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考方式，就是康德所说的“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的范例。近代的欧洲为什么在公共事务当中有如此严密有序、如此合乎公德的一系列的规范呢？因为都被这样思考过。结果，公共事务就变得既充满逻辑，又充满人性，处处都经得起严密推敲。

    当知识分子用勇气和理性提升了公共事务，那么反过来，他们的精神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真正的公众人物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众人物不是康德所说的这种公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就像康德定义的伏尔泰、卢梭这些人一样，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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