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开始后，蒋介石亲自坐镇北平指挥，仍然不能挽回东北战局的惨败景象，他深感惨秋凉意中的肃瑟之气。
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看到几片树叶儿飘下，下意识寻到了树根，哦，腐了？
他已无力挽救败局了。傅作义捡起一片枯叶儿，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似有几分预感。
傅作义的心里开始犯起了嘀咕。这样的形势下，傅作义再不能不考虑下一步了。他对着天空，茫茫然然，他低下头，又摇摇头，自嘲地仰脖一笑：
“难道老天真要应验那个玩笑吗？”
说是玩笑是个玩笑，可这个玩笑可不小哟，两年前，傅作义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他写道：“你如果赢了，我傅某人就跟你了。”
傅作义找来了崔载之、刘厚同、何思源。
“国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共军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他来回踱着步子，咬咬牙关没有说下去。
他的高参，刘厚同老先生看出了他已开始酝酿“罢战求和”的问题了，就说：
“我曾多次劝过你，政治是军事的根本。”
傅作义的老朋友、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也说道：
“傅先生是发奋有为、励精图治的。但是，你毕竟是叶，所依附的根已经腐烂了，你何不趁此机会脱离腐根？”
……
傅作义望着像父亲一样慈祥的刘厚同，低下了头，却一言不发了。
时隔不久的11月中旬，傅作义最终还是托人给毛泽东捎来一信。
西柏坡的毛泽东也笑了。不过，他笑得可要比傅作义从容得多了。
“欢迎，欢迎，傅作义还是讲义气的，又给我一信，这当然是好事了。”
朱德和周恩来脸上也挂满了笑容。
“可好事多磨哟，”毛泽东站起身，按灭烟头，“多磨也得磨哟。”
11月2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不解决傅作义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是，尚未解决蒋系中央军以前，假如傅作义真愿意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作义以任何政治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出该项实际决定。”
从这个电报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傅作义的政策与策略。
傅作义考虑走“罢战求和”的路，是什么样的路？他的亲信人物当时也尚难猜中。就是按照傅作义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和”要成为事实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阻力。
困难和阻力总是有的，可怎么能缓解一些困难呢？这些年，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率领自己的部队进攻华北人民解放区。两年前，也就是1946年10月，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把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进攻推上巅峰。那时候的傅作义谁敢小瞧？他的锋芒和棱角完全可以说发挥到了最佳状态。他立刻通电全国，声称“击败了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人”，还是“人民意志”的伟大胜利。
傅作义微笑了一下，可是如今呢？
蒋介石在东北一败涂地，“如果不趁此脱离腐根……”他想着“亲信”们的劝告，更加坚定了一种可能，如果跟着蒋介石走下去，就只能是一条绝路。所以，只有同共产党和谈了。
可共产党和人民会原谅他吗？会不会以战争罪犯来处置他呢？
傅作义不免有些伤感，甚至一筹莫展，茫茫然然的。一贯遇事不急的傅作义显得有点难以稳定住自己的情绪。他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脑子也在丈量着尺寸。
他是坚决推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累有“战绩”，因此深得蒋介石的重用。那么，如果自己背着蒋介石同共产党讲和，叛变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了定不会放过他。搞不好不是被蒋介石系统的中央军打死，就是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暗杀。
想到这，傅作义不禁打了个冷颤。多少年来，他给自己部属灌输反共教育，如今，由他自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同共产党讲和，部属们能想通吗？会不会有人拿枪打死自己，假如真这样，难道不是自食其果吗？
所以，傅作义先看了看身边的几个恩师、朋友和亲近，皱皱眉头，咬咬牙，又在屋子里踱着步子，好像要听出自己的每一声脚步声与频率、音量和色彩上都有什么不同。
“宜生！”刘厚同说道：“蒋介石现在日暮途穷，自顾不暇，他要你继续顶着，是拿你当替罪羊利用你来挽救他的危亡。可是……”
何思源也说道：“我在山东，对全国情况不甚了解。到了北平，我接触到的事情多了，看的也透了。我可以这么说，不是蒋先生撤了我的市长职务，而是我何某人脱离了老蒋的羁绊！”
傅作义仍然保持沉默。
“宜生！”刘厚同声音显然有些激动。
可傅作义仍像没听见，他对着窗户一字一句地说：
“我搞‘罢战求和’这件事，准备冒‘三死’来做。”他一直看着窗外：“第一死：是被蒋介石抓起来处死；第二种死呢，就是被自己的部属打死。”他看了看周围人，微微一笑，接着自管说下去：“第三，让共产党当作战争罪犯处死。”
这些想法出自傅作义之口，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说明，傅作义既有和平解放问题的想法，但又顾虑重重，不得不小心谨慎，尤其要提防蒋介石的破坏。
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内容之一便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敌军工作，使敌军放下武器，归向人民，是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中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原则。恰恰在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两军主力决战这个关键时候，这条原则的作用更加显得突出、重要。所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解决国民党。
其实，对于平、津、张、塘地区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力量有把握用战斗手段将敌军全部歼灭，但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北平文化古都、天津工商业，仍然要力争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当傅作义表示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心中掠过一阵欣喜：
“欢迎哟，这就对了。”
中共中央表示欢迎。然而，对于傅作义的诚意，毛泽东主席却要分析和观察一番了。毛泽东又笑道：
“傅作义能提出和平解决不容易，当然，有条件提出就是必然的了。可条件毕竟是条件，得合理法嘛。”
毛主席主张，应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因为傅作义反共甚久，有相当的政治斗争经验，手里还掌握了几十万的军队。要使他一下子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必须经过一番积极又稳妥的斗争，而最首要的还是要在军事上给他一定的打击。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傅作义嫡系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等地，解放了北平周围的南口、宛平、丰台、通县，使北平处于被包围状态。这种局势促使傅作义下决心派代表出城同解放军谈判。
12日夜，傅作义再次找来北平《平民日报》社社长，他的谈判代表崔载之：
“这次谈判，要看看共产党的态度。”
崔载之点头，再携带电台一部及报务员、译电员等一行四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从代表的身份来看，傅作义安排的这次谈判显然是带试探性的，因而崔载之所接受的和谈指示，也是原则性的，中心是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而我方的基点是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两者差距之大，谈判自然无法进行下去。
这是正式谈判之前，傅作义的一个小小准备。而真正的第一次谈判是12月19日。
幻想平起平坐，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刘亚楼的原则：“谈不拢就打，打痛了再谈。”
19日，刘亚楼参谋长与傅作义代表崔载之，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蓟县八里庄举行正式谈判。
傅作义方面代表提出：傅作义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他的军队交给联合政府指挥；在谈判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并将被包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放回北平，理由是可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系统的兵力，利于制约城内蒋系军队。
很显然，傅作义的意见是按照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他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如果他的如意算盘得以实现，既能保存实力，又能顺乎“民情”，岂不美哉！
刘亚楼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阐明了人民解放军的条件是对方必须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他们保存自己的军队；不同意傅作义发通电，不同意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的主张；如果傅作义同意中共方面的条件，放下武器，解放军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损失。
由于双方条件相距太大，核心是一个要保留军队，一个要解除武装，因此谈判没有任何结果。
刘亚楼参谋长向林彪、罗荣桓汇报了谈判过程，林彪笑道：
“能战方能言和，这是一条普遍原则。”
罗荣桓道：“我们让他放下武器为基本条件是以力量做后盾的。”
刘亚楼也说：“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已有绝对把握。”
……
崔载之讲完后，傅作义站起身，告诉他的参谋长李世杰：
“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傅作义认为目前他还有力量打一阵子。
李世杰表示：“我们是军人，在未实现和平之前，自然随时准备打仗。”同时，他又劝道：“打仗容易，谈和难，谈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希望总司令慎思，不要感情用事。”
傅作义又沉默了。
既然不能谈，那就只有打，以打促谈了。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前线的部队并未放松警惕。人民解放军果真至12月20日隔断了北平、天津间，天津、塘沽间的联系，傅作义集团的东西退路多被堵死。21日至24日，又先后发起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经过这两仗，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尤其是第35军的被歼灭，给了傅作义以极沉重的打击，促使傅作义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去估量自己，估量面对的人民解放军。
再就是在傅作义正犹豫不定的时候，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向他袭来。他的王牌军35军和增援35军的104军统统被歼灭了。傅作义当时的确悲痛欲绝，他哀叹道：“这一下，我的政治生命全完了！我现在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毁、埋葬自己了！”
刘厚同、何思源等又一次开导规劝傅作义，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刘厚同老先生转告傅作义将军“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赎罪，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认真的，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一大贡献”。
在各方的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又鼓起了勇气，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
毛泽东：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圈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傅作义
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毛泽东收到此信以前，中共中央公布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姓名，傅作义也列入名单之内。
毛泽东接信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把傅作义拉拢并使傅作义部为我所用。
他指示平津前线指挥员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把我方如下原则意见直接告诉傅作义本人。
第一，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军队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方亦不能接受傅作义所想的一套做法，傅作义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危险的。
第二，把傅作义列入战争罪犯名单，一是因为傅作义反共甚久，负有战争罪责；二是宣布傅作义为战争罪犯，加强了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傅作义可以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持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我方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决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可保护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允许编成一个军。
第三，前几天傅作义拒绝参加南京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亦应不去南京，否则有被蒋扣留的危险。
傅作义听了上述意见后，权衡了几日。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恩威并施，有条有理。一方面，傅作义感到这条路还很宽大，另一方面，他又感到疑虑重重。这是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签字画押都毫无用处，别说这种口头传递了。
不发通电，此意甚好，傅作义内心十分佩服毛泽东的精细，这正是他的一块心病。
不让去南京，也是一片关切之心，傅作义心里领受了。
单这战争罪犯一条，无论是感情还是理智，傅作义均感难以下咽。反共日久，就能算是弥天大罪？三国时，关羽在曹操那里还被当作上宾呢。所提出的办法，也可行。可是，先说他傅宜生有大罪，又劝他立大功，然后将功折罪，那么他傅宜生不就成了个平头百姓了？
这样的买卖，不到穷困之极处，最好还是不要做。
但是，这条路还是要走一走。北平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打烂了就打烂了，如果意气用事，弄不好就成了千古罪人。
傅作义想了想，准备再和共产党谈一谈。这一次自然规格要高一些，至少要派个将官出席。
唇枪舌战，共产党咄咄逼人。蒋介石三难傅作义。聂荣臻说：“这次谈判已经不包括天津了。”邓宝珊反问道：“天津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吧？”林彪冷笑：“三天就足够了。”
1949年元月9日，傅作义派自己的亲信，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去和林彪、聂荣臻会谈。
双方落座后，照例寒暄一阵子。
林彪觉得还是直奔主题为好，这又不是外交谈判，没必要搞得缠缠绵绵，呷口茶水后，他清了清嗓子道：
“我们已将毛主席的意见转述过去了，不知傅宜生将军又有什么新看法？”
周北峰瞥了一眼林彪，心里不禁一颤，他对这位百万大军的统帅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已经产生不出什么反感了，东北战场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如今自己一方是处在下风的。他也呷一口茶水道：
“我的主要要求是：平津塘绥一齐解决。”
“怎么个解决法？”林彪这次打断，像是在插话，“新保安、张家口可属于绥远吧。”
周北峰咬咬嘴唇道：“这个办法就是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由城内调出，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释放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我方被俘人员，并不作俘虏看待。对军队中的行政文职人员和政工人员，应给予出路。”
说完，周北峰看着林彪。
林彪不说话。
聂荣臻道：“周将军，请你稍候，我和林彪将军就你们提出的意见稍作商量后，再请你听听我们的意见。”
半个小时后，林彪、聂荣臻又重新回来落座。
聂荣臻道：“我们的条件有下面四条：第一，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第二，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沽、绥远人民困难尚小，平津地区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人民解放军可以照傅宜生和周将军的提议，将平津两城守军调出城外，开赴解放军指定地点，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实行整编。第三，只要傅作义让解放军和平接收平津，对傅本人不作战犯看待，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并保证其私人财产的安全。第四，释放被俘的官兵，一律不作战俘看待，军政官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
见周北峰没有说话，聂荣臻又强调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其他出路，望周将军转告傅将军早下决心。”
林彪补充道：“请不要再采用拖延的办法，这是缺乏诚意的。”
傅作义看了第二次会谈纪要，对周北峰道：“问题谈得不够具体，有些条款还需要商量解决。”
周北峰问：“是不是现在就回复中共？”
傅作义说：“等等再说。”他踱了一会儿步又补充道：“不要向天津方向走漏任何风声。”
隔了两天，傅作义致电中共方面，讲有关离城改编问题，要妥善解决，所以，出城时间只能视准备工作的进行情况再作决定。
离城改编问题，本是傅作义提出的，如今又借口时间太仓促而不去执行。天津方面又没有丝毫的反应，完全可以猜出傅作义根本没把谈判的事告诉陈长捷。
元月11日上午，林彪、聂荣臻就傅作义这份电报电告中央军委：“我们认为，要使傅作义接受我方条件，必须在军事上再给他一记沉重打击，也许要等我们真正攻下天津后，傅作义及北平蒋系军官才会容易就范。”
傅作义的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确实有多种原因。
他同中共进行秘密和谈，蒋介石早有所闻，先后几次派人对傅作义进行拉拢、胁迫。
1948年12月15日，蒋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到北平，要求傅作义先把部队分两路撤到塘沽和青岛，待机南撤，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可能为理由，婉言相拒。
徐永昌无功而返后，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让次子蒋纬国带上飞到北平，劝傅作义由津塘入海南撤，又让傅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傅作义仍没理睬。
1949年元月6日，蒋介石知道让傅作义南撤已经很难，只好电令平津部队保卫平津了。他在《致傅作义总司令等勉以团结一心保卫平津华北电》中说：“此次林匪进犯平津，正我华北国军杀敌致果，精诚报国之时，望傅总司令本其平素负责从事之精神，策划督战，期在必胜，所望我将士团结一心，服从命令，认识此战不仅为保卫平津华北之战，乃我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成败之战，亦即争取我国家民族独立生存之战，此战而胜，即为全盘战局最大之转捩。”
再一点，蒋介石又被逼下野了，全国一片和平之声。如果能撑到全国和平，那就不等于同平津的解放军达成协议。
最后一点，傅作义非常自信，认为解放军想迅速攻克天津、北平这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很困难，这样，就能争取时间，等到全国和平局面的到来。
元月14日，在东野总攻天津前几小时，傅作义还派副总司令邓宝珊去和林彪、聂荣臻谈判。
林彪、聂荣臻觉得再无什么好说，两三天内恐怕就见分晓了，只是讲了许多外交辞令。
讲了一会儿，林彪终于忍不住了。
“邓将军，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就要攻打天津了，我已于昨日发出了作战命令。”
聂荣臻接道：“所以我们才说，这次谈判已经不再包括天津。”
林彪道：“你知道一百万人一天要吃掉多少粮食？”
邓宝珊怔了怔，反问道：“你们计划要打多久？”
问完后又自己答道：“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
林彪轻轻一笑，“用不了那么多时间，打天津，我看有三天时间也就足够了。”
邓宝珊吃惊地望着林彪：“你，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马上就要打天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和我们和谈？”
林彪淡淡地说：“天津用不上我，那里有一个刘亚楼，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参谋长。你要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个赌。”
这个赌没有打。如果要打，邓宝珊肯定输定了，因为东野攻下天津没用三十天，也没用三天，而只用了二十九个小时。
罗荣桓信中说：“要么放下武器，要么出城整编，只有两个办法供贵将军选择了。”傅作义只好认命，望着部将足足十分钟，艰难地说：“不愿留下执行协议的，请站出来。”
攻克天津后，对傅作义再没什么好客气的了。元月16日，林彪、罗荣桓派人送给傅作义一份关于北平和平解放办法的公函。
公函要求傅作义按下述两种办法之一实行。
“第一种办法：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第二种办法：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愿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
“上述两种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
傅作义接到公函，只好认了。
1月17日，东野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随邓宝珊等人一同进城。
傅作义听完第三次谈判的情况后，轻声说道：“你们照这个协议，再拟一个具体协议吧。”说完，他走进卧室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发起呆来。
21日，苏静和傅作义的政工处长王克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签了字。
这天下午，傅作义带着《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走进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厅。
他望着手下的高级军政人员，足足看了有十分钟。然后，他慢慢地宣读了协议要点。
会议厅鸦雀无声。
傅作义艰难地说：“不愿意留下执行协议的，请站起来。”
兵团司令李文、石觉等人站了出来。
傅作义走过去，对这些人道：“我保证你们在不影响部队执行协议的前提下离平南去。”
散会后，傅作义将协议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执行。
22日，《平民日报》公布了协议要点十三条。其中包括休战、整编、继续通邮、继续出刊新闻报纸等重要问题。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在前门箭楼上检阅入城部队。
毛泽东撰文评述道：“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
元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各界发表通电。他称自己最大的错误是执行反动政策，愿拥护中共毛泽东的领导，和平建设新中国。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奉命集结平津一带休整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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