使艾滋病毒从伤口进入体内。1984年4月21日，地下墓穴举办了告别晚会，一个大蛋糕上写着“再见，地下墓穴。操你，世界”。虽然地下墓穴关闭了，但它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Rubin，in Thompson，119141）
虐恋活动在美国男同性恋社群中活跃起来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表现是：开始出现男同性恋皮革服装酒吧，这些酒吧从洛杉矶到纽约遍布各大城市，人员爆满；同性恋杂志的广告栏出现“主人”与“奴隶”的分类；还有很大篇幅为各种“玩具”的广告，即各种“刑具”的广告，如钢夹、烙铁、鞭子、皮带、手铐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浴室开始设置专门房间，装修成刑讯室或牢房的模样，里面满布铁链和各式刑具。
在英国，一般妓女收费2025英镑，按摩厅妓女收费35英镑，而有虐恋内容的一次活动，妓女收费高达6080英镑。一些高级妓女投资装修“地牢”、“刑讯室”，其中设施昂贵，属于卖淫嫖娼活动中的高消费内容。虐恋活动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就与英国的卖淫业结下不解之缘，捆绑与幻想，惩罚与痛苦，压抑与角色颠倒大量存在。一位研究者在参观了一间这样的“地牢”之后发表感想说：“我仍为那些道具和服装而着迷。那里简直就像是剧场的服装仓库或者是拍电影的布景间。在各面墙壁和走廊上挂满了上百件的装备：护士制服、女警制服、运动服、黑橡胶内衣、几十双皮靴……所有你能想到的恋物对象一应俱全。”（McClintock，in Gibsonetal，255）
从70年代开始，虐恋内容在西方各国的色情材料中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出现了一大批以虐恋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鼓手》《SkinTwo》等杂志。《差异》杂志上也有大量虐恋内容，其主编就是一位有名的虐恋活动中统治一方的扮演者，她曾于1982年在《阁楼》杂志上发表文章，标题是《虐恋入门》。《差异》中有关虐恋的内容涉及捆绑、女性统治、女性服从、羞辱、男同性恋皮革服饰表演、打烙印等。不仅纯属虐恋内容的杂志大量出现，而且如今人们打开任何一本“一般的”色情杂志，很难不会遇到鞭子、锁链和各种形式的强奸和拷打的虐恋内容和虐恋形象。例如，最著名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和《阁楼》中都开始出现虐恋内容。这些杂志是要靠钱来支撑的，虐恋内容的泛滥表明，人们对虐恋内容和虐恋形象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在70年代末，虐恋形象越出色情材料的边界，在一般大众传媒中登堂入室。当一些商品广告中刚刚开始出现虐恋形象时，公众感到很受刺激，但是无可奈何的抗议之声更显露出这类形象的力度。虐恋形象的泛滥对西方各国的大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称这种潮流为恋物风尚。时装业、影视业都不同程度地渗透了虐恋象征。时装界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牛顿（HelmutNewton）在高级时装中创造出了虐恋的形象，其作品被评价为“高雅的带有虐待狂性意味的作品”。在这一潮流的影响所到之处，人们打开一本时装杂志的中心页，竟会以为是打开了一本色情杂志。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半裸的女模特正在接受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的责打，脸上露出狂喜的表情。
除了商业广告，报刊上出现大量虐恋者寻找伴侣的广告。除了在俱乐部、酒吧结识伴侣之外，虐恋者结识伴侣的途径之一是在报刊上刊登征偶广告。例如，在70年代末，丹麦的报刊开始出现虐恋广告，据分析其目的有二：一是消除禁忌，使受性多数派专制压迫的人们生活得轻松一些；其二是增加报刊销量，因为许多人发现有虐恋内容的广告词可以刺激他们自己的想像力，深具魅力。
到70年代末，一些虐恋者将过去的专门用语“施虐与受虐（SM）”改意解释为“肉欲与共生”（sensuality and mutuality），后来又演绎成性魔术（sex magic）等意，所用的都是SM这两个字母打头的单词。
学术界权威人士认为，其实虐恋活动并不新奇，而是早已有之，据历史学家考证，虐恋活动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就已出现。新奇之点在于，时至20世纪70年代，虐恋亚文化广泛出现于大众文化当中，显示出一种从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的潜力。正如虐恋杂志《SkinTwo》的总编辑所说：“这类杂志使虐恋变成时髦。它从亚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虐恋的装束特别引人注目，即使对那些对虐恋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它看上去令人兴奋，极为性感。”（Green，294）
（4）20世纪80年代以后：
到了80年代初，虐恋活动在西方各主要国家已经完全公开。目前，全世界的虐恋组织及俱乐部已发展到多达500多个，其中大多数在美国。美国大多数城市都有虐恋者组织、虐恋酒吧和虐恋俱乐部。
虐恋者在80年代以后再也不用像几十年前那样发愁找不到同类了。那时，虐恋还是“肮脏的小秘密”，但在1987年的同性恋大游行中，虐恋者已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在1989年的同性恋游行中，虐恋者特别引人注目。随后在1990年和1991年纽约的“自豪日（Pride Day）游行”中，虐恋者也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1981年，全英同性恋男子虐恋协会宣告成立，其主要宗旨是：（1）组织研讨私人问题的论坛，学习虐恋技巧；（2）为虐恋者结识同类提供条件；（3）建立表达虐恋性政治立场的渠道，与男同性恋世界中反虐恋的歧视做斗争。（Stein，in Thompson，150）英国女同性恋中的虐恋者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LSM）。一位男同性恋虐恋组织的活跃分子说：“当我想到现在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容易通过GMSMA找到同类时，与我当年所经历的痛苦相比，不能说我没有一点妒忌之心。想到那些个埃里克、理查德、麦克或吉尔是多么容易平息他们的恐惧，为他们的问题找到答案，使他们找到那些能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经验的男人时，不能说我没有一点妒忌。但是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豪，为我们大家。”（Stein，in Thompson，156）
虐恋的表演有时会在半公开场合举行。伦敦、纽约、旧金山、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及其他大城市，都有这种类型的俱乐部。如服从（Submission）俱乐部、拷问花园（Torture Garden）俱乐部、Skin Two俱乐部等。一位俱乐部负责人说：“虐恋俱乐部中的成员大都是中产阶级人士，放眼看去，个个都像银行职员。我觉得这很令人振奋，因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在这里都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和解放。”（Green，295）在这些俱乐部中，虐恋者既可以选择奴隶身份，也可以选择主人身份。这是萨德、马索克甚至瑞芝（《O的故事》的作者）那几代人难以想像的。在这些俱乐部中，备有数以百计的各式虐恋服饰、用具及设备。虐恋俱乐部的发展势头强劲，它们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如伦敦）夜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1982年，伦敦成立了虐恋俱乐部SkinTwo，成立时有150人，大多数成员为中产阶级人士，从事流行音乐、时装、摄影及艺术行业。在俱乐部中，人们身着皮革服装，气氛兴趣盎然，既不封闭，也不是很性别主义的。俱乐部成立之初，人们只是交谈，是由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们组合而成的。那些当时创建这个俱乐部的人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他们只是为了娱乐的目的创建了这个俱乐部。如前所述，在这个俱乐部的活动中，完全没有性交内容。
现在，俱乐部会址设在恋物中心，它是一座现代式建筑，座落在伦敦LadbrokeGrove北端。楼下是虐恋用品商店，《Skin Two》杂志的编辑部就在这座建筑物中。据说它是全世界虐恋活动场面最大的地方，这个杂志也是虐恋杂志中规模最大的。俱乐部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人们不禁奇怪，虐恋活动为什么会在英国如此盛行。英国本是以其压抑著称的。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虐恋活动在英国就像音乐活动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显得如此健康和重要。你去到一些更民主、更富裕、拥有更好的卫生与教育体系的国家，比如德国，你会发现他们的虐恋活动或多或少是从我们这儿学来的。英国人一直假装不参与这类活动。没人知道为什么。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虐恋和恋物活动是公开的了。”（Green，288）
一位俱乐部成员说：“我很喜欢SkinTwo，但你必须得相当有钱——这本杂志要78英镑，而且你还要买很多特别昂贵的行头。这和朋克（punk）大不一样。我不认为虐恋俱乐部的气氛很祥和，但它也绝不像人们心目中所想像的那么可怕。我去参加过几次虐恋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遇到非常友好的人们。有些装束看去很吓人，除非你了解他们，知道这只与性想像有关，跟在大街上被人痛打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是公众的看法有问题，他们看到有人身穿黑皮夹克，身上带着手铐，手腕上有皮护腕，就以为他们攻击性很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只与性想像有关。人们总是不能把性幻想与日常行为区分开来。搞虐恋活动的人不是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受羞辱，在工作中受迫害，或在大街上打人。这件事与攻击性无关，它只与性有关。它是幻想，是性的产物，与残忍和攻击性无关。在家里痛打老婆的男人不是虐恋者，而是打老婆的人。许多人把二者混淆起来——尤其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他们看到穿黑皮夹克手持皮鞭的形象就以为这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的。”（Green，293）还有一些不知内情的人认为，虐恋和虐待儿童或强奸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虐恋俱乐部给人的印象一点也没有攻击性，反而有一种十分友好的气氛，即使是发胖、秃顶、年过五旬或丑陋的人在那里也无一例外受到欢迎。
在虐恋的俱乐部活动中，有一些规则和暗号，供人们选择伴侣之用。比如手绢标志：放在左裤兜表示愿做施虐者，放在右裤兜表示愿做受虐者。手绢的颜色也有不同含义：红色表示喜欢重度鞭打，粉红色表示喜欢轻度鞭打，黄色表示喜欢“戏水运动”，棕色表示喜欢与粪便有关的活动。还有绿色、浅蓝色、深蓝色、黑色等，各自代表不同种类的性活动。举例言之，如果某人在右裤兜中放红手绢就是表示愿受鞭打，等等。
有人对俱乐部中的气氛做了栩栩如生的描写：1994年，在伦敦一个名为“服从”的俱乐部中，一个女人身着紧身衣，裸露的乳头上戴着铁环，脖子上戴着狗的项圈。另一个女人身穿橡胶猫式服装，手里牵着一条铁链，这条锁链的另一端连在前一个女人的项圈上。一些朋友走过来聊天。穿猫式服装的女人吩咐她的奴隶去给每位朋友拿一杯酒。为了让事情更有趣些，她会在奴隶的脚腕上戴上一条脚镣。酒吧里拥挤的人群都会注意到她迈着小步子走去拿酒再走回来的情景。她臀部暴露，戴着铁环的乳房的颤动也引人注目。她取酒的任务完成之后，跪在主人面前，一手拿着主人的酒杯，一手捧着烟灰缸。她就以这种姿势听着人们在她头顶上的交谈，她的目光紧紧盯着从女主人腰带上垂下来的皮鞭……（Polhemusetal，99100）
从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了大量的性实验活动，尝试了各种事情，福柯曾在电视采访中提到旧金山和纽约的“性实验室”。虐恋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这项性实验的目标在于试验身体忍受疼痛的极限，开发除生殖器官之外的身体各个部位的性感应。
在虐恋活动中还盛行一种被称为男性气质受虐狂的实验。对这种活动的解释是：“只有真正的男人才敢于承受它。”这些男人们发明了一些刑罚和考验的仪式，来检验自己的男性气质，如严厉的军事训练营地和学校仪式等，当事者认为，能经受住这些严酷考验的人将增强自己的男性气质。
有些虐恋者是喜欢在身体的某些部位穿刺、戴金属环或纹身的，并以此为性感经历。纹身和戴环是永久性的身体装饰。与纹身不同的一点是，穿刺戴环的部位除了脸部之外，大多戴在私处。纹身和戴环大都被人们当作反社会的和难以接受的。原因在于人的面孔好像是一种公共财产，用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方式装饰面孔会打扰他人的观感。人们会认为它不好看，但是好看是如何定义的呢？一般来说好看的就是自然的。所以任何被认为是不自然的身体装饰方式就会被认为是不好看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虐恋者喜欢身体装饰。
一位虐恋者说：“我参观过洛杉矶一家穿刺专营店。那里的主要顾客是男女同性恋者。他们不是穿耳，而是在乳头、阴蒂、阴唇、阴茎、腹部和胸部穿刺，他们还办了《穿刺迷国际季刊》，面向同性恋者和一般人发行。参加穿刺活动的人当中有不少是虐恋关系中统治的一方让屈从的一方穿刺，有的男人还亲自动手给女友穿刺。穿刺活动主要发生在男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中，异性恋男性则很少使自己穿刺。”（Jeffreys，218）一位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说：“我的阴唇上有五只铁环，它们全都来自不同的情人。它们的意义主要是美学上的。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更敏感了。”另一位虐恋者说：“穿刺在虐恋亚文化中绝对是驯服的象征。这是奴隶为了讨主人的欢心所做的事……我的阴唇上没有戴环：驯服的女人戴这种环是为了她们的主人可以把它锁上。”（Gammanetal，58）
一位虐恋者这样描述了他对旧金山这个虐恋者和同性恋者最为集中的城市的印象：“在1984年，我同情人一起到了旧金山湾区（BayArea），我们遇到了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巫女（witches），仙女（faeries），雌雄同体人（androgynes）和性激进派分子。在异教徒、穿刺者和虐恋者的社区中，我看到了给人深刻印象的重迭现象。现在我把湾区视为我们这个大世界中的‘小世界’的首都。”
虐恋者的社会处境
由于虐恋者是性活动中的极端派，或者可以说是边缘派，它一直处于比同性恋还要困难的境地，因此在西方，许多同性恋群体提起虐恋者的公开身份，都会使用“第二次走出来”这种提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需要艰苦的思想斗争，需要蔑视他人看法的勇气，需要承受他人否定的压力，那么承认自己的虐恋倾向就要把这些过程重走一遍，而且要经过更艰巨的思想斗争，要有更大的勇气，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作为一个同性恋者，“走出来”已是一个很痛苦、很勇敢、很困难的行动，而虐恋者的公开身份还要更痛苦、更勇敢、更困难一些。
一个有说明意义的事实是，虐恋者不仅抗议过一般人对他们的歧视，也曾抗议同性恋群体对他们的歧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同性恋者因为被一般的“正常人”视为不正常而受到歧视，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认为，同虐恋倾向相比，同性恋要“正常”得多，所以会歧视虐恋者。这简直是悲剧的材料。由此可见在一般人心目中，虐恋者是双倍的“不正常”。这不禁令人想起一位虐恋者所写的与金西交往的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有一次，金西与他的同事讨论问题，同事提到“正常”这一概念，金西说，他不愿意听到这个词，在性活动中，无法区分正常与不正常，没有标准可以区分正常与不正常。这正是他在著名的性调查报告中表达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切在生理上可能的性活动都没有理由认为是有害的。
如果说同性恋一直被人认为是神秘莫测的，那么虐恋就一直倍受否定。在同性恋权利已经基本能够得到保证的美国，1991年初，波士顿警察在没有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对一个固定举办虐恋活动的私人住宅进行了突击搜查，“娘娘腔”、“混蛋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一类的骂声不绝于耳。当时有30位虐恋者在此活动，3位组织者被逮捕，常来此地的人的姓名地址被记入警方档案。后来其中的一人为此自杀。一家同性恋报纸不但没有抗议，反而在评论此事的文章中写道“这种活动纯属浪费时间。希望我们的组织尽量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这次搜查与男女同性恋无关”。（Thompson，xii）由此可见，虐恋者不仅长期受到一般公众和警方的迫害，而且受到同性恋者的歧视。他们就像“没人愿意认领的杂种”。好多人还认为虐恋者应当部分地为艾滋病的传播负责。
一件对虐恋法律地位影响最大的倍受争议的案件是发生在英国的斯班纳案件。在1987年，有4盘家庭录像带被兰卡县波顿地区（Bolton，Lancashire）的警方查获，它们是一场虐恋活动的录像。这些活动包括：阴茎被钉子钉在一块木板上；皮肤被外科手术刀多次划破，直至流血；图钉扎进阴囊；一束火柴头被绑在一个男人的乳头上，然后被点燃；一支钉子扎进阴茎，然后拔出，伤口流血；一个人的名字缩写字母被烧红的铁丝烙在一个人的下腹部。警方调查这一案件的代号是斯班纳行动（Operation Spanner）。因此这一案件被传媒称为“斯班纳案件”。在长达两年的调查中，100多人被询问，42人被逮捕，11人被判刑，罪名是破坏公共道德及伤害罪。斯班纳案件的审判前后耗资250万英镑，成为迄今为止苏格兰场涉足虐恋活动的一个规模最大的行动，也是一场警方干预男同性恋虐恋活动的最昂贵的行动。
英国1967年颁布的性犯罪法规定，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私下的同性恋活动受法律保护。但是法官兰特（JamesRant）说，在现代社会中，在可以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应当划一条界线。这个案件的判决援引了一个30年代的案例，在那个案件中，一位男性通过鞭打一位女性以获得性满足。在1990年12月19日，案件的审判结果是11人被判最高至4年半的徒刑，主要罪名是伤害他人身体，判决说，虐恋的冲动不能成为身体伤害的“正当理由”；26人受到警告，因为他们使自己受到了伤害。1992年2月，此案在上诉法庭得到减刑，原判3年的减至半年，原判4年半的减至2年。
斯班纳事件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提出，当事人均为成年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得到当事者同意的，地点是在私人住宅，并没有人受伤到需要上医院治疗的程度。事情的败露是因为活动现场录了像（不是为商业目的，而是为私下使用）。由于此案的明显不公正，在英国乃至世界引发了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讨论，国际互联网上至今还能看到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一案件涉及个人性取向及个人道德问题，以及个人意愿的自由应不应当包括施予和接受残酷行为和变态的愿望的问题。案件的判决说明，尽管沃芬顿报告（WolfendenReport，关于法律无权裁判个人道德问题的原则）已有30年的历史，个人的性活动和性倾向仍旧是受到警方干涉的事情。
其次，关于人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利问题。这次审判的效果是收紧了法律对身体的控制：涉及皮肤破裂（割裂、穿刺）以获得性快感的虐恋活动被视为非法。按照这一判决的逻辑，鞭打甚至性咬（love bites）行为均应视为非法，因为它们都会导致皮肤破损，虽然对这类行为的判决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虐恋者认为，这一判决的荒谬之处在于，与虐恋活动相对照，拳击、足球、橄榄球或整容手术往往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后者在法律的眼中却是完全合法和自愿的身体伤害，仅仅因为这些活动是有所谓“正当理由”的。虐恋为什么就不可以被视为有“正当理由”和自愿的呢？在审判中，法官还对以美学意义为原因的身体穿刺（身体装饰）和以虐恋为原因的身体穿刺做了区分。虐恋活动为什么不可以被视为具有美学意义呢？被告申诉的理由之一是，此案没有受害人，因为双方是自愿的。但是法庭的观点认为，对于被加害身体的一方来说，不可能是自愿的，因此对受虐者要比照未成年者或不清醒者处理。然而，在橄榄球运动中，参加运动者受伤往往比虐恋活动中受的伤要重得多，在法庭看来，橄榄球运动员是清醒的，虐恋者反而是不清醒的。有虐恋者评论说：“这一案件涉及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权利的问题，它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权利随意处置，它使成年人变成儿童，其人身权利是被监护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里什么其他的事物也控制不了，我们总还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吧？”（Polhemusetal，129）
第三，案件涉及文化规范问题。有人认为，斯班纳案件之所以遭到重判，原因之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文化规范不愿接受的事实，即男性不一定天生就是主动的，女性不一定天生就是被动的。在虐恋活动中，性别和阶级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成为可以随意调换的东西。除此之外，虐恋还违反了生殖的规范，性感的欲望超越了生殖器官的范畴，将其他器官如耳朵、脚、乳头之类包括进来。
第四，女权主义反检查制度组织、男同性恋权利组织和自由主义组织指出，在斯班纳案件中，对自愿的虐恋活动的判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对许多强奸、打老婆和殴打男女同性恋者的案件的惩罚量刑的严重程度。这是不公平的。估且不论虐恋中的暴力游戏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暴力有本质的不同，仅从同样的肢体伤害程度应当得到大致相同的惩罚这一点来看，对虐恋活动的重判也是极不公正的。
最后，这一判决还涉及同性恋权利问题，由于这些虐恋活动参加者多为男同性恋者，有人指责这一审判为反同性恋倾向的回潮。辩护律师说，很难想像如果同样情形发生在异性恋者当中会引起诉讼。
总之，斯班纳案件使人感到虐恋已成为各种形式的怪异与越轨性倾向的一个总的名称。这一案件揭示了虐恋者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证明了虐恋是社会中受到歧视的一种亚文化。伍德沃德（TimWoodward）是《SkinTwo》杂志的出版商和编辑，他说：“一直到1982年为止，如果你有某种特别性倾向，如恋物倾向、虐恋倾向，喜欢捆绑、统治屈从游戏或有易装倾向——这个名单包括人类的性活动系谱的很多方面——你就会被打入淫秽色情之列。淫秽色情原本无甚错处，但被打入其中会令人感到很不愉快。因此如果你有这些倾向，你或许就会以为你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倾向的人，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有这种倾向的人受到折磨，就像此前20年身为同性恋者或黑人的感觉一样。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会因此丧失工作，被描绘成一个虐待儿童的罪犯。我是一个虐恋者。我认识几千这样的人。有850人参加我们的聚会，200300人参加我们的俱乐部，25000人读我们的杂志。这群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不招人喜欢的人或者罪犯。”（Green，286）
虐恋活动分子柯丽菲亚（Pat Califia）这样谈到虐恋者社会处境的困难：“如果一个人公开承认自己有虐恋倾向，就要面临求职歧视、街头暴力和丧失子女的监护权等情况。”一位橡胶服装女设计师说：“人们总拿橡胶服装这个话题调侃我，有的人心说，啊哈，她是一个变态分子，有可笑的性活动，穿橡胶服装。”（Gammanetal，188）一位虐恋者的下列诘问反映出虐恋亚文化和虐恋者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为什么人们不敢付诸实践？是因为难以找到虐恋伴侣（极少有人敢于承认自己这种与众不同的倾向）？是因为有危险（比如说人在被捆绑起来的情况下难以保护自己）？还是仅仅因为大多数人不敢向他们自己承认有这种倾向？”（Marcus，46）
如果我们观察门类繁多的性工作者（娼妓、脱衣舞女、色情影视演员等）就会发现，虐恋专业妓女比一般妓女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她们认为现行法律在惩罚她们，而不是保护她们。在英国，一位虐恋妓女与一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有可能被指控为开妓院；而如果她自己单独租这套房子，她的同居朋友有可能被指控靠不正当收入生活。然而，在虐恋亚文化中，一个人单独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此外，由于性工作在一些国家是非法的，一位虐恋妓女在被强奸、被殴打或被抢劫时不能或很难去寻求警方的保护。因此虐恋性工作者同所有的性工作者一起，在国际社会不断发出强烈呼吁，争取她们这一职业的非罪化。
许多人对虐恋活动的安全性表示担忧，传媒常常宣扬有人在这种活动中受伤，甚至致残。其中被认为最危险的性活动是阉割和自我窒息，它们会导致永久性肉体损伤和死亡。但是虐恋者争辩说，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意外事故，不是有意为之。近年来，在西方世界中广泛开展起来的“安全性活动”运动中，一种与前述担忧截然相反的观点正在流行起来：这种观点恰恰是从安全角度对虐恋活动做出正面评价的。在虐恋者的游行活动中，他们打出来的标语口号就有：“虐恋是最安全的性活动。”在美国，虐恋者成立了许多标榜“安全性活动”的组织，其最据说服力的理由是，人在参与虐恋活动时可以完全不交换体液，或者说，虐恋活动不一定包括交换体液。一位双性恋虐恋者说：“我不得不用间接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双性恋冲动：通过幻想，以及与男人发生的非性交的虐恋活动。”（Weinbergetal，251）
在艾滋病威胁日益增大的现代社会中，如果防止性病传播这一点得到特别的强调，那么虐恋的确可以成为染病危险性最小的性活动。有人甚至认为，虐恋活动是由于艾滋病的威胁才盛行起来的，因为虐恋活动是安全的。除了不必交换体液这一点之外，虐恋的性质还决定了它很少有可能发生在完全的陌生人之间。一位虐恋者说：“它完全是安全的。没有人会随便找一个人搞虐恋活动。虐恋不是这么个搞法。因为你必须知道对方想怎么做，你应当做些什么事。你需要对对方有相当多的了解。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想让你把她捆起来，她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捆上待三个小时，还是仅仅把她的两个手腕捆在一起？你如果刚认识一个人，你不会知道这些事。你们必须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你不能和一个才认识一星期的人做这些事。虐恋是一种深层关系。它至少要几个星期的了解。你只可以同一个好朋友玩虐恋游戏——如果你希望被捆起来鞭打，你会同一个陌生人做这种事吗？这样做简直是发疯。这种延迟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你遇上了一个人，关系慢慢发展起来。着急可不行。你不会因为这种活动得艾滋病。如果你穿上皮革服装，把各种各样的想像表演出来，你不会有危险。”（Green，291）
有人认为，目前虐恋者所面临的社会处境是这样的：虐恋正在经历与保险套相类似的过程，人们对它虽然讳莫如深，隐而不露，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一包保险套。同样，随便走进一家商店买到一套橡胶服装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虐恋活动已经进入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人们的想像空间。虐恋不再是可怕的或令人恶心的事情，而成为有好奇心的消费者可以随意尝试的一种活动。虐恋已经进入西方社会主流文化的视野之内。
虐恋的启示
作为一种亚文化，虐恋向主流文化提出挑战，也给习惯于主流文化思维方式的人们一些新的启示，使他们能够从一种崭新的从未尝试过的角度来看问题。虐恋亚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主要包括社会受虐倾向问题，权力关系问题，与宗教精神的关系，快乐原则问题，男女同体问题，第二次性革命问题，性的解放与从性中解放的问题等。
社会受虐倾向问题
受虐倾向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性受虐倾向，另一种是社会受虐倾向。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寻求疼痛和折磨；不同之处在于，性受虐倾向包含着有意识地在性兴奋中寻求快乐和满足感，社会受虐倾向则没有这一目标，在此类行为中也不一定会获得性快感。
弗洛伊德是最早注意到社会受虐倾向的人，他称这种倾向为“道德受虐倾向”，他指出：“道德受虐倾向是最重要的一种受虐倾向，心理分析的最新观点认为，它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
“道德受虐倾向与性的关系不再紧密。在所有其他种类的受虐倾向中，折磨都是由被爱者施予的，都是遵从他的命令来忍受的，在道德受虐倾向中，这一因素被删除了。受苦本身就是一切，指令来自所爱的人还是冷漠的人这一点丧失了重要性。它甚至可以来自非个人的权力或者来自环境。一个真正的受虐狂总是把脸颊转向任何可能来临的打击。”（Freud，1990，285289）在这里，重要的是关于虐待可以来自非个人的权力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性的满足退居次要地位。
在弗洛伊德之后，霍妮是对社会受虐倾向最为关注的一个人，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受虐倾向究竟是仅仅属于性领域还是涉及所有领域的基本性格结构，其中也包括性在内？她认为受虐倾向有两个要素：第一是自我贬低，感到自己很乏味、不重要、愚昧、无价值，夸张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总爱说：我不行；第二是依赖倾向，感到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存在、仁慈、爱情和友谊就无法生活，就像没有了氧气一样。（Marcus，129-130）
瑞克也认为，除性受虐倾向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受虐倾向，他认为，受虐倾向这一概念与20世纪初的含义相比已有了极大改变：过去它仅指一种性变态，现在它指称一种生活态度或一种社会行为，即从遭受折磨和陷入无力感之中获得享受。这一概念已超出了狭窄的性的范畴，变成一个非性化的概念。由于心理分析，今天人们才把受虐倾向视为一种许多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性变态。虐恋已经超出了性的范畴，形成了一种受虐倾向的社会类型，它在一些个人生活和社会群体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些现象被受苦这一阴暗的欲望所主宰。自我贬低和自我拒绝是社会受虐倾向的目标。（Reik，198-203）为什么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用“阴暗欲望”来形容受虐倾向？他们也许认为趋乐避苦才是正常的、光明的，反之则是反常的、阴暗的。
瑞克指出，受虐性格将受苦受难延及终身，有受虐性格的人们坚信，灾难、痛苦和贬低最终会得到报偿。在内心深处的一个阴暗角落，受虐者像殉教者一样想：为了在天堂里待一小会儿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社会的受虐倾向表现为激怒周围的人，致使人们用很坏的态度对待他们，以保证他们受到剥削和成为牺牲品。激怒自己又爱又恨的老板、配偶、家长、子女、亲戚等，有意激起他们的妒忌、仇视与愤怒，为自己四面树敌，这是社会受虐倾向的挑逗技巧。这种行为的原因既有童年期得不到爱，也有对更多的爱的需求。最后，受虐者得到这样一个公式：被惩罚即是被爱。（Reik，253，363）
社会受虐倾向的原因之一是人生的失败或没有达到心目中的理想目标。社会受虐倾向一般是指社会中的“失败者”，他们采取自我否定的态度，用比自己的失败应受的惩罚更加严厉的自我惩罚来达到心理平衡。一般人以为，社会受虐倾向有时会把人的精神完全摧毁。在一个案例中，一位有社会受虐倾向的男性，智商很高，家庭富有。他在少年时代受到母亲诱惑，对过于成功的父亲产生妒忌心，长大成人后，他或故意或下意识地用自己生活的失败作为武器来对付对儿子期望很高的父亲。这就是社会受虐倾向的典型表现方式。
瑞克认为，与受虐倾向相似，国家、宗教和民族群体也延迟其最终胜利的时刻，正像性受虐者在忍受痛苦时宣称快乐将临，群体经受的最深重的压迫也会成为最终胜利的信号；性受虐者所受到的羞辱相当于一些国家和宗教所受到的羞辱和贬低。在两种情形中，耻辱和虐待都会变成名誉和光荣，上帝挑选犹太人做选民就是因为他们受了两千年的苦难。（Reik，365-366）
德鲁兹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他将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加以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具有体制性质，后者则具有个人性质。在他看来，虽然这两种倾向都与权力和控制他人有关，但二者并不共处于同一空间。施虐倾向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控制，如对性行为的政策；受虐倾向则属于个人领域，是一种性的游戏。施虐倾向常常表现为群体对个人的阴谋和控制；受虐倾向则往往是个人的幻想，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把自己完全交给另一个人的意志来支配。前者是控制的性感化；后者是性想像力的自由驰骋。前者导致压制，后者导致精神的自由。前者的着装规范强调集体性和严格性，如制服；后者的着装规范则强调幻想的美学意识及伴侣的相互约定，强调痛苦和惩罚的个人化，个性化和家庭化。（Nadeau，in Groszetal，216217）按照他的观点，施虐倾向应划入社会领域，受虐倾向则属于个人领域。
马库斯把社会受虐倾向称为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她认为，有许多受压迫的群体，它们由于种族、肤色、阶级、性别或年龄而受压迫，它们被另一些群体所统治。压迫者尽力做到使被压迫者不会过于难以忍受。任何一个统治了一定时间的权力体系都会找到最有效的保持其身份结构的工具，这就是集体的权威主义受虐倾向，又称为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但是，秩序有被破坏的时刻，这就是关于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体系的传言兴起之时。这时受压迫者会按照他们所受的训练对此做出反应：他们会加强法律和秩序，攻击传言的散布者，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受压迫者最怕听到的就是说他们在受压迫，不是自由人。“囚徒”无论如何要同“越狱者”保持距离。他们会这样想：我们不够听话了吗？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老鼠洞不够好了吗？你们想让人们不满意吗？这种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对造反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当关于有其他更自由的体制的传言和信息广为传播之后，在人们学会在阳光下生活之后，增强了内部的团结，唤醒了自尊，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也可以被治好，继之以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过去被用作加强压迫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反对压迫。这就要承认奴役不是自由，并且认识到自由优于奴役。但对于那些从未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来说，受虐倾向会增强，于是他们可以在老鼠洞里钻得更深些，甚至更大声地说：他们喜欢那儿。当人们选择奴役和压迫时，这就是典型的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Marcus，214219）
对社会受虐倾向的研究和分析使人们对虐恋倾向的理解超出了个人性取向的范畴。它可以存在于某一群体、社会或文化之中。它超越了个人心理的范畴，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严酷的统治结构中，被统治者特别容易形成这种社会心理，这是他们生存的智慧，也是他们求生的手段。通过对社会受虐倾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某些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性质，它们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反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一方对另一方并不总是赤裸裸的迫害或屈从，有时也有调情和献媚。双方除了赤裸裸的敌意之外，也带有权力游戏的性质。弄懂虐恋刑讯室中的主人、奴隶关系，会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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