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死，就因为我要活……

    我不能更简单地，用别的话来说明，然而周围是凶相的死，我并不觉得前来抓我的冷手。孩子的眼睛也留不住我。它起先是没有哭肿的。它还以天真的高兴，在含笑，于是给了我一个想象，这明朗的含笑的眼睛总有一回要阴郁起来，恰如我的眼睛，事情是过去得长远了，当我还是孩子时候一样……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哭出过多少眼泪，谁的手拉着我的长发，……我只还知道一件事：我的眼睛是老了，满是忧苦了，……它已经不能笑，不再燃着天真的高兴的光焰，看不见现在和我这么相近的太阳。……

    当我生下来的时候，是在一所别人的，“幸福者”所有的又大又宽的房屋里。我和我的母亲住的是一点潮湿的地下室的角落。我的母亲是洗衣服的。我的眼睛一会辨别东西，首先看见的就是稀湿的裤子和小衫挂在绳索上。太阳我见得很少。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人呢？也许是住在地下室里的鞋匠。也许是每夜在圣像面前点灯的，商界中的静默而敬神的老人。或者是一个酗酒的官吏！

    我的母亲生病了。

    兵丁，脚夫，破小衫的货车夫，流氓和扒手，到她的角落里来找她。他们往往殴打她，好象打一匹乏力的马，灌得她醉到失了知觉，于是呆头呆脑的将她摔在眠床上，并不管我就在旁边……

    我们是“不幸者”，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说：

    “我们是不幸者，华式加！死罢，我的小宝宝！”

    然而我投有死。我找寻职业，遇着了各样的人们。没有爱，没有温和，没有暖热的一瞥。我一匹小狗似的大了起来。如果人打我，我就哭。如果人抚摩我，我就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幸者，而别人却是幸福者。我常常抬起我那衰老的，满是忧苦的眼睛向着高远的，青苍的天空。人说，那地方住着敬爱的上帝，会给人们的生活变好起来的。我正极愿意有谁也给我的生活变好，我祈求着望着高远的，青苍的天空。但敬爱的上帝不给我回答，不看我衰老的，哭肿了的眼睛。……

    生活自己却给了我回答并且指教了我。它用毫不可破的真实来开发我，我一懂得它的意思，便将祈祷停止了，……我分明的懂得：我们是并非偶然地，也并非因了一人的意志，掉在地下室的角落里的，倒是因了一切这些人的意志，就是在我们之上，所有着明亮的，宽大的房屋的人们。因了全阶级的意志，所以几十万，几百万人就得像动物一般，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蹩来蹩去了……

    我也懂得了人们批她嘴巴的我的母亲，以及逼得她就在我面前，和“相好”躺在床上的不幸的根源了。如果她的眼睛镇静起来，我就在那里面看见一种这样的忧愁，一种很慈爱的，为母的微笑，致使我的心为着爱和同情而发了抖。因为她年青，貌美，穷困和没有帮助，便将她赶到街上，赶到冷冷的街灯的光下去了。

    我懂得许多事。

    我尤其懂得了的，是我活在这满是美丽和奢华的世界上，就如一个做一天吃一天的短工，一匹检吃面包末屑的健壮的，勤快的狗。……我七岁就开始做工了。我天天做工，然而我穷得像一个乞儿，我只是一块粪土。我的生活是被弄得这样坏，这样贱，我的臂膊的力气一麻痹，我的胸膛的坚实一宽缓，人就会将我从家里摔出去，像尘芥一般……我，亲手造出了价值的我，却没有当作一个人的价值，而那些人，使用着我的筋力的人，一遇见我病倒在床上，就立刻会欺侮我，还欺侮我的孩子们，他们一下子就将他们赶出到都市中的无情的街上去了。

    现在，我如果一看绥柳沙的杆子和圆块，对于他的爱，就领导我去战争。我毫不迟疑。对于被欺侮了的母亲的爱，给了我脚力……这是很焦急的，如果我一设想，绥柳沙也像我一样，又恰是一匹不值一文的小狗，也来贩卖他壮健的筋肉，又是一个这样的没有归宿的小工。这是很焦急的，一想到金黄色的辫发上带着亮蓝带子的纽式加的身上……

    直白的想起来，我的女儿会有一回，不再快活的微笑了，倒是牵歪了她那凋萎的，菲薄的嘴唇，顺下了她的含羞的眼，用了不稳的脚步走到冷冷的街灯的光下去，一到这样的直白的一想，我的心几乎要跳得迸裂了。……

    我不看对准我的枪口，我不听劈劈拍拍的枪声，……我咬紧了牙齿。我伏在地上，用手脚爬，我又站起来，冲上去，……没有死亡，……也没有抚人入睡的春日，……我的心里蓬勃着一个别样的春天，……我满怀了年青的，抑制不住的大志，再也不听宇宙的媚人的春天的声息，倒是听着我的母亲的声音：

    “上去，小宝宝！上去！”

    我要活，所以我应该为我自己，为绥柳沙和纽式加，还为一切衰老的，哭肿了的眼睛不再能看的人们，由战斗来赢得光明的日子……

    我的手已经被打穿了，然而这并不是最后的牺牲。我若不是长眠在雪化冰消，日光遍照的战场上，便当成为胜利者，回到家乡去，……此外再没有别的路。……而且我要活。我要绥柳沙和纽式加活，并且高兴，我要我们的全市区，挤在生活的尘芥坑上的他们活，并且高兴。……

    所以，就因为我要活，所以再没有别的路，再没有更简单的，更容易的了。我的对于生活的爱，领导我去战斗。

    我的路是长远的。

    有许多回，曙光和夕照也还在战场上欢迎我，但我的悲哀给我以力量。

    这是我的路……

    工人

    S.玛拉式庚

    一

    当我走进了斯泰林俱乐部的时候，在那里的人们还很有限。我就到俱乐部的干事那里去谈天。于是干事通知我道：

    “今天是有同志罗提阿诺夫的演说的。”

    “哦，关于怎样的问题的讲演呢？”我问。

    但干事没有回答我的这质问。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爱好客串戏剧的同人将他叫到舞台那里去了。

    我一面走过广场，一面想。还是到戏院广场的小园里，坐在长板椅子上，看看那用各种草花做成的共产党首领的肖像，看看那在我们的工厂附近，是不能见到的打扮的男人和女人，呼吸些新鲜空气罢，于是立刻就想这样，要走向门口去，这时忽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说起话来了：

    “你不是伊凡诺夫么！”

    “不错，我是伊凡诺夫——但什么事呀？”

    “不知道么？”

    “哦，什么事呢，可是一点也不明白呵……同志！”

    “那么，总是想不起来么？”

    “好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似的，但那地方，却有些想不起来了。”我回答说。

    那想不起来了的男人，便露出阔大的牙齿，笑了起来。

    “还是下象棋去罢——这么一来，你就会记起我是谁来的。”

    “那么，就这么办罢。”我赞成说。“看起来，你好象是下得很好的？”

    “是的，可以说，并不坏。”

    “不错，在什么地方见过你的。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他复述着，吃去了我这面的金将。“唔，在彼得堡呵。”

    “哦，彼得堡？是的，是的，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哩。你不是在普谛罗夫斯基工厂做工的么？”

    “对了。做过工！”

    “在铸造厂，和我一起？但这以后，可是过了这么长久了。”

    “是的，也颇长久了。”他说着，又提去了我的步兵。“你还是下得不很好呵。”

    “你确是伊凡罢？”

    “对哩。”——他回答着，说了自己的名姓，是伊凡·亚历山特罗微支·沛罗乌梭夫。

    我看定了曾在同一个厂里作工的，老朋友的脸的轮廓。他，在先前——这是我很记得的……他的眼，是好看而透明，黑得发闪的，但那眼色，却已经褪成烧栗似的眼色了。

    “你为什么在这么呆看我的？也还是记不起来么？”

    “是的，也还是不大清楚……”我玩笑地答道。“你也很两样了呵。如果你不叫我，我就会将你……”

    “那也没有什么希奇呀。”

    “那固然是的。”我答说，“但你也很有了年纪了。”

    “年纪总要大的！”他大声说，异样地摆一摆手，说道，“你我莫非还在自以为先前一样的年青么？和你别后，你想是有了几年了？”

    “是的，有了十年了罢？”

    “不，十二年了哩。我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出了工厂，从这年的中段起，就在俄国各处走。这之间，几乎没有不到的地方，那，兄弟，我是走着流浪了的。也到过高加索，也到过克里木，也曾在黑海里洗澡，也一直荡到西伯利亚的内地，在莱那金矿里做过工……后来战争开头了，我便投了军，做了义勇兵去打仗。这是战争不容分说，逼我出去的……话虽如此，但那原因也还是为了地球上没有一件什么有趣的，特别的事，也不过为了想做点什么有趣的，特别的事来试试罢了……”

    “阿阿，你怎么又发见了这样的放浪哲学了？”我笑着，说。“初见你的时候，你那里是还没有这样的哲学的。”

    “那是，的确的。我和一切的哲学，都全不相干。尤其是关于政治这东西。”

    “对呀，一点不错。记得的！”我大声说，高兴得不免拍起手来。

    “怎的，什么使你这样吃惊呀？”他摇着红的头发，凝视了我。

    “你现在在墨斯科作工么？”我不管他的质问，另问道。

    “比起我刚才问你的事来，你还有更要向我探问的事的罢？你要问：曾经诅咒一切政治家，完全以局外分子自居的我，为什么现在竟加入工人阶级的惟一的政党，最是革命底的政党了。唔，是的罢？”他说着，屹然注视了我的脸。

    “是的，”我回答道。“老实说，这实在有些使我觉得诧异了的。”

    “单是‘有些’么？”他笑着，仰靠在靠手椅子上，沉默了。

    我看见他的脸上跑过了黯淡的影子，消失在额上的深皱中。薄薄的嘴唇，微细到仅能觉察那样地，那嘴角在发抖。

    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我看着驹，在想方法，来救这没有活路的绝境。

    “已经不行了。”他突然对我说。“你一定输的。就是再走下去，也无趣得很。倒不如将我为什么对于政治有了兴味的缘故，讲给你听听罢。”

    “好，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坐好了，说。

    “还是喝茶去罢！”他道。

    我叫了两杯茶和两份荷兰牛酪的夹馅面包，当这些东西拿来了的时候，他便满舀了一匙子茶，含在嘴里，于是讲了起来。

    二

    我已经说过，战争，是当了义勇兵去的。在莱那投了军，编在本地的军队里，过了两个月，就被送到德国的战线上去了。也曾参加了那有名的珊索诺夫斯基攻击，也曾在普鲁士的地下室里喝酒，用枪刺刺死了小猪、鸡、鸭之类，大嚼一通。后来还用鹤嘴锄掘倒了华沙的体面的墙壁。——可是关于战争的情形，是谁也早已听厌了的，也不必再对你讲了。——但在我，是终于耐不住了三个月住在堑壕里，大家的互相杀人。于是到第四个月，我的有名誉的爱国者的名姓，便变了不忠的叛逆者，写在逃兵名簿上面了。然而这样的恶名，在我是毫不觉得一点痛痒。我倒觉得舒服，就在彼得堡近郊的农家里做短工，图一点面包过活。因为只要有限的面包和黄油，就给修理农具和机器，所以农夫们是非常看重我的。我就这样，在那地方一直住到罗马诺夫帝室倒掉，临时政府出现，以至凯伦斯基政府的树立。但革命的展开，使我不能不卷进那旋风里面去。我天天在外面走。看见了许多标语，如“以斗争获得自己的权利”呀，“凯伦斯基政府万岁”呀，还有沉痛的“打倒条顿人种”，堂皇的“同盟法国万岁”，“力战到得胜”之类。我很伤心。就这样子，我在彼得堡的街上大约彷徨了一个月。那时候，受了革命的刺戟，受了国会议事堂的露台上的大声演说和呼号的刺戟，有点厌世的人们，便当了义勇兵，往战线上去了。但我却无论是罗马诺夫帝室的时候，成了临时政府了的时候，都还是一个逃兵，避开了各种的驱策。随他们大叫着“力战到得胜”罢，我可总不上战线去。但我厌透了这样的吵闹了。不多久，又发布了对于逃兵的治罪法，我便又回到原先住过的农夫的家里去。这正是春天，将要种田的时节，于是很欢迎我，雇下了。还未到出外耕作之前，我就修缮农具和机器，钉马掌，自己能做的事不必说，连不能做的事也都做了起来。因此农夫们对我很合意，东西也总给吃得饱饱的。夏天一到，我被雇作佣工，爬到草地里去割草，草地是离村七威尔斯忒的湖边的潮湿的树林。我在那里过了一些时。白天去割草，到夜就烧起茶来，做鱼汤，吃面包。鱼在湖里，只要不懒，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原是不做打鱼的工作的，做的是东家的十岁的儿子。夜里呢，就喜欢驶了割草机，到小屋附近的邻家去玩去。那家里有两个很好的佣工。他们俩外表都很可爱，个子虽然并不高，却都是茁实的体格。一个是秃头，单是从耳根到后脑，生着一点头发。而且他和那伙友两样，总喜欢使身子在动弹。脸呢，颧骨是突出的，太阳穴这些地方却陷得很深。但下巴胡子却硬，看去好象向前翘起模样。小眼睛，活泼泼地，在阔大的额下闪闪地发光。在暗夜里，这就格外惹眼。上唇还有一点发红的小胡子，不过仅可以看得出来。

    做完工作之后，在湖里洗澡，于是到邻家去。那时他们也一定做完了工作，烧起柴来，在用土灶煮茶，且做鱼汤的。

    “好么，头儿？”那年纪较大的汉子，便从遮着秃头的小帽底下，仰看着我，亲热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一握手。别一个呢，对于我的招呼，却只略略抬头，在鼻子下面哼些不知道什么话。我当初很不高兴他。但不久知道他不很会说俄国话，也就不再气忿，时时这样和他开玩笑了——

    “喂，大脑瓜！你的头就紧连着肩膀哩。”

    他的头也实在圆，好象救火夫的帽子一样。就是这么闹，他也并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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