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这孩子对身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当他想吃糖而得不到时，愿听大人讲道理，没有糖也心满意足。而当本顿这孩子想要糖时，他就哭个不停，直至要到糖才停止。米尔斯这孩子爱护玩具，而本顿这孩子老是很快就把他的玩具弄坏了，然后就吵个不休。为了息事宁人，大人们就哄着小爱德华把玩具让给他。
当孩子们稍稍长大一点，乔吉（乔治的昵称）在这一方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他不爱惜自己的衣服；因此他就常常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而爱迪（爱德华的昵称）却没有这个福分。这两个孩子飞快地长大。爱迪让人越来越安心，而乔吉却让人越来越担心。每次只要爱迪有什么想法，只要对他这么说就足够了。“我宁愿你别干那个。”——这是说游泳、滑冰、野餐、摘浆果、看马戏以及孩子们都乐意干的其他事情。但是对乔吉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想干什么，别人就得迁就他，否则就会蛮干起来。因此，很自然的，没有孩子能像他那样有那么多机会去游泳、滑冰、摘浆果，或者做其他什么事情；没有孩子能玩得像他那么痛快。仁慈的布朗特夫妇不允许孩子们在夏天的晚上9点钟以后还在外面玩耍，9点钟他们就被安排上床去睡觉。爱迪老老实实地睡下去，但是乔治常常快到10点钟时还由窗户里悄悄地溜出去，一直高高兴兴地玩到深夜。看来不可能让乔吉改掉这个坏习惯，但是布朗特夫妇最后却用苹果和石弹笼络住了他，让他待在家里。善良的布朗特夫妇枉费心机地花掉他们所有时间和精力，企图约束乔吉。他们还眼中含着感激的泪水说道，爱迪不需要他们怎么操心，因为他是那么善良，那么体贴人意，各方面都那么优秀。
这两个孩子渐渐地都长大了，可以工作了，于是他们都被送去学手艺：爱德华是出于自愿的；而对乔治却又是哄劝又是收买，他才肯去。爱德华工作很卖力，又忠心耿耿，也不再成为善良的布朗特夫妇的负担了。他们都称赞他，他的老板也称赞他。但是乔治却跑掉了，布朗特夫妇花了钱又费了神才把他找到，弄了回来。不久他又一次跑了——这让布朗特夫妇又花了更多的钱、费了更多的神。他第三次又跑了——还偷了一些小东西随身带着。这又让布朗特夫妇花了更多钱费了更多神。除此之外，他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那个老板，让他不再追究乔治的偷盗行为。
爱德华一直干得四平八稳，后来他终于和他的师傅合伙经营那个生意。乔治却没有起色，他总是让那两位年迈的恩人慈爱的心中充满烦恼，还让他们手头不得空闲，千方百计地想法防止他毁灭。爱德华从小便对主日学校、辩论会、教会募捐团体、戒烟组织、反对渎神的团体以及其他这类事情很感兴趣；成人后，他就是教堂和戒酒会里的一个沉默寡言而又踏实可靠的帮手，对一切扶助别人的活动都热心赞助。这并不曾被人传为美谈，也没有引起人注意——因为这只是他“自然的本性”。
最后，那两位老人终于死了。遗嘱声明他们对爱德华感到衷心的自豪，却把他们那份小小的财产留给乔治——因为他“需要它”；相反，“由于天意庇护甚多”，爱德华并不需要它。不过那笔财产留给乔治却有相应的条件：他必须用这笔钱把与爱德华合伙经营生意的同伴的那部分生意顶过来；否则它就必须送给一个名叫“囚犯之友”的慈善组织。这两位老人还留下了一封信，在信里他们请求他们亲爱的儿子爱德华代替他们照看乔治，就像他们曾经干过的那样帮助他、庇护他。
爱德华很孝敬地顺从了，乔治成了他生意上的合伙人。不过他倒不是一个物有所值的合伙人，他早已染上喝酒的恶习。现在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常常烂醉如泥的醉鬼，他的皮肤和眼睛都把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显露无遗。爱德华向一位甜蜜的、好心肠的姑娘求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彼此都很爱对方，而且——但是正在这时候，乔治开始苦苦哀求地追求她，后来她哭着跑去找爱德华，对他说她面前崇高而神圣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她不能让她自己的私欲妨碍这种责任，她必须嫁给“可怜的乔治”，并“使他改过自新”。这定会使她伤心欲碎，她也知道会这样，还有其他一类事情。但是责任就是责任。因此她嫁给了乔治，爱德华的心也差点碎了，就像她自己的心一样。不过，爱德华还是挺过来了，娶了另一个姑娘——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姑娘。
两个家庭里都有了小孩儿。玛丽竭尽全力地帮助她丈夫改邪归正，但是这个工程实在太浩大了。乔治继续好酒贪杯，渐渐地，他开始痛苦地虐待起她和小孩儿来了。一大帮子人都尽力帮助着乔治——实际上，他们一直就这样干着——但是他只是平静地把他们的努力帮助当作他应得的和他们的义务，却压根儿就不改变他自己的行为。不久之后，他又添了一个恶习——那就是偷偷地去赌博。他已经债台高筑。他借钱都是用商号的信用做担保的，而且做得非常诡秘，他一直这么干了很久，都瞒得很成功。直到一天早上执法官来没收了店铺，这兄弟俩才发现他们已经一贫如洗了。
生活一下子变得很艰难，而且越来越恶劣。爱德华把家搬到一个顶楼上，整天在街上东奔西窜，想找工作。他苦苦寻求，但是实在是找不到机会。他很吃惊地看到这么快他的脸就变得不受欢迎了。他又吃惊又难过地看到人家以前对他的关怀这么快就减退并消失了。尽管如此，他还得找工作，因此他就忍气吞声，拼命地钻门路。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用木斗子往梯子上搬砖头的工作，这也让他谢天谢地。但是自此以后，就没有人认识他或关心他的什么事了。他没有能力给他所属的各种道德团体按时缴纳会费，因此看到自己遭到除名的耻辱时，他也只能忍受着心中的剧痛。
然而爱德华越是迅速地从公众的见闻和兴趣圈子里消失，乔治却越是迅速地在这个圈子升了起来。一天早上，有人发现他躺在阴沟里，衣衫褴褛，酩酊大醉。一位妇女戒酒救济会的会员把他捞了出来，照顾他，给他募捐了一笔款子，让他清醒了整整一个星期，还给他找到了一个职位。报纸上还登了这件事的经过。
这样一来，公众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于是就来了一大帮子人，对他又是扶持又是鼓励，帮助他改过自新。后来他又倒下了——倒在阴沟里；大伙儿都为他又是伤心又是惋惜。但是高尚的姐妹们又一次救了他。她们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给他东西吃，听他那悔恨交加、哀婉动人的说话声，她们又给他找到一个职位。关于这件事情的详细报道也发表了，全镇人都为这位酗酒而又力求解脱的可怜的犯戒者再度走上正路而大洒欢欣的眼泪。人们举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戒酒复活会，在几篇令人振奋的演说词之后，主席以动人的语调说道：“我们现在就要请戒酒的朋友们签字保证。我想马上就会有一个动人的场景，在座的诸位当中很少有人能看了不掉眼泪的。”经过一阵意味深长的沉寂之后，由戒酒救济会一队系着红腰带的妇女们伴送着，乔治·本顿走上讲台，在保证书上签了名。空中响起雷鸣一样的掌声，大家高兴得哭了起来。会议结束时，人人都和这位戒酒会的新成员握手。第二天他的工资就提高了。他成了镇上人的谈资，成了它的英雄。这件事的经过又在报上发表了。
乔治·本顿很有规律地每三个月就躺到阴沟一次。但是每次都有人忠心耿耿地把他救起，对他下一番功夫，还给他找到好职位。后来，他被送到全国各地去作演讲，作为一个改过自新的醉汉，他获得了很多听众，起了很大作用。
在家乡，他颇孚众望，很有信用——在他清醒的间歇——因此他居然能用一位首要公民的名义从银行里提走一笔巨款。大伙儿给执法当局施加了很大压力，从这次冒名提款的后果中挽救他，而且部分地成功了——他仅被拘留两年。一年期满时，那些仁慈的人们不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于是他口袋里带着免罪证从监狱里出来了，囚犯之友社特地在门口迎接他，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一笔可观的收入，其他许多仁慈的人都来给他出主意，鼓励他，帮助他。爱德华·米尔斯有一次走投无路时曾到囚犯之友社去谋职，但是人家一问“你当过囚犯吗”，就随便把他打发了。
当这一切事情发生时，爱德华·米尔斯一直悄悄地在逆境中奋斗。他还是穷，但是他在一家银行里做出纳员，受人尊敬又受人信任，而且有一笔稳定的工资，还够用。乔治·本顿从来没有找过他，也从没有听说他打探过他的消息。后来乔治常常离开镇上，一出去很久都不回来；于是就有关于他在干坏事的说法，但并不确定。
一个冬天晚上，几个蒙面强盗闯入了那个银行，发现只有爱德华·米尔斯一个人在那里。他们要他说出开暗锁的方法，以便他们把保险柜打开，他拒绝了。他们威胁要他的命。他说老板信任他，他就不能背叛他。如果迫不得已，他可以死。但只要他活着，他就必须忠心。他不会屈服说出开暗锁的方法的。强盗就要了他的命。
侦探抓住了罪犯，主犯之一却是乔治·本顿。死者的寡妇和孤儿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全国所有报纸一致要求全国所有银行凑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一者为表彰那个被谋杀的出纳员的忠诚与英勇，再者为资助他那已失去经济来源的家人。结果却只募得一大堆硬币，有五百多元——全国每家银行平均捐出了八点三厘钱。出纳员自己供职的那家银行却是如此来表明它的感激之情，它竟然想设法表明（但是可耻地失败了）这位无与伦比的仆人的账目有点不清白，说他是自己用大头棒敲破脑袋自杀以逃避审查和惩罚的。
乔治·本顿被传受审。于是大家似乎忘了死者的寡妇和孤儿，只顾为可怜的乔治担心了。为了救他，凡是金钱和势力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最终全都无效，他被判了死刑。
马上州长就被各种减刑和免刑的请求团团包围了，他们中有眼泪汪汪的年轻少女，有悲不自胜的老姑娘，有动人哀怜的寡妇代表团，还有一群群令人感动的孤儿。但是，统统无效，州长——这一次——不会屈服。
现在乔治·本顿信了教。这个让人快乐的消息立即传遍各处。从那时开始，他的牢房里就总是挤满了姑娘们和妇女们，还有鲜花。那里整天有人祷告，唱圣诗，做感恩祈祷，讲道和哭泣从不间断，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偶尔会有五分钟间歇。
这类事情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他来到绞架前，乔治·本顿戴着黑帽子，在那个地方所能产出的最慈祥最善良的一群眼泪汪汪的观众面前，得意扬扬地回了老家。好长一段时间，他的坟墓上天天都有鲜花，墓石上刻着这样一句碑文：“为善而战，终获成功。”碑上还刻了一只向上指着的手。
那个勇敢的出纳员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要纯洁、诚实、冷静、勤劳、体贴，你就永远不会……”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碑文到这儿就完了，但是它就是这样的。
据说，那个出纳员的家人现在生活非常窘困，可是那没关系；一些很有眼光的人不愿让他那么勇敢而真实的行为湮没无闻，已经筹集了四万两千块钱——用来建了一座纪念他的教堂。
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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