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灵王失势后，郢都一下子有了三个主人：王子比、王子黑肱和王子弃疾。三个人都是楚共王的儿子、楚灵王的弟弟，从血统上讲，谁都有可能成为楚国的新君。若论长幼，王子比年龄最大；若论实力，自然是弃疾强横，外有陈、蔡之人相助，内有楚国文武百官支持，夺标呼声最高。
弃疾名声历来不错。早在公元前536年，他奉楚灵王之命出使晋国，途经郑国，受到郑简公和罕虎、子产、子大叔等大臣的热情接待。弃疾的知书达礼给郑国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听说郑简公亲自出面宴请，立刻表示自己乃是以卿大夫的身份过境，不敢接受。郑国人一再坚持，他才勉强接受。见到郑简公，弃疾便行君臣大礼，而且送给郑简公骏马八匹；见到罕虎，以上卿之礼相待，赠予骏马六匹；见到子产，赠马四匹；见到子大叔，赠马两匹。楚国使团和卫队驻扎在郑国，禁止随意放牧砍柴，不入农田，不进菜园，不破坏民房，不骚扰居民，真个是秋毫无犯。弃疾还对天发誓：“如果有谁敢违抗命令，一律撤职查办！”当时罕虎等人就议论说，这位王子弃疾恐怕迟早是要当楚王的。
对于弃疾的实力，观从（楚大夫观起之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私下对王子比说：“您如果想成大事，那就趁着蔡公（王子弃疾）没有防备，找机会杀掉他！否则的话，就算您当上了国君，他也能把您赶下台。”
王子比对此的回答是：“我于心不忍啊！”
观从哭笑不得：“您不忍心对付人家，不代表人家也会不忍心对付你。”
“不可能。”王子比连连摇头说，“弃疾为人忠厚，世人皆知，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哥哥动手呢？”
观从说：“您也许忘了，楚王也是他的哥哥。”
不想这话戳到了王子比的痛处，他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说：“我们起兵反对楚王，是为了挽救楚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倒是你，从一开始就伪造弃疾的书信，将我们骗回来，又利用我们胁迫弃疾就范。现在楚王生死未卜，你又来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究竟是何居心？”越说到后来越激动，口水几乎喷到观从脸上。
观从长叹一声，举起袖子擦了擦脸，说：“我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你的下场，哪里有什么居心？罢了罢了，您既然不信任我，我留在这里也是多余，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王子比说：“请自便。”
观从默然退下。当天夜里，他就收拾行装，离开了郢都。
王子比真的不忍心对弃疾下手吗？从当时的情况看，也许性情使然，也许是形势所逼。客观的事实是：当时楚灵王生死未卜，局势并不明朗，万一楚灵王杀回郢都，非弃疾不足以与之抗衡。这个时候除掉弃疾，显然是不明智的。
当时楚国朝野对于王子比、王子黑肱、王子弃疾这“三驾马车”能否控制局势，也普遍持有怀疑态度。郢都的居民更是人心惶惶，害怕楚灵王卷土重来，秋后算账。
人心不安，自有妖孽。某一天晚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失魂落魄的人，跑到大街上凄厉地狂呼：“大王回来啦！”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屠城吗？”
楚灵王素有残暴之名，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杀，屠城恐怕是理所当然的。
满城人都战战兢兢，无法入睡。如此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再互相打探楚灵王的消息，却是子虚乌有。
“原来是谣传啊！”大伙看似松了一口气，内心那块石头却更加沉重了。
过了几天，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一次，引起的混乱不亚于前一次。惶恐的情绪弥漫在郢都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也使得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坐立不安。
“幸好没有听观从的建议。”王子比心里暗想。他甚至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会轻易上观从的当，从晋国跑回来争夺什么王位。老老实实地待在晋国当寓公，衣食无忧地过一生不也是挺好的吗？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城内突然骚乱起来。这次不是几个人，而是几百人在各条大街小巷上边跑边喊——
“大王回来啦！”
“前锋已经到了东门外！”
“大王有令，郢都军民速速开城迎驾，否则城破之日，全城皆屠！”
“乱党格杀勿论，一个不留！”
王子比听到了，连衣服都没穿整齐，就跑到王子黑肱府上商量对策。
“哥哥，你说他会杀了我们吗？”黑肱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较之王子比，他显得更沉不住气。
“应该不会吧，再怎么说，咱们也是兄弟。”王子比这样回答，却发现这话其实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黑肱说：“可我们杀了他的儿子啊！”
王子比说：“那是弃疾派人干的，与我们无关……”
“哥哥！”黑肱打断他的话，“你觉得他会相信吗？就算我们有机会到他面前辩白，你觉得他会相信吗？”
“恐怕不会。”王子比顿时面如死灰，他沉吟了半天，说，“而今之计，只能快去找弃疾商量，请他出阵与之一战，或许还有胜算。”
“对，快去找他！”
两个人慌里慌张，正准备出发，听到门外喧哗，只见弃疾的亲信斗成然独自驾着马车，不顾卫兵的阻拦，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前院。
“大王，大王回来了，百姓们害怕屠城，已经打开城门！”斗成然说着，几乎是从马车上滚落下来，跪倒在二人面前。
王子比和王子黑肱面面相觑，虽然是冬天，脑门儿上的汗滴却不住地冒。王子比急忙问道：“弃疾呢？弃疾现在在哪里？”
“蔡公……蔡公已经遇害了！百姓害怕屠城，要拿你们的人头去迎接大王，他们攻破了蔡公府，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蔡公刚露面，就被他们……”斗成然话没说完，已经哭成了个泪人。
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嘴巴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两位赶紧逃吧，千万不要被乱民们抓到了。”斗成然哽咽着，像是回忆起某个可怕的场景，不住摇头，“太惨了，太惨了，堂堂楚国王子，竟然死无全尸！”
正说着，门外火光冲天，前前后后都有人喊：“快开门，快开门！”接着听到重物撞击大门的声音，间杂着各种各样的呼声，王子比听得最真切的是——“千万不要放走了叛贼！”
“完了。”斗成然颓然道，“来不及了！”
“哥哥，现在怎么办？”黑肱看着王子比。
“还能怎么办？你我乃堂堂的楚国王子，要死也要死得体面，不能落在这些贱民手里。悔不该，当初轻信了观从的诡计，从晋国跑回来干这些傻事。”王子比说着，拔出腰中的佩剑往脖子上一抹，鲜血溅得满地都是。
王子黑肱犹豫了一下，也拔出佩剑，自刎身亡。
斗成然看着二人倒下，来不及抹干脸上的眼泪，嘴角已经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
《春秋》记载：“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说得明白，王子比和王子黑肱兄弟俩的自杀，乃是弃疾一手导演的好戏。他充分利用了二人对形势的不了解，略施小计，便逼得他们拔剑自杀，为自己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回想起来，当初王子比从晋国启程回楚国，韩起曾经问叔向：“你认为子干（王子比字子干）此去能成大事吗？”
“难。”叔向不假思索地说。
韩起不解：“同恶相求，如同商人追逐利益，怎么会难呢？”意思是楚灵王得罪的人太多，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大伙儿为了反抗他而团结在一起，就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自觉，成功应该不是难事。
叔向说：“没有同好，哪来的同恶？”叔向的意思是，大伙都讨厌楚灵王不假，但讨厌楚灵王不代表喜欢王子比。因此，就算是把楚灵王推翻了，王子比也不见得能够“成大事”。
“您如果问我王子比能不能够得到楚国，我可以实话告诉您，如果有下列五种情况，想得到一个国家是很难的。第一种是身份显贵而无贤人相助，第二种是有贤人相助而无强势的内应，第三种是有内应而无谋略，第四种是有谋略而不得民心，第五种是有民心而无美好的品德。”叔向接着说，“您想想，子干来到晋国已经有十三年了，跟随着他的那些人，无论是楚国的还是晋国的，没有一个知名人士，这是无贤人相助；楚国的亲族不是被消灭，就是背叛了他，这是没有内应；现在尚未摸清楚情况，就草草回国，这是无谋；出国十三年，人们早就将他忘得差不多了，这是没有民心；被迫逃亡在外，却没有人同情他，这说明他人品实在不怎么样。相比之下，现在的楚王虽然暴虐，但还是颇有人君之度，至少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能够包容。子干一无是处，却想取而代之，您觉得他能够得到楚国吗？”
“那依你之见，楚国最终会落到谁手里？”
“王子弃疾。”叔向说，“此人身为蔡公，又得陈人之助，实力强横，而且没听说有什么劣迹，治下盗贼不兴，民无怨言，威望很高。自古以来，楚国王室动乱，总是小儿子胜出，我看这次也不例外。”
韩起说：“话虽如此，当年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流亡国外，后来不但当了国君，还成为霸主，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说不定子干也有这样的福气呢？”
“子干怎么能够跟他们相比呢？齐桓公小的时候就受到齐僖公的宠爱，虽然出逃在外，仍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等名士追随，有莒（jǔ）国、卫国作为后盾，还有国、高二氏为内应。他本人从善如流，行为庄重，不贪财，不纵欲，乐善好施。这样的人当上国君，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先君晋文公，乃是狐姬之子，受宠于晋献公，自幼好学不倦，十七岁的时候身边就贤人云集，流亡在外的时候，有狐偃、赵衰为心腹，有魏犨（chōu）、贾佗为手足，有齐、宋、秦、楚等大国为后盾，还有栾枝、郤縠（xì hú）、狐突、先轸等豪强为内应，虽然流亡了十九年，这些人都对他不离不弃。老天要让晋国兴盛，不选择他又选择谁呢？我跟您说，子干跟这两位没法比，您看他离开晋国无人相送，回到楚国也没人迎接，这样的人想当国君，那是做梦！”
那么，当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的时候，真正的楚灵王，究竟在哪里呢？
原来，弃疾刚入郢都，便派了大量的奸细前往楚灵王军中，散布郢都失陷的消息，而且宣布：只要自行脱离部队，一概既往不咎。楚灵王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连忙带着部队回师郢都。没想到一路走，将士们就一路开小差，走到訾（zī）梁（今河南信阳境内），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恰在此时，大子禄和公子罢敌的死讯也传到了军中。
遭遇了丧子之痛，又逢众叛亲离，楚灵王万念俱灰，也不愿再回郢都。于是他身边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剩他独自一人沿着汉水南下。曾两次受过王恩的申亥（大夫申无宇之子，楚灵王曾两度宽恕过申无宇）在棘门（地名）的芦苇地里找到了他，将他偷偷带回家。
一个月之后，楚灵王在申亥家里自缢身亡。
弃疾一点也不浪费时间。王子比和王子黑肱自杀的第二天，他便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楚平王。
王子比被厚葬在訾（zī）地（今河南省境内），而且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号——訾敖。前面说过，敖是楚地方言，意思是虽然即位，却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在楚国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已经有若敖、堵敖、郏（jiá）敖，王子比与他们同列，倒也算是有了一个名分。
郢都城内仍旧人心惶惶。楚平王用楚灵王吓死两个哥哥，也把郢都人吓得不轻。大部分官员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有人甚至称病不朝，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但这难不倒楚平王。
没过多久，楚灵王的尸体在汉水被发现。脸已经腐烂得不可辨认，仅能从服饰上判定他的身份。楚平王命人将尸体带到郢都，在国人面前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于是，大伙彻底心安了。
令人尴尬的是，数年之后，申亥终于向政府报告了楚灵王的真正死因，而且交出了他的灵柩。没关系，这时候楚平王的统治已经稳固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原来搞错了”，命人把原来那具尸体挖出来，又为真正的楚灵王举行了葬礼。
斗成然拥立有功，被任命为令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楚国的军政大事。原来楚灵王滥用民力，欺凌诸侯，现在一切都在楚平王和斗成然的安排下拨乱反正。
陈、蔡二国恢复了独立。当年楚灵王打着护送公孙吴回国的旗号吞并陈国，楚平王便把公孙吴找到，让他当了陈侯，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惠公。蔡国的大子有被楚灵王当作牺牲祭祀山神，楚平王便封大子有的儿子公孙庐为蔡侯，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平侯。楚灵王通过大规模“人地置换”来断绝被侵占地区人民的复国之念，楚平王则让这些被迁徙的人们又回到故土。
在国内，楚平王大赏有功之臣，向国民施舍钱粮，赦免有罪之人，选拔贤能之士……总之，新官上任三把火，该烧的都烧了，赢得满堂喝彩。观从曾经劝王子比杀楚平王，离开王子比后一直隐居在蔡国，楚平王也不介意，派人将他找回来，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观从的回答很委婉：“臣的先祖曾经担任卜师的助手。”
楚平王于是任命观从为卜师，让他负责宫中的占卜事务。
为了在诸侯面前树立全新的形象，楚平王还派大夫枝如（复姓）子躬出使郑国，归还楚灵王时代强占的犨、栎两地。枝如子躬领命而去，回来的时候却没有完成使命。据说此君到了郑国，跟郑国君臣拉家常，聊天气，绝口不提归还土地的事。倒是郑国人先沉不住气了，主动问他：“听说楚王要归还寡君犨、栎两地，请问有那么回事吗？”
“我可没听到这样的命令哟。”枝如子躬漫不经心地说。
郑国人也不好再追问。
回到郢都，楚平王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枝如子躬把帽子取下来，脱掉上衣，叩头说：“下臣违抗了大王的命令，这事没办成，请大王惩罚下臣吧！”
“哦？为什么？”
“犨、栎两地，乃我国北部重镇，视之为国家门户亦不为过。虽是先君通过武力强占而来，轻易拱手让人实非明智之举，所以下臣斗胆违抗了您的命令，甘愿受罚。”
楚平王大为感动，拉着他的手说：“快把衣服穿起来，回家去吧。下次不谷有重要的事情，再找您来帮忙。”
不谷是诸侯自称，比“寡人”更为谦逊。枝如子躬使命未达，当受处罚，然而爱国之心，着实可嘉！楚平王让他回家去歇着，不赏不罚，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也不至于冷了忠臣的心，乃是明智的处理方式。
公元前528年十月，吴国攻占楚国的附庸州来。令尹斗成然请求讨伐吴国，楚平王不答应：“我还没有安抚人民，没有侍奉鬼神，没有完成守备，没有安定国家，这个时候动用武力，失败了可没有后悔药可吃。州来在吴国，和在楚国没有什么区别，随时可以要回来。”
不讨伐不代表无行动。第二年夏天，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县境内）检阅西部地区部队，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部地区部队，同时安抚当地百姓，施舍钱粮，救济贫困，恤孤养老，收容流浪人员，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选拔地方上的贤能之士。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楚国面貌焕然一新。尤为难得的是，这种休养生息政策被坚持了长达五年之久。直到公元前523年，楚国不筑城，不用兵，老百姓过了五年踏踏实实的太平日子。
齐景公公然挑战晋国的底线
公元前536年，晋国的首都新田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齐国的君主齐景公。齐景公此行的目的，一则是朝觐晋平公，二则请求晋国同意齐国对燕国用兵。
原来，三年前燕国发生政变，燕简公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逃到了齐国。齐景公意欲帮助燕简公复国，但是又担心晋国干涉，于是主动上门请示汇报。
晋平公同意了齐景公的要求。燕国的大夫以臣逐君，自是大逆不道，齐国主动要求讨伐乱臣贼子，晋国没有理由反对。于是同年冬天，齐国向燕国宣战，但是战争的结果出人意料：两国不战而和，在濡上（地名）举行了会盟。燕国以祖上传下来的礼器向齐国行贿，而且将公主嫁给齐景公做小老婆。齐景公财色双收，便也顺手推舟，将燕简公又带回临淄去了。
毫无疑问，齐景公这个人是有想法的。
作为一代昏君齐灵公的儿子和乱世枭雄齐庄公的弟弟，齐景公的童年在多次宫廷政变中度过。崔杼之乱将他推上了国君的宝座，成为傀儡。即位之后不到一年，又遇到庆封之乱。直到公元前545年庆封被驱逐，齐景公才算松了一口气。
自古雄才多磨难。齐景公中人之资，谈不上雄才大略，然而多年的委曲求全磨炼了他的心智，增强了他的胆识，先祖齐桓公的故事更是鼓舞着他去重振东方大国的雄风。
齐景公的晋国之行应该有收获，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洞察力，便不难看出晋国已经在走下坡路。齐景公踌躇满志而归，更加坚定了自己领导齐国崛起的信心。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等待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公元前534年七月，大夫子尾病逝，其子高强继承家业。大夫栾施想趁机介入高强的家政，派人杀死了子尾留下的家宰（首席家臣）梁婴。同年八月，栾施自作主张，为高强指定了新的家宰。
栾施的举动引起了高强家上下的同仇敌忾。他们暗地里发放武器，武装族人，准备进攻栾施。子尾的生前好友陈无宇也积极备战，打算帮助高强。
陈无宇是什么人？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齐国的每一次动乱，陈家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些什么”，而且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一次高强要攻打栾施，他又怎么能够不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呢？
有人将高强家的异动告诉了栾施，提醒他要多加防范。栾施一开始不相信，说的人多了，他才将信将疑，带上几名随从，想去高强家看个究竟。
刚出门不远，就被一群家臣拦在了路口。
“主公千万别去，臣等刚刚观察过，高强家武士云集，正整装待发，您去就是送死！”
“不可能！我不相信高强这小子敢如此胆大妄为！”栾施一把夺过车夫的马鞭，将车夫推到一边，挥鞭欲进。
家臣们死死拉住缰绳，更有人直接跪在路中间，不让马车通过。
看到家臣这副架势，栾施心里明白，这事八成是真的了。这位并不高明的阴谋家慌了神，他思前想后，想了多种应对措施，最后竟然想到：陈无宇是子尾的生前好友，高强对陈无宇十分尊重，不妨去向陈无宇请教一番，听听他有何高见！于是掉转车头，直奔陈家而去。
这可真是才离狼窝，又奔虎口。陈无宇这边早就准备好了，上千名精壮族兵全副武装，正齐刷刷地在院子里候命，只等高强那边动手，就杀出去配合。只不过陈无宇的保密工作做得比高强好多了，从表面上看，陈家与往常无异，进出的人都带着一种天下无事的表情，看不出任何问题。
也许是生性过于谨慎，栾施的送货上门，倒让陈无宇心里一虚：莫非消息走露，栾施是有备而来？
当他听说栾施连卫队都没带，仅带着几名随从前来的时候，更加确认了这一想法。栾施胸有成竹，说不定已经暗中联络了其他家族势力，甚至取得了齐景公的支持！陈无宇越想越不对劲，他思忖片刻，命令族兵全部撤到后院躲起来，自己也脱下盔甲，换上便服，亲自来到门口迎接栾施。
栾施完全蒙在鼓里，见到陈无宇就紧紧握住他的手：“有件要紧的事，一定要听听您的意见。”
陈无宇本来就心虚，被栾施这么一握，立刻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人家这是在试探我啊！可不能让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得反客为主。他也用力握住栾施的手，说：“您来得正好，我也正好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向您报告，刚刚准备去您府上，马车都备好了！”
“哦？”栾施被弄糊涂了。
“我刚刚接到消息，子良（高强字子良）家正在发放武器，准备攻打您，这会儿正在作战前动员，您可千万要小心！”
“啊，有这样的事？”栾施装出吃惊的样子，心里想：陈无宇原来知道这件事，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他很有可能已经掺和其中！就在栾施脑子转得飞快的时候，陈无宇又说了一句话：“您现在动手，马上回去武装家臣，先发制人，必可打高强一个措手不及。无宇不才，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这句话彻底让栾施醒悟过来了：陈无宇在煽阴风，点鬼火，想要栾、高两家自相残杀，他好从中渔利！
“您在说什么呢？”栾施说，“子良还是个孩子，我受子尾的委托扶持他，所以才又费心为他选定了家宰。我爱他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派兵去攻打他呢？日后我还有脸去见祖宗吗？您和子尾是至交，如果您有心帮我，何不去到子良家里，要他放弃攻打我的念头？世上的事情，以和为贵，如果做好了，也是陈家的福德。”
陈无宇的反应很快，脸红了一下，立马向栾施下拜，说：“您大人有大量，无宇深感钦佩，我这就去子良家，劝他放弃愚蠢的念头，不要与您为敌。”
这场一触即发的争斗，因为栾施的误打误撞，最终竟真的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了。
但是且慢说“最终”。
时隔两年，公元前532年夏天，临淄城内再次骚动：栾、高两家联合起来，准备攻打陈氏和鲍氏。
鲍氏就是鲍叔牙的后人，此时的族长为鲍国，是鲍叔牙的曾孙。
两年前栾、高两家还势同水火，两年后怎么会联合起来向陈、鲍两家开战呢？关于这一点，史料没有任何解释，也无法解释，因为完全是子虚乌有。
事情是这样的：某一天有人跑来告诉陈无宇，说栾、高二氏已经武装起来，马上就要向陈、鲍二氏发动进攻了。陈无宇大吃一惊，一面动员族兵，一面跑去联络鲍国。来到鲍家，发现鲍家已经是全副武装，作好战斗准备了。两人合计了一番，派出探子去打听栾、高两家，得到的情报是：栾施和高强分别在自己家里，正摆开宴席，准备饮酒。
事实很清楚，栾施和高强根本没有攻打陈、鲍二氏的意思，完全是有人在造谣。但是陈无宇听到探子回报，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对鲍国说：“情报虽然不准确，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曾经想和他们开战，肯定会对付我们。不如趁着他们准备喝酒，先进攻他们？”
鲍国说：“有道理，咱们就这么干！”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个人带着族兵，主动向栾、高两家发动了进攻。
栾施和高强确实是在喝酒，而且还喝了不少。听说陈、鲍两家来攻，高强便出了一个昏招：“我们先把国君抓在手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栾施也表示赞同。于是两人派兵进攻齐景公的寝宫，打算绑架齐景公。
纷纷扰扰中，那个名叫晏婴的矮子再度表现出智者风范。他穿着整整齐齐的朝服，站在寝宫之外。栾、高、陈、鲍四家都派人来拉拢他，他一概不理。
家臣问：“您是打算帮助陈、鲍二氏吗？”
“帮他们？”晏婴反问，“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家臣想了想，说：“那咱们就帮助栾、高二氏？”
晏婴说：“你觉得他们打得过陈、鲍二氏吗？”
家臣松了一口气，说：“那咱们赶快回去吧！”
“回哪儿去啊？”晏婴说，“国君现在被人攻打，我怎么能够走开呢？”
栾、高二氏攻打国君，晏婴既然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那就应该拿起武器反抗；如果不敢反抗，那就躲得远远的。可是晏婴既不反抗，也不逃跑，袖手旁观，反而振振有词，把人家说得理屈词穷。可见很多时候，围观也是一种姿态。
齐景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他派大夫王黑拿着当年周武王赏赐给姜太公的龙旗，打退了栾、高二氏的进攻，又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大获全胜，接着乘胜追击，在庄地（临淄城内地名）再度获胜。临淄的居民受到鼓舞，也行动起来，帮着攻打叛军，最终在鹿门（东南门）将栾、高二氏彻底击溃。
栾施和高强仓皇出逃，跑到鲁国去避难。他们的家产被陈、鲍二氏瓜分一空。
晏婴对陈无宇说：“您从栾、高二氏那里得到的土地，必须交还给国君！礼让，是德行的主体，是最高的美德。人都有血气，都有争利之心，您这样明目张胆地将别人的家产占为己有，不只是国君有意见，别的大臣也有意见，您承受得住吗？利益不可强取，取之有道方可长久，您只有追随着道义，才能增长陈家的福气啊！”
无须晏婴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陈无宇很爽快地说：“行，就听您的。”不但将新占的土地全部献给齐景公，而且主动提出告老还乡，回到莒地（陈氏封邑）去安度余生。齐景公得到这些土地，说话的底气就硬多了。
公元前530年春天，齐景公派上卿高偃将燕简公送到了唐地（燕国地名），让他在唐地安顿下来。同年夏天，齐景公、卫灵公、郑定公联袂前往晋国，朝觐了刚即位不久的晋昭公。
郑定公是郑简公的儿子。就这一年春天，在位三十六年的郑简公去世了。按照规矩，诸侯五月而葬，郑定公不等郑简公的葬礼举行，便强忍着悲痛，在子产的陪同下前来朝觐晋昭公，对于日薄西山的晋国来说，这份孝心委实可嘉。
鲁昭公也想去凑这个热闹，但是人走到黄河边，又被晋国人挡了回去。原来，公元前532年秋天，鲁国人入侵莒国，攻占了郠（gěng）地（莒国地名，在今山东省境内），而且将战俘作为牺牲祭祀社稷之神，开活人献祭之先河。莒国人跑到晋国去告状，恰巧那时候晋平公去世，晋国人便将这事先放一边，没有追究鲁国的责任。当时不追究，并不代表秋后不算账，等到鲁昭公主动前来献殷勤的时候，晋国人便让他吃了闭门羹。
齐景公则受到了热情欢迎。晋昭公专门为其设宴，各路诸侯作陪，还举行了投壶游戏。
所谓投壶，是周朝贵族圈中十分流行的一种娱乐。宾主二人相对而坐，中间立一铜壶，壶身大而圆，壶颈狭长，壶口宽大，壶里装着豆子，两人轮番以“箭”（柳条之类的细树枝）投入壶中，每人限投四次，多中者胜。投壶讲究的是雍容典雅，动作不能粗鲁，表情不能夸张，旁边还有乐师奏乐，投壶的动作如果能够与音乐合拍，且又能投中，则为最佳。
晋昭公先投，荀吴在一旁献祝词，说：“有酒如淮水，有肉如山丘，寡君如若投中，可以统率诸侯。”说完，晋昭公果然投中，晋国群臣均喜形于色。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齐景公持“箭”在手，也为自己说了一段祝词：“有酒如渑（miǎn）池，有肉如山陵，寡人如若投中，将代替您而兴起。”这完全是跟晋昭公对着来了，荀吴脸色大变，齐景公却若无其事地随手一投，也中了。
晋国人完全没有料到齐景公会来这么一手，感觉到很错愕。当时晋国大夫士伯瑕就暗中责备荀吴：“您失言了，晋国本来就是霸主，跟投壶有什么关系，投中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倒好，反让齐侯占了我们国君的上风，他这次回去，肯定不会再来了。”
荀吴也有点后悔，但仍然嘴硬：“我们的军队统帅坚强有力，比原来一点也不差，齐国敢怎么样？”
两个人的对话不小心让齐国大夫公孙傁（sǒu）听到了。公孙傁快步走到堂上，对齐景公说：“天色已晚，您也劳累，可以退席了！”
齐景公说：“寡人正有此意。”起身向晋昭公告辞，不顾晋国君臣的一再挽留，在公孙傁的护卫下离开了宴席。
齐景公这次对晋国说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国的心声。前面说过，公元前534年，晋国的虒（sī）祁宫落成，诸侯前往祝贺，参观过虒祁宫后，诸侯便对晋国“皆有二心”。为什么？宫殿建得实在太奢华了，一砖一瓦，无不勾起诸侯心里的痛——这是拿着咱们进贡的钱在挥霍啊！但大伙都敢怒而不敢言，现在齐景公公然挑战晋昭公的权威，让在场的诸侯都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快意。
晋国人也感到了这种情绪。“投壶之会”后，如何重建晋国的权威，成为晋国君臣苦思冥想的头等大事。为此开了无数次研讨会，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得出结论：“对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也就是要用武力来震慑诸侯。
师出必有名。这些年来，楚国多次挑战晋国的底线，灭陈灭蔡，晋国都是袖手旁观，就算出兵也是虚张声势，至多派人去责问一番，还不敢太大声，怕把楚国人惹毛了。楚国显然不在晋国的考虑之列，柿子要拣软的捏，那就旧事重提，拿鲁国开刀吧！
公元前529年，晋昭公向各诸侯国发出会盟邀请：“鲁侯以大欺小，霸占莒国的郠地，至今未能归还。寡人身为盟主，岂可坐视？请诸公与寡人共同讨伐此等不义之人。”
同年七月，诸侯联军云集平丘（今河南省境内）——说“云集”绝非夸张，据可靠记载，此次仅晋国就共出动战车四千乘！想当年，晋楚城濮大战，晋国方面也不过动员兵车七百乘。现在为了对付区区一个鲁国，竟然要出动战车四千乘，即便抛除经济增长因素，这个数字也十分可观，与其说是讨伐，不如说是摆阔。
为了壮大声势，晋昭公还向吴王夷昧发出邀请，请吴国也派兵参加行动。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山西人跑到山东去耀武扬威，还把江苏人叫来助阵，这多折腾！更折腾的是，为了表示对吴国的重视，晋昭公亲自到良地（今江苏省境内）去迎接夷昧，结果等了十几天，等来的却是吴国的使者和一封干巴巴的信。信上说：“秋天到了，河水干了，寡人的船也开不动了，这次会盟，吴国就不参加了。”
走不了水路，你可以走陆路啊！晋昭公差点跳起来，最终还是按捺住，没有当场发脾气。
同年七月，诸侯大军从平丘出发，移师卫国。晋昭公派人给齐景公送信，请他来卫国会师，遭到了齐景公的断然拒绝。
现在的晋国已经今非夕比了。如果是在晋景公、晋平公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是刀兵相向。晋昭公显然没有这样的底气，他派叔向悄悄去找刘献公问计。
刘献公是当朝天子周景王派来声援晋昭公的王室大臣，位列卿士，有一肚子墨水，平时却没有用处。听到晋昭公向他请教国际大事，刘献公受宠若惊之余，当即回答：“所谓结盟，是用来表达相互信任的。君侯言而有信，诸侯又没有三心二意，有什么好担心的？齐侯一时糊涂，您可以用文辞来劝告他，用武力来监督他，在下作为天子的卿士，请求率领天子的军队……战车十乘，作为您的前锋，早晚听令于帐下。”
得到刘献公的政治保证后，晋昭公又派叔向去见齐景公，说：“诸侯请求结盟，人都已经到这里来了，只有您不觉得这是件好事，所以寡君派下臣来请求您同意。”
“大伙都很愿意结盟吗？”齐景公问道。
“当然，大伙都很团结。”
“诸侯早就结过盟了，本来已经是盟友。如果盟友中出现三心二意的国家，才需要重温誓词。现在您说大伙都很团结，还有必要重温誓词吗？”齐景公慢条斯理地说。
叔向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衰败，是因为有人做事，无人监督，事情往往荒废。有监督而不重视礼仪，则贵贱不分，秩序混乱；有礼仪而没有威严，则表面上看秩序井然，实际上内心却不恭敬；有威严而不通过特定的仪式昭显出来，则大部分人还是不理解、不明白，这样的话，内心的恭敬也不能长久，做起事来虎头蛇尾，国家也就完蛋了。所以圣贤之主，要命令诸侯每年都来访问，好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三年朝觐一次，是为了正礼仪；六年集中会见一次，是表现盟主的威严；十二年再会盟一次，是为了昭显信义。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晋国依先王的礼仪主持诸侯会盟，唯恐失职，准备好了牺牲奉献于君侯之前，请求您善始善终。可是您却说，没有必要再结盟，依下臣之见，那也确实没有必要了。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无论何种答复，寡君已经作好心理准备了。”
齐景公笑了：“听说此次出征，晋侯动员了兵车四千乘，此事当真？”
叔向说：“千真万确。”
齐景公说：“拿着四千乘兵车做后盾，谁敢不从？寡人只是提意见，决定权还是在晋侯手里嘛！”
叔向脸一红，说：“谢谢您的理解。我们也是没办法，诸侯现在和晋国有点离心离德，不得不向他们展示一下实力。”
齐景公笑笑，说：“那也是有必要的。”
齐景公第二次对晋国说不，以妥协而告终。后人评价齐景公，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不亢不卑，也不一味蛮干，进退有度。齐景公知道，晋国的弱点不在于其整体实力，而在于公室的统治地位受到六卿的威胁。现在这种情况，晋国人显然是一致对外，齐国还未能与之争锋。
晋国捡了个软柿子捏
公元前529年八月四日，诸侯联军在平丘举行阅兵仪式。晋国中军“建而不旆”，即建立旌旗，不设飘带，以示仅供检阅之用。但是到了八月五日第二次阅兵，则“复旆之”，这是昭告天下，准备出兵了。诸侯们见到这副阵仗，打心底对晋国的武力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四千乘兵车，毕竟不是闹着玩的！
鲁国人自然知道四千乘兵车是为何而来。鲁昭公半是装疯卖傻，半是提心吊胆，也跑到平丘去听命。晋昭公又好气又好笑，派叔向对他说：“您都看到了，大伙儿正准备用武器保卫盟约，寡人也知道自己是没有为您服务的福气了，您请回去吧！”
鲁国大夫孟椒说：“请问敝国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
叔向说：“邾（zhǔ）国、莒国都来告状，说贵国以大欺小，不时侵略他们，搞到他们民不聊生，连进贡的钱都拿不出来。贵国这是公然违反盟约，人神共愤。”
“就这事？”孟椒说，“君侯因为蛮夷之国的几句谗言就断绝兄弟之国的感情，跟周公的后人过不去……既然是这样，那也只能由得君侯决断，寡君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意思是，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看着办吧！
叔向心想，哟，看来不太服气，得下点猛药。“您听清楚了，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就算这事不占理，也是十分可怕的力量。何况现在是替天行道，试问天下有谁能挡得住？”说着往前走了两步，孟椒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两步。“晋国，”叔向接着说，“就像是一头牛。牛再瘦，压在一只小猪身上，这小猪能受得了吗？南蒯（kuǎi）、公孙慭（yìn）的事儿，贵国好像还没有摆平吧？如果以晋国的兵力，率诸侯之师，借着邾、莒等国的愤怒来讨伐鲁国，再利用南蒯、公孙慭的事做文章，我们有什么事情办不到？”
一番话说得鲁国君臣目瞪口呆。
南蒯是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担任季氏封地费（bì）邑的长官。六年前（公元前535年），权倾一时的季孙宿病逝，其孙季孙意如继承家业，成为季氏族长。意如年少气盛，不喜欢南蒯，多次在重要场合不给他面子。南蒯也不是什么善类，受过几次气后，竟起了歹念，跟大夫公子慭商量：“我赶走季氏，将他的家产全部充公，您可以取代他的地位，而我只要仍能担任费邑的长官就满足了。”公子慭一口应承。为了争取更多支持，南蒯又去游说季氏的另一位家臣叔仲小。
这里说明一下，叔仲小是叔仲带的儿子，南蒯是南遗的儿子。叔仲带和南遗二人在当年叔孙氏竖牛之乱中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竖牛之乱导致叔孙氏嫡子尽丧，庶子叔孙婼（chuò）上台。叔孙婼被鲁昭公“三命”为卿——春秋时期之卿，有一命、二命、三命之别，三命最为尊贵，已经超过季孙意如的等级。叔仲小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对叔孙婼持有一种敌视的态度，致力于离间季氏与叔孙氏两家的关系。他对季孙意如说：“叔孙婼这小子三命为卿，已经超过了他爸和他哥的待遇，非礼也！”季孙意如本来就对这事不爽，于是派人去找叔孙婼，要他主动推辞三命为卿的待遇。叔孙婼答道：“叔孙氏家门不幸，杀嫡立庶，所以我才有今天。如果您认为我是庶子，不该有这个地位，我无话可说。但三命为卿是国君的命令，如果您不把国君的命令当儿戏，就应当尊重我的地位。”第二天上朝，叔孙婼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要跟季孙意如打官司。这种强硬的态度把季孙意如吓坏了，回来之后就把叔仲小臭骂了一顿。因为这件事，叔仲小对季孙意如也怀恨在心，跟南蒯、公子慭一拍即合，组成了一个“倒季三人组”。
公元前530年，公子慭陪同鲁昭公出访晋国，途中将南蒯的想法向鲁昭公作了个汇报，希望鲁昭公借晋国人的力量来办成这件事。
公子慭说：“如果扳倒季孙意如，南蒯只要求保留费邑，季家的其他土地全部献给公室。”
“哦？”鲁昭公心里一阵狂喜，但仍然故作惊讶地问道，“南蒯不是季氏的家臣吗？”
公子慭说：“正是。”
鲁昭公说：“身为季氏家臣，却不忠于季氏，这恐怕不太好吧，我担心人家说闲话。”
公子慭说：“谁敢说闲话？您是鲁国的君主，南蒯将土地献给您，难道不是忠诚？”
鲁昭公点点头，算是默许了。于是公子慭先去晋国联络。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鲁昭公刚走到黄河边，便被晋国人挡了回来。南蒯在家里得到这个消息，觉得事情不妙。他知道，如果没有晋国支持，单凭“倒季三人组”加上一个没有实权而且摇摆不定的鲁昭公，断无可能扳倒季孙意如。现在事情败露，季孙意如肯定不会放过他。他越想越怕，让人带着费邑的地图叛逃到齐国，表示要将费邑献给齐景公。公子慭从晋国回来，刚走到卫国，听到南蒯叛逃的消息，知道回去没有好果子吃，也偷偷地离开了队伍，只身逃奔齐国。
南蒯、公子慭东窗事发，加深了季孙意如对叔仲小的反感和猜疑。季孙意如找叔孙婼商量：“季、叔孙两家之所以有矛盾，全因叔仲小从中搬弄是非，您如果要对这小子下手，我不但没意见，而且会支持。”叔仲小听到消息，连上朝都不敢去了。叔孙婼倒是个明白人，心里清楚，季孙意如这是想借刀杀人。他派人将叔仲小带到朝堂上，说：“你就照常上班吧，我才不会傻到去给季孙意如当刀使。”
公元前529年春天，季孙意如派大夫叔弓率军围攻费邑。南蒯坚守城池，叔弓屡次攻而不克。季孙意如又羞又恼，传令给叔弓说：“只要见到费邑之人，不管男女老幼，你见一个抓一个，抓到他们投降为止！”家臣冶区夫连忙劝阻：“您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应该传令给前线，见到费邑之人，挨冻的就给他衣服，挨饿的就给他食物，让他们认识到只有您才是好主子，他们如果归顺则好言安抚，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这样的话，南蒯就没戏了，老百姓都背叛他，还有谁会替他守一座孤城？您如果一味示威，用愤怒来使他们害怕，他们就会跟南蒯一条心，共同来对付您。”季孙意如听从了冶区夫的建议，命令叔弓暂缓进攻，转而采用怀柔政策。但是直到晋昭公在卫国大会诸侯，费邑仍然掌握在南蒯手里，成为鲁国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
因为这个原因，当叔向把南蒯、公孙慭拿出来说事，鲁国君臣立马不吭气了，陪同鲁昭公赴会的季孙意如更是东看看西看看，坐立不安，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更惨的还在后面，晋国人拒绝鲁昭公参加会议，让他回去面壁思过，同时逮捕了季孙意如，理由是：当年入侵莒国占领郠城的鲁军统帅就是季孙意如。
晋国人将季孙意如囚禁在帐篷里，派狄人看守。当时天寒地冻，帐内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更甭提生火取暖了。意如的家臣司铎射用铜壶装着冰，匍匐着潜入晋军大营，想给主子喝点水，结果被守卫发现，用随身携带的锦缎做贿赂才得以入内。自幼养尊处优的季孙意如何曾吃过这样的苦？幸好诸侯联军不久解散，晋军班师回朝，将季孙意如也带回了新田，并允许孟椒陪同服侍。否则的话，季氏的族长就很有可能冻死在卫国的冰天雪地里了。
同年十月，鲁昭公再次来到晋国请求原谅，再度在黄河边上吃了闭门羹。
孟椒私下找荀吴说：“鲁国是晋国的兄弟之国，为什么你们认为鲁国侍奉晋国反而不如邾、莒等异姓小国？鲁国土地广阔，物产丰富，晋国要什么我们都能满足。如果为了那几个小国家而放弃鲁国，使它不得不投靠齐国或楚国，对晋国有什么好处呢？所谓盟主，就是要亲近兄弟，支持土地广阔的国家，赏赐能够进贡的国家，疏远那些又穷又小的国家，请您认真考虑！晋国一定要抛弃鲁国的话，您怕鲁国找不到下家吗？”
孟椒的话说到点子上了。鲁国侵略莒国、邾国不假，可鲁国一直在向晋国进贡，一直是晋国的忠实盟友啊！相比之下，莒国、邾国又能为晋国提供什么呢？只有麻烦。如果晋国执意要维护正义，替那些小国家强出头，鲁国很有可能用脚投票，改投齐国甚至楚国门下了。荀吴觉得问题严重，将孟椒的话转告给了韩起，并且说：“楚国消灭陈、蔡等国，我们不能相救，却在这里为了点小事逮捕鲁国的卿，仔细想想，抓他究竟有什么用呢？”
韩起说：“是啊，抓他究竟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孟椒找来说：“我们决定了，准备放季孙意如回国，你回去收拾收拾，择日起程吧，恕不远送。”
本以为孟椒会感激涕零，没想到孟椒只是做了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说：“且慢！寡君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你们就当着诸侯的面逮捕了鲁国的卿。如果寡君确实有罪，你们就算杀了季孙意如，那也是理所当然，我们没有半句怨言。但是，如果你们也认为寡君没有什么过错，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放了季孙意如，诸侯都不知道，那就相当于负罪潜逃了，还不如不放！”
“啊？”韩起没想到孟椒会来这么一套，“那依您之见，我们该怎么办呢？”
“接受寡君的朝觐，正式举行会盟。”
韩起心想，好嘛，敲诈到我头上来了！这个要求可不能随便答应，那等于是要晋国公开认错。他打了两句哈哈，把孟椒打发走了，回过头来一想，这事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季孙意如在晋国有个三长两短，在诸侯面前就不好交代了。韩起抓耳挠腮地想了一整天，终于想到一个人——叔向。他亲自来到叔向府上，把事情跟叔向说了一遍，然后道：“您有什么办法让这个季孙意如回国吗？”
“这事可不好办，我哪有这个能耐？”叔向一口拒绝，但是又说，“叔鱼可以办这事。”
叔鱼就是羊舌鲋（fù），叔向的弟弟。四千乘兵车云集卫国的时候，羊舌鲋代理司马之职，不治军纪，纵容士兵劫掠。当时卫国派人送给叔向一锅肉汤和一箱子丝绸，请叔向代为说情。叔向只接受了肉汤，说：“实在是惭愧，羊舌鲋这个人历来贪得无厌，总有一天会惹祸上身，我现在也没办法说他，说他也不会听。这样吧，您把这箱丝绸送到他那里，就说是卫侯送给他的礼物，他自然明白该怎么做。”卫国人听从了叔向的建议。果然，礼物送上，人还没退出来，羊舌鲋已经发布命令禁止士兵劫掠了。
这样一个羊舌鲋，叔向为什么认为只有他能说服季孙意如回国呢？原来，当年晋国的栾盈之乱，叔向一家受到牵连，叔向被逮捕，羊舌虎被砍头，羊舌鲋则出逃到鲁国，受到意如的祖父季孙宿的照顾，因此结缘。另外还有一点：羊舌鲋为人狡诈，善于逢场作戏，他深知对待敲竹杠的人，光讲大道理是不行的！
羊舌鲋受命去见季孙意如，一见面就行跪拜之礼，倒把季孙意如吓了一跳，连忙把他扶起。羊舌鲋说：“当年我得罪国君，跑到鲁国去避难，如果没有令祖武子（季孙宿谥‘武’）相助，就没有今天的我了。现在我这把老骨头虽然已经回到晋国，但您一家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岂敢不为了您的事而尽心尽力？”说到这里，羊舌鲋有意左顾右盼，确认四周无其他人才压低了声音说，“我听到官吏们在议论，说国君要您回国您却不肯，所以他打算在西河地方（晋国西部边境，在今陕西华阴一带）建造房子，建好了就将您安置在那里。如果是那样的话，您这辈子就只能待在晋国，如何是好？”说着拉住季孙意如的手，眼泪就不住地掉。
要说羊舌鲋演戏的功夫，那绝对是一流。季孙意如他乡遇故知，本来就备感亲切，又被他这么一吓，立马主意全无。不顾孟椒的劝阻，当天夜里打点行装，一个人先回鲁国去了。临走交代孟椒在新田继续待两天，要他跟晋国人办好交接手续再回去。
《春秋》记载，公元前528年春天，“意如”从晋国回来了。《左传》解释，之所以舍弃族名，只书“意如”，是为了对晋国表示尊重，承认鲁国有罪责。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鲁国终于可以放开手来解决南蒯和费邑的问题。
费邑的军民本来就不想背叛鲁国。南蒯发动叛乱之前，曾经将费邑的官吏聚集起来，要他们宣誓共同反对季氏。司徒（费邑的官吏之长，非鲁国司徒）老祁、虑癸就持一种骑墙的态度，伪称有病，对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誓，但是不巧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大病不死，等到病情稳定一点立刻和您结盟。”南蒯毕竟做贼心虚，不敢逼得太紧，同意了二人的请求。只不过这一等，就从公元前530年夏天等到了公元前528年春天。这期间叔弓大军围城，费邑军民一边抵抗，一边观望，大致情况是这样：叔弓开始进攻的时候，费邑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后来季孙意如听从冶区夫的建议，采取怀柔政策，费邑人便开始摇摆不定，不少人开始怀念季氏的好；再后来晋国发动四千乘兵车威慑鲁国，费邑人又觉得这事还得再看看；接着鲁昭公在卫国吃了闭门羹，季孙意如被拘捕，费邑人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连围城的叔弓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结果季孙意如突然像兔子一样跑了回来，晋国似乎也放过了鲁国，费邑人也明白了该怎么办。
一天早上，老祁和虑癸突然请求跟南蒯盟誓。南蒯欣欣然前往，一到会场便被埋伏的武士劫持。但老、虑二人还是很客气，对南蒯说：“大伙儿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主人（指季氏），只不过畏于您的权势才走到今天，听从您的命令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您如果不及时回头，费邑人感念主人的恩惠，将不再听命于您。您在哪里不能快乐地过日子呢？只要您愿意离开，我们礼送出境。”说完还给他叩了一个头。
事到如今，南蒯还能说什么，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了。但他对形势还抱有一丝幻想，请求说：“再给我五天时间，我收拾好行李再走。”五天能有什么变化？只有叔弓大军步步逼近，准备大举进攻的信息。最终南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费邑，逃到了齐国。老祁、虑癸开城投降，历时三年的南蒯之乱终告结束。
齐景公有一次跟群臣喝酒，看到南蒯在场，便开玩笑地呼喝道：“叛徒！”
南蒯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叛徒，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加强公室的力量！”
大夫公孙晳站起来说：“身为季氏家臣而想着加强公室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
齐景公听了默然不语。齐国和鲁国一样，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室的统治地位。身为卿大夫的家臣而替国君考虑问题，这究竟是忠，还是不忠呢？也许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子产的执政智慧（上）：外交无小事
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是春秋后期的一大盛事，也是晋国霸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史载平丘之会：八月四日、五日阅兵，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七日盟誓，议程安排得很紧凑。
八月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实际上是七日盟誓的预备会。在这次预备会上，晋昭公发布了命令：在明日午时之前，各路诸侯必须抵达盟誓地点。
会后，郑国的子产命令负责安排国君住宿的外仆（官名，相当于今天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马上赶到会场，找个向阳的位置，为国君搭好帐篷。”
外仆不敢怠慢，指挥手下人收拾家当，装好车，正准备出发，遇到了子大叔。
子大叔说：“你们急急忙忙这是去哪儿呀？”
外仆说：“接到执政大人的命令，赶去明天盟誓的会场搭帐篷呢！”
子大叔说：“不是说明日午时前抵达就可以了吗？你们去那么早，也不怕别人笑话咱们太积极？”
外仆说：“可这是执政大人的命令。”
“执政大人管大事，小事我做主。你听我的没错，把东西先拉回去，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再去不迟。”子大叔说完，就踱着方步走开了。
傍晚时分，子产出来巡视营地，看见外仆和他的手下正在无所事事地吹牛，不觉大吃一惊：“咦，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外仆将情况对子产作了汇报。
子产气得跺脚：“简直是胡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一刻也不许耽搁！”
子产平时说话温吞吞，不紧不慢，这样骂人就算是非常严厉的了。外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东西已经打包装车，大伙手忙脚乱地套好马车，急急忙忙赶到会场，一看就傻了眼。只见以盟誓的祭坛为中心，各路诸侯的帐篷已经铺得密密麻麻，别说向阳的宝地，连最差的位置都找不到了。
中国历史上，子产以“敏于事”而闻名，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子产确实是关注细节，且有先见之明。
八月七日诸侯盟誓。
盟誓就是歃血为盟。盟誓之前还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讨论各国向晋国纳贡的顺序和轻重。对于诸侯来说，宣誓效忠不是问题，交多少保护费给晋国才是关键。
子产代表郑国发言：“从前天子确定诸侯进贡的班次，贡品的轻重是根据地位来决定的。爵位尊贵，地广人多，要求的贡品就多。但也有地位低下而贡赋重的，那是因为在甸服之内。郑伯，论爵位只是伯子男一等，不及各位公侯，却要承担和公侯一样的贡赋，实在是力不从心，请考虑减少郑国的贡赋。再说了，诸侯息兵罢战，目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不是为了让人奴役。可实际情况是，晋国派出去追收贡赋的使者无月不至，索取无度，小一点的国家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常常得罪晋国。诸侯重温誓词，共叙旧情，难道不是为了扶助弱小的国家吗？如果小国总是被过度索取，过不了多久就支撑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扶助弱小？休怪我话说得严重，郑国是存是亡，就取决于今天的会议了！”
说明一下：“服”即为天子服务。周朝的制度，王畿之内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内称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内称为宾服，再远称为要服，更远的地区称为荒服。畿内诸侯（甸服），受天子的直接领导，所封之地也是王室的直领地，因此不论贵贱，缴纳的贡赋都很重。另外，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期的习惯，公侯被列为一类，伯子男被列为一类，王者的后代和大国称为公与侯，而其他异姓或小国称为伯子男。
子产的话说得清楚——该缴纳重赋的，要么是公侯，要么是畿内诸侯，郑国两边都挨不上，所以不该缴纳重赋。
晋国人当然不会轻易松口，拿出各种理由来反驳子产。子产毫不示弱，一条一条回击。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时而动之以情，时而晓之以理，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笑里藏刀，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和各种奇谋技巧，从中午一直扯到太阳快下山，直扯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晋国人终于顶不住了——再扯下去，天就黑了，盟誓都没法举行了，只好举手投降，子产稳如泰山地赢得了这场辩论拉力赛的胜利。
子产在台前拒理力争，子大叔在幕后却出了一身冷汗。子产下来后，他就责备道：“您今天也太厉害了！晋国人如果发动诸侯来讨伐我们，您能够为今天的事情而负责吗？”
子产看了子大叔一眼，心想，昨天的事不算小，我不找你算账便罢了，今天这么大的事你还犯糊涂！他忍住没发火，拍了拍子大叔的肩膀，说：“我理解您的担心，晋侯一挥手，就能动员四千乘兵车，的确是很可怕。但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的强大吓倒。您应该知道，现在晋国各大家族并立，政出多门，难以统一。每遇大事则纷争不断，国君根本插不上手，最终往往是苟且解决，您觉得他会有时间和精力来讨伐郑国吗？”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万一……”
子产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万一，我们代表国家说话，如果不据理力争，那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儿。连我们都畏畏缩缩的话，国家还像个国家吗？”
子大叔不敢再说什么了。
孔夫子评价子产在平丘之会上的表现时说：“这个人真是国家的基石啊！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就是那种安乐的君子。”又说：“团结诸侯，制止贪婪，礼也！”
事实证明，子产是正确的。
对于郑国在平丘之会上的强硬表现，晋国不但没有报复，反倒是于公元前526年派出以中军元帅韩起为首的代表团访问郑国，主动向郑国示好。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郑定公亲自设宴招待韩起。子产负责安排宴会事务，发布命令说：“任何人如果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千万不要在宴会那天做出任何不恭敬的事情！”
子产现在说话的分量，相比三年前更重了——平丘之会的时候，子产陪同郑定公参加会议，留守国内的当国罕虎因病去世，子产回国后自然升级，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一言九鼎，谁敢不从？
但偏偏就有人以身试法。
当天的宴会十分隆重。大堂之上，郑定公端坐主位，子产陪侍，客座上只有韩起一人。大堂之下，郑国文武百官和晋国使团分列东西两厢，整齐肃然。宫廷乐队演奏周朝的迎宾乐，钟鼓齐鸣，气势非同小可。尽管菜肴十分丰盛，大伙心里都明白，那不是让你放开肚皮吃的，动动嘴巴，意思一下就可以啦！更重要的是，看着堂上那三个人表演，适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有个人冒冒失失闯了进来。郑国人都认得这是故卿公子嘉之孙孔张，在朝中担任大夫，因为仗了祖宗的余荫，也是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的人。孔张四下张望，想找自己的席位，却发现自己不但迟到了，而且进错了门。
他本来应该从东厢入殿，却错走了西厢，来到了晋国使团这一边。他吐了吐舌头，蹑手蹑脚地想在晋国人当中找个位置坐下。司仪连忙走过来，意思是这里不能坐。他只好往后退，想坐到晋国人后面，司仪又走过来，示意他这里也不行。再往后，就退到正在演奏乐队中间了，孔张慌了神，急急忙忙想走出来，刚一转身，袖子拂了玉磬，脚跟碰了编钟，手肘撞倒了乐师，好端端一场演奏，被他这么一搅，立马乱了套，从阳春白雪直接变奏成了下里巴人。郑定公气得脸色铁青。子产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恨得直咬牙。韩起倒是镇定自若，装作没看见，但是晋国使团中有不少人已经忍不住捂着嘴在那里偷笑。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郑国群臣都对孔张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感到十分厌恶。事后，大夫富子找到子产说：“您时常教导我们，对待大国来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稍有失言，就会给国家带来麻烦。这次晋国人公然取笑我们，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也难怪，平时就算我们做得再有礼，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这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更有理由不把郑国放在眼里了。恕下臣直言，孔张失礼，实在是您的耻辱。”
“胡说！”子产拍案而起，把富子吓了一跳，“我身为执政，如果政令不当，令而不行，刑罚不公，诉论混乱，失礼于人，招致大国欺凌，让百姓们疲于奔命而一事无成，祸乱降临而不能预知，这些确实都是我的耻辱。但是孔张，他是先君襄公的兄长（指公子嘉）的孙子、执政的后人（公子嘉曾任郑国执政），是世袭的大夫，地位尊贵显赫。他奉命出使各国，受到国人的尊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在朝中有官职，接受国家的俸禄和封邑，按时缴纳贡赋，有战争的时候就带领家臣参战，在国家的祭祀中也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相传，保守家业，现在竟然忘记自己该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该由我公孙侨来为他感到耻辱呢？你们这些宵小之徒把一切罪过都归于我这个执政，难道是说先君从一开始就用错了人吗？你呀你呀，你如果一定要教育我，请你找别的理由，这个理由恕不接受！”
子产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八度，就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公鸡。富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两腿不住地发抖，眼睛看着地面，不敢再看子产一眼。
子产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一个人再有能耐，再有修养，遇到孔张这样的队友，也难免动雷霆之怒。这个时候去子产面前说三道四，只能是自讨没趣。
不过，发火归发火，韩起那边，子产还是要去应付的。
据《左传》记载，韩起有一副名贵的玉环，但是只持有其中的一片，另外一片在郑国商人手上，一直求之不得。趁着这次出访郑国的机会，他向郑定公提出，请郑国政府出面帮忙把那片玉环搞到手。
郑定公将这事交给子产去办。子产很干脆地告诉韩起：“您要的东西不在宫中，寡君压根儿不知道。”
这是什么态度？韩起要的东西，别说是玉环，就是杨玉环也得给啊！子大叔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他对子产说：“老韩这个人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平时也没提什么要求，还总是帮着咱们说话，为人很公道。他不就是要片玉环吗？别说一片，就是十片、百片我们也得送。您想想，上次孔张闹得不像话，我们就已经很被动了，现在连这么个小要求都不答应他，如果有些不安好心的人再从中挑拨离间，破坏晋、郑两国来之不易的信任关系，那是易如反掌！您又何必为了区区小事得罪大国呢？”
子产说：“我是故意不给他的。”
子大叔说：“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子产说：“这是个忠信的问题。我听说君子不怕没有财物，而是怕没有好名声。我还听说治国不怕大国有意见，而是怕国内自己乱了套。如果大国的人来到小国，有求必应，有一就有二，我们拿什么来满足源源不断的需求？这次给了，下次没有，岂不是更加得罪他？所以，对于大国的要求，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驳斥，没有什么情面好讲。否则的话，国将不国，早晚沦为大国的附庸。”
子大叔说：“您说的话我明白，不过呢，老韩这个人，跟别人还是有区别的……我不讲大道理，就是出于个人交情，我认为您也该为他把这事给办了。”
子产说：“如果是为了韩起好，那就更不能答应了。他奉命出使郑国，却私下向我们取玉环，这是假公济私的重罪啊！你想想，我们给他一个玉环，郑国因此失去独立，老韩也得个饕餮之名，两败俱伤，这又是何必呢？”
韩起最终没占到这个便宜，只能自己花钱从郑国商人那里去买那片玉环。
当然，所谓花钱，就是自己定价格，也不管商人同不同意，马上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倒不是韩起欺负河南人，因为他在山西也就是这么干的。那个年代，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政治地位极其低下，根本不够资格跟韩起这样的大贵族讨价还价。
郑国商人自然知道韩起的来头，他乖乖地交出了玉环，但是强调：“请务必将此事告诉执政大人。”
韩起说：“为什么？”
商人说：“这是执政大人交代的。”
“什么？”韩起彻底被惹毛了，他怒气冲冲去找子产，劈头盖脸地说：“我找郑伯要这片玉环，您认为不义，我不敢反驳。现在我自己花钱到商人那里买，商人说必须告诉您，请问有那么回事吗？”
子产说：“确有此事。”
韩起说：“给我一个理由！”
子产说：“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说。您想必也知道我们郑国的历史，当年先君郑桓公本是畿内诸侯，东迁到这里，得到了商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合作开发这片土地，才有今天的郑国。因此，我们与商人之间，世世代代都有盟誓，以此互相信赖。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会强买你的东西，你不用乞求我，我也不会掠夺你，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干涉。’双方都信守盟誓，直到今天。现在您带着深厚的情谊来到敝国，却又强夺商人的货物，这是让我们违背盟誓啊！我想，如果得到区区一片玉环而失去诸侯的拥戴，这样的事您肯定是不干的。如果大国要我们没完没了地贡献财物，把郑国当成附庸来对待，我们也是不干的。不知道这样的理由，您是否能够接受？”
韩起无言以对，回到宾馆就将玉环送回给商人，说：“韩起虽然不聪明，岂敢为了一块石头而获得两项大罪，谨将它退还给您。”
商人在郑国地位特殊，与公室交往甚密，是不争的事实。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就是因为被商人弦高撞破而失败，可知公室与商人之间是常有来往的。但是公室与商人之间竟然签订过如此平等的神圣条约，而且忠诚不渝地执行了两百余年，甚至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都不肯背弃，在当时难以想象，即便到现在也让人觉得感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中，政府与商人的关系难得有如此和谐的时候。
韩起在郑国待了一个月。公元前526年四月，他才从新郑启程回国，郑国六卿再设宴为他送行。韩起提议，请诸位君子即席赋诗，他好闻弦歌而知雅意，从中可以知道郑国对晋国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前任当国罕虎的儿子婴齐首先赋了一首《野有蔓草》，这是一首著名的爱情诗，写的是情人偶遇的惊喜之情：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rǎng）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韩起听了十分高兴，说：“孺子真是个好人，我很欣慰。”罕虎死于公元前529年冬天，至此不满三年。按当时规矩，婴齐父丧未满三年，不论年龄多大，都可被称为孺子。
子产赋了一首《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诗意为：小羊皮袍子舒服又漂亮，勤勤勉勉的君子啊，为国操劳，矢志不渝。这是当面拍韩起的马屁。韩起连忙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我愧不敢当。”
子大叔赋了一首《褰（qiān）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zhēn）。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wěi）。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一首女子嗔怨情郎爽约的爱情诗，大意是：你如果心里想着我，就提起衣角渡河来看我；你如果心里没有我，难道我就不会找别的男人？你这狂妄的小子！
听到子大叔这样撒娇，韩起莞尔一笑，说：“只要有我在，怎么会让您心里想着别人？”子大叔连忙下拜致谢。韩起感慨道：“这首诗赋得太好了！如果不是常常警惕着自己的女人也有可能投入别人的怀抱，男人们是不会一直都对女人那么好吧？”
接下来驷偃赋《风雨》，丰施赋《有女同车》，印癸赋《萚兮》，都是表达女子对心上人的喜悦之情。韩起大为感动，说：“郑国大有希望！几位代表国君表扬韩起，所赋之诗都是郑国的名句，而且表达了友好的愿望。郑伯有你们保驾护航，可以不用害怕什么了。”命人牵出晋国出产的名马送给他们，而且回赠了一首《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这是《周颂》里的一首诗。韩起的意思是：我畏惧天命，将夙兴夜寐，致力于维护四方的平安。
子产听后下拜，而且示意其他五卿都下拜，说：“我们怎敢不拜谢您安定四方平息战乱的大恩大德？”
临别的时候，韩起又私下送给子产名玉和宝马，诚恳地说：“您要我放弃那片玉环，是赐给我金玉良言，使我免予罪责，我又怎敢不拜谢您的大恩大德？”
子产的执政智慧（下）：维持稳定很不易
公元前526年秋天，一场旱灾席卷中原。这一年的《春秋》记载：“九月，大雩（yú）。”雩即求雨的祭祀，一般以童男童女各八人起舞，祈求天降甘霖。大雩则是最高规格的雩，如非旱情严重，鲁国也不至于使用大雩来求雨。
郑国的灾情也很严重。郑伯派大夫屠击、祝款和竖柎（fū）前往桑山求雨。这三位仁兄到了桑山，就地取材，砍了数十棵大树搭台祭祀。结果雨没求下来，三个人都被子产撤了职，没收了封地。罪名是：“派你们去山里祭祀，就是要培育山林，蓄养水气，你们却砍伐树木，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直到第二年，旱情也没有缓解，反倒是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夏天“日有食之”，也就是日食；冬天则“有星孛于大辰”，即有彗星扫过心宿二（又名大火），彗星的长尾西及银河，蔚为壮观。
日食发生的时候，鲁国的祝史（祭祀官）向叔孙婼请示用什么牺牲祭祀土地之神，叔孙婼说：“按照周礼，发生日食的时候，天子不吃丰盛的菜肴，在土地庙里击鼓；诸侯则在土地庙里祭祀，在朝堂上击鼓。这些事情都有成文规定，这还用得着问吗？”
彗星经过的时候，鲁国大夫申须夜观天象，感叹道：“好大的扫把星！这是老天用来除旧布新的吧？你看它现在将大火星完全遮住了，等到大火星重新出现的时候，必定散布灾难，天下恐怕难免有火灾了！”
“确实如此。”大夫梓慎说，“去年我就关注到它了，现在它变得更加明亮，岂能不兴风作浪？如果发生火灾的话，恐怕主要在宋、卫、陈、郑四国。”
几乎与此同时，郑国的星象学大师、著名的乌鸦嘴裨灶也预测到了火灾的发生，他对子产说：“下臣夜观天象，预料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发生大火。此火五百年一遇，所到之处，玉石俱焚，无所幸免。但是，如果您将宗庙里的玉杓交给我来举行祭祀，可以确保郑国躲过这一劫。”
子产笑了笑，拒绝了裨灶的建议。
大夫里析，已经七十多岁了，见多识广，颇有人望。他也跑去找子产说：“天象异常，恐怕有大事发生，人民会受到惊吓，国家将面临灭亡。”
子产说：“您也这么认为吗？”对于年迈的里析，子产总是保持特别恭敬的态度。
里析说：“我活了那么多年，应该不会看错。灾难正在到来，只不过当它来临的时候，我这个老头子恐怕已经不在世上了。”说着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子产赶紧伸手搀扶住他，他一把抓住子产的手，说：“事关郑国存亡，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实在不行的话，迁都如何？”
“这……迁都非同小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子产打了个马虎眼，将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公元前524年五月七日，大火星刚刚出现在夏夜的天空，那天傍晚突然刮起了持续大风。梓慎再一次警告：“这是所谓的融风，乃是火灾的前兆。七日之后，火灾必至！”
两天之后，风势转大。十四日晚，风更大。梓慎登高远望，迎面扑来一股热浪。他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天火已经降临了，不出我所料，正是宋、卫、陈、郑四国。”
身边的人将信将疑。果不其然，数日之后，四国均派人来曲阜通报：十四日发生罕见大火，烈焰焚城，生灵涂炭！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一如继往地沉着冷静。他将各位卿大夫召集起来，有条不紊地发布了几道命令：
第一，由他亲自将晋国公使从东门送出，取道安全的地方回国。
第二，派外交人员前往边境，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
第三，封锁各国使馆区，派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进出，保证使节的安全。
第四，派子大叔的儿子游吉巡视各处祭祀的场所直至宗庙，派大夫公孙登将占卜用的大龟迁到安全地带，派祝史（祭祀官）将宗庙里安放神位的石匣搬到相对安全的周庙。
第五，严令各级官吏恪守岗位，派大夫商成公负责警备宫廷，将先君留下来的年纪较大的宫女安置在安全地带，年轻的则坚守宫中。司马、司寇等人则奔赴一线指挥灭火救灾，城外的驻军也列队进城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火打劫。
第六，命令各大家族发放武器，武装族兵，登上城墙，加强守备。
第七，大夫里析刚刚过世，尚未下葬，派三十人为其抬棺，搬到安全的地方。
子大叔有点担心：“您刚送走了晋国的客人，现在又摆出一副备战的架势，难道就不怕晋国误会？”
子产说：“送走晋国客人，是怕他们万一有个闪失，成为晋国责难我们的口实。加强戒备，是怕别的国家趁乱而入。请问这有什么不妥吗？”
第二天早上，新郑城内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子产又命令各地的治安官加强管理，约束各地征发的徒役，确保社会稳定。派祝史前往城北筑坛，向玄冥（水神）、回禄（火神）祈求平安。派官吏登记被烧毁的房屋，减免这些家庭的税赋，并发给他们重建家园的材料。新郑城全体市民致哀三天，停止一切交易活动。形势稳定后，才派外交官向各国通报情况。
不久之后，晋国的边境官吏果然给郑国送来一封责备的信。信上说：“郑国遇到重大灾害，晋侯和大夫都深感不安，又是占卜祷告，又是打探消息，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也在所不惜。郑国的灾难，就是寡君的忧患啊！但是听说贵国摆出一副打仗的样子，派人登墙戒备，这是打算向谁问罪呢？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不敢不问个明白。”
子产回信：“诚如您所言，郑国的火灾就是晋侯的忧患。子产不才，执政不力，所以上天降罪于郑国，才有火灾发生。又害怕坏人趁火打劫，加重郑国的灾难，那就是加重晋侯的忧患了，所以才派人加强戒备，这也是为晋侯着想呀。所幸现在问题已经解决，郑国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也是可以解释的。如果郑国不幸灭亡，就算晋侯为我们操心，也于事无补了。郑国既然侍奉晋国，怎么敢有二心？请您明察。”
晋国人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没有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倒是裨灶再度提出要借用玉杓来祭祀祈祷，而且警告说：“不听我的，郑国还会有火灾发生！”
子产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子大叔得知此事，劝道：“宗庙里的宝物，是用来保民平安的。如果再一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您为什么爱惜区区一个玉杓而不在乎国家的安危呢？”
子产说：“事情如果真像裨灶说的那样，为了国家的安危，就算要我的性命也无妨，怎么会吝惜宝物呢？只不过天道幽远艰涩，人道则切近易懂（天道远，人道迩），凡夫俗子又如何看得透天道？您认为裨灶懂得天道吗？我看他只不过是话说得多了，偶尔有一两次说中罢了！”
话虽如此，同年七月，子产还是大兴土木，修建土地神庙，举行祭祀向四方之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同时，为了提振民心士气，还挑选精锐部队在新郑城举行盛大的阅兵。
阅兵需要场地。不巧的是，子产圈定的进场道路正好穿过子大叔的宅子。具体来说，子大叔家的宗祠——游氏宗庙在路南，住房在路北，两者之间的庭院又小，不足以清理出一条大道。子大叔突然面临很多现代人经历过的噩梦——拆迁！而且为了保持道路笔直，必须拆掉宗庙而不是住房。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游氏宗庙第二次遇到拆迁问题。
前一次是在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去世的时候。当时为了给郑简公送葬，要清除道路障碍，游氏宗庙就被列为拆迁对象（可见这宗庙的选址也确实有些问题）。子大叔当然不愿意，命令家人拿着锹、镐之类的拆迁工具站在宗庙旁边，就是不动手，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这是安放祖宗神位的场所，不忍拆除，但是上命不可违，我们不想拆也得拆了。”这一招果然奏效，子产听到子大叔的家人这么说，便命令施工队绕开游氏宗庙。
那时一同列为拆迁对象的，还有几位司墓（公墓的看守者）的房屋。如果拆掉，则灵车可直达公墓，清早即可下葬；如果不拆，则灵车必须迂回进墓园，须延迟至中午方可下葬。子大叔不厚道，保住了自家宗庙，便不顾他人的居所，向子产建议说：“拆吧！否则的话，要诸侯的使臣等到中午，恐怕他们不乐意。”
子产说：“诸侯既然派人来会葬，又怎么会在乎等到中午？不拆也没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给民众带来麻烦，那为什么非要拆不可？”于是一并不拆，郑简公的灵车因此兜了远路，只能“日中而葬”。《左传》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子产知礼，“所谓礼，就是不为了成全自己而损害别人”（子产于是乎知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事隔六年，游氏宗庙第二次面临拆迁，子大叔驾轻就熟，故伎重演，又是派几十个家人拿着拆迁工具站在宗庙的外边，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检查，命令迅速拆除，你们才真动手。”
三天之后，子产上朝，经过子大叔家，看到房子还好好的，几个巨大的“拆”字分外刺眼，不觉大怒，问是怎么回事。子大叔的家人见了，拿起镐钎，朝着宗庙的外墙“乒乒乓乓”就干起来。
子产边走边看，走了不到半里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忙命随从：“快回去，命令他们住手！”
“啊？”
“还愣着干啥？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不要拆南边的宗庙，快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子产为政宽猛相济，大原则不动摇，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523年，郑国六卿之一、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
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为他生了嫡子驷丝，当时还未成年。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继承卿位。
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原因，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二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轮不到驷乞插队。
在这种情况下，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于是，同年冬天，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
晋国使者来势汹汹，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为什么？理亏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驷乞顶不住压力，想要逃走，被子产制止；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又被子产拦住。卿大夫们也很紧张，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才说：“诸位大夫就此打住，此事不用再议，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
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说：“上天不保佑郑国，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更不幸的是，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私下商量，想立他的叔叔。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寡君也难以定夺，私下对我们说，‘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谁敢去问为什么。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我实话告诉您，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也不敢支持，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一句话，驷家的动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郑伯无关。
子产接着说：“平丘之会上，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强调说‘不要失职！’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那样的话，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寡君岂不是失职吗？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言下之意，驷家的事，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
晋国使者无言以对，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十二月，郑国气候反常，冬天竟然发生洪灾。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于是请求举行祭祀，祈求平安。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就算我们祭祀祈祷，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祭祀大可不必！”
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一切神仙鬼怪，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他就拿你没办法，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他就给你找麻烦了。这一点，倒是与孔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谋而合。
说来也怪，自此之后很多年，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了。
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以“宽猛相济”而闻名，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有法家的严厉，有外交家的灵活，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当人们不理解他，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他总是淡然处之，“不毁乡校”而倡言论自由之风，气度委实罕见；“铸刑书”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外交上，子产坚持不亢不卑，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护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泛尊重。
《史记》记载：子产执政期间，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年轻人作风正派，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市场上买卖公平，物价稳定；社会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去世后，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我们而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有野史记载：子产去世，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妇女不戴首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
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很伤心，那就是孔子。他大哭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还是“宽猛相济”。他说：“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只有宽猛相济，不急不慢，不刚不柔，从容不迫，才会政通人和。”
孔子如此尊崇子产，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说：“春秋的前半段，管仲唱主角；春秋的后半段，子产挑大梁。”更有人说：“后半段春秋，全靠子产生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子产，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当然，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孟子就是其中一位。据传，郑国发大水的时候，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孟子却不以为然，说：“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怎么治国。提早两个月搭好桥，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哪里用得着马车？他一辆马车，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
孟子的话，说得也有道理。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关键是要抓好大事，保证国家不出乱子，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毕竟，在子产当政期间，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诸侯不敢轻视——大事，他也抓好了。
子产弥留之际，子大叔陪侍左右。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有句话想送给您——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人们一看就害怕，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被烧死；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人们容易轻视它，淹死的就很多。宽厚，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
子大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子产死后，子大叔果然执政，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不忍猛而宽”，希望以德服人。结果不到半年，郑国盗贼四起，甚至有人在萑苻（huán fú，地名）啸聚山林，拉起了武装，公然跟朝廷对着干。子大叔追悔莫及，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将他们赶尽杀绝，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
傀儡天子的继承权争夺战
公元前527年，王室流年不利。六月，周景王的大子寿不幸去世。八月，大子寿的母亲穆后因为过度悲伤，也撒手西去。
同年十二月，穆后的葬礼在雒邑举行，晋国给足面子，派出以下军副帅荀跞（lì）为首的代表团参加。
葬礼之后，周景王设宴款待荀跞和他的副手籍谈。王室对晋国派要员会葬穆后受宠若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请客吃饭，显然不合时宜。毕竟天子也是人，老婆刚刚下葬，就算是装，也得装出一副吃不下饭的样子啊！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席间使用的酒器，显然不是寻常之物，若以规格而论，休说招待荀跞，即便是招待晋侯，甚至祭祀列祖列宗也足够气派了。
“此乃今年鲁国进贡之物。”也许是看出了荀、籍二人的疑惑，周景王主动介绍道。
荀跞“哦”了一声，似乎明白点什么，他没有接周景王的话，而是偷偷地向籍谈使了个眼色。籍谈含笑微微点头，意思是您放心，由我来应付。
果然，喝过两杯之后，周景王突然对荀跞说：“伯父，寡人有一事不明，想向伯父请教。”
伯父、叔父本是天子对同姓诸侯的亲热称呼，用在荀跞身上，自然是十分客气。
荀跞赶紧说：“您请讲。”
周景王说：“这些年来，诸侯无论大小，都有礼器进贡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荀跞很淡定地朝籍谈拱拱手，“就请你来为天子回答吧。”
籍谈早有准备，先是朝周景王作了一揖，然后才缓缓地说：“下臣听说，诸侯受封于天子的时候，天子会授予他们明器（仪仗），作为赋予权力的象征，好让他们镇抚社稷，安定百姓。反过来诸侯则进献彝器（祭祀用的礼器）给王室，以示服从王室的领导，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按理说，晋国也应该向王室进贡。”说到这里，籍谈话锋一转，“只不过您想必也知道，晋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地处穷乡僻壤，长久以来与戎狄之人杂居，而远离王畿。王室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倒是为了与戎狄周旋而忙个不停，实在是顾不上向王室进献彝器啊！”
言下之意，王室与诸侯礼尚往来，王室没有授予晋国明器，晋国也没有理由给王室进献彝器。
“叔父！”周景王称籍谈为叔父，“您大概忘了，晋国的先祖唐叔，乃是周成王的胞弟，周晋之间如此亲近的关系，怎么可能没有授予明器呢？”
籍谈心里一惊，强自镇定道：“下臣愿闻其详。”
周景王说：“您应该听说过，密须之鼓和大辂之车，是周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周武王穿着讨伐商朝的。这些珍贵的物品，先王都赏赐给了唐叔，让他镇守封地，统率戎狄。后来周襄王又赏赐给晋文公大辂和戎辂之服，还有弓箭、斧钺、御酒和虎贲之士，授予他南阳土地，让他领袖东方各国。这些事情，王室的史册有记载，晋国的史册想必也有记载，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授予明器呢？”
荀跞的脸“腾”地就红了，籍谈也赶紧把头低下去。
周景王乘胜追击：“您刚刚说到福分，寡人以为，晋国有功于王室，王室都记在档案里，从来没有忘记，而且用土地来奖赏，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扬，用旌旗来给予荣耀，子子孙孙都记得这些事，这就是福分。谁敢说晋国没有享受到王室的福分？如果这样的福分都不算数，叔父认为怎么样才算？”
“至于叔父您，”周景王越说越激动，“我如果说得没错的话，当年叔父的先祖孙伯黡（yǎn）掌管晋国的文献典籍，位高权重，因此以‘籍’为氏。您既然是籍氏后人，世代掌握典籍，早就熟背于胸，怎么会对这些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
籍谈没想到这位周天子如此博闻强记，连自己的家史都搞得一清二楚，不由得面若死灰，伏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再说话。
宴会结束，周景王意犹未尽，对几位近臣感叹道：“这个籍谈恐怕是要绝后了，他高谈阔论历史典籍，却忘了自己祖先的职责（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数典忘祖”作为一句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籍谈的儿子籍秦死于晋国内乱，籍氏一族从此灭亡，倒是应了周景王的话。
籍谈回国后，向主管外交的叔向汇报情况，叔向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了！我听说，人往往会死在自己所喜欢的事上。天子今年遇到两次丧事，丧服未除就请吊丧的宾客喝酒，本来让人难以理解，又厚着脸皮跟人家要彝器，这是拿伤心的事作乐啊！虽然贵为天子，为亲人服丧也有一个期限，这就是礼。就算不能服丧期满，刚举行完葬礼就饮酒作乐，我看他啊，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周景王贪财好货，不仅仅体现在厚着脸皮向诸侯索要贡赋。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发布了一道货币改革令，命令王畿内统一使用新铸造的大钱。换而言之，就是印发大面额钱币，废除原来使用的小面额钱币。
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金属货币时代，在不提升货币质量的前提下，单方面提升货币面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对民间资本赤裸裸的掠夺。
王室卿士单穆公强烈反对周景王的计划，他指出：天子废轻币而铸重币，百姓将失去大量的资财，民间必然匮乏，由此导致王室也将匮乏，那时候就只能向百姓征重税，而百姓无法承受，就只能想办法逃离家园，王畿的政治经济势必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搜括民间财富来充实您的仓库，犹如堵塞河道来蓄水一样，离水源枯竭的日子也就没有几天了。请您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贸然行事。”单穆公苦口婆心道。
但周景王还是强行推进了币制改革，一时间雒邑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周景王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下子阔绰起来了。公元前521年春天，他飘飘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在王城雒邑铸造一口大钟，取名为“无射（yì）”。
宋朝的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写道：“噌吰（hóng）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ǎn）坎镗鞳（tāng tà）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奖励给大将魏绛的乐器。与之齐名的，就是这位周景王的无射了。
无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个标准音之一。铸造无射之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它很大，音律很难定准。但是对于博古通今而且精通音律的周景王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又下令先铸造一口较小的“大林”之钟，用来为无射审音。
单穆公又一次表示反对：“前番币制改革，已经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现在又要铸造大钟，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先王对于造钟有严格的规定，重量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斤，现在您要造的钟远远超出这个规格，以至于耳朵都分辨不出清音浊音，听不出是否和谐适中，对于音乐没有任何好处，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劳民伤财，您铸造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周景王反驳道：“先王制定礼乐，不就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我现在无非是想把先王的礼乐弘扬光大，所以才特意把钟造得大点，这也有问题吗？”
单襄公说：“耳朵听到和谐的声音，嘴中说出美好的语言，以此作为法令而向百姓颁布，人们尽心跟随君主的法度而不厌倦，国家能够成就大事而不轻易改变，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跟大小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您想想看，造这么大个钟，万一音律不能和谐，岂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
这话倒是提醒了周景王，造钟这种事情，还是得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将乐官州鸠找来，把单穆公的话对州鸠说了，然后问他有什么看法。
州鸠连连摇头：“哎哟哟，臣不过是一介乐官，哪里懂那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啊？”但是又说，“如果您一定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觉得现在铸造的大钟，乐音超过了无射的音律，对音乐确实是一种损害，不和谐。而且为了铸造它，用了太多的金属，导致财用匮乏。声音不和谐又浪费财力，这样的乐器恐怕不是咱们乐府能够掌握的。”
周景王脸一黑，州鸠赶紧闭嘴。
无射之钟就这样顶着各方压力铸成了。周景王派乐师去检查，乐师回来报告说：“钟声很和谐。”周景王很得意，对州鸠说：“你看看，即便没有你帮忙，钟声还是和谐了。”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呢。”州鸠嘟嘟囔囔地回了一句。
“为什么？”
“天子制作乐器，百姓因此而安乐，这才叫和谐。现在为了造钟而搞得民众疲惫，怨声载道，这算什么和谐啊！我听说，只要是民心所向，就没有办不成的；如果相反，则没有不被抛弃的。古话说得好，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三年当中，您费尽心力办的这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只怕注定有一件会被废弃掉。”
周景王一拂袖子，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懂个屁！”
州鸠退下来之后就对人说：“天子大概要因为心病而死去了。”
别人赶紧挡住他的嘴：“千万不要胡说！”
州鸠说：“这不是开玩笑。天子根据民间的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承载它，用声音来表达它。小乐器发音不纤细，大乐器发音不粗犷，这就是和谐。一切和谐了，这音乐才是美好的。和谐的声音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安就快乐。如果过于粗犷，内心就会不安，不安就会生病。你看天子现在铸的这口大钟，要多粗犷有多粗犷，我怕他内心受不住，难以长久。”
换而言之，和谐不在声高，越是声嘶力竭高唱和谐，越有可能导致心脏病发作。
据史料记载，无射之钟最先被安放在雒邑，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其迁至咸阳，两汉、两晋时期置于长安，南北朝时期迁于南京，隋朝又将它迁回西安，最终被隋文帝杨坚下令熔毁。算起来，它在世上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见证了诸多朝代的兴衰。
其实周景王的心病，倒不在于无射之钟扰乱心神，而是另有其事。
原来，当年大子寿去世之后，其胞弟王子猛被立为大子。但周景王并不太喜欢王子猛，而是喜欢庶子王子朝，对王子朝的师傅宾起也是宠信有加，久而久之，便有了废嫡立庶的念头。
在封建社会，废嫡立庶乃是大忌，即便是周天子也不敢随意作这个决定。再加上王子朝和宾起在朝中的名声都不怎么好，特别是王子朝，因为出言不逊，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卿士刘献公和单穆公。刘、单两家成为了王子朝上位的最大阻力。
说起这位单穆公，与叔向倒是有些渊源。《国语》记载，很久以前，有一次叔向到雒邑访问，单穆公的曾祖父单靖公设宴招待叔向，宴席不丰盛但是礼节恭敬，不私下表示亲热，谈话和赋诗言志均很得体，送别时也仅仅是送到城郊。叔向没有当面奉承单靖公，而是对他的家臣说：“奇怪啊，我听说一个朝代不会两度兴盛，但是看到单老先生之后，我感觉周朝很有可能打破这一规律。古人说‘最礼貌的行为莫过于恭敬，最善于持家的莫过于节俭，最好的品德莫过于谦让，最标准的行事方式莫过于不懂就问’，我看单老先生这些美德都具备了。有他担任卿士，周室哪有不兴盛的理由啊！”而且推断，单靖公保业守成，有子孙昌盛的福气。
在货币改革和铸造大钟这两件事上，单穆公已经搞得周景王很不爽，再加上在废嫡立庶这件事上与周景王对着干，单穆公无疑成为了周景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公元前520年四月，周景王狩猎北山，命令满朝大臣随行，想趁打猎的机会杀死刘、单二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即将动手之际，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于大夫荣锜氏家里——当然，这是官方的记载，后世有不少人推测，刘、单二人察觉到了周景王的阴谋，先下手为强，派人毒杀了周景王。
同样诡异的是，几天之后，刘献公也突然去世了。刘献公没有嫡子，庶子伯蚠（fén）本来在单穆公门下工作，跟单穆公的关系不错，于是由单穆公做主，伯蚠继承了家业。这样一来，局势基本就由单穆公控制了。
同年五月，刘、单两家联合出兵，杀死了宾起，拥立王子猛为王，并与周景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在单穆公家里盟誓，宣布效忠于王子猛。
王子朝不甘心就这样失去眼看就要到手的王位。这位没落王室的后裔，和他的父亲周景王一样，是个饱读诗书、自视甚高的人物。他有野心，也有行动力。同年六月，周景王的葬礼在雒邑举行。王子朝趁机发难，带领自己的人马进攻刘家。伯蚠得到消息，连忙出逃。单穆公倒是临危不乱，先跑到大庙之中将正在为周景王服丧的王子猛接到自己家里，然后紧闭大门，加强防范。
但是王子朝显然棋高一着，早就在单穆公身边安插了一颗钉子——王子还。单穆公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危险的潜伏者。当天夜里，王子还趁着单穆公不备，将王子猛劫持上一辆战车，马不停蹄地送到了王子朝府上。
这一来主客易位。单穆公手中失去了王牌，眼见王子朝的势力越来越大，只得步伯蚠的后尘，也逃出了雒邑。
王子朝紧追不舍，在雒邑附近的平畤（zhì）与单穆公大战了一场。结果出人意料，处于劣势的单穆公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王子还在内的八名敌将。王子朝落荒而逃。单穆公乘胜追击，伯蚠也从刘地赶来助战，两个人一鼓作气，又杀回了雒邑，再度将王子猛抢到手里。
仅仅是五天之后，战局再一次逆转。王子朝重新纠集余党反扑，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单穆公的盟友巩简公和甘平公。单穆公感到形势危急，决定向晋国求助。同年七月，他留下王子处坚守雒邑，自己则带着王子猛取道平畤，来到一个名叫“皇”的地方，一面派人向晋国告急，一面静观待变。
王子朝自然知道夜长梦多，一面抓紧进攻雒邑，一面派心腹鄩肸（xún xī）带兵进攻皇地，企图将王子猛夺回来。结果鄩肸用兵无方，吃了败仗，本人也成为俘虏。与此同时，王子朝却在雒邑城下打败了出城迎击的敌军，军势为之一振。雒邑城中的余党得知消息，也发动叛乱来策应王子朝，围攻单穆公的府邸，却又惨遭失败。双方互有胜负，战争陷入僵局。
同年十月，晋国终于出兵了。
晋国派出的还是荀、籍组合——以荀跞和籍谈为首，率领“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显然不是什么主力部队。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解决王室的这点小小纷争，乃是杀鸡焉用牛刀，只要晋军大旗一出现，王子朝就会望风而降吧！
单穆公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听到晋国出兵的消息，他和伯蚠马上从皇地出发，奉着王子猛直奔雒邑。没想到王子朝根本不买晋国的账，不但把单、刘联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将前来救援的晋国先头部队击溃。王子猛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同年十一月，王子猛在雒邑郊外去世。
几天之后，周景王的另一个儿子王子匄（gài）被单穆公立为天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敬王。
事到如今，晋国也不敢对王子朝等闲视之，派出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王畿。到了十二月，从各地压向王子朝的晋军部队已经增加到七支，周敬王也亲自率军围攻，连夺数城，将王子朝逼到了死角。
公元前519年春天，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周敬王自认为胜券在握，派人给晋军统帅荀跞送去一封信，大意是王子朝已经穷途末路，单凭王室的力量便足以战胜他，不劳晋军再帮忙。晋军于是撤回国内。
这封信导致王畿的战乱被延长整整三年。
同年初夏，王子朝在尹地发动反攻，打败单穆公的部队，并且一举攻入雒邑，宣布自立为王。小小的王畿出现两王并立的奇景：王子朝居雒邑，被称为西王；周敬王居狄泉，被称为东王。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
公元前518年六月，子大叔陪同郑定公出访晋国，见到了士鞅。士鞅请教子大叔：“王室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才好？”子大叔的回答很幽默：“老夫连郑国的事情还搞不定呢，哪里敢管王室的事？不过俗话说得好，寡妇不担心自己织布的纬纱不够，而担心王室的没落，是因为怕祸乱殃及自身。现在王室动荡，我们这些小国当然害怕。至于你们大国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您如果想要安定王室，最好尽快动手。毕竟，王室动荡不安，也是晋国的耻辱啊！”
子大叔这番话使得晋国下定决心，召集诸侯会盟，强势介入王室内乱。但是晋国的行动实在是迟缓，直到第二年（公元前517年）夏天，诸侯大夫会盟才在黄父（地名，今山西省境内）举行。
代表晋国出席黄父会盟的是赵武的孙子赵鞅，他命令各国向王室提供经济援助（输王粟）和武装保护（具戍人）。但是论及具体何时帮助周敬王复国，竟然是“明年将纳王”，将时间又往后拖了一年。
公元前516年十二月，周敬王终于在晋国人的帮助下回到了雒邑。王子朝见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党羽出逃到楚国。离开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将王室收藏的典籍席卷一空，一股脑儿都带到了楚国。
可以想象的是，从雒邑到郢都山长水远，王子朝又行色匆匆，所以这批珍贵的典籍极有可能在路途中就遭到大量损毁。中国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似乎没有太多关注，倒是在日本人编撰的《左氏会笺》中，将这件事称为“大厄”，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中国文化遭到的最大一次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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