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二十九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对于学生,学校总是既有功劳也有失误的,所以有一年教师节,我曾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建议全国同行一起反思:是否误人子弟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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