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岳麓书院在以前的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从这些看来，岳麓书院的思想当时就已经超出了其他三大书院之外，就好似到现在都没有确定的北大校训一样。

    北大盛传的校训有两个，第一是为人所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第二个便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没有校训或许是一个遗憾，但是，作为北大，没有校训，却充分的体现了个人发展空间，或许你可以选择格物致知，也可以选择修身齐家，更可以选择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北大的精神所在，如果硬是要给一个校训，那就是解放思想，与当初孔子的大道至简，让后人不要去复制，而是用自己的实践去反驳是何其的相似，一个只能复制的北大，绝对不是中华民族之福，更多的是解放思想，勇于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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