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段关键的谈话听不清楚：在1971年秋，帕罗拉向西格尔说了如下一段话，这几句话要么是你知道，那些都窃听了或是你知道，那些都没有窃听
这段录音给法官放了一遍又一遍：
法庭：听起来像是没窃听，可我还得再听一遍。再放它两、三遍！
（放录音。）
法庭：我听错了。你知道，这些都窃听了才是录音带录下来的内容。
我们在这个最关键问题上赢了，法官对那句含糊不清的话的理解和我们一致。
听证现在结束了。鲍曼法官答应尽快公布裁决结果。可是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从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传来只言片语。律师消磨时间的方法之一是猜测裁决迟迟不来是吉是祸，不管是由陪审团裁决还是由法院裁决都一样。西尔沃格雷特这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把消息姗姗来迟看作好兆：他确实下功夫读我们的辩护词哩。我这个冥顽不化的悲观主义者，却看不到一丝光明：他正在写一篇冗长的结论，把我们棺材上的钉子砸瓷实。珍妮贝克这个万世不变的务实主义者早已在准备上诉材料了，她肯定不管鲍曼法官如何处置胡鲁克案动议，我们都得上诉。
等待鲍曼法官裁决的那段时间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联邦助理检察官托马斯帕特森一直把西格尔在苏联外贸使团爆炸案里的认罪当作一种额外的威慑，一旦西格尔不肯合作，就会亮出来进行恐吓。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除掉这个威胁。我们随即在联邦东部地区纽约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西格尔的认罪，原因是豁免信排除了这样做的有效性。
时至今日在政府机构里还广为流传着西格尔把与政府检察部门和警察的谈话都录了音。谁也不知道西格尔究竟录了些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只是把与胡鲁克案件有关的录音带交给政府，与此无关的并未交出。
在我们与帕特森的谈话中，我们露出口风，他与西格尔的谈话也在秘密录音之列。在我看来，帕特森唯恐会对他进行质证，就像帕罗拉那样，促使他决定建议法官批准不经听证就撤销西格尔的认罪。法官接受帕特森的建议，撤销了西格尔的认罪。
1973年4月25日，康斯坦丁诺法官签署撤销西格尔在联邦东部地区法院的认罪那天，鲍曼法官的裁决也下达了。这几乎像是有一位法院的小丑跟我们说笑话，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坏消息。鲍曼法官长达38页的结论中带来的坏消息是，应该要求西格尔在胡鲁克谋杀案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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