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革”灾难中，全中国冤屈致死的人难以计算。其中最为显赫的，当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刘少奇平反后，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家属的血泪控诉。但是，居然没有等到。他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本人也受尽迫害，这时反倒以平静的口气说了一句：“那些事情，体现了一种文化。”

    我在电视里听到她的这个表述，立即陷入深思。文化？难道是文化？初一听，似乎讲淡了；细一想，其实是讲透了。

    当时，几乎全社会都在做政治控诉。然而，这位最有资格运用政治话语的女性，却把话题引向了文化。

    这种逆反，让人吃惊，却展现了文化真正的本质。人们终究会发现，把政治引向文化，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

    二

    海内外似乎有一个共识，认为“文革”断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种说法比较肤浅。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场灾难倒是传统文化隐秘层次的大汇聚、大爆发。

    记得“文革”开场的第一特征，是全民突然天天要站起来“敬祝”领袖“万寿无疆”。“敬祝”的仪式、动作、程序、声调、节奏，不仅全国基本一致，而且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与“敬祝”仪式同时产生的，是“批斗”仪式。无论是游街示众、挂牌下跪，还是戴高帽子、封门抄家，也都与几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这就奇怪了。

    而且，奇怪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时操纵“敬祝”仪式和“批斗”仪式的，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哪里学来了这套仪式？

    按照年代，连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可能见到过这些朝廷里边的仪式。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些仪式的知晓，不可能来自于家庭长辈。

    那么，是不是当时有文件，逐级布置了这种仪式？不是。查过“文革”初期的各种文件，没有找到与这种仪式有关的片言只语。

    是不是从传媒上学得的？也不是。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而在偶尔观看的纪录影片中，也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恰恰是这种没有来路的仪式，在全国各城市、乡村、街道、单位快速普及，所有的人都能“无师自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庞大梦魇的全盘复活。这个庞大梦魇，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或曰“集体潜意识”。

    这种集体潜意识，是悠久的沉淀，沉淀于每个人的生命阶段之前。既是一种心理定式，也是一种深层文化，而且是大文化。尽管这种深层大文化是那么讨厌。

    那些年轻的暴徒，乍看是他们在毁坏文化，其实是文化毁坏了他们。

    三

    毁坏了一代年轻人的集体潜意识，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

    中国人的心底固然有很多正面的“一致”，那么，负面的“一致”又有多少？我说的“一致”，不仅有空间的“一致”，而且有时间的“一致”。那就是，牵连全国，暗通古今。

    在一个题为“何谓文化”的演讲中，我曾经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几个弊病和弱项。但那是一个在境外的学术演讲，口气必须温和、平正。今天既然从“文革”灾难的梦魇说起，那就可以换一种尖锐的口气了。我很想直率地揭露中国文化最让我们痛心的几个病穴。但只揭露，不研究，不归纳。把研究和归纳，留给其他学人吧。

    第一个让人痛心的文化病穴：仪式化造假。

    中国文化的很多正面概念，在形态上都比较宏大、空泛，这就为虚假留出了大量漏洞。本来这是中古时期人类各种文化的通病，必须在近代化过程中借助于科学思维来一步步克服。但是，中国文化恰恰没有经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近代化改造，从未建立“证伪机制”。结果，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而且由无奈造假发展成主动造假、机制性造假，最后凝结为“仪式化造假”。

    造假本是一个恶劣行为，而当它成为一个仪式，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这种仪式让人沉迷，如果不被理性精神严厉阻断，就会随着历史的积累变得非常强大，很多政治谋术都会通过这种仪式而成事。

    很多怪异的历史事件，看上去气势宏大，其实只是一只只纸船。真正厉害的，是纸船底下的文化河道，平静而浑浊的千年河道。正是这种河道，既容忍了纸船，又决定了纸船漂移的方向。

    在“文革”灾难中，仪式化造假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试举以下几例即可明白。

    首先，引发“文革”的“敌情”，就是一大造假。这个“敌情”是：刘少奇等人要复辟，要卖国，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在基本逻辑上就非常荒唐：国家主席要“卖国”，卖给谁？既然“睡在身边”，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了，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但是，因为进入了仪式，很多人都相信了。

    其次，“民情”也是造假。这个“民情”是：革命群众都要造反，因此组成了“造反派”。但是，这种“造反”完全是最高当局通过文件和报纸一遍遍公开授意和发动的，因此所谓“造反派”也就是社会上最忠心、最听话、最乖巧的那一群人。请问，古往今来，天下哪有这样的“造反”和“造反派”？但是，那么明显的造假，连无数聪明人也挤在里边，假戏真做，既互骗，又互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仪式，有文化，一切都处于蛊惑状态。蛊惑，是文化最原始的功能。

    接下来，“造反派”名声刚出，又成了假东西。被称为“宣传队”的工人和军人进驻各单位执掌实权，“文革”十年间至少有九年时间全归他们领导。但是到了十年后“文革”被否定而进行“清查”，全国却几乎没有责问过任何一个掌权的工人和军人，只是查了他们手下的一些小混混。因此，连“清查”也成了“仪式化造假”。

    还有，“文革”中几乎人人宣布“造反”，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在内，“文革”后又全体宣称“受到迫害”。那么，究竟是何方“外星人”下凡迫害了他们？他们自己又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进人了“仪式化造假”。

    ……

    还可以一条条罗列下去，但不必了。这一个文化病穴，已经充分暴露。造假，在迷迷糊糊中贯串始终，让人很难醒来。

    四

    为什么要伪造“敌情”和“民情”？为了整人。整人，大多以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方式展开，直接继承了巫术文化中不断重复的“驱魔捉妖”仪式。因此，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与“运动化造假”相连的病穴，那就是“运动化整人”。

    其实在“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他的部属已经全部出局，因此整场运动其实并没有对手。但是，这场没有对手的运动，却又非常奇怪地延续了十年之久。这就像把全国民众推入一场没有对手的拳击整整十年，都在虚假比划，结果弄假成真，血流满地。

    起点消失了，可以不断地制造起点。对手不见了，可以不断地制造对手。案情了结了，可以不断地制造案情。这种仪式的动力源，只能在人群中发掘，那就是号召大家“互相揭发”。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因此中国人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一有号召便快速领悟，纷纷参与。显然，又与文化有关。

    中国古代官场，常会出现一些案件，不知怎么总是牵连广阔，无法结案。你看明代朱元璋所制造的那几个案件，拖延之久，杀人之多，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仔细一看，从起点，到对手，到案情，都是稍有起因，便严重造假，后来全靠“互相揭发”在灌溉。“互相揭发”让每一个人都成了潜在的被告，又成了潜在的原告，却没有真正的法庭，只有当众刑讯。这种情景，在中国古代，已成为一种文化定势。

    说起来，以这种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是统治者排除异己的简单手段，并非中国仅有，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也实行了很久。但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基本已经戒除，而在中国，却依然不断纵容，而且每次都披着正义的外衣。

    这种运动化的整人仪式，有以下四个文化特征。

    第一，营造污旋文化。

    这种仪式一旦启动，全社会立即处于一种不安全的气氛之中。世俗有谚：“身正不怕影子歪，半夜敲门不惊心”，其实都不成立。既然是“互相揭发”，任何人都无法担保揭发者在真实性、科学性、逻辑性上的基本操守。因此，被夸大、被扭曲、被误植而导致被冤枉，成为一种铁定的必然。表面上也会有査核机制，但查核者恰恰是整人运动的领导者，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即便被冤枉后获得最终平反，需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更何况，人世交叉，倘使自己远离是非，也难保前后左右、上下亲友不染上什么事端造成牵累。因此在这种仪式中，人人竖耳，步步惊心，天天担忧，夜夜失魂，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罪行。当全社会失去了安全感，那就会让最有理性的人也失去理性底线，全都成了察言观色试图自保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严重失控，一切怪事都会发生。这便是典型的“乱世文化”，或曰“污旋文化”。“文革”之中的社会气氛，就是如此。

    第二，引发民粹狂舞。

    这种仪式在启动之时预设了一个理由，似乎“检举揭发”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揭发平日不敢揭发的坏事。其实这个理由纯属幻想。历来这类整人运动中的“检举揭发”，绝大多数与“广大人民群众”涓滴无涉：“文革”中，揭发“学术权威”的，一定不是普遍民众；揭发“反动作家”的，主要是作家协会里的其他作家；揭发高官显要的，一定是其他高官。但是，明明是同业互嫉，同行互残，却又要拉出“广大人民群众”，目的是为了获取正当性。于是，不得不呼诱一批“伪民众”来参与了，那就构成了民粹狂舞。

    一切民粹闹剧，在起点上已经与真相背离，与理性背离，与正义背离。但是由于受人借用，它快速呼风唤雨，覆盖远近。闹剧的主力军往往是年轻人，一时就像被注射了迷幻兴奋剂，任意撒野又执迷不悟，但他们的年龄让人们误会成了“新一代的勇气”。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某种势力的炮灰。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试图利用他们的那种势力，渐渐也被绑架了，成了民粹的附庸。即便权力再大，也失去了控制能力。这在“文革”中，体现得极为充分。

    在比较正常的年代，似乎也有法制在运作，但当民粹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气压，中国式的法制也会或多或少随其左右，从“法不罚众”，变成了“法不逆众”。而这个“众”，却是一团雾霾；这种民粹的雾霾，毫无真相、真理可言，它只具有强大的呼唤功能，聚集功能，激化功能，冲击功能，却不具有任何调查功能，取证功能，纠错功能，自省功能。身陷这种雾霾，连平日的智者也会晕头转向，呆若木鸡，智商急剧下滑到与傻瓜无异。因此，只能让狂舞更加狂舞。

    民粹狂舞，正是“文革”最让人痛心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然常被这股雾霾笼罩，而且因有网络参与，更是昏天黑地。既然我们的文化对此无能为力，我就要推荐一份西方药方，那就是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写的名著《民意研究》（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此书曾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已成经典之作。中文译本译为《乌合之众》，有可能让中国读者误会成是对部分低劣群体的研究。其实，该书研究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群众，普遍意义上的群体，因此更有价值。

    第三，设计互窥情节。

    以“互相揭发”的方式进行运动化整人，必然造成社会精英的互窥互防。表面上还在客气地点头、握手，但每人都心知肚明：对方极有可能是敌人，是地雷，是暗堡，是黑枪。彼此都有可能，因此快速在内心设定种种预警，种种防线，种种退路。现在竟有年轻人说“‘文革’时期人际关系单纯”，真是胡言乱语。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知道，当时由于一个个整人的小运动接连不断，每个小运动全靠互相揭发，因此城市里一切稍稍像样的人物，天天都处在危殆之中。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往来了，因为即使老友不揭发自己，却被他人揭发了，自己也是老友心中的嫌疑对象。所以，人人闭门杜客，惶惶不可终日，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互相揭发导致互窥互防，一旦互窥互防，必然造成精英阶层气衰神疲、活力荡然。不仅如此，精英们在互窥互防中所设计的反制、反击准备，还调动起了他们心底的戾气。人人心底，本来既有良知，又有戾气。当戾气被一一查点、擦拭、修检，良知就必然搁置一边。因此，凡是互相揭发最兴盛的时代，必是社会戾气大聚集的时代。表面上，大家都在企盼着大检举、大揭发之后出现的清明盛世、朗朗乾坤，也就是当年“文革”暴徒宣称的“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其实，正是这种时候，里里外外，都是恶的盛宴。

    一切处于互窥互防中的人，乍一看，总是双目炯炯，言语机敏，行动灵活。但是，这只是出于自防、自警，千万不要看成是“精神面貌的大提升”。事实证明，不管是古代的连年大案，还是现代的整人运动，结果总是带来社会精神的严重斫伤，多年不得恢复。即使具有外部正义，往往也是治了外肤，伤了腑脏。请看“文革”时期，家家被审，人人透明，无私无隐，无藏无掖，这总该“轻装上阵”、“全民奋斗”了吧？结果呢，触目萎靡，行行崩溃。中华文化历来太重视表面上的光洁无瑕，不重视生命深处的原创之力。真正的原创之力，必然会突破光洁的表面文章，对此，中国文化常常不予实质性的支持，反而默许很多荆棘，在一路侍候。

    第四，滋养歹戏拖棚。

    运动化的整人，由于没有明确目标，也就没有终点。看似不整了，甚至宣告停止了，但转眼又重起炉灶，重摆阵势，一轮轮循环往复，延绵不绝。这用闽南方言来说，就是“歹戏拖棚”。

    “文革”进行到后来，已经没有话题了，却还是到处拾捡话题来滋养运动。甚至，读《水浒》也成了运动，评儒家也成了运动，一封什么信也成了运动，每个运动总要想着法子找靶子，一批批地整人。后来如果不是高层人事发生巨大变动，“文革”不知要搞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为什么会拖下去？原因是，找不到退场机制，丢失了刹车手阀。面对这种困局，当权者还建立了理论依据，称为“不断革命论”和“继续革命论”。这种“不断”和“继续”，尽管冠着“革命”的名号，其实体现了一种死缠烂打、无休无止的恶质文化。

    等到这种文化广泛行世，中国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的一天。这种政治，太让人惶恐；这种文化，太让人辛苦。

    五

    列举了整人运动一系列特征，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政治事端，与文化关涉不大。但是，他们心中的，是小文化。

    我前面说了，大文化以集体潜意识的沉淀使人民进人梦魇。这是文化人类学中最恢宏的课题，本文不做深论；只是还想在浅表层次上，说说文化的生命承载体——中国文人的一些情况，也就是从他们身上触摸文化痛点。

    文人身上的文化痛点，既是文人自己感到的痛，更是让社会和历史从他们身上感到的痛。后一种泛化的痛更深刻，因为它不会随着文人生命的结束而消逝，而是以历史遗传的方式延续着、积累着。

    文人多数不是坏人。但是，仅就其中的好人而论，他们在中国历来的整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随机化呼应”。

    对于这种“随机化呼应”，不能过于责怪文人。

    由于儒家对于文人“治国平天下”的倡导，由于一千多年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全国性实践，又由于历代民众早已习惯于“以吏为师”，结果，文化在中国，与政治紧密缠绕，找不到自己的独立地位。

    虽然也有不少文化作品广泛流传，却从来构不成自成体系的文化哲学来支撑历史。即便在世道清明的年代，文化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态度，例如是驯顺、辅佐、牢骚，还是疏远、嘲讽、怨叹，却不可能构成切实有效的精神重建。因此，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浅表层面上的文化和文人，都无足轻重。这种地位，决定了广大文人的基本行为模式。

    我本人对于“文革”前后的中国文人有过广泛而长久的观察，可以作为例证。

    中国人总喜欢虚构一些在危难时刻白须飘飘、风骨惊世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以此来想象自己的父辈、师辈。但很抱歉，在我已经不短的人生经历中，这样的形象既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几乎所有的长辈文人都很胆小，从来不会面对恶劣的言行挺身而出，秉承公理，厉声阻止。他们总是平静地服从一切掌权者，包括造反派。甚至，自己也不拒绝在名义上参加造反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造反派中并不表现出积极态度，只是随机化呼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比较正常的言行举止，基本上不会助纣为虐。

    也有投机者，人数不多，百分之五左右吧。他们在参加造反派后，以教师和专家代表的身份担任了小首领，如“革委会常委”之类，风光一时。他们领喊口号、主持会议，却并不实际行恶，如打人、抄家。这些上了年纪的文人，投机的目的是为了显摆，为了扮演。扮演，是中国文人很热衷的一个老毛病。

    也有揭发者，比例比较大，约百分之二十，效果很坏。揭发的原因，大多出于平日嫉妒，也是为了宣示积极，追赶潮流=他们的揭发，对别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从历史看，伤害他人最严重的群体，在中国，主要是文人。据我所知，如果有些高校和文化单位还侥幸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揭发素材，那么，现在常常被大肆美化的很多老教授、老両家的真实形象，一定会让人们大吃一惊。

    也有告密者，比例不大，也约百分之五，主要是靠耳语和纸条。告密的内容耸人听闻，大多是怀疑某人是早年叛徒，某人是美国特务，请“造反派小将”审查。这些告密者的行为令人不齿，但产生的恶果却未必有公开揭发那么大。因为公开揭发本身已经完成了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实际伤害，而告密却要经过几度中转才可能生效。在当时，不敢公开站出来的告密者，也会让造反派掌权者心感不屑，又不易调查，因此难于发动一场场没有实名举报者的批判。

    也有控诉者，大多在一轮轮小运动之间的空隙中，控诉刚刚失势的前一轮掌权者。这样的文人不多，大概在百分之二三吧，偶尔令人同情，多半也只是投机的一种方式，借以试探自己有没有运气成为下一轮运动的倚重者。一次次事实证明，凡投机者最容易成为控诉者。他们的泪眼，总是偷偷地瞟着新的掌权者。相反，真正有资格控诉的人，总是说得不多，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王光美女士。

    以上几类，就是我所见过的师长一辈的“文革”文人。他们身上最值得称许的品德，就是只要政治气氛稍稍放松，便会投身自己的专业，并做出成绩。那么，在他们中间，究竟有没有人对社会、政治的走向做出独立思考？没有，确实没有，肯定没有。这里出现了上一代中国文化的边限。

    对于那些二十岁左右的造反派骨干成员，我也有所观察。他们举起旗号，成立团队，很像勇敢的斗士，政治的新秀。一有机会，他们也常常托腮沉思，皱眉踱步。演讲时，更是经常气吞山河，引爆全场。但是，这些全是虚相。他们思维贫乏，知识单薄，器识低下。与其他同龄的学生相比，他们稍稍多一点儿哗众取宠的表演能力。他们天天表演出“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其实他们非常安全，多方受宠，进退无忧。他们极想出名，享受着“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场面，但这种场面在民粹闹剧中太容易营造了，因为簇拥在他们四周的民众早已被蛊惑。必须说明的是，四周的民众并不是被骨干成员的演讲和风采所蛊惑，而是被一种群体气氛所蛊惑。这种情景，在原始时代的巫术仪式中，天天发生。

    但是，造反派骨干成员误会了，以为人们被自己的魅力所吸引，因此越来越起劲。其实，他们从外貌到演讲，都没有什么魅力，只是说几句便于流行的刁钻之语，喊一些毫无新意的激进口号。是的，只是口头技术，他们连“极端主义”的思想都不存在，因为任何思想都需要思考，都需要逻辑，都需要推理，他们一概舍弃，只是偶尔，悄悄想一点儿进退策略，如此而已。

    很快，他们就“露馅”了，露在人品、人格的底线上。证据是，他们在冲击一切学术机构、行政部门后，就开始了造反派之间的互相恶斗，这种恶斗中使他们真相毕露。口口声声号称“民主”，其实哪一个也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只是在呼啸中站上了山头，因此厉行极度排他的个人专制。

    这批造反派骨干浅薄平庸、狂妄无知，本应受到父母、师长的严厉惩诫，力求让他们离开学校后能做一个好人，可惜，仪式化的蛊惑已经使他们心灵次残，终身难疗。人们在痛惜被他们破坏的一切之后，也会为他们本身感到痛惜。

    六

    在说过了“仪式化造假”、“运动化整人”、“随机化呼应”这三个病穴之后，读者也许能够明白，我们在“文革”中感受的文化之痛，是一种弥散型的刺激。紧紧地包围于四周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却难以表述，难以解析，难以批判。

    现在，当新一轮“国学热”、“国粹热”、“遗产热”、“传统热”裹卷着“民意”、“民判”、“民剿”再度熊熊燃烧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些年轻人，站开距离，静静地感受一下文化之痛。

    我们总是习惯地说，文化之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应该分开。但是，请看那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谁能把它的火苗和烟焰分开？谁能把它的热力和灼力分开？

    因此，文化之痛是整体的，又是真实的，远远没有消退。

    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阵，我以为从此可以少一点儿痛了。对于过往之痛，我们可以隐忍、吞泪、强颜、宽恕、转移。但是，在度过充满希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血迹已淡，泪痕已干，记忆已远，证人已散，一切都又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只不过，当时的造反领袖变成了现在的传媒达人。原来，当初致痛的基因还在，经络还在，穴位还在。

    我至今还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释者，在海内外力争它的历史尊严和本位合理。但是，我又明白，它必须重构，必须转型，必须新生。它目前的存在方式，并不良好。

    真的，它现在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

    对一种文化的最简明衡量，是看它所隶属的创造者群体，是否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一切文化范畴的生态底线。据多方调査，中国向外移民日渐增多的主要原因，正是出于对这一底线的疑虑。这就是说，面对如此辽阔的文化土壤，连自己人也产生了深深的心理担忧。

    回想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那么多异邦人士为什么风沙万里赶到长安来？因为在当时全世界各个文明群体之间，唯独中华文明最能提供生态安全。

    “安史之乱”使唐代失去了这种生态安全，连李白、杜甫、王维也被检举揭发，危难重重。中国民众虽然紧挨文化，却缺少“护文本性”。请看那个近乎透明的李白，只是遇到了这么一点点儿政治麻烦，连那么多天天诵读他诗歌的民众也都立即就忘了他的文化创造，认为必须把他杀掉。这就引出了杜甫在诗中的微弱嗫嚅：“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同样，民众也没有保护杜甫、王维。说得更开一点儿，民众也未曾保护过屈原、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曹雪芹。

    我敢肯定，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也很难获得保护，因为他们太遭嫉妒，太多疑点，又不懂周旋，不懂自卫。他们如果落到现在大谈“国粹”的人士手中，情况更是不妙，请看在“文革”中，残害作家、艺术家最执着的那些人，多半是原先的“书迷”和“戏迷”。其实直到现在，让文化创造者最寒心的，仍然是那些以专业形态出现的“文化记者”、“文化沙龙”、“文化评论”。那里，集中着太多朝秦暮楚、见风使舵的文化变节者、叛卖者、投污者。

    享受文化的大地，为什么总是不能庇护文化创造者？这个问题本身，正是一切中国人必须反思的文化之弊，文化之憾，文化之痛。

    种种文化之痛，构成了沉重而巨大的课题。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多半解答不了。平日国内外经常有人邀请我讲授文化，我却总是避开这个课题，只是泛泛地讲一点儿世界文化观念、中国文化史迹、个人文化修养、城市文化形象等等。避开了，但还痛着。

    感受着痛，虽无消痛之方，却也不要否认痛的存在。那就带痛而行，并把它交付给下一代。以痛握脉，以痛传代。

    只有凭着这种真诚，我们还能与文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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