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苏联当局宣布，将于1978年7月审判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重大叛国罪。具体罪行是：在1974年和1977年之间，被告曾向西方外交人员、情报人员及一个在莫斯科披着记者外衣的外国军事情报机构特务提供国家机密。对这种指控的最高刑罚是死刑。这个消息使我们感到手脚冰凉。在正式宣布对夏兰斯基将以重大叛国罪起诉之前，我们一直怀着希望，不管这希望是多么渺茫，我们都认为他有可能会被释放，或以较轻的罪名起诉。可是，一旦宣布进行叛国罪审判，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我提出签证申请，去苏联代理我的委托人，或至少是旁听审判。夏兰斯基的欧洲律师、加拿大律师及其他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这些申请要么被拒绝，要么干脆不予理睬。

    在审判前几天，各种活动频繁。我在全国各地穿梭行走，在群众集会上，在议会大厅里，在电视上代表我的委托人讲话。

    随着审判接近尾声，我的沮丧也随之增加。虽说全世界许多人都声援他，但阿纳托利只能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他不能和他的家人、朋友或支持者讲话。他母亲被排斥在法庭之外，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其他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犹太事业活动家都不准旁听审判。苏联人宣布，审判是公开的，座位都已坐满了。只有阿纳托利的弟弟列昂尼德被允许进去在后排旁听，这样他成了阿纳托利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好几次这两兄弟在走廊里迎面而过，得以相视而笑，互致问候。列昂尼德感到无比惊异经过差不多一年半与外界隔绝的拘留和审讯，阿纳托利并没有失去他的勃勃生气、他的热情、他的幽默感。在与弟弟擦身而过时，他第一句话是你有点胖了，一边拿出一张揉皱了的阿维塔照片晃了晃，这张照片他时刻地带在身边。可是他表面上的镇静掩盖着内心的惆怅阿纳托利知道他的命运已经不可更改地决定了。

    当我读着审判报道时，我决心最后一次尝试以我的委托人名义向法庭呈递申诉。我彻夜不眠地起草最后陈述，如果允许我在苏联出庭的话，我将宣读这份最后陈述。我用电传给法庭发去这份申诉书，并在《新闻周刊》和《国会记录》上发表。我的声明部分如下：

    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在此以一个已被苏联新闻媒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高级官员宣布有罪的人的名义发言。我很清楚你们肩负的重担：你我都知道在半个世纪的苏维埃历史中，从未有过一个法官曾经投票认定一个被控犯有叛国政治罪的被告无罪。但我仍然要求您们毅然抛去身上的桎梏，以司法人员崇高的节操行事，作出正确诚实的裁决。

    确实，如果指控不那么严重的话，它们就成了一场笑话。想想看，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多么无能，竟然招募像夏兰斯基这样的人做间谍。他的电话被窃听，他的一举一动都公开地受监视，他的同屋是一个克格勃坐探，夏兰斯基是间谍战候选名单中最坏的人选。想想看苏联反间谍机构又是多么愚不可及，竟然允许像夏兰斯基这样的人一个公开宣称对以色列忠诚的人，一个要求移居去以色列权利的人接近军事情报。

    当你我两国在纽伦堡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时，有个德国法官曾为他判处一个无辜的犹太人死刑而辩解。他争辩说，在一个案件中顺从纳粹党的指示，他就可以延缓种族灭绝的进程。由你我两国法官组成的纽伦堡法庭驳斥了他的辩解，共同声明：故意认定第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有罪之日，就是司法堕落毁弃之时，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司法正义的泯灭。在此我恳请您们，在做出类似悲剧性决定时扪心自问，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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