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船长李承权的说法：“在4月份时，黄金波曾向我提出过回国的想法，我问了原因，劝他安心钓鱼，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又开始钓鱼了，从此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回国的想法。”
“鲁荣渔2682”号转移到智利附近的海域后，有一天，患有贫血症的黄金波在钓鱼的时候突然晕倒，引起一阵慌乱。负责船上生产的大副付义忠，赶紧跟刘贵夺等人将黄金波抬进六人间，给他喝了点水，所幸并无大碍。
几乎就在一前一后，船员岳朋也生病了。李承权经过了解，原来岳朋做过潜水员，以前落下的病根儿，肺部也有问题，无法适应船上高强度的劳动。
黄金波和岳朋每天在六人间的床上躺着睡觉，李承权打电话给公司，停发了他们两人每个月1000元的基本工资。
“我看你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干活了。”李承权对黄金波说，“现在有一个回国的名额，我跟公司说了，等有船回国，顺带把你捎回去。”不过，这只是李承权的说法。
在这群船员中，刘贵夺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看到黄金波累倒了，其他船员议论纷纷，谁也不出头，他便上去找船长。
“太累了，这样下去我看吃不消。”刘贵夺抽出一支烟递给李承权，顺势提出了船员们关心的收入问题，“辛苦我也不怕，就是不知道每年保底45000元能不能拿到。”
“躺在床上睡觉能拿保底45000元吗？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尽管李承权有些不耐烦，但还是耐心地解释了保底收入的问题，“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有船员问过我，我专门找鑫发公司的刘经理问过，他说在渔场没有鱼可钓的情况下，公司按照每人每年45000元支付给船员；渔场有鱼时，公司支付给船员的工资就是每月1000元的保底工资，外加钓鱿鱼的提成。”
李承权所说的提成，就写在合同的附件上——船员个人每年总产量在40吨以下的，每吨提成400元；年产量在40～80吨的，每吨提成500元；年产量70吨以上的，每吨提成600元。
船长对保底收入的解释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于是，船员们开始算自己的账。除了每年12000元基本工资，要挣够45000元，意味着还要完成33000元所需的产量；即便按照中间一个档次，每吨提成500元，每人至少也要完成66吨的年产量，分解开来就是13.2万斤，每个月一万斤以上。
30名有生产任务的船员，只有刘贵夺等少数几个船员达到了每月一万斤的产量。而大部分产量只有刘贵夺一半的船员，每个月的收入加上基本工资也不过2500元左右，跟年工资45000元相差甚远。
对于保底收入的问题，除了李承权的说法，还有当初帮助鑫发公司招聘船员的刘时保向警方作证时的解释——
问：合同的内容是怎么设立的？
刘时保：合同的内容是我和王智勇一块，在王智勇的办公室起草的。当时主要参照舟山渔业公司和火同渔业公司的合同，再以个体渔业公司和鑫发公司2004年出海钓鱿鱼时的合同书起草的。起草完之后就交给鑫发公司一个副总经理拿去审核，从法律的角度审核了一下，合同书审核完之后，由王智勇代表鑫发公司发在合同书上签字、盖印，然后交给船长拿给船员去签。我记得合同书上的内容，第一项是合同期限两年，第二项是收入分配，保底工资和提成，第三项是支付方法，第四项是奖惩制度，最下面是鑫发公司代表王智勇的签字盖章和船员需要签字的地方。这份合同的内容，我只是大体记得这些，可能有些地方记的不对，我记不清了。
问：关于合同书上的保底工资是怎么明示的？
刘时保：合同书上的保底收入是人民币45000元一年，意思是如果遇到生产量、资源衰退等特殊情况钓不到鱿鱼时，保底的收入是45000元一年；如果有鱼钓的话就按实际的提成算，也就是钓多少鱼按合同书上的提成算工资，钓得越多挣得越多。但这个提成具体是怎么算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有鱼钓的话，保底收入就没有了，也就是不存在每年45000元人民币的保底收入。
问：为什么你刚才明示的是保底收入，而不是保底工资？
刘时保：合同书上一直写的是保底收入，而不是保底工资，可能我刚才记错了，把保底收入说成保底工资了。为了保底工资和保底收入的不同，我们当时还专门商讨过，如果写保底工资的话，意思就是船员的工资最低是每年45000元，不管船员是否干活，他都能挣到这笔钱，这样做会影响船员干活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影响鑫发公司的收入，所以当时我们研究之后，在合同书上写的是保底收入。保底收入的意思是每年最少挣45000元钱，如果钓的鱿鱼数量提成超过45000元的话，这45000元就没有了，按实际钓鱿鱼的数量提成。
问：如果按照钓的鱿鱼数量提成，达不到45000元怎么办？
刘时保：提成达不到45000元的话，就给45000元。
问：为什么合同书上要写明保底收入45000元？
刘时保：目的是让人看了之后心里有个定心丸，不管你钓得怎么样，每年最少给你45000元。因为北方的船员大都没有远洋钓鱿鱼的经验，能钓多少鱿鱼，他们心里没有底；在南方船员远洋钓鱿鱼的合同书上都没有保底收入这一说法，全都是按钓鱿鱼的提成算收入的，大约是每吨提成700元。我们这么写的目的，就是让船员们看了后心里有个底。
问：为什么是45000元？
刘时保：当时参考以前火同渔业公司的合同书上是38000元的保底收入，还有根据南方远洋鱿钓船船员收入都在60000元左右，所以我们研究之后定的45000元这个数目。
问：关于合同书上的保底收入45000元这一条文，你们是否跟船员解释过？
刘时保：解释过，我主要是跟船长解释，再由船长去跟船员解释。
问：“鲁荣渔2682”号船上的船员是什么时候签的合同，在什么地方签的合同？
刘时保：我记得是在“鲁荣渔2682”号船出海前才签的，时间就是2010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当时我们是把船长招集到一块，把合同书给他们看，当时是在船队办公室，我向他们解释。船长签完之后，我们又一块到船上去的。当时船员都在干自己的活，把合同书发给他们之后，他们都是自己拿去看，之后有别的问题不熟悉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就问我，我再跟他们解释。船员问的大都是工资的事，我都把合同书上的内容向他们解释了，当天签合同的船员不多，都有谁签的我现在记不清了。后来这些船员都签了一式两份，公司留一份，一份放在了船上。
这时候，我们站在船员的角度来理解，刘时保对保底收入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能够令人信服吗？事后来看，至少在矛盾生成的初期，船长李承权对保底收入的解释是含糊，甚至是粗暴的，不仅失去了船员们的信任，而且导致矛盾急剧升级。
从中介公司开始，直到签订合同，船员们深信不疑的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眼看着化为泡影，再加上超负荷的工作量，让船员们无法接受，不满的情绪慢慢地在船上发酵。
“钓不到鱼还能拿45000元，钓到鱼了还拿不到45000元，这不是明着耍咱们吗？”内蒙古籍的船员包德格吉日胡率先放炮。
“不干了，这样干，用不到两年就会累死在船上！”跟包德一起来的内蒙古船员双喜也跟着起哄。
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副付义忠出来打圆场：“大家还是安心干活，既然写在合同上，应该还是没问题吧。”
一番争执后，船员们的愤怒暂时被压了下去，但这只不过是表面。从那时候开始，暗流就一直在船上涌动。
第二天上午九点收工后，船员们将一夜钓到的鱿鱼收拾好，送入冷库，然后洗澡。包德手里拿着一根水管，一边往身上淋水，一边悄悄地对刘贵夺说：“老子不想干了。”
包德是个大老粗，全名叫包德格吉日胡，船员们觉得喊起来不顺口，干脆就喊他“六个字”，或者包德。
“不想干了也没法回去，黄金波和岳朋生病了，船长说给他们带回国，也没船。”刘贵夺回应道。
“让船长把船开回去。”包德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
刘贵夺没有在意，他以为包德不过是在发牢骚而已。“瞧你那B样，船长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刀架在脖子上，他还敢反抗？”包德做了个手势，语气很坚决。
“你狗日的不是开玩笑吧？”刘贵夺露出吃惊的表情。
“开玩笑？老子闲得蛋疼跟你开玩笑。”包德狠狠地横了刘贵夺一眼。
只有短短的六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完饭，船员们倒头便睡，没有人聊天。
下午四点钟起来，船员们照例下到机舱的冷库里干活，把鱿鱼装入标准的袋子里，再放进冷库冰冻，等到公司的船把它运回国内。
“老子昨天跟你说的事，你是咋想的？”包德很认真地问道。
“你真打算干？”刘贵夺嘴里叼着烟，含混不清地说。
“不干也得死在船上。”
“那你能有把握吗？”
“内蒙古的人都听我的，就看你那里能找几个人。”
“大副、二副、大车兄弟那些人都是船长带来的，他辽宁的人很多。”
“把船长整倒，其他人谁不怕死，没人敢反抗。”
“你他妈的别瞎搞，这一带有很多船都是公司的，都能定位，要是被发现了，我们根本跑不掉。”刘贵夺对包德的劫船计划感到担忧。
“把船上的对讲机都关了，谁也找不到我们。”包德的态度很坚决，对劫船似乎胸有成竹。
尽管刘贵夺并没有直接对包德的行为表示支持，但是，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包德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刘贵夺受到了船员们情绪的影响。自从黄金波、岳朋生病被停发工资后，船上就有一种很压抑的气氛，船员们心事重重，完全没有了当初在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刺激下的热情。
把鱿鱼全部送进冷库后，船员们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又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话题还是每年45000元保底收入问题。
“签合同的时候，我就反复问，这个钱能不能保证。”姜晓龙蹲在甲板上，手里拿着馒头，边吃边说，“当时公司有个人，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他说有保证，鑫发是大公司，不会骗人的。”
“我们都是大老粗，小马，你是大学生，给咱们解释一下。”刘成建说的大学生，是指船员马玉超，大专毕业。
马玉超端着碗，看了一眼坐在旁边吃饭，像一尊铁塔似的船长李承权。“我也不懂法律，昨天我把合同拿出来看了一遍，它就是很含糊，只是说保底收入45000元。”马玉超说，“还有一张纸，就是合同后边有个表，上面说我们普通船员每个月1000块钱工资，钓鱼按产量提成，每斤两毛钱。到底以哪个为准，我也说不上来。”
“保底收入，啥叫保底？肯定就是保证最低也有45000元。”姜晓龙提高声音说道。
“吃完了就去干活，别他妈整天瞎掰这些东西，公司的合同规定很清楚，也不是你们这帮人能解释的。”李承权对大家当着他的面讨论很不舒服，他把碗使劲往桌子上一放，用筷子敲了两下桌子。
船员们对李承权还是有些畏惧，他在这艘船上说一不二，从来没有人敢跟他顶撞。他一说话，众人便不再争论，纷纷散去，走到各自的位子上干活。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李承权作为船长，虽然看出了船员们的不满情绪，但也没有太在乎这件事。首先因为他拿的是固定工资，每年15万元，加上提成，总收入约20万元，旱涝保收。其次，船员们都是出来赚钱的，就算有点儿情绪，也不过是说几句牢骚话而已。
至于船员们的不满会不会引发更激烈的矛盾，李承权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个包工头，一个人说了算，身边也无人能够帮他出谋划策，或者提个建议。
如果李承权考虑问题很周全，懂得一些管理方法，又能体谅这些船员的心情，关注他们合理的要求，就应该给公司打电话，把悬而未决的保底收入问题搞清楚，避免把矛盾揽到自己头上。
李承权虽然是船长，却也是一个被公司聘用的人，他跟船员们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既然合同的双方是公司和船员，那么，他既不应该也无权替公司做主，自己去解释合同上含糊却至关重要的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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