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晚报社。
在重案队的持续不懈努力下，一片混沌的黑暗终于被撕开一条条细微的裂口，有些许光亮透了进来。虽然那光亮遥远、飘忽、不可捉摸，却毕竟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楚原晚报的社长秦书琪打电话来，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晚报的首席记者陶英在近期表现反常，迟到早退明显增多，上班时心不在焉，写的稿子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当然他以前的业务水平也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更加大失水准，编辑们怨声不断，已经有几个人向秦书琪反应过了。秦书琪起初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陶英是报社的元老，自由散漫惯了，大家都惹不起，能躲就躲。可是陶英却主动来找秦书琪，旁敲侧击地非要打听连环杀人案的细节和侦破进展。秦书琪虽然官僚，这点警觉性还是有的，察觉到陶英的种种可疑之处，就和重案队通了气。
管巍记录了秦书琪反应的情况，向沈恕汇报。沈恕当下决定说：“这个陶英的态度和表现都很可疑，他现在处于情绪波动时期，再争取一步，就能把他拉过来。我们这就去楚原晚报走一趟，当面和他谈谈。老管，你帮我查一查陶英的背景，越详细越好。楚原晚报那里，我带于银宝去就好了。”
陶英年约五十岁左右，矮胖，皮肤白而腻，与他的性别和年龄都不相称。他对穿衣不怎么讲究，松垮肥大的黑西装配一双泛黄的白球鞋，头发乱蓬蓬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拘小节、生活没有规律的人。沈恕和于银宝通过楚原晚报总编室约谈他，他俩就在一间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坐等。
陶英见到两张陌生面孔，立即警觉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找我有什么事？”
沈恕向他表明身份，陶英的脸马上撂下来，劈头盖脸地说：“你们是不是阴魂不散地缠上我了，再重申一遍，我对你们的事既不感兴趣，也毫不知情，你们已经破坏了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请你们不要再来无故骚扰我。”陶英甩下几句狠话，转身就向外走。
沈恕在后面唤醒他说：“雨季就要过去，从凶手的作案习惯来看，他很可能在近期还要再杀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极有可能是楚原晚报的员工，无论这人和你有没有关系，我都希望你能积极和警方合作，避免他惨遭杀害。”
已经冲到会议室门口的陶英迟疑着停下来，看上去他对凶手将继续作案还是很在乎的，但他的语气依然生硬：“我对你们说的这个人一无所知，怎么能帮到你？”
沈恕诚恳地说：“配合调查，就是在帮我们，也是在帮助下一个受害人。请相信警方的办案能力和信心。”然后又像哲人似的加上一句：“该来的终究要面对，躲是躲不掉的。”
陶英在门前犹豫了约一分钟，走回来坐在两名警察对面：“说说吧，你们想问什么？”
沈恕直截了当地说：“据我所知，你在楚原日报工作期间做过一段娱乐记者，一定知道话剧导演苏南的名字。”
陶英皱眉说：“对不起，从没听说过什么苏南苏北。能上楚原日报娱乐版面的，除去关系户，就是大明星，像苏南这种小角色，我们从来不关注。”
沈恕见他才有些心理活动，却一听到苏南的名字就急忙撇清关系，知道他们背后隐藏的秘密一定非同小可。但他也清楚，与陶英沟通绝不能操之过急。一来陶英不是犯罪嫌疑人，不能对他使用刑侦、审问等严苛的手段；二来陶英不同于警方日常打交道的各路对手，他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个性又有些刚愎自用，这样的人往往认死理，外人很难敲开他的心门。
但无论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身家性命总不能漠不关心，沈恕只能抓住这个要害进攻，他顺着陶英的话头说：“不认识就好，不然的话有些东西还真没法拿给你看，他死得很惨，很可怜。”说着话取出苏南尸体的照片，故意犹豫一下，然后递到陶英眼前。
陶英像被蜜蜂蛰了一样，下意识地往后躲：“这是什么？”沈恕说：“是苏南遗体的照片，想请你帮助辨认一下，对这人有没有印象？”陶英仰起头，目光在天花板上逡巡，说：“不看，我不认识他。”沈恕见他一味敷衍，把手里的照片重重往桌子上一拍，声音严厉地说：“陶英，我们既然找上你，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是公安机关依法对你进行问话，你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可以申请传唤证，把你请到重案队里去。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陶英虽然难缠，对刑警毕竟还是有些害怕的，见沈恕的脸色铁青，像是动了真气，也就乖觉起来，想随便说几句话应付过去，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从桌上拾起照片，作出认真辨识的样子。他的眼睛近视，却又不肯戴眼镜矫正，只好把照片捧到眼前细看，猛地看清照片上那具千疮百孔的尸体，吓得全身汗毛都竖立起来，尖叫一声，把照片摔到桌上，后退两步，恶狠狠地向沈恕质问：“姓沈的，你什么意思？”
沈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脸上却做出无辜的表情，把手摊开说：“没什么别的意思，再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陶英还没从惊吓中缓过劲来，咬咬牙说：“姓沈的，算你有种，老子再说一次，不认识什么他妈的苏南苏北，以后别再来烦我。”话音未落，扭头就走。沈恕还在后面继续用话点醒他：“哎，陶记者，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这凶手下手一次比一次更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陶英这次没再停留，砰地把门摔开，径直走出去。
于银宝见陶英头也不回，“哎”了一声，就想追上去。沈恕拦住他说：“不用，让他去，等着他主动来找我们。”于银宝半信半疑地说：“他那么顽固，怎么可能改变主意？”沈恕说：“如果这样都不能让他开口，那他是铁了心死硬到底，谁也拿他没办法。”
回到队里，管巍已经把陶英的背景资料整理好，放在沈恕的办公桌上。管巍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在作风严谨的重案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资料显示，陶英，现年五十二岁，祖籍安徽，出生于楚原，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楚原日报社工作。已婚，妻祖嘉任职省人事厅，育有一女，取名陶顺子，现为江华大学二年级学生。陶英任记者多年，社会关系广泛，但尚且不能确认他与两名被害人有联系。这份背景资料似乎包含着许多信息，却又没有可供追查的实质内容，与目前掌握的许多线索一样，若即若离，让人无从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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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是我在此案破获五年后才听沈恕说起的。那时随着人事更迭，社会变迁，当时的保密情节已经过期，社会敏感度已降低。只是沈恕连我这名一直参与侦办此案的内部人员都要长时间隐瞒，可见他处理原则性问题时，说是六亲不认也不算过分。
这件事把科技处副处长、楚原市法医界权威陈广卷了进来。沈恕在听过我关于徐剑鸣所受枪伤的鉴定报告后，并未轻信，而是派管巍马上赶去省公安厅物证检验中心，出具徐剑鸣的枪伤照片和他主治医生的诊断纪录，请求鉴定，以听取第三方意见。公安厅很快给出结论，与我的检验报告完全一致。
沈恕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陈广的行政职务比他还高，他有必要先向上级汇报。这是一件尴尬事，因为陈广是刑侦局长高大维的爱将，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高大维又是沈恕绕不开的主管领导。应该怎样汇报？说陈广工作不慎、业务不精，把驳壳枪枪伤误判为猎枪枪伤？可陈广的业务精湛是公认的，是在千百次战役中磨炼出来的，怎能因一次失误——甚至还不能断定是失误，就彻底否定一个人？做刑警的，谁又不曾走过弯路？如果因在办案中犯错就对某人上手段，局里还能有几个人是清白的？
沈恕思忖良久，决定弱化矛盾，在向高大维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省公安厅对徐剑鸣所受枪伤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在办案中，针对民用枪和军用手枪同时展开调查。近段时间重案频发，高大维有些应接不暇，并未过多思考沈恕的汇报中有不合情理之处，就批示了同意。
沈恕是否对陈广上了手段，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沈恕会把这个秘密带到骨灰盒里去。总之，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上或不上手段都是犯错。上手段，是僭越，不按组织程序办事，搞内部分裂；不上手段，是麻痹大意，工作态度草率，不认真负责。事情就是这样，翻过来掉过去都是理，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掌握真理。
查枪行动低调展开。
楚原市的驳壳枪数量原本就不多，在1978年后全面淘汰，集中回收销毁。目前仅军事博物馆还存有两把，但没有子弹。有据可查的流落民间的驳壳枪，是在1974年前后，有来历不明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驻楚原某部后，一名解放军连长配备的编号为7885的驳壳枪丢失。相信是有红卫兵趁乱私藏枪支。但年代久远，事过境迁，再想回头查找闹事的红卫兵，希望十分渺茫。
这支枪在销声匿迹二十几年后重新出现，持枪者是否仍为当年偷藏枪支的红卫兵？还是已经易手？自从驳壳枪被淘汰后，楚原市一直不曾有驳壳枪伤人的记录，也就是说，二十几年里，这把枪一直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持枪者胆大妄为又细心隐忍，甘冒奇险却不肯把它丢掉。它于多年后再次被使用，目的是消灭徐剑鸣。有一种解释是徐剑鸣每逢雨夜就到案发现场巡逻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凶手的安全，也破坏了凶手的连环杀戮行为，而凶手并没有其他办法干掉徐剑鸣，只好铤而走险，启用了沉寂多年的驳壳枪。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吗？
重案队与丢枪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当年服役的军人目前大多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有退休的，也有过世的。所幸失枪的连长耿连富还可以联络上，他就居住在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去年才从民政局综合科长的位子上退休。提起失枪事件，头发已经灰白的耿连富心中犹有余恨，愤愤地说：“当年那群红卫兵，无法无天，进屋就砸，见东西就抢，战士们又不能当真和他们动手，上面也有命令，不能伤了他们，否则大帽子往你头上一扣，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谁也承受不起，只好任由他们胡来。整个部队大院被他们砸得七零八落。我是气急了，骂了他们两句，就被一群人围着打，武装带、木棍，都是他们的武器，在混乱中，我的头上被重重敲了一棍子，就晕过去，醒来后，本来挎在腰上的佩枪不见了，一定是被那帮小兔崽子顺手牵羊给捞了去。为这事，我被部队勒令提前转业了。”
沈恕说：“攻击你的红卫兵身上都佩戴有袖标吧？就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耿连富摇摇头，说：“从袖标上看不出来，那时候物质缺乏，东西金贵，袖标都混着戴，有人干脆就戴一块红布。围攻我的有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看年纪都二十出头，不像是中学生，倒像是大学生。事后有人说，认出其中的两名红卫兵是楚原大学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们的帮派多，也没人认真去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名字。”
提到丢失的那把驳壳枪，耿连富仍心疼不已：“那是我给军区首长做警卫员时，首长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当成心肝宝贝似的，却被人不明不白地抢走，现在居然还拿它去杀人，真是糟践了那把枪。”
虽然找到耿连富，坐实了驳壳枪的来历，但案情仍然一团混沌，并未因此得以推进。当年偷枪的红卫兵，算起来如今已经是年约五十岁的中年人，人海茫茫，无任何线索可循，又能到哪里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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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而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上班时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衷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成熟冷静……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面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第二种可能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这样，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陪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声调很平和，却像平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咽下一口唾沫，才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低沉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他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约五十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做出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所幸我在楚原市土生土长，东拉西扯的有不少社会关系。在求亲告友地折腾了两天后，联系上一位楚原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据说当年曾给陈广代过课，也愿意和我聊一聊陈广在读书期间的为人处事。我未向他坦白身份，编造说我是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因有人对陈广的提拔问题表示异议，所以需要深入了解他在入党初期的表现。这个借口很拙劣，但对于这位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讲出身的荒唐年代的退休教授来说，却已经足够了。
教授姓钱，名学礼，精瘦，满头银发，穿衣干净利索，只是跛了一条腿，走路有些不方便。提起陈广，钱学礼教授连连摇头，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说：“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苦功夫钻研，是成大器的材料。”我顺着他的话说：“是啊，他现在是市里的法医界权威，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钱学礼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说完。人生在世，道德人品第一，事业才华第二，如果道德有亏，这人的才能对社会不仅无补，反而有害。陈广这辈子，被他自己的小聪明害了，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现在看上去貌似他的社会地位不低，其实从长远来看，他的损失远远大于所获取的。”
我故意引他的话说：“怎么局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恰好相反呢？我们收集上来的民意调查结果，普遍认为陈广作风朴实，待人真诚，工作认真负责。”钱学礼说：“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们都被蒙蔽了。陈广这个人善于伪装，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他的人品好坏。当年他读书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道德学业双优的好学生呢？可是运动一来，他立刻就完全变了个人，六亲不认，打起人来无比凶狠，我的这条腿就是被他打瘸的。”钱学礼伸出他稍短一截的右腿，说：“当年陈广是我的得意门生，谁知道他会亲手把我掀翻在地，用木棒在我小腿上连续击打十几下，造成胫骨粉碎性骨折。”钱学礼忆起过往那惨无人道的场面，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
我的心里一颤，想象着深沉阴郁的陈广出手打人的凶狠模样，对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我说：“可是陈广打人总需要一些理由吧？”钱学礼苦笑说：“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我是臭老九，他是造反派，他打我天经地义，就这么简单。当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很多，什么天派、地派，红旗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陈广好像是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更多的我也说不上来。当时我对他们的造反行为很反感，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荒唐名头半点也不关心。”
我追问说：“钱伯伯，你再回忆一下，1975年4月，有一批红卫兵冲击了解放军驻楚原部队，陈广有没有参与在其中？”钱学礼微蹙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我关在牛棚里，腿也断了，几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动静什么也不清楚。”我不甘心，又问：“那么，您认不认识当年和陈广关系密切的人，我再去找找看。”钱学礼摇头说：“不认识，陈广这人没有朋友，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是细追究起来，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谁也猜不透他。”
我有些失望，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却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向他告辞。老人腿脚不便，没有向外送，当我快走到门口时，他却忽然说：“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你是查案的，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
我一怔，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您，您……这是怎么说呢？”钱学礼的嘴角上扬，透出一丝笑意：“小姑娘，你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就随便哄我，你老实说，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
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就走过去，坐在钱学礼对面，把连环凶杀案、徐剑鸣遭遇枪击、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莹莹，长叹一声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唉，世界上的事，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诚恳地对老人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当年的知情人已经很难找到，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所以我恳求钱伯伯，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请一定要告诉我，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
真是无巧不巧，就在老人开口前，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陈广打来的。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他究竟在干什么？监视我？我向钱学礼递个眼色，示意他别出声，接起来电话。他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在哪里？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赶快回局里，和我去现场。”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不过受形势所限，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如果不是你来找我，我几乎已经忘了。”
钱学礼交给我的，是老房子的钥匙。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
这时陈广的电话又打进来，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连声说：“快到了，快到了。”给钱学礼鞠了个躬，退出门外，叫一台出租车，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
在小王庄办完案子，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看看天色还亮，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
这是座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红砖青瓦，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如果放在以前，也许还算雅致，现在由于荒置已久，院子里杂草丛生，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这时已届黄昏，院落四周芳草萋萋，人迹罕至，我心里不禁油然生出孤独苍凉的感觉。
推开虚掩的院门，拨开没到小腿的杂草，有一条弯曲的鹅卵石小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房门，头顶有离群的大雁在咿啊而鸣，微凉的风掠过面颊，把我的头发吹得一绺绺地向后飞扬。我壮起胆子，快步走向房门，见硕大的铁锁已锈迹斑斑，显然许久不曾动过，不知这把钥匙还能否打开。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左右转动两下，那锁居然“咔哒”一声弹开来。我心中一阵狂喜，取下锁，轻轻向里推动房门，滞涩的门轴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音，一股陈腐的味道扑鼻而来。房内久无人居，早已断了电，我拧亮事先准备好的照明灯，打量下室内的环境，稍犹豫了一下，揭开真相的决心战胜了怯意，我义无反顾地向钱学礼指示的方位走过去。
储物间位于平房的西北角，只有五平米大小，一道窄窄的门已破旧不堪，歪歪扭扭地勉强站立。我的手才搭在上面，门就迎面向我倒下来，呛人的灰尘四散飞扬。我忙向后退两步，门身平展展地拍在地上。除去照明灯的光线覆盖的范围，四周漆黑一团，门板发出的响声震得我心中狂跳不已。我手抚胸口，平息自己惊慌不安的情绪。这时，静寂中忽然响起嗒的一声，像是两个物体撞击的声音，虽然轻微，却历历可闻。我吓出一身冷汗，忙用照明灯向声音来处照去，静悄悄的并没有异样。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疑神疑鬼，深吸一口气，借助照明灯的光亮打量储物间里的陈列。
狭小的储物间里堆放得杂乱不堪，纸箱、包裹、旧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钱学礼描述的那个印花纸箱被压在一大包旧衣服下面。我屏住呼吸，不顾浓重的灰尘，一手持灯，一手把一团团的旧衣服挪开。这时身后又响起悉悉率率的声音，像是什么人的不均匀的呼吸。我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转过头大喝一声：“谁？”声音被恐惧扭曲得尖锐刺耳。对面悄无声息。
我警觉地一步步向声音来处走过去，用照明灯划着圈，以扩大视野范围。寂寞的老屋里，灰扑扑的墙壁、乌涂涂的地面、乱糟糟的陈设，除去我，并没有第二个活物。也许是老鼠？我这样安慰自己。
又折回去，打开印花纸箱，取出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四个绒面日记本，翻开已微微泛黄的扉页，赫然写着“古若诚日记”五个正楷字。我长舒一口气，终于拿到了，也许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尘封在这里。我把日记本塞回牛皮纸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脖颈右下方有沉重的压迫感突兀袭来，我脑海里一阵晕眩，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廓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这废弃的房屋，荒凉的所在，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呼吸，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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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对方又沉默一会，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时是下午四时许，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让死者闭眼》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十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陈广先和他打哈哈：“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
结果科技处上下问个遍，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陈广又把电话打进重案队。沈恕就住在与重案队一墙之隔的公安单身宿舍，听到汇报后第一个反应是“坏了，出事了”，他迅速做出应急措施，组织人查询我的下落。
按说一名同事夜里十点没回到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大事，连辖区派出所都不会出头查找，重案队更没必要大动干戈，万一我只是因私事外出，沈恕的动作不大不小也是个指挥错误。他为什么当即做出这样激烈的反应？又为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组织查找行动？我事后分析，只因他早已在关注我的行踪，说不定他暗中已经给陈广上了侦查手段，所以最后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沈恕说什么也不会承认，他不想说的事，就算大刑伺候，也不能让他吐出半个字。
重案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目标精准地找到钱学礼。夜里十一点三十五分，我获救。
虽然只被囚禁了四五个小时，我却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那无边的黑暗、绝望的处境，在我心中留下浓重而深远的阴影。迄今为止，我仍然害怕在黑暗中独处，否则我的心跳就会加剧，浑身发冷、出虚汗，濒临虚脱。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伤易而疗伤难。
沈恕、于银宝、马文超及辖区派出所警员等一行十来人冲进钱家老屋，由于不确定凶手是否还隐藏在室内，更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危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手枪上膛，摸索着搜寻。他们不开口出声，我在黑暗中只听见轻微却杂乱的脚步声，不知是友是敌，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再受不得一点刺激，几乎要哭出声来。
好在沈恕没有一直闷着头瞎找，终于开口说话：“淑心，你在这里吗？”声音很轻，在我却像振聋发聩般响亮，忽然之间，我泪流满面，那感觉，应该像被判死刑的人，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重新捡回一条命，瞬间觉得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宝贵，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烦恼，在这时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被解救的那一刻，我肮脏、疲倦、饥渴、憔悴、虚弱，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弄清我没有外伤以后，立刻派人和车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作全面身体检查。
感谢老爸。感谢重案队。感谢……陈广？
这幢老屋到处布满油污和灰尘，是提取嫌犯犯罪痕迹的绝佳场所。沈恕一反常态地未向陈广请求支援，而是直接致电科技处长，派另一名从未接触过此案的痕迹专家来勘查现场。从程序上来说，向处长和副处长报告，都没有什么不妥，但此案一直由陈广在介入，沈恕的这个举动，有点挑明矛盾的意思。当然，就办案角度而言，宁愿给陈广留下心结，也胜过现场遗留的重要犯罪痕迹遭到破坏。
不过勘查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现场除去我和警员们留下的脚印，并没有其他人的足迹。痕迹专家根据地面的浅浅印痕判断，囚禁我的人竟然是用毛毯包了双脚走进来的。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把脚步声减到最小，便于跟踪而不被察觉，二是不留足印，避免被警方抓到任何把柄。痕迹专家可以根据一个鞋印判断出嫌疑人的年龄、身高、体重等生理特点，甚至职业、经济状况等社会属性，却无法根据毛毯印得出任何确切结论。就连捆绑我的绳子，也是就地取材，在老屋里找到的麻绳。这是一个狡猾到骨头里的凶手，超强的反侦察能力前所未见。
14
2001年8月26日。
楚原市公安医院。
我住进医院后，情绪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处于轻度躁狂状态。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镇定剂，我才沉沉昏睡过去。
第二天从睡梦中醒来，已日上三竿，睡眠时间不短，脑袋里却依然一团糨糊，像是有一把小锤在头盖骨上敲打，疼得要炸裂开来。精神依然恍惚，不时产生时空倒乱的幻觉，身上一阵阵地出虚汗。护士走进来告诉我，在我睡觉期间有许多穿警服的人来医院探望，因不愿打扰我都相继离开，现在只有我父母和一个叫沈恕的年轻人还等在外面，是否让他们进来？我忙说：“进来吧，让他们都进来。”我现在迫切地需要陪伴，尤其是亲人的陪伴。
我父母都是隐忍又有担当的人，虽然心疼他们的独生女儿经历生死劫难，却都努力保持镇定如常的神情，并不故意夸张自己的感受。沈恕的态度一向是公事公办，极少向同事表露私人情感，这次也不例外，简单询问两句病情后，立刻切入正题，让人怀疑他是直立行走的冷血动物。
沈恕说：“万幸，凶手并没想杀害你，如果他和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同一人，那么他这次的表现有些反常，也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残忍无情，滥杀无辜。”这是什么话？他面对的是一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患者，居然开口就是杀啊杀的，说得像是我捡到了便宜一样。我懒得理他，把头转向一边，看着父母慈祥的脸，心里多少舒服了一些。
沈恕并不识趣，继续说：“你有没有见到攻击你的人？”这句问话可能才是他来见我的真正目的，我没法不回答，说：“没有，我听到身后有动静，刚想回头，脖子这里就感觉到很大的压力，立刻就昏迷过去了。”我用手在受到攻击的地方比划了一下。
沈恕说：“我想他也不会让你见到他的样子。你在遭到攻击前，找到了那四本日记吗？”他连日记的事也知道了，应该是钱学礼向他透露的。我摇摇头，浇灭他心中残存的一丝希望，说：“找到了，可是才找到又被人抢走了，我没来得及看里面的内容。”沈恕并不是不识眉眼高低的人，他硬着头皮当我父母面问问题，完全是在履行职责，关键问题谈过以后，他带着歉意向我父母笑笑，把一束红白相间的康乃馨放在我病床床头，说：“这是重案队的同事托我带来的，祝你早日康复。”我老爸笑吟吟地说：“好，好，淑心和她妈妈一样，最喜欢侍弄个花啊草的。”
天啊，沈恕居然送我一束鲜花，真让我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这么冷冰冰的人，他的世界里除去追查血案就是勇擒凶顽，怎么可能有鲜花这样温馨物种的一席之地？我宁愿他送我一筐香蕉苹果，还自然些。不过无论怎样，毕竟是同事间的一份心意，我勉强笑一笑，向他表示感谢。
沈恕在此案侦破后总结案情时向我透露，虽然我在病床上未能给出更多有追查价值的信息，但我遇袭事件本身已经使得案情大体明朗起来，也坚定了沈恕拿下此案的信心。重案队多管齐下、步步逼进的措施已见成效，凶手无法再安居于幕后，无法像案发时那样愉快地欣赏警方被他耍得团团转。在警方的挑战下，凶手被迫接招，出手多了，自然就会露出破绽。
沈恕认为凶手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暴露出的疑点是，凶手怎么会知道我在追查事情真相？又怎会一路跟踪我到钱家老屋？只有一种解释，凶手就环伺在我们周围，一直在窥探我们，对我们调查此案的进程有所了解。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凶手的范围。案子已经到决战阶段，警方和凶手的弦都已张到最满，一触即发。凶手觊觎的楚原晚报的杀害对象目前还安然无恙，这场较量，究竟谁输谁赢？
被凶手夺走的四本日记里，究竟记载着怎样惊人的秘密？目前可以断定，苏南、林美娟和楚原晚报的潜在受害人，遭遇杀身之祸的缘由是一件遥远的往事，而这件往事，为何一直隐藏到今天才被揭开？如果能掀开这个盖子，案情就会真相大白。
15
2001年9月1日。暴雨。
江华大学。
我在住院的第二天就回家了。毕竟年纪轻轻，又没受外伤，不大好意思赖在医院里。在家又休养两天，就回到市局上班。
我到老屋去寻找日记的前因后果，仅向沈恕一个人说起过，所以同事们只知道我遭遇袭击，却并不了解更多的内幕。否则，我真的无颜回去上班，更不知该怎样面对陈广。不过按理说，陈广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表面上算是对我有恩，不管心中与他有怎样的隔阂，我还是亲手烤了一个他喜欢的巧克力蛋糕，给他送到办公室去。陈广很高兴，破天荒地嘘寒问暖了一阵，又叮嘱我好好休息，这几天他尽量不给我安排外出的工作。
如果他知道，我去老屋是为了揭开他极力掩饰的伤疤，他会怎么想？当然，也可能他早就猜到了，却还能做到不动声色，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这就是陈广，城府深不可测。
下午下班前，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那密集的雨丝渐渐牵扯一条条透明的长线，把天和地连在一起。因当晚将有暴雨袭击本市，陈广通知科技处的人早点下班，晚上若没有要紧事尽量不要外出。
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雨越下越大，豆粒大的雨点劈劈啪啪地打在窗户上，像是有人在急促地敲击。室外地面上早已流淌成河，我的心里也波涛起伏，不断回想起苏南和林美娟遇害的雨夜，以及我遭遇袭击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又是雨夜，千万别再出事才好。
我在床上折腾了一个来小时才似睡非睡地闭上眼睛。朦朦胧胧中，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条件反射似地把手机抓在手里，没等对方说话，先没头没脑地问：“又出事了？”
是于银宝的声音：“沈队说请你马上到命案现场来，就在江华大学旁边的那块空地。”我的手一颤，险些把手机掉到地上。居然！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该死的凶手，忍了一个多月，终于又开杀戒了。
我没有前两次出现场前的紧张和惶恐，而是感到无比气愤。凶手的肆无忌惮，简直是明目张胆地向警方挑衅，漠视楚原市一万五千名警察的存在。如果不能拿下这起案子，楚原市警方将颜面无存。
我在到达现场后，才断断续续地从重案队探员们的交谈中获悉案发经过。
当晚八点左右，正是大雨如注的时候。沈恕和值班民警管巍、于银宝各自冲了一碗速食面，希哩呼噜地才吃完，电话铃就响起来。于银宝接起来才说一句话，立刻变了脸色，捂住听筒告诉沈恕：“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家伙，语气很紧张。”
沈恕和管巍的神经也立即绷紧起来。这疯狂的雨夜，几乎已成为血腥杀戮的标志，而潜在的被害对象又在这时莫名其妙地打来电话，难道预示着什么不祥之兆？沈恕示意管巍抄写下来电显示屏上的号码，马上定位追查。他自己则接过于银宝手中的听筒，用尽量平和的声调说：“我是沈恕。”
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细小的电流噪音，在提醒双方连线没有中断。沈恕知道对方不惜顶雨外出，一定是情绪严重波动，有吐露心底秘密的强烈愿望，所以不过分催逼他，只手持听筒，静静等待他主动开口。
对方说话了，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这次居然没使用变音器。尽管对方努力伪装他的声音，但沈恕在听过第一句话后，马上辨认出他就是楚原晚报的陶英。这是沈恕的一个过人之处，他能牢牢记住所有他感兴趣的人的相貌和声音，并凭此在茫茫人海中准确定位他要寻找的人，比电子仪器还要灵敏精确。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还是在办案生涯中长期历练而获得，只有他自己知道。
陶英的声音急促而迫切：“原来是这样，杀害苏南和林美娟的人竟然是……是他，太可怕了。”沈恕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却能断定陶英即将说出凶手的名字，他屏息静气，追问说：“是谁？告诉我他的名字。”陶英在电话那端粗重地喘息着，发出咝咝的声音，听上去极端不安和恐惧：“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话筒里传出”滴滴”的忙音。
这时，管巍查到陶英所打电话的方位，是位于江华大学南门外的一部磁卡电话。
陶英居然在江华大学附近！沈恕来不及细想陶英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命令于银宝：“马上联系徐剑鸣，让他亲自或派人到这部磁卡电话前查看，一旦发现陶英的行踪，务必把他扣留，确保他的安全。同时密切监控前两起案子的发案地点，也就是铁皮墙里的那片荒地，千万不能让陶英再遇害。”转过头又吩咐管巍：“联系楚原晚报社长秦书琪，问他是否知道陶英今晚的行程安排。再与陶英的妻子和女儿取得联系，看他们是否在一起。如果有线索，马上跟进，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于银宝和管巍各自答应着分头行动。
这时最困扰沈恕的，是陶英电话断线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案情与一个孩子有密切关联？凶手是一个孩子？还是几名被害人因一个孩子而与人结仇？这环环相扣的疑问，只需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即可迎刃而解，可那个切入点却总是若隐若现，不肯就到眼前来。
于银宝已经联络到徐剑鸣，他眼下不在江华大学，但已派出保卫处值班人员赶往那部磁卡电话所在的地点查看，很快就会有反馈。另一名值班人员在通过摄像画面监控铁皮墙内的荒地，到目前为止一切平静如常。
管巍联络秦书琪却费了些周折，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接通电话。原因是秦书琪正和几个官商界朋友在歌厅包房里唱歌，陪坐的美女娇嗔地不许他听电话，秦书琪是个从不辜负美人恩的知情识趣的场面人，自然驯服地只谈风月不问政事了。直到煞风景的电话铃声一再响起，秦书琪和美女都感觉不堪其扰时，才愤愤地接起电话。
听管巍介绍过今晚的突发情况，秦书琪立即紧张起来，毕竟陶英是报社的有编制员工，而且警方此前也曾多次与报社合作，以避免凶案发生，如果陶英真要出了事，他多少还是有点责任的，就算没有责任，仅处理家属闹事、上司过问这些烦心事，也够他疲于应付的。
秦书琪一手轻揽陪坐美女的纤腰，一手持电话向总编办主任发号施令，要他配合警方工作，尽快与陶英本人或其家属取得联系，查清陶英的去向。
这时江华大学保卫处值班人员已查看过陶英所拨打的磁卡电话，与上一次场景相同，话筒在电话线上悬空摇晃，电话前空无一人。值班人员遵照于银宝的吩咐，特意查看了电话的插卡孔，并没有磁卡遗留在里面，似乎陶英未遇到紧急情况，走得并不匆忙。
从陶英家人处获知的信息却让人忧心忡忡。据陶英妻子祖嘉说，他和女儿陶顺子在江华大学礼堂看话剧，还没回家。今晚学校上演话剧，陶顺子获赠了两张票，却又嫌话剧散场太晚，不敢一个人回家，就把她爸爸抓来做保镖。陶顺子的手机连响了十几声后才被接起来，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焦虑：“爸爸看话剧中途就出去了，说是上洗手间，可一直没见他回来，手机也打不通，现在已经散场了，我还在礼堂等他回来。”
于银宝把掌握的情况向沈恕汇报。沈恕的眉心拧紧，不知是否在担忧陶英凶多吉少。他对于银宝说：“通知陶顺子，马上回家，她爸爸由我们去找，不管怎样，目前情况不明，陶顺子不能再处在危险中。”于银宝答应着，沈恕又想起一件事：“你想办法给我弄一份陶顺子刚看过的话剧的剧情，包括导演和演员名单，越详细越好。”
忙乱过后，看看时间，距陶英失去联系已经过去一个小时，却仍然没有任何让人轻松的消息。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地面上水流成河，雨点打上去溅起阵阵水花。沈恕等待得有些焦躁，又担心江华大学保卫处的工作有什么疏漏，就再次打电话过去，询问摄像镜头的监控情况。保卫处值班人员的说话语气还算尊敬，态度却有些漫不经心：“放心吧，沈队，地面上所有东西都在摄像头的监视范围里，连指头那么大的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别说人了，鸟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沈恕不满地说：“雨下这么大，平地上都淌成河了，那片洼地里的积水最少三指深了，哪里还能看得见石子，你别敷衍我。”值班员急了：“沈队，自打你们第一遍打电话来，我的眼睛就盯着监控没离开过，你倒说我敷衍，地面的水连石子都没淹过，哪有三指深？”沈恕拿着听筒愣了两秒钟，突然明白过来，身上一激灵，挂断电话，对于银宝说：“出事了，你跟我去现场。”又叮嘱管巍：“你留在家里，我们可能随时需要增援。”
沈恕和于银宝驾驶一台地方牌照车辆，向江华大学疾驰而去，激得地面上的积水向道路两旁飞溅。沈恕把油门踩到最底，这台低配置的国产车开到120迈，车身几乎漂起来，左摇右摆。于银宝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晕车恶心加上担惊害怕，虽然不愿露怯，但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把两小时前吃的速食面吐出来。
沈恕这样玩命地开车，因为他预感到凶手还在罪案现场，争取早到一分钟，或者就能和他短兵相接。
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全身浴血、一丝不挂的陶英四仰八叉地躺在铁皮墙内，圆睁双眼，嘴里一股股地向外涌出血浆，身体微温，竟还没死透。但凶手已不见踪迹。瓢泼大雨汩汩而下，冲洗着暗红色的血液，也冲洗着人世间罪恶的痕迹。
沈恕看着陶英的惨状，说不出话，重重一拳砸在铁皮墙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于银宝惊诧得目瞪口呆，连声说：“不是有监控吗？怎么会什么也没发现？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沈恕对他说：“通知管巍，江华大学东墙外又发生命案。速派急救车、科技处技侦人员和重案队全部在家刑警到现场来。对，给淑心打个电话，问问她恢复得怎么样，能不能到现场来。”虽然明知陶英已伤重不治，却仍要叫救护车，既是程序要求，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刑警无权判断受害人生死，必须由医生做出鉴定。发完指令，沈恕径直走向墙角的摄像头，盯着它呆呆发愣。
所有人员抵达现场时，已经是四十分钟后，雨势减缓，稀稀落落的雨点有气无力地砸落地上。陶英的躯体已经僵硬，身体里的血液似乎流干了，皮肤呈现骇人的灰白色。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牙齿暴突在唇外，像是在死前经历了大恐惧和大折磨。
我和陈广几乎同时进入现场。陈广像是没想到我会来，看到我时微微一愣，随后轻轻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却没说话。当我戴好手套准备接近尸体时，陈广伸出胳膊拦在我面前，不容置疑地说：“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我来。”在我愕然的注视中，陈广快步走向陶英的尸体，并对沈恕说：“让你的人都往后站，确保现场不被破坏。”法医在尸检环节具有绝对权威，他的职务又高，所有人都听话地向后退。
陈广背过身，蹲下去检查陶英的尸体。其他技侦人员和重案队探员则试图搜寻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当然，这仅是根据程序需要走一个过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大雨过后，除非凶手有意在现场留下凶器等证物，所有的微量痕迹都已不复存在。
陈广的验尸手法迅速、准确而全面，从死尸的体温、表情、姿势到外伤部位、僵硬程度，滴水不漏。我在约三米外仔细观察陈广的验尸过程，这时夜色漆黑如墨，现场虽有几盏照明灯，能见度仍很低，我凭感觉和专业知识指引，还可以分辨陈广的动作，相信其他人完全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当然，陈广现在仅是进行外表检查和外伤检查，内部剖验还要回到尸检室由验尸官完成。
陈广很快做出初步鉴定结果：“尸身计有利刃切割造成的伤口三十九处，平均深度约三到四厘米，尸体舌头被割掉，四肢筋腱被割断，导致全身瘫痪，但所有的伤口都不致命，初步认为是流血过多而死。尸体温度下降很快，考虑到大雨和空气湿度的因素，死亡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尸身没有捆绑痕迹，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却有多处切割造成的伤口，初步分析死者生前被切割时处于昏迷状态，在凶手施虐的中途苏醒，却因筋腱被割断，已无力反抗，但仍能感受到痛苦和恐惧，因而脸上出现极度复杂的表情。此外，死者全身赤裸，现场却未发现任何衣物和配饰，显然已经被凶手带走，避免衣物上沾有凶手的头发、皮屑或其他痕迹。凶手的心理素质非常稳定，手段极其残忍。此案与前两起凶案虽然稍有出入，但作案的时间、地点和手法均雷同，建议并案侦查。”
陈广不愧是享有美誉的资深法医，不仅检验尸身时沉着冷静、面面俱到，叙述和分析也条理清楚、令人信服。沈恕对鉴定结果表示认同，说：“与预料的大体没有出入，我们在陶英生前对他做了许多工作，结果他还是难逃一死。奇怪的是这次凶手没有留下他的死亡签名。”陈广“唔”了一声说：“没留下死亡签名，也许凶手准备收手了。”沈恕轻叹一口气说：“但愿如此。”
16
2001年9月2日。多云。
楚原市公安局重案大队。
清理过现场，已近凌晨三点，沈恕招呼我一起上了于银宝的车。
像变戏法似地，沈恕不知从什么地方取出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个晶晶亮的圆柱形物体，说：“就是这东西，骗过了江华大学保卫处值班人员的眼睛。”我和于银宝都凑过来看，不无好奇地说：“那是什么？”沈恕说：“这是我从案发现场的监控摄像头上拧下来的，是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罩子，里面有一张动态的铁皮墙内的下雨图片，罩在摄像头外面，在监控屏上看去，与实时监控的场景一模一样。我以前在公安部的内部交流会上，听兄弟省市的刑警介绍过类似的作案手段，所以能及时察觉保卫处反馈的消息有破绽。”
车身猛地抖动一下，险些陷进路边的一个水坑，于银宝愤愤地骂：“这小子，真他妈狡猾，快成精了。”随着车身抖动，我的头”砰”地撞在车门上，忍不住责怪他：“你小心开车。”又接过沈恕手里的东西，打量着，说：“这玩意做得挺精致的，看来花了不少工功夫。”沈恕说：“对，而且尺寸和角度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否则图像看上去就会有偏差。”我不太确定地看看他，说：“你是说……凶手在使用前曾经试验过？”沈恕说：“一定是，否则不会这样轻车熟路。”
我嘘了一口气，若有所悟。虽然破案不是我的本行，但为了配合刑警工作，法医必须接触一些刑侦学知识，古今中外的刑案我研读过不少，所以分析案情时不至于不着边际。我说：“这样，嫌疑人已经呼之欲出了，最有条件接触到监控摄像并动手脚的人，只有他。”沈恕没表态，但表情上看来并不反对。于银宝也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说：“这人有从军经历，受过军事训练，年龄、外貌、经济条件都符合我们对凶手特征的分析，我们在铺网调查时也曾把他划进来，但没有确实的证据，后来他又受到枪击，似乎替他洗清了嫌疑。”沈恕轻轻叹口气说：“真的假不了。”
于银宝又想起一件事，说：“这小子那么滴水不漏，他作案后干嘛不把这玩意带走呢？”沈恕说：“可能是我们去得太快了，出乎他的意料，没来得及。也可能他担心一取下这东西，保卫处值班室立刻就会发现陶英遇害，不利于他逃脱。”
车子来到路口，我说：“时间还早，先送我回家吧，反正我现在也派不上用场。”沈恕说：“别急，跟我们去警队，还有样东西给你看。”我应了一声，想今晚的睡眠彻底泡汤了，实在困得狠了干脆就在重案队的沙发上凑合两个小时。沈恕像猜到了我的心思似的，说：“我有预感，也许今晚咱们都睡不成觉了。”
来到重案队，沈恕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神秘兮兮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盘小巧的录像带。我故作惊讶地说：“沈队，你这口袋里藏了多少东西啊？”于银宝也说：“就是，怎么跟变魔术似的。”沈恕不回答，径直把录像带插进放映机里，按下播放键。
画面一出来，我和于银宝面面相觑，竟是陈广在罪案现场检验陶英尸体的录像。我满腹疑问，却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毕竟是针对自己的同事使用非常手段，有些敏感，沈恕自己不说，我也坚决不问。当然，沈恕肯给我看这段录像，也说明他对我十分信任，至少在处理陈广的问题方面，我们是同盟。由于天黑，拍摄角度又不好，画面质量非常差，勉强能够看出陈广的样子。我此前已经在现场见到过陈广验尸的全过程，这时结合画面来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分辨真切。
我正琢磨着沈恕偷拍这段录像的意图，陈广的一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在检验尸体右臂时，一只手在尸体手掌上轻轻一抹，然后把一样东西握在手里，却没有装进证物袋，也未展示给任何人看，而是捏在手里，继续工作。他的动作很快，又不失连续性，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事实上，在现场那种光线条件下，我又站在较远的地方，当时我压根没看到陈广的这个动作。而于银宝直到此时仍一脸迷惑地盯着屏幕，对陈广的举动茫然不解。
我想起沈恕在现场曾对陈广说起“凶手这次未留下犯罪预警，与前两起命案不同”，而陈广当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难道他藏起来的竟然是凶手留下来的证物？可他为什么要甘冒风险这样做？他在尽力阻碍警方找到凶手，也许他与凶手有某种特殊关系？
我问沈恕：“那是什么？是不是凶手留下来的，指向他下一次要杀害的对象？”
沈恕摇摇头，显然他也不知道被陈广藏匿起来的是什么。我们把录像带倒回去，局部放大，一点点拉近画面，终于隐隐约约分辨出那东西的轮廓，但有一点轮廓也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三人都对那东西再也熟悉不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警徽！”
那握在陶英尸体的手里、被陈广藏匿的东西正是一枚警徽。凶手的下一个杀害对象竟是一名警察！
于银宝气愤地骂着：“妈的，胆大包天了，敢动警察！再杀一个，这王八蛋可就杀害四个人了。”沈恕闻言微微一震，似乎猛然想起了什么，喃喃地念叨：“四个人，四个人，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我和于银宝满头雾水，不知他在嘀咕什么。沈恕忽然问于银宝：“去现场前，我让你找一找陶英遇害前观看的那场话剧的详细资料，现在找到了没有？”于银宝一拍脑门：“你要不提这茬我差点给忘了，那会事情多，我又分不出身来，让两名协警帮我跑一趟，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于银宝拿起电话问了几句，说：“他俩马上就把剧本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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