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克里姆林宫一直没有任何反应。这一回，我们竟等了好几年。终于在1979年4月27日，一架苏联民航机冲破遮天蔽日的浓雾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然后被拖到远处的一座周围用栅篱隔开的机库，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这时7辆黑色轿车驶到苏联民航机后面的舱门，从里面带下来5个表情忐忑不安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直接送进轿车里。另外两个人从前舱门被送进飞机以便飞回莫斯科。新闻界预先有所耳闻，听说某种重大事件正在进行，可是任何人也不准靠近飞机。从远处看见的只是雾色中影影绰绰的人影。轿车很快驶离跑道朝纽约东区一家豪华旅馆联合国广场饭店驶去。下午4时25分，轿车驶抵饭店，从车上下来5个剃光头的人，他们身体枯瘦、面色苍白、神情疲惫。这些人中间有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马克迪姆西茨。另外3个人分别是亚历山大金斯伯格、格奥尔基维恩斯和瓦连丁莫洛兹。正像《纽约时报》形容的，在这场恰似冷战期间在柏林发生的戏剧性国际阴谋故事中，5个政治犯被用来交换两个俄国人，这两个人最近被美国联邦法院认定犯有间谍罪，判处50年徒刑。这是头一回没有美国人介入、用苏联公民换苏联公民的交易。（当时在苏联监狱里没有被关押的美国人。）

    企图劫持苏联飞机阴谋的两个中心人物，经过差不多9年的特殊刑制关押后，终于自由了。这两个人很快就在以色列定居，从普利奥泽尔斯克机场到本古里安机场是一段多么漫长的道路呵！

    这场交换过后不久，我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的继子阿列克赛谢苗诺夫家里见到了爱德华库兹涅佐夫。谢苗诺夫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而他妻子从苏联移居国外的努力由于萨哈罗夫进行绝食斗争而获成功。

    过高的期望往往会带来失望，我确实早已期待着这次会见。当我驾车去马萨诸塞州纽顿市一条清幽小街上的谢苗诺夫家时，我心里琢磨着库兹涅佐夫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了解这个远近闻名的人物，这个我们为他写申诉书和辩护状的勇敢的人，这个人不愿保持缄默，甚至自己全部青春时代都被迫囿于监狱也在所不惜。（他在22岁到40岁之间的18年中，在监狱中度过了16年。）库兹涅佐夫这个人确实名不虚传。他个子实际上比我预期的矮，埃迪克身上洋溢着智慧、敏锐和远见卓识。他对苏联当局实际上剥夺了他的青春期似乎并不太耿耿于怀。虽说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0岁要大，但他保持着乐观和充沛的精力。我见过一些释放的囚犯，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怨天尤人，怀恨抓他们的人，可库兹涅佐夫不想纠缠过去。为了搞清情况，尤其是了解他的3个仍被关押的共谋者的现状，我们向他询问了狱中情况。现在名气大的人已经获释，他明确地说，可我们不能让全世界遗忘费多洛夫、穆尔琴柯和门捷列维奇。他特别关切费多洛夫和门捷列维奇的健康，因为他们两人健康状况极坏。

    话题又从囚犯转到国际大事上。听到他的另一个评论，我深感诧异：不要让囚犯和人权问题妨碍紧张的国际关系，妨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如果那样做的话，正中苏联强硬派的下怀。这些人不想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们要把更多的人投进监狱。在囚犯问题上你们得很好的施加压力，可是不要把核灾难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又说，扩大宣传是囚犯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在监狱里每天都有默默无闻的囚徒死去，可是只要西方国家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不敢把他弄死。他告诉我们，我们进行的法律保护工作非常重要；它很可能促使当局放弃对另外几个人的起诉，而且极大地促使当局下决心提前释放另外一些囚犯。

    会见结束时我有一种使命完成的感觉，虽然只是部分完成，却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我们的法律保护项目是否已经发生作用，它成了我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我知道只要在苏联仍有思想犯，我就不会停下来，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将一直为这些异议分子，不准离境者和其他政治犯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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