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会见这些犹太人时，塔尔福德泰勒和乔治弗莱彻在他们旅馆房间里等待着鲁登科总检察长的电话。总检察长的电话一直没有来，他们就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去找。他们被告之，鲁登科正在休假，斯米尔诺夫得了急病，不清楚这两个人是否能会见美国客人。他们要求这两个美国人回到旅馆去等候通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过去了，没有人打电话来。星期五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下午四点钟还是没有消息。泰勒和弗莱彻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回国。弗莱彻不打算空着手回家，所以他想步行去附近一家书店买几本俄文书。他刚一离开，电话铃就响了。（弗莱彻的行动受到跟踪吗？）打电话的人是第一副总检察长马利亚洛夫。泰勒用他从伯利兹出版社录制的俄文读本里学到的俄文和副总检察长寒暄了几句，但他并不了解，其实话中有刺。几分钟后，一个翻译打电话来，告诉他鲁登科仍未痊愈，但马利亚洛夫愿意见他，希望他马上就来。泰勒找了个翻译，匆忙赶到最高检察院，马利亚洛夫正在等着他。一番客套之后，泰勒说明此行的本意，并给副总检察长看了律师委托书，说明他是囚犯家属的全权法律代表。

    原来是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代理一个苏联公民，马利亚洛夫讥讽地说道。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审判材料的？他问。泰勒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采访了移民者。你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材料是可靠的？马利亚洛夫问道。

    泰勒知道是他开始谈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尽可能审慎地反复查证了，可我仍然愿意有机会查阅审判记录，如果这些记录允许查阅的话。

    马利亚洛夫摇摇头。你们有你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办事的规矩。泰勒向马利亚洛夫保证，我们的目的是用一种纯粹专业人员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如果苏联当局能够收下我们呈送的法律文件，加以研究考虑的话，就可以避开宣传报道，免去公开的批评，这样岂不更好。经过一番踌躇，马利亚洛夫准予泰勒以犯人代理人的身份呈交申诉书，并保证会研究这些文件，并由检察院的最高领导来考虑处理意见。这样，我们成了第一批被允许正式参加苏联司法工作程序的美国律师。

    我们对泰勒的胜利欣喜若狂，但对此案的实际结果一点儿也不抱希望。回到那个俄国古老的笑话上来，我们不仅已经跟死人谈了话，那死人甚至还聆听了我们讲的话。现在，最困难的工作是要这死人站起来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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