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丽埃去世了，蓝铃花、杰西和铁钳去世了。琼斯也死了——他死在本郡其他地区的某家酗酒者收容所里。雪球被遗忘了。动物们也忘了拳击手，除了少数以前认识他的动物。苜蓿如今也老了，她的关节变得僵硬，眼里常常充满泪水。她两年前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动物真的退休。将牧场划出一角供老龄动物使用的话题早已不再被提起。拿破仑现在是成熟的大种猪，体重高达二十二石。尖嗓客则胖得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只有老本杰明还是跟过去差不多，只是吻部的毛发更加灰白了一点，而且自从拳击手死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
现在农场的动物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不过没有早年预料的那么多。对那些在农场出生的动物而言，造反只是个模糊的口头传说；而那些买来的动物在来到这里之前从未听说过这回事。农场现在除了苜蓿，还拥有另外三匹马。他们是正直的牲畜、勤劳的工人和优秀的同志，但非常愚笨。他们谁也学不会B以后的字母。关于造反和动物主义的原则，别人说什么他们都信，尤其是苜蓿说的，因为他们对苜蓿有着近乎虔敬的尊重；但他们能理解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时农场比以前繁荣多了，组织也更加完善，连面积都变大了，因为向皮尔金顿先生购进了两块地。风车终于胜利完工，农场买了脱粒机和干草码垛机，并建造了几座新的楼房。温培尔给自己买了一辆轻便马车。然而风车终究没有用于发电。它被用于将粮食磨成粉，这给农场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动物们正在辛劳地修建第二台风车：据说等这台修好了，就会装上发电机。但雪球曾让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些东西，比如拥有电灯和冷热水的厩房，每周三天工作制，如今再也没人提起。拿破仑已经谴责过这种和动物主义精神相悖的思想。真正的幸福，他说，在于勤奋地工作和节俭地生活。
反正农场似乎是越来越兴旺，但动物们却没有越来越富裕——当然，猪和狗除外。也许这部分是由于农场有太多的猪和狗。倒不是说他们就不工作了，而是他们有独特的工作方式。正如尖嗓客总是乐此不疲地解释的那样，他们承担了监督和管理农场的重任。这些工作大多数是其他知识贫乏的动物无法理解的。例如，尖嗓客对大家说，猪每天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各种叫做“档案”、“报告”、“会议纪要”和“备忘录”的神秘玩意。这些东西是大张大张的纸，上面写满了字，而且一旦写满就要丢进火炉里烧掉。这对农场的安危是至关重要的，尖嗓客说。但不管怎么样，猪和狗毕竟不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粮食，再说他们的数量非常多，胃口又总是很好。
至于其他动物，他们知道生活还是老样子。他们普遍吃不饱，在稻草上睡觉，在池塘里饮水，在田里劳动；冬天他们要挨冻，夏天饱受苍蝇骚扰。有时候年老的动物会搜索他们模糊的记忆，试图弄清楚在刚造反那段日子，就是琼斯被赶走后不久，生活和现在相比是好是坏。但他们想不起来了。他们没有什么能拿来和目前的生活比较：他们什么都没有，除了尖嗓客列举的数字，那些数字无可辩驳地证明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动物们发现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反正他们现在也没时间思考这些事情。只有老本杰明说他记得漫长一生中的每个细节，他知道过去的生活不比现在好，但也不比现在差——饥饿、辛劳和失望是永不改变的生活规律，他是这么说的。
然而动物们没有放弃希望。再说，身为动物农场的成员，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光荣感和优越感。他们仍是全国——全英格兰！——唯一由动物拥有和管理的农场。所有动物，包括年纪最轻的，甚至那些从十几二十英里外的农场买来的，无不为这个事实感到惊奇不已。每当听到礼炮轰鸣，看见绿旗在旗杆上飘扬，他们心里会充满永久不灭的骄傲，话题总是转到从前的风云岁月，琼斯如何被赶走，如何制定了七大纪律，还有几次挫败人类进犯的伟大战役。原来那些梦想从未被抛弃。大家依然相信少校曾经预言的动物共和国终将会成立，到时英格兰绿色的田野将不再受人类的践踏。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也许没那么快，也许现在的动物有生之年都看不见，但它肯定会到来。就连《英格兰的牲畜》这首歌，也仍有动物偷偷地传唱，反正农场的每只动物都熟悉这首歌，不过谁也不敢大声地唱出来。他们的生活固然很艰难，也不是所有的希望都得到了实现，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别的动物并不相同。就算他们吃不饱，那也不是因为要养活残暴的人类；就算他们很辛苦，那至少也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们当中没有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物。没有生物必须喊其他生物“老爷”。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
初夏的某天，尖嗓客命令绵羊跟他走，把他们带到农场末端的荒地上，那里长满了桦树的小苗。在尖嗓客的监督下，绵羊在那里吃了一整天的树叶。傍晚时尖嗓客独自返回主楼，但由于天气很暖和，他吩咐绵羊留在原地过夜。最后他们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星期，期间别的动物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尖嗓客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陪着他们。他说他正在教他们唱一首新歌，不能受到外界的影响。
就在绵羊回到农场后不久，在一个凉爽的黄昏，动物们结束了劳动，纷纷走回农场的建筑区，这时院子里传来一匹马惊恐的嘶叫声。动物们吓得在路上站住了。那是苜蓿的声音。她又发出了嘶叫，所有动物赶快跑起来，冲进了院子。然后他们看到了苜蓿看见的景象。
有头猪正在用两条后腿走路。
他们没看错，那是尖嗓客。他走得有点不自然，似乎尚未完全习惯用那个姿势支撑他肥大的身体，但已经走得很稳，正在穿过院子。片刻之后，从主楼的大门走出许多排成一队的猪，全都用后腿在走路。有些走得好，有些走得差，个别甚至走得摇摇晃晃，看上去好像很需要拐杖来帮忙，但他们统统成功地绕着院子走了一圈。最后，在几条狗的狂吠声和黑公鸡刺耳的咯咯叫之中，拿破仑也直立着走出来了，顾盼自雄地左看右看，几条狗紧紧地簇拥在他身边。
他的前蹄拿着皮鞭。
院子里一片死寂。动物们又惊又怕，相互依偎地望着那些排成长队的猪慢慢绕着院子走。看起来这世界已经颠倒了。最初的震惊渐渐消退之后，尽管很害怕那些狗，尽管多年来已经养成从不抱怨、从不批评、逆来顺受的习惯，他们还是想要表达抗议。但就在这时，绵羊好像接到什么指示似的，突然咩咩地喊叫起来：
“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
这声音持续了五分钟。等到绵羊安静下来，抗议的机会也消失了，因为那些猪已经阔步迈进了主楼。
本杰明感到有个鼻子碰了碰他的肩膀。他回头看。原来是苜蓿。她那双苍老的眼睛更加黯淡无光了。苜蓿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地拉了拉本杰明的鬃毛，领着他走到大谷仓的末端，就是写着七大纪律的地方。他们站着朝黑墙上的白字凝视了一两分钟。
“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她最后说，“哪怕在年轻时，我也看不懂墙上写了什么字。但我发现这墙好像跟以前不同。上面写着的还是原来的七大纪律吗，本杰明？”
这次本杰明终于破了例，替她读出墙上的文字。如今只剩下一条纪律了。那就是：
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既然这样，第二天那些猪在监督农活时用前蹄拿着皮鞭就没什么好奇怪了。猪给自己购买收音机，准备安装电话，订阅《约翰牛》17、《文摘周刊》18和《每日镜报》19等举动也是不值得奇怪的。反正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包括拿破仑嘴里叼着烟斗在主楼的花园里散步。那些猪甚至从橱柜里把琼斯的衣服翻出来穿上，拿破仑自己就公然身着黑大衣、猎狐裤和皮绑腿，而他最宠爱的那头母猪则穿着柔顺的丝绸长裙，那是过去琼斯太太在礼拜天才穿的。
过了一个星期，有几辆轻便马车在午后来到农场。原来是周边农场主组成的代表团应邀前来访问。他们参观了整个农场，大大地称赞了他们看到的一切，尤其是那台风车。动物们就在芜菁地里拔草。他们辛勤地劳动着，不敢把头抬起来，也不知道他们害怕的是那些猪，还是来访的客人。
那天夜晚，主楼传出了响亮的笑声和阵阵歌声。突然间，这种人兽混杂的声音让动物们感到很好奇。这是动物和人类第一次平起平坐地欢聚，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不约而同地、尽量不发出声响地走进了主楼的花园。
他们在门口停下来，有点不敢往前走，但苜蓿领头迈了进去。他们轻轻地走近那座房子，有些比较高的动物能够从窗户看到餐厅里的景象。但见餐厅的长桌四周坐着六个农场主和六头级别较高的猪，拿破仑则亲自坐在桌子顶端的首席上。那些猪坐在椅子上显得非常轻松自如。这伙人和猪本来正在玩牌，但暂时停下来，显然他们将要互致祝酒词。有个大酒壶在桌子上绕了一圈，所有酒杯都被斟满了啤酒。谁也没注意到动物们在窗外朝里望的惊奇的面孔。
狐狸林的皮尔金顿先生站起来，手里端着酒杯。他说过会他要请大家干了这一杯。但在此之前，他觉得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他说，长期的猜疑和误解终于结束了，这让他非常欣慰，在座诸位想必也有同感。过去有段时间——虽然他或者在座其他人并没有这种情绪——但过去确实有段时间，他们这些人类邻居对动物农场各位可敬的主人并不友好，也许称不上敌视，但确实有某种程度的疑忌。过去发生过许多不幸的事情，也流传过许多错误的观念。当时人们认为一个农场由猪拥有和管理是不正常的，会影响周边地区的稳定团结。有太多的农场主未经调查研究，就断言这样的农场将会刮起恣意妄为、违法乱纪的歪风邪气。他们担心自家农场的动物甚至雇工会受到不良的影响。但现在这种怀疑消散了。今天他和各位朋友访问了动物农场，亲眼参观了每一寸地方，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里不仅有最先进的劳动方式，而且其纪律之严明、秩序之井然，足以成为各地农场主学习的榜样。他相信和全国其他动物相比，动物农场的低等动物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占用了更少的粮食。实际上，他和其他访客今天观察到许多有特色的措施，他们准备立刻将它们引入到自家的农场。
在结束讲话之前，他说，他愿意再次强调，动物农场及其邻居已经产生并应当长期维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猪和人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利益冲突。大家的问题和困难是相同的。各个地方的劳工问题不都是相同的吗？说到这里，皮尔金顿先生明显要对大家说出几句精心准备的俏皮话，但他还没说出口自己便已经显得乐不可支。他笑得气都岔了，胖乎乎的脸涨得通红，好不容易才将这句话说出来。“如果说你们有下等的动物要对付，”他说，“我们也有下等的阶层！”这句妙语引起了哄堂大笑；皮尔金顿先生再次为他在动物农场看到的低额度口粮、长时间劳动和严厉的管理制度向猪表示祝贺。
现在，他最后说，他想请大家站起来，把杯里的酒斟满。“各位先生，”皮尔金顿说，“各位先生，让我们为动物农场的繁荣昌盛而干杯！”
餐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顿足声。拿破仑十分满意，他离开座位，绕着桌子走过去和皮尔金顿先生碰杯，然后一饮而尽。等到欢呼声平息后，仍然站着的拿破仑宣布他也有几句话要说。
和以前相同，拿破仑这次讲话也是言简意赅。他说误解的时代结束了他也很高兴。因为长久以来，有许多谣言——他有理由怀疑是某些歹毒的仇敌散布的——说他自己和他的幕僚有某种逆反甚至革命的思想。他们被指责意图挑动周边农场的动物起来造反。这绝对不是事实！他们唯一的希望，无论是过去还是如今，是和邻居和睦共处，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他有幸控制的这个农场，拿破仑补充说，其实是个合作制企业。他亲自保管的房契地契属于所有的猪。
他说他相信原来的猜疑已经不复存在，但最近还是对农场的日常管理作出了某些改变，这应该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到目前为止，农场的动物有个愚蠢的习惯，那就是互称对方为“同志”。这将会遭到禁止。农场还有个非常奇怪的传统，不知道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就是每个礼拜天早晨，所有动物要在花园里列队向一副钉在柱子上的种猪骷髅致敬。这也将会被取缔，骷髅已经被掩埋起来。各位来宾可能也看到那面在旗杆上飘扬的绿旗。他们可能注意到旗帜上原有的白色兽蹄和兽角现在已经被抹掉了。从今往后，它将是一面没有任何图案的绿旗。
拿破仑说，对皮尔金顿先生那番出色而和睦的讲话，他只有一点批评意见。皮尔金顿先生从头到尾使用了“动物农场”这个名称。他当然并不知道——因为这是拿破仑第一次宣布——“动物农场”已经被弃用。从今以后，这个农场叫做“里甲农场”——他相信这是农场正确的、原有的名字。
“各位先生，”拿破仑说，“我也要请大家干杯，但祝酒辞有点不同。请把你们的酒杯倒满。各位先生，来吧，让我们为里甲农场的繁荣昌盛而干杯！”
餐厅里又响起热烈的欢呼声，酒杯都被喝到见底。但就在外面的动物观望着这个场景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些猪的脸怎么发生了变化？苜蓿昏花的老眼来回看着那些猪。他们有些长着五个下巴，有些长着四个，有些长着三个。但它们似乎正在发生融合与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随后掌声终于停止了，这伙人和猪拿起了纸牌，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牌局，动物们也就悄悄地走开了。
但他们还没走出二十码就停下了脚步。主楼里传出喧哗的吵闹声。他们赶紧跑回去，又从窗口朝里面看。没错，里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大叫大嚷，有的猛拍桌子，有的投出怀疑的目光，有的愤怒地否认。引起争吵的原因似乎是拿破仑和皮尔金顿先生同时亮出了黑桃A。
十二个声音愤怒地大喊着，听起来都差不多。现在那些猪的脸发生了什么变化已经毫无疑问。外面的动物从猪看到人，从人看到猪，又从猪看到人，但再也无法分清人和猪有什么区别。
1943年11月—1944年2月
［终］
英国的出版自由
早在1937年，我就开始构思这本书的主题，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写下来。等到写完之后，我发现要将其付梓显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当前图书十分稀缺，任何东西只要冠以书的名义就能“大卖”），后来果然有四个出版商拒绝刊行这本书。只有一个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其中两个出版反俄罗斯图书已经很多年，另外那个向来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某个出版商20刚开始倒是接受了这本书，但在做出初步的安排之后，他决定咨询信息部21的意见；该部警告他，或者毋宁说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这本书。下面的文字摘录自他的来信：
我提到了信息部某个高官就《动物农场》给我的意见。坦白说，他的看法促使我深思……现在我明白它为什么会被认为非常不适合在当前出版。如果这个寓言只是泛泛地影射独裁者和独裁统治，那是毫无问题的；但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个寓言完全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它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还有就是，如果寓言里的统治阶级不是猪，那可能还不是太得罪人（我不知道这个修改建议是某先生本人的看法，还是源自信息部，但看上去带着官方的烙印——奥威尔注）。我认为让猪来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是很敏感的。
这种事情不是个好迹象。政府部门显然不应拥有对非官方资助的图书进行审查的权力（涉及国家安全的审查除外，这在战时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当前言论和思想自由面临的主要危险并不直接来自信息部或者任何官方主体。如果现在的出版商或者编辑利用职权不让涉及某些话题的内容付印，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大众的意见。在这个国家，知识的懦弱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敌人中最糟糕的，这在我看来已经是无需讨论的事实。
任何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只要凭良心说话，都会承认战争期间官方的审查不算特别讨厌。我们并没有受制于那种非常有理由出现的极权主义“调控”。新闻出版界的抱怨诚然是有原因的，但政府表现得很好，而且一直以来对少数派的意见也是出奇地容忍。英国出版审查的恶劣之处在于，它大体上是自愿的。不受大众欢迎的思想可能会被噤声，可能带来麻烦的事实可能会遭遮蔽，而且这完全不需要官方下禁令。任何人只要在国外生活得足够长久，都会知道有许多轰动的重大事件——足以成为头条新闻的大事——完全被排斥在英国的媒体之外，这不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提到那些事情“不太好”。就报纸而言，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英国新闻业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大多数报纸掌控在几个富人手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去封杀某些话题。这种披着面纱的审查也出现在图书和杂志出版业，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等领域。反正英国社会向来有一套正统的思想，一些大家认为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接受的观念。有些话没人禁止你说，但是你说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在女士面前提到裤子“不太好”那样。谁要是敢挑战这种主流的正统思想，谁就会很快被剥夺发言的机会。真正不合时宜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被听见的，无论是在普通的报纸上还是在高端的杂志上。
当前主流的正统思想要求大家对苏俄只能敬仰，不能批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也几乎是每个人都遵守的。任何批评苏维埃政权的严肃文章，或者揭露苏维埃政府宁可隐瞒的事实的报道，都没有什么发表的机会。而奇怪的是，这种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大拍盟国马屁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真正提倡言论自由的社会。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维埃政府，但你至少有很大的自由去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能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但攻击丘吉尔倒是十分安全，无论是在图书里还是在期刊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开头两三年我们为国家的存亡而奋斗，期间有无数提倡向德国忍辱求和的图书、宣传册和文章没有受到干预就得以出版。另外，它们出版后也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快。只要不涉及苏联的声誉，言论自由的原则是相当受支持的。目前也有许多别的话题是被禁止的，我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但最病态的是社会上对待苏联的主流态度。它和从前一样是自发的，并不是任何团体施压的结果。
自1941年以后，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总是照搬和重复俄国人的宣传，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后来几件事情上，他们也表现得奴性十足。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俄国人的观点，然后再予以公布，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或知识分子的颜面。比如说，英国广播公司在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时竟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22。这就好比纪念特拉法加海战23而不提纳尔逊24，但英国的知识界没有人出来表达抗议。而在谈到几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时，英国的媒体几乎都站在俄国人支持的派别那边，谴责对立的派别，有时甚至不惜掩盖真相。南斯拉夫祖国军的领袖米哈伊洛维奇25上校是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俄国人在南斯拉夫扶植的是铁托26将军，他们指责米哈伊洛维奇和德国人勾结。英国的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种指责，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得不到辩白的机会，而与此相反的事实则彻底登不了报。1943年7月，德国人悬赏十万金克朗捉拿铁托，也为活捉米哈伊洛维奇开出了相同的赏格。英国媒体大肆报道了捉拿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家媒体用很小的字体提到米哈伊洛维奇也被悬赏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继续指控后者跟德国人勾结。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时英国的左翼媒体也抨击了俄罗斯人打算摧毁的几个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任何为这些派别辩护的言论都是登不了报的，哪怕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目前，英国的媒体不仅会指摘对苏联的严肃批评，有时候还会刻意掩饰这种批评的存在。比如说，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写了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本传记自然含有不少偏见，但它是有销路的。有个美国出版商准备将其推向市场，并且已经下厂印刷，我相信他还寄出不少预读本请人撰写书评。但这时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收回。英国媒体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事，尽管这本书的出现和它被封杀的事情是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素材。
很有必要区分英国的知识分子自我实施的审查和因为某些团体施压而出现的审查。众所周知，有些话题因为“既得利益”而不能被讨论。最有名的例子是对专利药品的质疑。同样的，天主教会对媒体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在某种程度上封杀批评它的声音。媒体很少会报道涉及天主教神父的丑闻，而英国国教的神父要是惹上麻烦（例如斯蒂夫海角的神父27），那就是头条新闻了。舞台上或者电影里也很少出现反天主教的东西。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如果某部戏剧或者电影攻击或者取笑天主教会，那么它肯定会遭到媒体的抵制，从而难以取得成功。但这种事情是无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大型的组织都会尽量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且公开的宣传并不值得反对。人们不会期待《工人日报》28刊登不利于苏联的报道，同样也不会期待《天主教先驱报》29谴责教皇。但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工人日报》和《天主教先驱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令人不安的是，凡是涉及苏联及其政策，你看不到言之成理的批评，而且在很多时候，你连自由派作家和记者坦诚相告的文章也看不到，尽管这些人不会由于某些直接的压力而被迫说谎。斯大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政策有好几个方面是不能被严肃讨论的。这条规则自从1941年以来一直普遍存在，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它在那前十年便已经发挥了作用。自那个时候以来，左派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很难被听见。反俄罗斯的文献资料确实有很多，但绝大多数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充满谎言，观点陈腐，而且居心不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支持俄罗斯的宣传材料也很多，而且也同样充满了谎言，这让那些想要理性地讨论重要问题的人心生反感。确实，你可以出版反俄罗斯的图书，但你这些图书肯定会遭到大部分高端媒体的忽略或者歪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会有人警告你这么做“不太好”。你说的话也许是真实的，但这么说“不合时宜”，这是为反动派“摇旗呐喊”。他们在为这种态度辩护的时候，通常会说这是国际形势所需，因为英国急需和俄罗斯结盟，但这显然是强词夺理。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一种忠于苏联的心态，他们由衷地认为，质疑斯大林的智慧跟亵渎上帝差不多。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俄罗斯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毕生反对死刑的人为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30期间发生的无穷无尽的处决拍手叫好；印度发生饥荒会得到公开的报道，而乌克兰的饥荒则会被刻意隐瞒，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战前知识界的氛围就是如此，现在也没得到多大的改善。
但现在回头来说说我这本书。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看到我这本书后的反应将会很简单：“它不应该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谙贬损之道的评论者将不会拿政治立场来攻击它，而是会另外找文学的理由。他们会说这是一本无趣而愚蠢的书，出版它纯粹是浪费纸张。他们说的也许没错，但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会因为一本书写得很糟糕就说它“不应该被出版”。毕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来，而且谁也没有在意过。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会反对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背叛了他们的领袖，在他们看来是有害发展大业的。如果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的书，他们是不会说它坏话的，哪怕它在文学上的缺陷比现在多上十倍。举例说吧，左派图书俱乐部31曾有四五年经营得很成功，这充分证明他们非常愿意容忍刻薄的言论和邋遢的文风，只要作者说的是他们想听的话。
这里涉及的问题十分简单：是不是每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多么不受欢迎，甚至是多么愚蠢，都有资格被听到？如果你这样问，那么几乎每个英国知识分子都会觉得他应该说“是的”。但如果你举个具体的例子，问他们“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呢？它有资格被听到吗”，答案往往是“没有”。凡是触犯到主流的正统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就会崩溃。喏，当一个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时候，他要求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只要组织化的社会继续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审查就将永远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罗莎？卢森堡说过的，就是“给别人自由”。相同的原则也可见于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反对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知识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标志，如果说它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言说和出版他对真相的看法，只要这么做不会明确地给社会上其他人或者机构造成伤害。直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信奉这个原则。我们的政府，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依然尊重这个原则。街头巷尾的普通人——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们对那些让他们无法忍受的观点没有足够的兴趣——也依然隐约认为“我支持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只有文学界和科学界，反正主要是这些理应捍卫自由的知识分子，开始鄙弃这种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对自由主义的背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马克思早就说过“布尔乔亚的自由”无非是幻觉，但姑且不提这句著名的论断，当前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人们只有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保卫民主。如果你热爱民主，这种观点认为，你必须不择手段去摧毁它的敌人。谁是民主的敌人呢？那不仅包括那些公开地、刻意地抨击民主的人，也包括那些通过传播错误的信条而“客观地”威胁到民主的人。换句话说，保卫民主就是彻底摧毁思想的独立性。例如有人已经用这种观点来为俄罗斯的大清洗辩护。就连最狂热的亲俄者也不会相信那些受害者全都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他们持有异端的看法，这就“客观地”伤害了苏维埃政权，所以不但屠杀他们是可以的，就连冤枉他们也是可以的。这种观点也被用于为当年左派媒体抹黑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西班牙内战中几个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的做法辩护。莫斯利32在1943年获释时，媒体反对法庭向他颁布了人身保护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些人并不明白，如果你鼓励极权主义的手段，那么终有一天这些手段将会被用于反对你，而不是拥护你。如果你坐视不经审判就将法西斯主义者投入监狱，那么将来被这样投入监狱的也许就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在被查禁的《工人日报》复办后不久，我到伦敦南区某个工人学院开讲座。听众都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前经常在左派图书俱乐部各个分支机构聚会的也是这批听众。我在讲座中谈到了出版自由，讲完之后，让我震惊的是，有几个人站起来问我，我是否觉得解除对《工人日报》的禁令是个大错误？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问，他们说该报对祖国的忠诚是很可疑的，而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应被容忍的。我情不自禁地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以前曾多次诽谤过我。但这些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纯正的极权主义观点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从他们当中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学来的！英国人历来有宽宏和大度的优良传统，但这种传统并非不能遭到破坏，我们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维护它。传授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是削弱了自由的人民对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东西不危险的本能认识。莫斯利的案子就是例证。在1940年羁押莫斯利是完全正确的，不管他到底有没有犯过罪。当时我们正在为祖国的存亡而战斗，绝不能让一个卖国贼逍遥法外。但在1943年不经审判就把他关起来是一种暴行。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一种糟糕的迹象，不过释放莫斯利引起的哗然确实有部分是假装出来的，还有部分是其他异议者的诡辩。但目前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过去十年的“反法西斯主义”及其采取的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这种俄罗斯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普遍衰落的一个象征。假如信息部横插一手，下令禁止出版这本书，绝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现行的正统思想要求人们要忠于苏联，不能对其提出批评；在涉及苏联利益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不但能够容忍审查，还可以容忍对历史的故意篡改。举例来说吧，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记录俄国革命早期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约翰？里德33去世之后，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手里，我相信这是里德的遗赠。几年后，在竭尽所能销毁这本书的原版之后，英国共产党发行了经过篡改的版本，彻底删除了提及托洛茨基的段落，还拿掉了列宁撰写的序言。假如英国仍然存在激进的知识界，那么全国所有报纸都会揭露并抨击这种造假的行径。可惜实际上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对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假的容忍不仅仅意味着崇拜俄罗斯正好是当今的潮流。这种特殊的潮流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在我看来，等到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但这有什么用呢？用一种正统思想取代另一种正统思想并不是进步。我想要反对的是那种留声机的心态，那种正在播什么唱片就只听什么唱片的做法。
我熟知各种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观点——有些观点认为这种自由不可能存在，有些观点宣称这种自由不应该存在。我的回应很简单：这些观点并没有令我信服，我们四百多年来的文明是建立在与此相反的信念之上的。从差不多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政权是十分邪恶的，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么说，尽管苏联现在是我们的盟国，尽管我也希望英国和苏联能打胜仗。如果不得不选一句话来为自己辩护，我会选择弥尔顿34的这句诗：
根据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则
古老这个词强调知识的自由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假如缺乏这种传统，我们独特的西方文化是否能够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远离这种传统。他们接受的原则是，要判断一本书应该被出版或者被查禁，应该被称赞或者被诅咒，标准不是它的优缺点，而是政治大气候。有些人其实不持这种看法，但却因为特别懦弱而对其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是，英国有无数和平主义者从来不反对当今社会上盛行的对俄罗斯军国主义的崇拜。在那些和平主义者看来，所有武力都是邪恶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停地敦促我们投降，或者至少要忍辱求和。但他们有多少个人曾经提出由红军发起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罗斯人有权利保卫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很懦弱地想要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维持友好的关系，因为那些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指向的是苏联，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和虚伪是有很多理由的，实际上我能把他们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背出来。但至少让我们别再胡扯什么反抗法西斯主义是为了保护自由。如果说自由真的有什么含义，那就是向人们说出他们不想听的话的权利。普通人依然模糊地记得这个原则，并且也实践这个原则。在我们国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共和国时期的法国35不是这样的，当今【比如说1945年（！）】的美国也不是这样的——害怕自由的正是自由主义者，想要玷污知识的正是知识分子——而我写下这篇序言，正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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