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了好几个至关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审判，这些案子都来源于越南的灾难经历，我自己也得以近距离观察战争对美国言论自由的浩劫。
第一个重大的越战案例是政府以阴谋罪对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威廉斯洛安考菲因神父及其他几个反战领导人的起诉。我在该案中作为被告斯波克博士的法律顾问，后来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该案的文章。
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反对越战案例是以阴谋罪对芝加哥七人进行的公诉。该案的起因是1968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发生的大游行示威。该案审理后为被告辩护的主要律师威廉康斯特勒被判藐视法庭罪入狱4年。我是为他上诉的律师团成员。
另一桩重要审判，是对抵制征兵运动的贝里根兄弟及其他激进派领导人的起诉。我曾应邀为此案被告辩护，但是当其中一位更加好斗的被告得知我是个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后，就辞退了我。
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露和发表了，它可能是推动美国舆论反对越南战争的最重要事件。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法院为继续发表这些文件的部分内容而诉讼时，阿拉斯加州当选的联邦参议员麦克格拉威尔正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他召开参院建设和土地小组委员会夜间紧急会议，在会上把这些文件列为供公众查阅的正式国会纪录。这个五角大楼文件格拉威尔版其后由波士顿比肯出版社出版。我后来代理比肯出版社实际上是代理格拉威尔参议员进行诉讼，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越南战争带来的苦涩很快地就在大学校园里传播开来。一开始是罢教和抗议活动，很快就演变成对抗和暴力。哈佛大学1969年举行了罢课，其后这个文弱的校园开始了3年不间断的动荡，暴烈的对抗不断升级。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导致学校对许多学生采取开除或留校察看处分。我曾代表过某些学生控告校方。
在斯坦福大学，反战组织的领袖是一个叫布鲁斯富兰克林的教授，他教授英国文学。他鼓吹直接行动并身体力行。斯坦福大学当局决定剥夺他终身教授的待遇，并把他解雇。这是自暗无天日的麦卡锡主义年代以来，一所全国性的大学头一回因政治原因解雇终身教授。我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委托代理他的诉讼。
最后，由于越南战争逐渐结束，美国决定从越南脱身，中央情报局在监督美国撤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央情报局负责这一行动的最高级官员之一是弗兰克斯奈普。斯奈普把他的经历事无巨细地写了下来，当然他也小心翼翼地注意不泄露那些仍然保密的情况。他拒绝按照雇佣合同中的规定把手稿在出版前交给中央情报局进行审批。当这本名为《庄严时刻》（DecentInterval）的书出版以后，中央情报局对他提起诉讼，该案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在整个诉讼期间，我一直是他的律师之一。
这些越战案子有很多都被法院判败诉，驳回关于言论自由的要求。所有的案子都提出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于人民的权利和所谓战时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些法律问题远比在色情淫秽物品和裸体浴场争议中牵涉到的第一修正案宪法权利复杂。此中双方的利害更为深远，因为政治言论，如反战，反对征兵比色情物品或裸体案件所牵涉到的关于性的言论更接近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实质（虽说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国家安全的需要，如情报人员或战争行动计划的保密，比起个人隐私权、公民自决权、色情淫秽物品和裸体问题争议中道德规范牵涉到的利害关系更加重要。所以，对这些战时第一修正案诉讼的裁决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判决。它作为对第一修正案赋予人民自由权利的最沉重打击，是不足为怪了。
本章讲的两个故事都是这种案例：斯坦福大学解雇布鲁斯富兰克林案及中央情报局诉弗兰克斯奈普案。我选这两个案例，一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牵涉到的最根本的言论自由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并未真正详尽探讨过；另一个原因是我曾为打这两场官司殚精竭虑。
1964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执教时，哈佛校园是一个安稳无事的世外桃源。大部分法学院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缺乏激情。他们穿着整齐体面，看上去十分保守，似乎对自己的俱乐部、体育活动、他们的职业生涯比那些每天发生的激荡事件更感兴趣。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切全变了。空气中充满了骚动不安，特别是对于美国在越战中日渐升级的介入。1969年4月初，哈佛学生开始罢课，从反对在哈佛设立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大示威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广泛抗议反对学校支援战争的同谋罪上去。激进的学生占领了大学办公楼哈佛的主要行政管理中心，随后被校长南森帕赛召来的警察用警棒驱散。此后哈佛校园就不复从前了。
教室里明显地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情绪，暴力威胁，至少是不文明的举动比比皆是。教员之间分成誓不两立的两派，开明大度地探讨问题的气氛已荡然无存。争论双方因政见的不同而分歧日深。哈佛大学已经不是一个舒心学习可心工作的地方。这当然不否认哈佛充满慷慨激昂的气氛，这种气氛令人振奋，令人着迷。每当我回忆起这几年就想起那些教员会议，在会上讨论着对入侵神圣而安静的大学殿堂的行动是否合理。院长们变成了仲裁者，大学校长们成了警长，教授们成了公诉人和被告辩护律师。
我家里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不是学生被逮捕、开除就是教授在课堂里遭到学生斥骂而无法上课；或是抱怨院长以不合理的规定威胁学生。当我身不由己地卷入这些无穷无尽的风波中，我有时也怀念刚到哈佛时的那种宁谧气氛，虽说细细品起来有点儿索然无味。
正在这当儿，我得知我已经被推荐去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多的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由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办的为期1年的学者进修班。与哈佛校园的白炽程度相比，就地点和气氛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该研究中心看起来更遥远了。它位于一座青翠葱茏的山坡上，俯瞰着拉古尼塔斯湖。这个斯坦福智囊它有时被人这样称呼由一座座鳞次栉比的小平房组成。每一位前来讲学的专家都在其中占据一间房子，窗外是晴天碧海，配备着秘书和研究助理，可以任你闭门幽思不受干扰。办公室里不准安电话，办公室外活动则不被鼓励，因为建立这样一个研修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平心静气地反思，坐下来研究、写作，进行学术交流。每年都从一大批推荐来的候选人中选出40人。1971至1972级研修班中包括不少著名学者，如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海默，社会学家南森格莱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心理学家加德纳林齐，教育家劳伦斯克赖明，还有政治策略家麦克尔瓦尔泽。一般来说，每年都选一位法学教授参加，我有幸被选中，自然高兴万分。我期待着那没有电话吵闹、学生纷扰和客户上门的清静时光，一心做学问，间或打打排球（这是研修学者通常的消遣方式）。
1971年9月初一个星期天晚上，我来到帕洛阿尔多。我睡觉时没有给闹钟上弦，因为第二天不必早起，这是我带薪休假的一种享受。可是早晨7点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那边传来刺耳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加利福尼亚人的柔声细语。这人声称：我得和你谈谈富兰克林的案子。在清晨这样一个美好时刻，我不想和任何人讨论案子。难道我无权不理睬那些夸大其词地声称对方枉法的申诉人吗？哪怕只是1年也好。而且再也没有比帕洛阿尔多小丘更好的地方，可以假装这世上一切都很好。
什么案子？布鲁斯富兰克林是谁？他受到什么指控？我问。我只是模糊地对这名字有一点儿印象，但就像每天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城市和人名一样，什么芝加哥7人案、广东城9人案等，早已成了日常生活用语中的一部分。我一听到有关印第安纳波利斯500人案时，脑海里立即涌现重大阴谋，而绝不会是一场汽车大赛。
你是说你不知道富兰克林案吗？他是斯坦福的英国文学教授，有终身聘约，而他被解雇了。我们需要帮助，列奥纳德波丹说你可能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立即给你打电话。
确实，他们一分钟也没耽误。我甚至还没去过我的新办公室呢。我对她解释道，这是我的休假年，我无意参与此事。你何不给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打电话，我满怀期望地建议，并告诉他，这些教授中有不少人在民权和学术自由领域中十分活跃，在美国相当有名气。
打电话的人她声称自己是斯坦福大学教员政治行动小组成员笑了起来，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从法学院得不到帮助。莱曼校长把他们都抓在手心里了，那些站在我们一边的年轻教师也不敢说话。
那你让富兰克林的律师给我打电话吧，我建议道，希望就此了结此事，我倒是愿意和他讨论这里面的法律问题。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她回答说，富兰克林没有律师。他以前有个律师，可现在他钱花光了。学校也不肯用公费为他请一个。他想找一个法学院的教授来助一臂之力，可就是没人肯自愿出来。
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会不给一个终身教授任何辩解的机会就解雇他。至少法学院的教员中应该有人主动出来给他当顾问，提供咨询意见。
她答道：你真是初来乍到。过几天你对富兰克林案件就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了。
我同意在吃午饭时与她及另外两个小组成员见面。只是我再次声明，除见面之外，其他什么事情也别指望我。
富兰克林案件第二天又在谈话中出现了。我偶尔碰上一个新邻居，这人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任教，我5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暑期任教时与他曾是同事。我向他打听这个案子。
你得明白，这不是一件民权案，它也不牵涉到学术自由问题。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山里训练墨西哥非法移民使用武器。他是一个叫作必胜组织的头儿，专门在校园里搞炸弹爆炸。几星期前他们就在附近扔了一颗炸弹。他指着不远处，就在教员贫民窟附近。
教员贫民窟是指校园内教职员工住的一所所漂亮小楼，建造在斯坦福大学信托基金会长期租赁给他们的土地上。富兰克林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一座丛莽，他也在课堂里进行政治宣传，我的朋友继续说道，你知道把他的麦尔维尔和霍桑的文学课程叫作什么吗？他不等我猜，就自问自答道：叫作毛尔维尔和胡桑。他不是教授，他是政治煽动者，是个恐怖分子。
不过，你说的显然跟给我打电话的女人讲的不一样，我说，如果能证明他干了这些事情，尤其是那些暴力活动的话，解雇他就没话可讲了。
对他的指责不完全是这些事情，我的朋友有点儿歉疚地说，他干任何暴力行动时都小心翼翼，不让人当场拿获。他在校园里暗中活动，用对讲机向小孩子和当地墨西哥移民下命令，而暴力行动发生时他总不在现场。但我们终于抓住了他的把柄。他发表了几次煽动暴力的演说，我们有证据。他还企图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在丁克斯派尔堂演讲时起哄捣乱，阻挠洛奇大使演说。
这么说，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案子了，我反驳道，对他唯一真正的指控都与他发表的言论或叫嚷有关。
是的，这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承认，如果你用孤立的眼光来看待这案子的话。
那么关于他请律师的问题呢？我问。
我的朋友回答说，他不要律师，他想自己为自己辩护，这样他就可以在听审时发表政治演讲。如果他想要律师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许多人来为他辩护。
几天后，当布鲁斯富兰克林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在听审时作为他的律师，这着实叫我吃了一惊。他告诉我，他确实要进行一场政治辩护，但他也想要一位律师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其他法律问题上出谋划策。
我告诉他，我现在在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身份不允许我担任他的律师。他对此表示理解，可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找律师的问题，只谈一个小时。
我跟乔尔克莱恩一起去见他。乔尔那时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中心担任我的研究助理，为期1年，现在是一位华盛顿小有名气的律师。我们花了半小时在帕洛阿尔多城中下层人士居住的平房区，一条阴暗沉闷的街区寻找富兰克林的住所。（后来我们得知，他的住所没有地址牌，因为邻居经常故意对他滋事搅扰。）
我们终于找到他的住处，按电铃时可以听到许多把门锁打开的咔嚓咔嚓声响。富兰克林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件蓝色工装衬衫，用怀疑的目光四下打量，然后叫我们进来，随即把门锁上。
他用典型的黑人腔调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猪猡们又会破门而入。几个星期前这儿发生过一场枪战。
我们谈了约15分钟。他用录音机放了几段他演讲的录音，这些内容被当作向他起诉的根据。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下这些言论是否能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然后，他又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的委托，做他的律师。我则再次强调说不行。
当我告辞时，他递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毛主席语录》，那本著名的小红书，另一本是《林彪著作选读》。他说，这两本书应收费若干美元。他见我把这两本书还给他，又说，可以免费赠送，以代替律师费。
克莱恩开车送我回家。我后来听说，他又返回富兰克林的住所继续讨论如何帮他找律师的问题。经过一番取舍后，克莱恩同意帮助富兰克林准备在委员会听证时的发言稿及书面辩护词，尽管克伦那时尚未取得律师执照。这恐怕是富兰克林在斯坦福大学对他起诉中能够找到的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他辩护的最好律师了。
我开始在中心从事研究，情形正像来以前人们对我说的那样。我的小屋旁边住着布鲁诺贝特海默，他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门生，曾经用精神分析法对性情孤僻的儿童进行治疗，使这门学科产生飞跃，他撰述的几篇论文在这个领域里被奉为经典。他在中心讲学1年期间潜心撰述一本关于情绪受到波动的儿童的专著，后来以《心灵之家》为书名出版。因为我在对神经不健全者进行医疗监护的法律问题方面写了不少文章，我们经常就彼此的研究著述交换心得。布鲁诺和他迷人的夫人走到哪里就带去一种战前维也纳的派头差不多每天下午四时贝特海默太太都会来到布鲁诺的小屋，随身带着用银餐具装着的午后茶和多种蛋糕烤饼。我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他们的饮宴，一起回忆流逝的时光。
我那时正着手写一篇关于英美法律中预防性拘留法理渊源的论文，所谓预防性拘留是指因为预测到可能的犯罪行为而予以监禁。我每天去我的小屋，瞧着窗外的景色，读几小时书，与我的助手交换意见，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去吃午饭，然后打几场排球（一般都是由社会科学工作者与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各为一方进行比赛），最后坐下来写作。这以后我去附近的圣克鲁兹海滨，或回家在游泳池里游泳。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使我的研究写作极富成效。
但是我却不能完全置身于富兰克林案件之外。布鲁斯有时会来中心找我；他的支持者有时会在我家等我，一些与此无关的人从全国各地给我写信、打电话，认为解雇富兰克林这件事可能会危及学术自由。报纸上每天都报道该案，双方的调门越来越尖锐，日益走向极端。
布鲁斯富兰克林已经实实在在地打破了斯坦福大学的宁谧气氛。在所有行政人员和大部分教员眼中，他已经成为斯坦福困难年代的象征，正像斯坦福和其他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所经历的那样。与大部分恬静生活般的大学一样，斯坦福大学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激进观点毫无准备，因为这种浪潮在这所全美最漂亮，有着精心维护的草坪和随风拂荡的棕榈的校园里毫无历史渊源。斯坦福被称作西部的哈佛，早已是富裕的加利福尼亚保守主义的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一直是种族主义的顽固堡垒，现在已经打开禁锢，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那些常春藤名牌大学中招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教授。为了稳定教员队伍，斯坦福提供无以比拟的物质条件，如在环境优美的校园无偿使用土地和对住房进行补贴。正因为有这种舒适圆满的安排，教员从个人角度和作为专业人员两方面来说和学校荣辱相关。斯坦福大学一发生针对学校的抗议活动、游行示威或破坏捣乱，他们就会感到这是针对他们自身的，对很多住在校内的资深教授则更是如此。
在1967年和1971年间，斯坦福校园里经历了一场浩劫，有一位教授形容它有点儿像在暴政下的年月。破坏性的捣毁造成了25万美元的损失，纵火事件烧毁了无法重新获得的文件，燃烧弹和子弹破坏了教职员工安宁静谧的天堂。校园里的激进革命者布鲁斯富兰克林的幽灵无所不在。他被认为是暴力活动的策划者，虽说每次犯罪的现场都没有人看到他。照恶魔的理论，他是撒旦的投胎转世，和斯坦福校园格格不入。
我完全反对布鲁斯富兰克林的政治活动，也不同意他的方式。作为个人，我也不喜欢他，尽管我们的出身相同，年纪相仿，都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中下层家庭。他和我一样，是家里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人。他在阿姆赫斯特大学上学时参加了后备役军官培训班，其后被征召到空军；在战略空军司令部干了3年，是空军中队的杰出军官。（布鲁斯一边驾驶一架载有核武器的飞机，一边阅读毛泽东和斯大林著作，这两种不协调的情景有时还在我的想象之中浮现。）照着这个路子，他在斯坦福念完研究生，并得到英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当了助教。那时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派的，充满民主思想，他是阿德莱史蒂文森和林登约翰逊的支持者。
像许多自由派专家学者一样，越南战争使他的观点变得激进起来，这种激进的思想由于他在巴黎待了1年，受到一些越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而愈加坚定，回到斯坦福后，他成了一名老练成熟、一心要搞武装斗争的革命分子。他妻子简同他思想一样狂飙突进，他们创立了一个叫作半岛红卫兵的组织，它们后来又与一个激进墨西哥移民组织的分支，一个叫作棕色贝雷帽的派别合并，成为必胜组织。必胜是一个主张暴力的激进革命组织。它的正式宣言鼓吹武装斗争，并且要求其成员随身携带武器（最好是M1自动步枪）。
富兰克林竭力否认他个人曾在任何情况下参与了暴力活动，但他以在必胜组织中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持有好几件武器而自豪。他在该革命组织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决策领导作用，使大学的同事们既惧怕又鄙视他，因为斯坦福大学是该组织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之一。
随着越战逐步升级，富兰克林的活动也随之升级。当亨利卡波特洛奇在1971年1月到斯坦福来演说时，他的演说不断被猪猡、战犯的喊叫打断，最后完全淹没在有节奏而持续的呼喊和鼓掌声中。后来，洛奇大使的讲演计划不得不取消（就像几年前他在哈佛大学一次类似的讲演被迫取消一样）。富兰克林明明中叫嚣不断，却否认他是用持续鼓掌叫嚷迫使讲演提前结束的策划者之一。
这次事件后，富兰克林收到斯坦福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曼的信，通知他，学校决定给他留职3个月不发工资的处分。富兰克林给莱曼校长写了封回信，信是这样开头的：
致：
利兰斯坦福财产托管董事会指定的首席代理人；盗窃这片土地巧取豪夺建筑铁路劳工血汗家族的继承人们；发战争财的倒爷们；及美利坚帝国的统治者们
该信结尾署名为：
阮文追精神不死／权利属于人民／布鲁斯富兰克林／必胜中央委员会
（阮文追是一个越共游击队员，他曾在西贡企图暗杀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未遂。）
几星期后，富兰克林在一次反战集会上讲演，矛头指向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技术中心，该中心参与越战中的一些武器技术研制工作。他的讲话包括如下内容：我们应该为人民作出一点小小的姿态，即我们应去关闭那些与战争机器最有关系的东西，例如计算机中心，依我看这是个好目标，即使这样做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不便也在所不惜。
随着现在就动手的喊叫，一些听众就朝计算机中心进发，并且动手关闭了该中心，造成了一些损失。富兰克林自己并未参与这一行动，他在一个安全而又隐蔽的距离之外注视着这一切。警察后来把所有人赶出计算机中心，并且命令示威群众解散。
那天晚上，校园里又举行了集会，富兰克林在结束时发表了讲演。在演说中他鼓吹人民战争方式。人们对于他是否解释了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有些争议。他声明，他告诉示威者人民战争意味着，学生们应该回到宿舍去，把人分成小组，和他们谈心，或在一起玩橄榄球，或干些其他事情，总而言之拖得越晚越好。
富兰克林讲话后几小时发生了更多的暴力行动，许多学生受了重伤。
第二天，莱曼校长宣布，富兰克林教授将被解雇，剥夺终生教授待遇，因为他明显地严重失职，对大学和大学社区造成极大的破坏。
富兰克林要求学校当局举行一次正式听证会以给他申辩的机会，由7名正教授担任的顾问委员会来审查对他的指责，并提出适当的制裁意见。可是，找出7个对富兰克林不抱成见的教授谈何容易，大部分教授都不齿于他。
在我看来，布鲁斯富兰克林表面上看起来风度翩翩，实际上他是一个心胸偏狭隘走极端的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只能黑白分明地分成善恶双方。一切资本主义或美国的东西都是假恶丑的。他不承认美国社会制度有任何可取之处，甚至不承认美国宪法保障人权的优点，而他恰恰是依靠宪法赋予他的权利来为自己辩护的。
有个偶发事件或许可以勾勒出富兰克林政治思想的轮廓。有一天富兰克林上门来找我，要求我把林彪的那本书退还给他。林彪已经正式倒台了，我受到指示要收回并销毁所有林彪的书。
我哈哈一笑，说我可不想参加什么焚书活动。这本书现在已经属于我所有，我倒是想把它收藏起来。我开玩笑说，如果他能够把所有林彪的书都追缴回来，我这一本没准哪一天就成了收藏家的珍本。
布鲁斯可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我必须收回这本书！他口气十分坚决。
很抱歉，我用同样强硬的口气回答，你不能收回我的书！
布鲁斯口气变得蛮横起来：我会把它弄回来的，就是从你手里夺回来也在所不惜。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和他冲突，我就对他说，我已经找不到这本书，它大概早就被我扔掉了。他看起来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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