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历，给予了粟裕宝贵的人生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北上先遣，就不会有后来的粟裕。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虽然也曾有过失误和疏忽，甚至吃过败仗，但正因为拥有这些用战友鲜血凝成的经验和教训，他才能做到越挫越强，越挫越勇。
当初蒋介石坚决不肯舍弃济南，从战略角度上来说，确实是出于不得已。
济南是山东的心脏，国民党失去济南，整个山东就完全成了一盘死棋。陈诚曾经论述说，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在全国有六个战场，在这六个战场上，大家是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人盯人，但大体上，双方还是相互牵制，旗鼓相当，哪一方都没有明显的压倒性优势。要说不同，就是解放军比较机动灵活，善于避实击虚，往往能占得上风。
可是济南战役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可以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么地方，就造成什么地方显著的优势，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可以造成国民党军之力日消、解放军之力日长的趋势。
陈诚因此把济南战役看成是解放战争的分水岭，哀叹：“军事崩溃之局，遂更无可挽救。”
打仗就像下棋，有大局观的人，都会提前看到下一步，下一步怎么走，济南战役还没结束，粟裕就已经有了盘算。
没能打到援兵，在略感失望的同时，也让粟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即便黄、邱、李兵团加一块儿，都不敢与解放军打援兵团面对面交锋。
他们不敢跟你打，说明你可以主动找他们打了。
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内城的巷战尚在激烈进行中，粟裕即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出徐州以东，举行淮海战役的主张。
臭招
粟裕最早提出的淮海战役，在史学界被称为是“小淮海”，方案为开辟苏北战场，攻占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区。显而易见，这里的淮海指的是两淮及海州。
粟裕发出电文的第二天，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回复：“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在复电中，毛泽东还为淮海战役添加了一个重要指标：歼灭黄百韬兵团。
黄百韬以往就很显眼，在华东战场上，无论搏命程度，还是战斗成果，都在国民党将官中首屈一指。到了豫东帝丘店战役，黄百韬亲率坦克冲锋，救出新七十二师之举，更把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声誉推向了顶峰。豫东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亲自给黄百韬佩戴上了代表最高军功的“青天白日”勋章，也因此，在毛泽东预设的斩将台上，黄百韬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头牌。
淮海战役采取的是华野、中野联合作战方式，在初期参战部队中，华野有16个纵队（其中包括暂归粟裕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中野有4个纵队。
1948年10月下旬，粟裕完成了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
蒋介石很快发现华野、中野在向徐州方向运动，他认为徐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距南京又远，后方补给线长，因此曾计划放弃徐州，以便集中兵力“守淮保江，拱卫京沪”。
恰恰在这个时候，辽沈战役行将结束，东北败局已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趁机在幕后“逼宫”，蒋介石面临着行将下野的危险，他又犹豫起来。
放弃徐州，守卫淮河、长江，在当时国民党军已处于全面颓势的情况下，亦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妙招，这曾经是粟裕所担心的，可是蒋介石自己又给推翻了。说到底，国民党内部那些婆婆妈妈的掣肘和顾虑实在太多，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打好仗，只有天晓得了。
蒋介石最终采用了“徐蚌会战”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主持制订，要点是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徐州至蚌埠）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
此计划一出，就引得国民党阵营内议论纷纷，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是一个臭招，“未战而败局已定”，“我们在徐州愈久，就中了敌人之计”。
黄百韬与郭汝瑰是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他就此也非常有意见，“作战厅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计划，使人伤心，为陆大同学丢丑。”
黄百韬并不知道，他的“郭同学”与刘斐一样，也是中共在国防部的高级秘密特工，所制订的计划自然只会把国民党往败路上引。
国防部方略已定，南下是不可能了。
黄百韬有侦察电台，也获得了解放军不断向陇海路推进的信息，在向刘峙进行报告后，黄百韬提出，国民党军全都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在运动，“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所谓“攻势防御”，不要说攻，防都防不住。
黄百韬建议，仿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在华野、中野尚未会合之前，予以各个击破。
就军事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徐州“易攻难守”的困境，但是刘峙久无回音。
当初顾祝同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考虑让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郭汝瑰劝他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郭汝瑰所说的“一只猪”很明显是指刘峙，但顾祝同斟酌再三，最后还是选了刘峙。
郭汝瑰的秘密身份在那里，他当众说过的很多话，现在都必须反着理解，假如刘峙的智商和能力真的只是“一只猪”，估计郭汝瑰就不会这么说了。
顾祝同与刘峙几乎同时出道，对刘峙的水平算得上知根知底，以徐州地位之显要，他绝不敢真的找一个庸碌糊涂的人来坐镇，而在曾经战将如云的国民党阵营，刘峙若没有两下子，也不可能坐到如今的高位。
这位北伐和中原大战时期的常胜将军，位居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若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被公认还在顾祝同等人之上。
黄百韬的建议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并不是刘峙没有眼光，不肯纳谏。
事实上，刘峙刚刚上任就感到了力不能支。他的两大对手，华野粟裕有40万兵，中野刘伯承有20万兵，这还不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队，而归刘峙指挥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总兵力最多也不过20万，只勉强与中野相抵，何况有的军还没有整编完成，不过是个账面数字。
刘峙原计划放弃徐州，退淮以守，被“徐蚌会战”方案否决后，又欲集结兵力于徐州附近。包括黄百韬兵团，他早就想撤到运河以西，可是这些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国防部的批准。
刘峙犹如被绑着手脚在跳舞，他自己也非常郁闷，不无怨气地说：“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由于刘峙及前线将领意见集中，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受蒋介石之托，与郭汝瑰等人专程赶到徐州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1948年11月5日，顾祝同召集徐州“剿总”和一线将领们开会，会上黄百韬再次进谏。
这次他换了个说法，把洋式的“团式集中法”换成了中式的“乌龟战术”，并主张放弃海州，黄兵团由原驻地新安镇全部撤往徐州。他对顾祝同说：“不是我怕死，而是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顾祝同在请示蒋介石后，终于批准了黄百韬的建议。
黄百韬对此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正越来越近。
在当天返回新安镇的火车上，黄百韬对第二十五军（即原来的整二十五师）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个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
已经快来不及了，国防部“郭同学”又不失时机地拖了一下后腿。
原驻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从海上撤退，但国防部临时改为通过新安镇撤往徐州，同时规定，黄兵团要为四十四军担任掩护，在四十四军还未到新安之前，黄兵团不得提前西撤。
四十四军本身不需要一个兵团为之做掩护，但海安是国民党第九绥靖区所在地，行政人员、学生、商民全都得跟着部队走，所以当四十四军撤出时，拖带了大量非战斗人员，全部加起来有10余万人。
锅碗瓢盆一多，行动必然非常迟缓。按照原计划，黄兵团11月5日就能撤往徐州，就因为要等四十四军，行动便足足延误了两天。
把一个兵团推向末路需要多久？只需两天！
大淮海
粟裕在第一时间便得到了黄兵团即将西撤的情报。淮海战役的初定发起时间为11月8日，他立即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此重大决定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就已下令部队执行，如果情报不是绝对的确凿可靠，粟裕是不会这么做的。
1948年11月6日晚，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挺进。当天午夜，解放军迫近台儿庄、贾汪一线，直逼黄兵团侧背。
台儿庄、贾汪一线尚有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据守，而且从第二天早上开始，黄兵团就将西撤，但黄百韬仍然脱口而出：“太迟了。”
因为这是在敌前撤退，所有撤退，以这种撤退方式为最危险。
留在新安镇打，孤立无援，往徐州撤，到不了徐州便可能遭遇解放军，而所有这些都是拜国防部的一纸命令所赐，黄百韬捶胸顿足：“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黄百韬通过侦察，得知华野有十几个纵队南下，因此预估仅华野就会有30多万兵力参战，而黄兵团只有10多万，若是华野集中来攻，他必败无疑。
说到这里的时候，黄百韬很是激动：“这次会战如垮，就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虽然胜负还未分出，但黄百韬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他让人给蒋介石带去遗言，表示自己受蒋知遇之恩，无论如何要予以报效，“临难绝不苟免”。
1948年11月7日，黄兵团开始西撤。
这时的黄兵团包括四十四军等五个军，是关内也是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一个主力兵团，他们要渡过运河才能前往徐州，可是运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此前，黄百韬曾寄希望于徐州工兵团，但后者并未来架设更多桥梁，而黄百韬也错过了自行架设浮桥的机会。
10多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通过一座桥，岂是容易的事，四十四军还拖带着10多余万非战斗人员，这支队伍里面弃斥着大车、小轿、箱笼、行李，一上桥就把桥面给堵得严严实实，部队根本过不去。
在他们后面，追兵即将赶到。
南京国防部为粟裕“争取”了两天时间，利用这两天，粟裕加紧完成了另外一项秘密部署。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秘密党员。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粟裕就在争取他们率部起义，并针对第三绥靖区制定了三条原则：一、起义；二、不起义，让开道路；三、既不起义，又不让道，坚决歼灭。
经过紧张策划，何、张决定于11月8日凌晨发动起义，此议一出，便意味着黄兵团难逃生天。
既是囊中之物，就无须多虑，此时此刻，粟裕所想到的，是后面一连串的提前布局。
1948年11月8日，凌晨，粟裕与部将张震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文，建议在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是向徐州进击，争取在长江以北打掉敌方更多的主力兵团。
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第二天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并表示将合华东、华中、中原三大解放区之力，对淮海战役予以强大的后勤支援。
至此，最初的开辟苏北战场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几十年后，当谈到这封复电时，粟裕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封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就在“齐辰电”发出不久，何、张率所部2万多人发动起义，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通过起义防区，迅速朝新安镇开去。
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4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华野各纵队原来的攻击路线，是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一路自北向南开进，一路进行迂回包围，但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引起了粟裕的重视。
山东兵团特务团的侦察员潜入黄兵团驻地，抓到了一些俘虏，经过讯问得知，黄兵团正向运河铁桥涌去。
侦察营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野司，粟裕当即调整部署，急令各路纵队全部改向，对黄兵团进行追击和截击。
接到命令，华野各纵队争相向运河铁桥扑去，有的部队一天的行军速度已达到120~140里，正好截住黄兵团尚未过河的后卫部队……
大战的铜锣尚未敲响，黄兵团便已损兵折将，共计损失一军一师，其中作为黄兵团骨干的第二十五军损失了一半人马。
过河得脱的部队齐集徐州以东150里的碾庄，黄百韬面临着两个选项，要么继续西进；要么固守碾庄。
这是一个生死选项，一面写着“生”，一面写着“死”。
迷信
黄百韬把军长们叫到一块，召开阵前紧急会议，商议究竟是进还是守。
多数人主张趁解放军主力尚未通过运河铁桥，尽快兼程赶往离碾庄较近的大许家，只有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一个人表示反对。
在黄兵团中，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均为粤军，战前才从南京、芜湖调来苏北。他们以杂式装备为主，许多步兵使用的还是汉阳造，比解放军的装备都要差好多，但这两支部队参加过抗战，部队里有许多是具备作战经验的老兵，用刘镇湘的话来说：“我们在抗战中同日本鬼子都敢拼，难道还怕共产党不成。”
过铁桥时，为免拥挤，第六十三军主动要求到窑湾另寻渡口，同时为兵团做侧背掩护。到了窑湾一看，没有渡船，于是会游泳的就先行泅渡，不料华野的叶飞纵队快马赶到，泅渡的大多被打死在河中，未及泅渡的只得在窑湾仓促布防。
叶飞纵队采取急袭战法，集中榴弹炮、山炮等重武器进行攻击，经两天两夜激战，终将六十三军予以全歼，军长刘章负伤后自杀。
刘章调升军长不久，实际上是个替死鬼。在撤往窑湾前，他就知道凶多吉少，拉着同仁的手伤心地说：“我们要永别了……我非死不可呀！”
黄兵团中，六十四军第一个得以过河，并在碾庄东端占领阵地，为的就是策应六十三军过来，可是左等右等不来，后来才知道这支同乡部队已被消灭。
广东人很团结，刘镇湘物伤其类，自恃六十四军尚保持完整，便反对去大许家，并且说他的阵地已经构筑成功，不用而走，未免可惜，不如先在碾庄打一下，边打边等援军。
刘镇湘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顾虑，就是到了大许家之后，黄百韬预定分配给他的防御阵地是一座土山，那里相传是三国时关羽被围降曹的地方。
关羽威风八面，都吃了败仗，可知此处有多么不吉利，恰好刘镇湘以往在守土山方面又总是吃亏，心里存在很大阴影。
见刘镇湘不愿走，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急了：“多走一里好一里！”
陈士章深知解放军作战之勇猛，豫东战役时，他的部队和新七十二师的阵地只隔20里，这边的炮弹可以打到那边，但就是冲不开解放军的防线。
陈士章说：“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围困，再梦想邱兵团远道来援，恐不可恃。”
对于援军，黄百韬同样不抱任何幻想，他曾经对别人说：“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是阳奉阴违。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
听完陈士章的话，他加了一句：“就是相隔5里，他们也不会来救我们。”
就在争论即将结束之时，黄百韬突然接到国防部电令，上面说黄兵团没过运河，就损失了这么多部队，建制太过凌乱，不如在碾庄略加整顿后再行西撤。
有了这份电令，刘镇湘气壮许多：“既有命令，为什么还要走，打垮了敌人之后再走不好吗？反正是要打的，为什么一定要到大许家再打呢？”
众人皆呈仓皇之色，唯刘镇湘还能如此慷慨激越，黄百韬觉得士气可用，遂决计执行国防部命令。
黄百韬与邱清泉同为国民党悍将，彼此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豫东战役后，邱清泉自认有功，但功难以抵过，鉴于区寿年兵团损失大半，他被蒋介石处以记过处分，相反，黄百韬却获得蒋介石亲自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并正式升任兵团司令。
作为黄埔系的天子门生，邱清泉向来看不起杂牌和地方军，跟友军将领难以搞好关系，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在被杂牌的黄百韬给“比”下去后，邱清泉内心里极不服气，邱、黄也因此颇有水火不容之势，所以陈士章才会说邱兵团不会来援，黄百韬安慰大家：“不要紧的，邱清泉不来救我们，还有孙元良、李弥两个兵团，都和我们互相支援过，只要我们守得住。”
李弥兵团驻扎于距碾庄以西仅24里的曹八集（今邳州市八义集镇），那里是黄兵团西撤徐州的必经之地。
有李弥掩护和接应，黄百韬心里会安定不少，但在黄兵团进入碾庄之前，李弥已经撤离了曹八集，随后到达此处的是第一○○军所属的第四十四师。
一前一后只有很短的一个空隙，这个空隙被粟裕牢牢抓住。苏北兵团奉命从南面实行迂回，一举突入曹八集，全歼了第四十四师，师长刘声鹤开枪自杀。
1948年11月11日，随着解放军占领曹八集，黄百韬的西撤之路被切断，华野围点部队完成了对黄兵团的全面包围，随即便展开了碾庄攻坚战。
当天，粟裕将野司指挥所设于议堂，议堂离碾庄已经不远，他用木梯子登上古榆树，站在树杈上用望远镜就能观察到碾庄战场。
第二天，粟裕又前进至过满山。过满山离碾庄不足10里，连中央军委知道后，都认为野司位置太过靠前，特地来电要粟裕后撤10里。
于是粟裕在第三天将指挥所转移到了大许家的土山，也就是关云长被曹操围住的那个地方。此地北可眺望碾庄战场，西可与打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是一个理想的指挥位置。
刘镇湘生怕自己也像关羽一样，所以才不肯来土山，无独有偶，黄百韬在碾庄也曾碰到过相同的忌讳，在他将指挥部设于碾庄圩的一座院落内后，看到院里有一棵树。
院中一木，组成一字，即名“困”，黄百韬的副官赶紧上前将这棵树给砍了。
所谓迷信，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粟裕当然不会这么迷信，但是那三天，华野在碾庄确实都打得极其不顺。
死亡陷阱
碾庄一带的村落非常密集。由于历年洪水泛滥，每座村庄都会筑起高出地面2米的高台，当地称为“台子”。一座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中间是洼地和水塘，大一点的村庄还修有围墙和较深的水壕。在村庄外围，则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和墓地。
黄百韬能够下决心在碾庄固守待援，一定程度上也是看中了此处易守难攻的地形。
李弥兵团曾驻防碾庄并构筑过工事，黄百韬在此基础上，把村庄、台子都利用起来，逐村设防，加修工事，以碾庄圩为中心，使每座村庄都成为环形的野战防御阵地，其间子母堡、交通壕、堑壕纵横交错，犹如蜘蛛网一般。
粟裕最初在攻坚战中采用的是急袭战术，想乘黄兵团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入碾庄，因此各纵队都是谁先到谁先打，一路猛打猛冲，结果一上来就遭到很大损失。
在守军的火力阻击下，解放军能通过开阔地和水壕，进入碾庄主阵地，已属不易，但是在里面迎接他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死亡陷阱。
碾庄工事的特点是，进攻方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会立即招致多方向火力杀伤。特别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守军的射击孔大多紧贴地表，进攻时很难发现，就算你匍匐前进，都可能被子弹所击中。
冲锋部队九死一生，把沿途能见到的工事都抛在脑后，正要继续往里村子冲，突然一排排子弹从背后袭来，战士们猝不及防，纷纷被打倒在地。
原来黄百韬还设置了夹壁墙式的工事，外表看不出来，以为就是普通墙壁，而工事里面的守军，就专等解放军冲过去，然后从背后开枪。
从前沿阵地回来的参谋向粟裕报告：“黄百韬真难打啊！100米宽的正面就有20多挺重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
敌方火力如此炽密，粟裕推断，前线部队的伤亡一定小不了。可是从各纵队上报的伤亡数字来看，又似乎与此不符。
于是粟裕亲自到野司附近的野战医院进行了解，了解下来，各个纵队的上报数字都已经打了个很大折扣。
回到指挥所，粟裕首先与陶勇通话，询问陶勇纵队的伤亡情况。
陶勇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其他，实在被逼急了，才将原先的上报数字重新复述了一遍，并且称自己纵队的伤亡并不严重。
粟裕已经心中有数，立即打断他的话：“你骗鬼！给我如实报告。”
陶勇无法隐瞒，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语调沉重地汇报：“粟司令，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好瞒你，情况确实很严重，眼下伤亡已经达到4300多人。”
这时华野的一个主力纵队在兵员数量上，大致相当于一个军，在2~3之间，但是能够率先冲在前面的，往往都是最勇敢也最能打仗的老兵，所以这个数字非同小可。
伤亡大，进展却很缓慢。
在野司的作战地图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很多村庄，上午插代表解放军的红旗，下午就得换上代表黄兵团的蓝旗，到了晚上，又插红旗，而到第二天早上会插什么旗，谁都心里没数。
碾庄战役期间，顾祝同还派出了作战飞机予以增援。为了使地空协同更为密切，空军通讯科科长奉命驾驶飞机，向碾庄空投陆空通讯电台，中途因为飞机发生故障，这名科长被逼无奈，只得随电台跳伞降落碾庄。
黄百韬闻讯立即接见，同时喜形于色：“此乃天助我也！”
解放战争以来，国民党军的地空协同战术基本上就是一“花瓶”，中看不中用，有了通讯电台和专家之后，难得地出现了起色——阵地一紧张，轰炸机立刻呼啸而至，反之，空中发现什么情况，黄百韬也能迅速掌握。
这使解放军的推进更加困难。至11月14日，华野除在第四十四军、一○○军阵地前略有斩获外，在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正面均只能形成拉锯式局面。
徐州和南京方面当然闻之则喜，顾祝同、刘峙对外已经说成是“碾庄大捷”，何应钦（一说是陈诚）更是拍案大叫：“黄百韬真英雄也！”
粟裕对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评价，只是中等偏上，而这还是看在豫东战役中黄兵团表现不俗的份儿上。就事论事，在几大主力兵团中，黄兵团的实力也确实很一般，从第二十五军起，没有一个是美械军，其中的粤军、川军在枪械上更是低劣不堪，步枪基本上还是抗战时使用的汉阳造，山炮要么坏了，要么就是没炮弹。
原先黄兵团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兵员数量多，可在被提前打掉两个军之后，这一优势也不存在了。
粟裕意识到，问题应该出在战术方面。
答案找到了，但粟裕此时已无法只顾及碾庄，因为邱、李两兵团也正向碾庄逼近，阻援战场同样打得如火如荼，并进入了关键时刻。
立体作战
直接指挥救援黄兵团的是杜聿明。
济南战役之后，杜聿明便作为救火队长，被老蒋派去指挥辽沈战役，然而为时已晚，没救得了火不说，杜聿明自己也被烧得焦头烂额，失魂落魄。
接到蒋介石宣召时，杜聿明正在华北，当他得知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以及“徐蚌会战”计划中的主力尚未能集结于蚌埠时，顿时感到天旋地转。
用兵之法，以谋为本，自己这一方棋子都没布好，对方就已经拍马杀将过来，请问下面还会有多少胜算？
杜聿明的恐惧心理直往上涌，徐州战场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刑场，他到徐州，不是将被打死，就是将被俘虏。
这当然不是怕死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成名战将，在走上战场前的那一刻，都想要赢得胜利，谁会心甘情愿地去指挥一场毫无准备，几乎必败的战争呢？
可是不去又不行，杜聿明先前已经应允老蒋，飞机都准备好了，不去的话，不但失信，还会被别人讥笑，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在公开场合绝对无法容忍的。
1948年11月11日，杜聿明赶到徐州，协助刘峙进行指挥。
这时中野及华野一部正对徐州进行牵制性攻击，但是刘峙、杜聿明依据经验都一眼看出，解放军的真实企图不是攻占徐州，而是消灭黄百韬，因此他们决定大胆抽调兵力，以解黄兵团之围。
刘峙的想法是救兵如救火，不待徐州以西的邱清泉兵团集结完毕，就将其调到徐东战场，来多少上多少，逐次转用。
这种战法的好处，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援救黄兵团争取到时间，按照该方案，邱、李兵团于11月12日即可向华野发起攻势。
可是杜聿明不同意，他主张先集中完毕，再开始攻击。
刘、杜一正一副，按道理是以刘为主，杜为辅，但实践中却完全相反。
在徐州指挥作战，必须能够差遣得动邱清泉等兵团司令。这些少壮派并不容易指挥，李弥、黄百韬还好一些，邱清泉个性狂傲，目空一切，据说豫东战役时连蒋介石的手令都拒不执行，刘峙更不被他放在眼里。
杜聿明在少壮派将领中有一定威信，又是邱清泉的老上司，指挥调遣各兵团运动时要自如得多，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让杜聿明前来徐州进行指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解围行动以杜聿明的意见为准，白白延误了一天。
1948年11月13日，早晨9点，在杜聿明的指挥下，邱、李兵团开始向碾庄攻击前进。
作为中国机械化部队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杜聿明本身也是坦克技术专家，机械化立体作战是他用以压箱底的绝活，这次他毫无保留地全部搬了出来：步车协同、步炮协同、地空协同。
空军轮番投掷轻重炸弹及燃烧弹，炮兵以山炮、野炮、重炮齐发，一时间浓烟弥漫天空，沿途村庄尽成瓦砾，步兵趁势猛冲。
正打得顺手，地空联络突然中断。
杜聿明急忙派人侦察，才知道，在徐州周围的解放军炮兵对徐州机场进行了远程射击。
炮弹落到机场东北跑道附近，国民党空军在起飞时受到威胁，从而导致地空失去联络，陡然失去空军支援的步兵受到了意外损失。
在确定炮击的位置后，杜聿明即把刚刚空运到徐州的一个师派过去，将解放军炮兵压迫撤退。
空军继续起飞，立体作战得以延续。
在邱、李两兵团的重压下，正面担任阻击的华野3个纵队打得十分艰苦，其中仅宋时轮纵队一天就打退了10余次集团式冲锋。
在这场被称为徐东防御战的攻防战中，杜聿明像粟裕一样实行靠前指挥，从他开始，杜集团的各级指挥官也都在第一线进行督战。杜聿明在指挥所看到，解放军斗志顽强，有的村落及其防御体系已被炮火完全摧毁，但解放军士兵在失去统一指挥后，仍不放弃抵抗，还在残壁断垣处人自为战。
国民党军士兵冲进去，就被赶出来，再冲进去，再被赶出来，最后只好再用炮火及飞机炸弹重新覆盖一遍。
对于解放军这种能攻善守的坚忍精神，杜聿明暗暗折服，不过他认为解放军再坚忍，也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来自于他的一个发现：解放军在正面的火力越来越弱。
杜聿明看得很真切，解放军缺乏弹药。从南下追击黄兵团起，华野各部一路飞奔，后勤辎重难以跟上，而打正面防御战，弹药消耗巨大。
当天阻援战场上的很多解放军部队已经打光子弹，营长以下全拼刺刀，有的已经在扔石头。
子弹罄尽，军粮也在告急，部队只能临时找一些红薯和麦种充饥。
这一天，杜聿明占了上风。到晚上，他统计了一天进度，各部队进展少的推进了6~8里，多的已经推进了12~14里。从两兵团的攻击位置到碾庄，只有不到80里的距离，这样算的话，估计一周就可以到达碾庄附近。
杜聿明乐了，来徐州前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空。他马上将这一情况向留守徐州的刘峙进行报告，刘峙听了也很高兴。
高兴也就高兴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出乎杜聿明意料的局面出现了。
毛病
得知阻援部队缺粮少弹，粟裕一边火速向军委发报，要求速送粮食和弹药，一边把机关人员甚至于自己警卫员的弹药都全部收集起来，送往前线。
能够临时收集起来的弹药不多，子弹不超过3000发，手榴弹不到500枚，但已足以支撑一段时间。
1948年11月14日，杜聿明一觉醒来，发现阻援阵地上的解放军并没有垮掉。不仅如此，当天他引以为豪的立体打法还落得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第一个碰壁的是步车协同。邱兵团以23辆坦克在前，排成“一字长蛇阵”，掩护步兵冲锋。早有准备的解放军炮兵待坦克进入射程后，予以猛烈齐射，当即击中4辆坦克，使之无法行动。
其余坦克见势不妙，赶紧回头，连带步兵冲锋也被迫戛然而止。
紧接着，地空协同也中了枪。
按照预定计划，空军先进行轰炸，下面的步骤本应是邱兵团出击，可是邱兵团的官兵在前番冲击未果后已经疲劳不堪，就没有能够立即压上去。
空军认为自己被涮了一把，对邱清泉大加指责，说他按兵不动。等到邱清泉准备好了，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就负气不予配合。
少了空军支援，邱兵团不仅出击不利，还多受了损失。以邱清泉那火暴脾气，没个不大骂空军的道理，这下好，双方互相指责，闹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由于前一天打得不错，刘峙按捺不住，亲自到前线督战，可他在指挥所能见到的，只是空军和陆军大吵大闹的情景，让他十分丧气。
晚上杜聿明再统计进度，他也无法乐观了：整整一天，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李兵团也只攻占了两三个村庄。
同样的晚上，粟裕也在忙碌。
参与围点的各纵队指挥员被召集到野司指挥所，粟裕宣布改急袭为强攻，同时在具体打法上进行了全面调整。
鉴于杜聿明在徐东攻势甚急，粟裕决定让谭震林负责指挥围点，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指挥打援。
他清楚杜集团增援部队的弱点在哪里，并将由此展开反击，以便进一步巩固防线。
杜集团的各兵团里面，只有黄兵团擅长夜战，其他部队都不惯夜战——假如邱、李兵团能打夜战的话，11月13日那天晚上就可以一鼓作气向前推进，杜聿明也不会第二天挨当头一棒了。
国民党军的这个毛病不是原来就有，十年内战，包括抗战的前中期，很多部队也能吃苦，会打夜战，然而自从有了美援，一切就变了，尤其是那些美械军，竟然也学起了美式战术，晚上不打白天打，白天打的话，要是没有飞机坦克支援，似乎也寸步难行。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素以美械装备和飞机坦克夸耀于人，殊不知，其实这正是导致他们落败于战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的国情，军事上学德国可以，学日本可以，唯独不能学美国，因为你没那本钱。
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其实并不多，能够武装出来的也不过是几个美械军，坦克飞机则因数量过少而根本形不成足够的战斗力，最糟糕的是，以当时关内的工业水平，这些装备一件都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抗战时美国人一共给了多少武器，打完就算完，毫无可持续性。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阵营似乎从来没能真正想通这一点，或者已经有了依赖性，想摆脱都摆脱不掉，解放战争的那三年，从头到尾都想着让美国继续给予军援，却不知道这有多么不现实。
抗战时人家援助你，缘于中美是盟国，美国必须依靠中国牵制日本，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凭什么还要这么做，难道美国人制造武器就不花钱不费力？
战场之上，一旦失去最基本的作战手段和能力，也就意味着离失败不远了。
对此，粟裕非常清醒和务实。早在抗战时期阐述“组织战斗”理论时，针对很多部队偏好机关枪，他就强调，机关枪不是越多越好，子弹如果打光了，还没有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管用呢，在现实情况下解决战斗，最终靠的也不是机关枪，而是最普通的步枪和刺刀。
当天晚上，粟裕发挥解放军擅长夜战和近战的特点，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弹药不足的解放军士兵端着刺刀冲上去，结果邱兵团右翼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解放军一度突破了敌方阵地，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到第二天拂晓，邱清泉才将阵地重新夺回。
眼见得正面陷入了攻不动的僵局，杜聿明和刘峙经过一番商议，也准备调整战术，刘峙下决心将作为总预备队的七十四军（即新七十四师）星夜调出，以供杜聿明指挥。
11月14日一战结束，空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向蒋介石告状，说邱清泉按兵不动，打仗不卖力云云，蒋介石闻讯，在电责邱清泉的同时，又派顾祝同到徐州督战。
顾祝同一见杜聿明劈头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三个兵团还打不动？”
顾祝同责怪杜聿明指挥不力，严令他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杜聿明分析了一番战况，然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战斗非常顽强，每一座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
听说仗这么难打，顾祝同又建议从徐州抽调更多兵力进行增援。
杜聿明听后态度消极，这让顾祝同很是不满，他并不知道杜聿明和刘峙早就抽出了七十四军，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抽调七十二军（即新七十二师）。
杜聿明只是不愿意当着面告诉顾祝同，他所忌讳的自然不是顾祝同，而是站在顾祝同身边的那个人。
对壕作业
这个人就是随顾祝同来徐州的郭汝瑰。
郭汝瑰最早毕业于黄埔第五期，虽在国防部任要职，但黄埔资历远不及杜聿明，加上个头矮小，因此杜聿明私下称他小鬼。
黄百韬只是觉得郭汝瑰水平低，杜聿明却直接怀疑“郭小鬼”就是地下党，认为他与解放军一定有联系，而蒋介石和顾祝同正是完全听信了他的话，才会造成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那样糟糕至极的列阵格局。
为此，杜聿明曾当着面对郭汝瑰说：“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可是杜聿明手上并无郭汝瑰是“共谍”的确切证据，毕竟他只是一个军人，不是戴笠那样的特工。
杜聿明对着顾祝同说出了自己的怀疑，顾祝同听后还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
到郭汝瑰主持制订“徐蚌会战”计划，却又没按计划将国民党军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杜聿明更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赴徐州上任之前，他给顾祝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小鬼知道，如果他知道我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原本也是由国防部所制定，但杜聿明根本就没照这个方案来，就是因为方案出自于郭汝瑰之手。
顾祝同与杜聿明对话时，郭汝瑰正在旁边，杜聿明便避而不谈抽兵增援的事，等郭汝瑰一走，他才对顾祝同说出实情。
对杜聿明的战术安排，顾祝同十分赞同，杜聿明接着又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绝对不要向郭汝瑰透露，顾祝同也点头答应了。
顾祝同连夜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即便到这个时候，他和蒋介石对郭汝瑰都没有产生丝毫怀疑，更不知道身边这位红色间谍将对战局起到怎样颠覆性的作用。
1948年11月15日，按照粟裕的建议，中野从南线对宿县（今宿州）发起总攻，并与第二天凌晨攻占该城。
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俗称南徐州，是徐州“剿总”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由于国民党主力未能及时集结于附近，致使其防守薄弱，被中野一击而中。
解放军夺取宿县后，不仅缴获了大量物质，而且通过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正是粟裕在“齐辰电”和“大淮海”中想要达到的目标。
此时以宿县为界，南线的国民党军被阻隔，北线的国民党军则大多按照郭汝瑰所制订的“徐蚌会战”计划，仍以徐州为中心，呈十字架式散状分布，明眼人都能看出其败相已现，刘伯承对陈毅、邓小平说：“蒋介石是信仰上帝的，他终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终于发展到了大决战。
毛泽东推算，淮海战役结束尚需3~5个月时间，包括俘虏兵在内，解放军每天将有80万张嘴等着吃饭，因此必须进行统筹。
1948年11月16日，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毛泽东给总前委发来指示：“淮海战役为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改变了解放战争初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策略，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牺牲，力图大战取胜”。
众人的视线首先聚焦在对黄兵团的围歼上。
粟裕已经调整了对碾庄的攻击战术，开始采用近迫式对壕作业来突破黄兵团阵地。
在黄兵团直接火力控制下的开阔地作业，白天根本不行，只能在夜间隐蔽进行。于是从11月15日凌晨开始，华野在白天就停止了攻击。
一到晚上，官兵们便身背武器，手拿铁镐和铁锹，每人以5步的距离一线拉开，地面上立刻响起一片金属与土石的撞击之声。
对壕作业很有讲究。先要挖成卧式工事，以便避开对方的火力射击，然后逐步加工成跪式，直至立式。按照这种方式继续往前挖，两人一组，相互打通，最后连成一线。
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堑壕像长龙一般，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直至插入各村之间。仅仅两夜工夫，战壕前沿已接近碾庄圩水壕，最近处只有五六十米。
枪炮声突然沉寂，黄百韬还以为解放军撤兵了，派小部队一侦察，才知道对方在挖壕。
他立刻明白粟裕在打着什么主意，以及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11月16日，在战壕前沿接近碾庄圩水壕后，所有已经修好的交通壕、堑壕都被连接起来，构成进攻阵地，解放军又恢复了攻击。
粟裕首倡的对壕作业一问世，即成为国民党军的致命伤。对壕掘成后，解放军攻击部队可以在不受敌军炮火阻击的情况下，沿壕沟攻击前进，到敌方主阵地前几十米处时，便猝然发起冲锋，一举而突破阵地，这样就使得国民党军的所有轻重武器，以至于手榴弹都失去效用。
让国民党官兵最感恐惧的，还不是对壕掘成之时，而是掘壕前进的过程，随着威胁越来越近，几乎能让人精神崩溃。
在炮兵、机枪手的掩护下，华野各战斗小组沿着交通壕，使用小炸药包、手榴弹和冲锋枪，边打边侦察，夺取一块阵地，即巩固一块阵地。
时间分配上，解放军也从全天攻击，改为区分时段，即夜间进攻，用于修建对壕工事，白天固守，以便打退敌人的反击。
黄百韬不反击就只有等死，但是如果白天反击，无异又等于送死，最后双方都被迫打起了夜战——白天基本不打，一到晚上6点天黑以后就大打出手，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东方吐出鱼肚白为止。
这边坑道挖着，那边粟裕又把焦点重新转向徐东防御战。
表面上看，华野只有3个纵队进行阻击，但粟裕实际用于防御一线的部队远不止这些，除了正面的3个，侧翼还有5个！
围点部队不过6个纵队，打援部队却足足有8个，做出如此部署，当然不仅仅是阻援这么简单。事实上，它与粟裕在济南战役时采用的“攻济打援”一样，就是要在攻下碾庄的同时，把前来增援的敌军也收入囊中。
济南战役时，杜聿明声东击西，没能被粟裕抓住，这次他决心不留遗憾。
但是粟裕此前一直未动用侧翼的那5个纵队，即便是正面都已几乎坚持不住。
近在咫尺
因为他想要扎的，是一只大口袋。
在这只口袋中，正面的3个纵队是袋底，侧翼的5个纵队是收口袋的。该战术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收口袋的时机，不能太晚，但也不能太早。
同样的战术，曾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中。在那次战役中，汤恩伯担任的就是收口袋角色，事后有人骂他在战事激烈时为什么迟迟不现身，其实他要早现身，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大捷了。
什么时候扎袋口最好？就是要让对方完全进入，且受到足够损伤，即便明知自己已成囊中之物，也难以再钻出的时候，当然它的必要前提是，袋底绝不能先破。
经过3天的拉锯，特别是解放军在11月14日那天晚上发起的反击，邱、李兵团的推进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其锐气亦大减，这时候才可以考虑把袋口扎起来。
粟裕在地图上早就选好了一个地方，此地名叫潘塘，位于徐东战场南端，它将成为口袋阵的必要支点。
1948年11月16日，凌晨3点，5个纵队悄悄出发，到达了潘塘东南。
只要绕过潘塘，向西不仅可以迂回至邱、李兵团侧背，对杜聿明形成完全包围，甚至还能乘徐州兵力空虚之机，一举突入徐州城。
黑夜中，解放军与一支军队撞了个满怀。
天亮一看，大吃一惊，那赫然是一支国民党军，而且看样子，其使命与打援部队完全相仿。
对方的惊讶有多无少，除了没想到会与解放军在这个地方不期而遇外，他们还惊诧于解放军会有如此之多，竟有5个纵队的番号。
这支国民党军就是杜聿明派出的第七十四军。
杜聿明为人谦和，但在作战中亦喜用奇谋、奇兵，平时的口头禅就是“英雄行险道”、“不向虎山行，便打不到老虎”，他对郭汝瑰秘而不宣的那个行动计划，原来也是迂回包抄。
潘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粟裕和杜聿明同时看中了，作战双方都出奇招，又都把取胜希望凝聚在同一个地方，才使战场上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潘塘纵横不过10里，两军连避让的地方都找不到，就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其“亲密”程度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解放军的一个团离七十四军指挥所只有3里地，七十四军与华野的纵队司令部也仅一沟之隔。
重建的七十四军虽无法与整七十四师相比，但有一些老兵作为骨干，所以尚能一战，不至于立马垮掉。
邱清泉闻讯，接连在电话中向杜聿明告急，要求调七十二军增援。
七十二军此时仍被解放军所牵制，杜聿明想抽也抽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下令邱清泉把预备队全部调上去。
潘塘地域狭窄，华野虽有多达5个纵队的优势兵力，但铺展不开，邱清泉的预备队上来后，经6次反复较量，解放军在潘塘的攻势遭到遏制，被迫后撤10多里。
在潘塘遭遇战中，粟、杜各有得失。有趣的是，他们各自的得，正好是对方的失，而他们的失，又正好是对方的得——自己想一蹴而就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不过也都成功地避免了被敌人一蹴而就。
徐东防御战又进入了新的相持状态，这对黄百韬来说可不是好事，因为杜聿明再也无法在短期内为他解围，而碾庄的包围圈却越缩越紧。
1948年11月17日，经过两天准备，解放军对碾庄发起总攻。
碾庄攻坚战开始时打得很乱，几乎是一窝蜂，此次总攻，粟裕在几天前的纵队会议上就定下了战法，即在分区作战的前提下，实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
“弱敌”是被黄百韬部署于碾庄外围的第一○○军、第四十四军。
打的是弱敌，粟裕用的却是强兵。特纵的重炮、坦克全部上阵，先是重炮摧毁了突破口附近的大部分火力点，接着坦克搭载爆破手到达前沿，又将守军的核心工事予以炸毁。
打开通道后，步兵再猛打猛冲就没了顾忌，解放军迅速攻克了碾庄外围的四五座村庄，第一○○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军长周志道负伤后化装逃回徐州。
黄兵团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因为原计划不是在碾庄作战，兵团的给养列车均已开往徐州，导致粮食弹药都很缺乏，许多士兵只能靠吃马肉维持。运输飞机用降落伞向包围圈内空投物资，但因为包围圈越缩越小，风一吹，就刮到了解放军阵地。
这时黄百韬仍表现得很镇定，尽管碾庄内的电话线已被解放军切断，他还在通过无线电部署防御，并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将苦战到底。
不过黄百韬心里清楚，光靠他自个在碾庄撑着没用，归根到底还是援军得给力才行。
徐东方向炮声隆隆，显见得邱、李也没歇着，而且已经比较接近，可是当黄百韬爬上屋顶，引颈西望时，他却看不到一个援军。
天崩地裂
黄百韬不相信以邱兵团那样的半机械化推进速度，会走得如此之慢，唯一的解释就是，邱清泉与他有隙，不肯全力援救，而李弥为什么也快不起来呢？
不用说，当然是实力不济了。
在徐州战区的现有兵团中，邱清泉兵团是唯一的王牌兵团，其攻击和机动能力都相当强，为李弥兵团所不及。
黄百韬愤愤地说：“有些人（指邱清泉）眼睛中只看到我黄百韬是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他们是不会全力救援的。”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摇头叹气：“如果李弥有邱清泉的力量，解围还有点希望，现在是无望了。”
黄百韬感到失望，杜聿明却燃起了希望。就在解放军对碾庄发起总攻的同时，他亦在徐东采用“火球战术”，对解放军发起猛攻。
所谓“火球战术”，相当于地空协同、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战术的一个大混合，即在同一时间里，把全部兵种都用上，天上飞机轰炸，中间坦克开路，后面炮群掩护，前沿步兵则发动整团整营的集团冲锋，令战场上造成的声势有如滚动的火球一般。
这些天，解放军阻援部队在粮弹上虽有所补充，但抵不过巨大的消耗，杜聿明的“火球战术”一起，防守上就备感困难。
当天早上9点，解放军实行分路撤退。杜聿明怕粟裕设伏，特地询问了俘虏和居民，得知阻援部队在撤退前，确实已粮弹两空，战士们每天仅能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充饥了。
杜聿明放下心来，下令全线追击。
到中午时分，两兵团先后接近大许家附近，距离碾庄50余里，炮声相闻，这时杜聿明又判断解放军呈崩溃之状，所以他认为解救黄兵团有望。
杜聿明向徐州方面进行了汇报，刘峙听后欢喜若狂，说：“这回对得起国人了。”
“徐州大捷”的消息被忙不迭地发布出去，一时间，徐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祝捷”标语，鞭炮噼噼啪啪，放得到处都是。
顾祝同闻讯也激动起来，又知道黄百韬在包围圈内苦不堪言，急忙亲自乘机飞临碾庄上空，并用空地联系电台通话，不停给黄百韬打气。
然而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
杜聿明逼近大许家，华野的处境确实险恶，但是粟裕在布局上的先见之明在关键时刻弥补了这一危机。
别忘了，华野的阻援部队多达8个纵队，其中还有5个是投入战场不久的生力军。
粟裕在大许家一线设置了多纵深阻击阵地，杜聿明看到后，起初还以为是解放军用以撤退的掩护阵地，不曾料到这里的防守兵力会如此厚实。
这下又攻不动了，别说火球，火星都不管用。刘峙到前线督战，严令督促，仍然无济于事。
杜聿明目瞪口呆，他打破脑袋都想不通，为什么在解放军已经“全线崩溃”的情况下，两个兵团还是寸步难进。
于是一个与先前内容完全不同的战报又传给了顾祝同。顾祝同见到后哭笑不得，只得也给黄百韬递上一句大实话：“邱、李两兵团在陇海路两侧被堵截，无法前进，你们如能突围出去，去与邱清泉、李弥会合也好。”
参谋总长都撂下了这种话，说明外援确实是无望了。黄百韬当即表示：“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
过后他对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让邱清泉看笑话吗？不如在此地继续打下去，一个换一个，也算够本了。”
当初选定固守碾庄时，他和陈士章就预计邱清泉不肯施以援手，出死力相救，现在似乎应验了，黄百韬对此愤恨不已：“我们最后不过一死，叫黄埔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
应该说，从徐州出发时，无论邱清泉还是李弥，确实都包藏着一些私心，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认为多一些部队就能多维持几天，早消耗，早完蛋。
那个时候，谁也不愿真心实意去救别人。刘峙要邱清泉出两个军，李弥出一个军，可实际上邱清泉只出动了两个师，李弥也仅出一个师，而且越到第一线，兵力配置越少。当时有人将这种情况讽喻为“锥形战术”。
可是仗打到后来，邱、李感觉到了分量和压力，就都不敢再懈怠了，该出的力出，该上的兵也一个不少全部派了上来。
邱清泉就算没有比李弥做得更好，但也没有更差，就此而言，黄百韬还真是有些冤枉了他。
邱、李兵团都在日以继夜地发起攻击，然而两人连会师大许家都难以做到，解放军的阻援阵地愣是屹然不动。
1948年11月18日，杜聿明以大许家为重点，实施中央突破战术。激战一天，两兵团依然攻不进去，全线进展收获寥寥，有的村庄白天拿下来，到晚上解放军一个突袭，就又丢了。
杜聿明不用统计推进里程了，算损失就可以——邱、李兵团均伤亡惨重，一线部队的消耗已经达到40%～50%上。
邱、李兵团在解围行动的中后期都称得上是凶猛顽强，这样都连连受挫，可想而知，对指挥官信心之打击有多大。邱清泉曾留学德国，抗战时期一度在陆军大学的课堂上大讲德国军事战术，一向眼高过天，可到这个时候，情绪也变得悲观消极起来：“对黄百韬，我是出死力相救的，结果伤亡竟然这样大！”
从黄百韬，到刘峙、杜聿明，都曾要求空军“早日将运河铁桥炸断”，但空军本来就没几架飞机，为了配合杜聿明的地空协同、火球战术、中央突破之类的花样，力量更加分散，加上作战时漫不经心，导致这一目标根本未能实现。
淮海战役期间，东北基地日以继夜地制造和运来炮弹，这些炮弹又通过铁桥和临时搭建的十几座便桥，源源不断地补充给碾庄前线的华野特纵、各纵队炮兵部队。
从11月18日开始，解放军每天发炮不下3万发，整日整夜，人们耳朵里充满的都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声。
第四十四军一五○师师长赵璧光后来回忆碾庄炮战带来的那种震撼效果：“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
炮弹如雨滑落，火焰燃烧着村庄，转眼之间，什么都破碎了，而地心还在不断地分裂之中。
经过高密度炮击，碾庄已成一片瓦砾，工事大部毁坏。当天，第四十四军被歼灭，军长王泽浚成为俘虏，赵璧光率残部千余人投诚。至此黄兵团已被打掉3个军编制，仅有二十五军及六十四军的残部在守着碾庄圩、大院上、小院上等几个村庄。
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碾庄的一位老乡在若干年后回忆，一批广东籍国民党士兵（六十四军）曾住在他家，有一天出去打了一晚上，回来时仅剩一人。在失去所有同伴后，那名幸存的士兵就整天默默地蹲在墙角边，一句话都不说，看上去既紧张又恐惧。
每天3万发炮弹，对解放军来说也是一个惊人的消耗，不可能天天如此，而这时阻援一线的解放军也都处于苦战之中。
实际为碾庄攻坚战阻援的，除了大许家一线的阻援部队，还有南线的中野。
宿县被夺后，蒋介石即命令黄维兵团等三兵团兼程前进，以便“北上解围，拱卫徐州”。与国民党南线兵团一打起来，中野方面才感到并不如原先想象中那么轻松，短时间内，不仅吃不掉对方，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所吃掉。
1948年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战场情况，致电中央军委，表示中野要单独对付南线三兵团，困难较多，建议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以尚未动用的5个或3个纵队使用于南线，协同中野歼灭黄维、李延年。
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确定由中野歼灭黄维，华野歼灭李延年，当然它的前提是，粟裕必须先在北线歼灭黄百韬。
所有希望都放在了碾庄，所有压力也都集中到了粟裕身上。
历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所指挥过的重大战役，有三个他认为最紧张的战役，除宿北战役、豫东战役之外，就是淮海战役。
在顶住杜聿明白天对大许家发动的新一轮攻击之后，粟裕痛下决心，以黄百韬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圩为目标，于当晚发起大总攻。
黄豆进油壶
1948年11月19日，晚上10点，华野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同时杀入碾庄圩。
碾庄圩分内圩和外圩。两圩之间设有两道水壕和圩墙，在水壕和圩墙之间，黄百韬又凭借几座院落构筑起复杂的蜘网阵地，当解放军强越水壕时，雹雨般的手榴弹在水壕中接连爆炸，混浊的濠水被打得翻腾起无数水柱和浪花。
战事激烈异常，一刻钟后，解放军才得以突破头道水壕。
为加快攻击速度，粟裕下令暂停步兵突击，改用炮火进行急袭——3万多发炮弹，在半小时内全部扔进了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碾庄圩，顿时烟尘弥漫，流弹飞迸，炮火震荡着灰暗的夜空。
火力急袭摧毁了蜘网阵地，解放军一拥而上。
黄百韬见状，急令炮兵将现存所有的炮弹也打过去。解放军刚刚进入两道圩墙中间的开阔地，便成片成片倒在了炮火之中。
在指挥所内，黄百韬向刘峙、杜聿明发出求援急电，告知碾庄圩已危在旦夕，发完电报，他登上屋顶，指挥预备队向解放军发起反冲锋。
解放军虽在炮击中伤亡枕藉，但后续部队及时赶到，经4个小时的厮杀，预备队被击垮，解放军穿过第二道圩墙，一举突入碾庄圩的核心阵地。
1948年11月20日，清晨5点，华野完全占领碾庄圩，二十五军基本瓦解，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亦被攻陷。
黄百韬与陈士章在分头突围时失散，陈士章化装成伤兵，逃至徐州，而黄百韬率少数直属部队进入位于大院上的第六十四军阵地，继续进行指挥。
刘峙、杜聿明得此消息，不由得大为着急。他们虽然还不知道粟裕用于阻援的兵力，会占华野出动总兵力的一半以上，但也明显感觉得到，如果仅仅依靠邱、李兵团，实在难见成效。
此时刘峙通过布防调整，已将六十二军抽调至徐东战场。为了援救黄百韬，六十二军军长余锦源督师进攻，战车团团长赵志华也自告奋勇，表示自己会亲率战车发起冲锋，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也可以单独打到碾庄”。
在战车团的配合下，六十二军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当天终于攻下了大许家，但是未能击破解放军的整条防线。
最主要的是，经此一战，国民党军又一次到达了极限，炸弹和炮弹极其缺乏，尤其是坦克战车的炮弹打光了，赵志华再怎么上蹿下跳，他也不敢开着没炮弹的坦克冲进碾庄，而余锦源更是叫苦连天，再三说不能攻了。
1948年11月21日，杜聿明不管部下们愿不愿意，强行下令继续攻击，其中李弥的前锋部队距碾庄仅为30里，然而再往里推进，就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什么这么难，至少邱清泉和李弥已经弄明白了——仅仅在李兵团前面，就有两个纵队以上的解放军！
华野的阻援部队多于解围部队，看样子是有计划要先歼灭黄百韬。邱清泉面如土色：“黄兵团不免于败，我们上了敌人的当。”
大家都明白，黄百韬被消灭，仅仅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了。
碾庄攻坚战的节奏还在不断加快。黄昏后，粟裕集中火力攻击大院上，并从第二天凌晨起，发起总攻。
1948年11月22日晨，大雾迷蒙，空军无法飞到碾庄上空助战，解放军攻击更为有利，战至早上10点，一举攻克大院上。
中午，黄百韬退至东侧的小院上。
眼见援军仍然毫无踪影，他所控制的阵地仅剩寥寥可数的几座小村庄，黄百韬开始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他失去了最初的镇静，像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阵地上转来转去。
明知败局已定，黄百韬仍不肯接收解放军的任何劝告，也拒看打到阵地上的传单：“我年纪大了（时年49岁），身体多病，做俘虏我也走不动，而且很难为情，不如牺牲了，让别人知道还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
他对刘镇湘说：“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能突围出去。”
听得黄百韬此言，刘镇湘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举动，他打开皮箱，穿上将军礼服和皮靴，继续率部死战。
11月22日下午，解放军攻克小院上，黄百韬、刘镇湘等人退至吴庄。
吴庄是六十四军所属的就位一五六师指挥所驻地。“吴庄”与“吾葬”谐音，黄百韬一听村名，即顿足长叹：“这是我的葬身之地啊！”
下午4点，解放军对吴庄发动猛攻。战至黄昏，歼一五六师大部，黄百韬、刘镇湘等人分别带一部分作战人员朝尤家湖方向突围。
途中刘镇湘被俘。黄百韬负了伤，由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搀扶着，走到碾庄西南十里处的一棵大树下时，得知尤家湖也已经被解放军所占领。
黄百韬坐下，掏出自己的名片，在背后写了“黄百韬尽忠报国”几个字，嘱咐杨廷宴万一能够突围的话，将名片转交给蒋介石，然后便让杨廷宴开枪打死他。
杨廷宴迟迟下不了手，黄百韬即拔枪自杀。
当地百姓称尤家湖为“油壶”，黄百韬从口音上听像是“黄豆”，因此纷传：“黄豆进油壶，死路一条。”
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分析，黄百韬之死，除了他自己所说的要对蒋介石“以死相报”外，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因素，即抗战时黄百韬曾担任顾祝同的参谋长，是“皖南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在历史上与以新四军为前身的华野有着血海深仇，他深生被俘后受辱。
后来在南京政府为黄百韬举办的追悼会上，蒋介石痛哭“黄埔精神不死”。黄百韬并不是黄埔生，但在相当多黄埔将领已经怯战、惧战的情况下，老蒋也只有另外寻找寄托了。
经过10多天的血战，华野终于将黄百韬兵团全歼于碾庄。
称血战毫不为过，华野仅在碾庄就伤亡了近5万人，华野老兵秦镜时任教导团团长，回忆碾庄战役：“我们这个团没有百人以上的伤亡或几百人伤亡的代价，是过不了一夜的。”
伤亡人员多是各部的战斗骨干，排、连、营各级干部伤亡非常严重。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引得有些部队在战斗过程中就不断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粟裕也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当碾庄战役进入最残酷、最艰难阶段时，各部“有少数松劲泄气表现”。
当时华野有一个连上报有220人伤亡。这个连满编时为120人，由于不断补充兵源，以致伤亡数已接近于满编数的两倍。
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秦镜发现教导团每个班，除站在最前面第一名的班长，一般还是解放军老兵外，从后面的副班长一直到士兵，大部分都是刚刚补充进来的“解放战士”。
参加过碾庄攻坚战的华野官兵都一致认为，此战战况之惨烈，为淮海战役之最。
指挥碾庄战役已经是心跳连连，但粟裕说，他在淮海战役中感到最为紧张的时刻，其实是第二阶段。
在这个阶段，解放军的作战重心开始移向南线，粟裕不再担任主攻方向的指挥，然而他却反而压力倍增。
上策
1948年11月23日，就在黄百韬兵团被歼的第二天，黄维兵团向中野南坪集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黄维兵团的正式番号是第十二兵团，实际是原胡琏兵团的扩充，不过胡琏兵团只属于临时性编制，胡琏也不是正式的兵团司令。
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期，解放军越战越强，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都出现了整军整师不断被歼灭的情况，一两个军都不敢单独出来行动，完全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最初蒋介石组建了一些临时性兵团或小兵团，以应付局面，然而豫东一役中区寿年兵团被歼灭，证明连小兵团都不济事，也无法完成战略任务。
自1948年8月起，南京政府便正式采取“战可攻，退可守，吞不下，啃不动”的所谓大兵团战术，陆续发表了多个大兵团番号，第十二兵团即在其中。
编组第十二兵团时，胡琏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兵团司令，但因为第十二兵团属于华中“剿总”的战斗序列，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讨厌胡琏，于是蒋介石只好改任黄维为兵团司令，胡琏屈居副司令。
淮海战役打响时，胡琏父亲病危，他自己也患有牙病，遂请假离队，整个兵团由黄维全权掌握和指挥。
黄维兵团的主力包括第十八军（即整十一师）在内的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大部分是美械装备。它与邱清泉兵团一南一北，是仅剩的两大王牌兵团。
在国民党南线三兵团中，要阻滞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相对容易，唯有黄维兵团，在战场上“攻如猛虎，动如脱兔”，似乎无人能撄其锋。
黄维兵团曾给中野防线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但这只是在粟裕未歼灭黄百韬之前，之后就完全不同了。
按照预先约定，粟裕可以腾出手派兵南下隔绝李延年，这样，中野便可以集中足够兵力对付黄维。
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以“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著称，他和粟裕一样，都很注重掌握对方军事主官的性格。
黄维做过小学教员，身上有很重的书生气，打仗固然勇不可挡，然而有时不知变通，缺乏胡琏那样的灵活机变，属于“志大而智小”类型的战将。更主要的是，解放战争开始后，黄维把兴趣一直放在搞教学，拿教鞭上面，这几年来都没跟解放军交过手，对解放军的战术战法和战斗力根本不了解。
临阵易将，素为兵家之大忌。黄维盲人骑瞎马，打到兴起时，已经忘记自己与李延年、刘汝明完全脱节，成了远道孤军。
针对黄维的特点，刘伯承决定进一步放弃南坪集，一路引导，直至把他给带到沟里去。
1948年11月23日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要求粟裕按计划予以配合。
接到电报后，粟裕将手中所有兵力分成三路：除已南下归建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外，再抽调包括特纵一部在内的3个纵队，用于歼灭黄维；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2个旅，用于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完全隔断他们与黄维的联系；剩下的8个纵队，用于阻击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使其不能南下增援。
粟裕一肩担三任，首先考虑的是碾庄战役结束后，刘峙、杜聿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刘峙的打算是，放弃徐州，向西撤退。
在碾庄战役中，刘峙的一些细节处理确实很糟，但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能力不行，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来自于国防部的直接插手指挥，以及“徐蚌会战”计划对他的束缚。
比如让黄百韬坐等四十四军，结果“为了保住1个军，丢了5个军”，就来自于国防部的命令，而李弥兵团过早撤出曹八集，导致黄百韬兵团失去西撤掩护，则是因为各兵团没能早日集结徐州及徐蚌路，如果刘峙再不让李弥靠拢徐州的话，实在没法应付华野的袭扰攻击。
刘峙的功底还是有的，特别表现在对战局的提前预感上。他看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右臂既失，津浦路徐蚌段又被中野切断，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宿县这一补给基地，徐州已成危城，这时应以保存兵团实力为要，及早从险处抽身，此为上策。
可是当他向杜聿明说出自己的这一想法时，却遭到了杜聿明的否决。
来徐州之前，杜聿明曾经以为此战必败，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但在战场实际操作后，他发现，邱、李兵团都还很能打，从两兵团争夺战、反复厮杀的冲锋与阻击行动来看，部队士气尚属旺盛，说怪话、发牢骚、对战局信心动摇，只是集中在军长及兵团司令一级。
与粟裕对阵，杜聿明要说输，最主要的还是输在国防部给他和刘峙布了一个极其狗血的局，徐州方面兵力严重不足，邱、李兵团都没有华野的阻援部队人多，当然很难解围。
仅就战术而言，他并没有明显漏洞，无论侧面迂回还是正面突击，都能跟粟裕打成平手。
再说了，尽管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全军覆灭，但华野受到的损失也不小，而他手中还有足够本钱，特别是尚握有自己的起家部队，邱兵团这样“王牌中的王牌”。
根据杜聿明先前的战报，刘峙曾向各方发布“徐州大捷”的消息，南京政府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由中外记者组成的慰劳团飞往徐州，当他们来到徐州的时候，黄百韬已经身亡，然而由于杜聿明秘不宣示，这些人都还被蒙在鼓里。
在参观完邱兵团组织的战俘、战利品展览后，一名记者突然以怀疑的口吻问杜聿明：“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
回家休息，也不知道回哪个家休息了，杜聿明欲盖弥彰，是因为从这一刻起，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侥幸取胜和要面子的想法。
这正是为将作战之大忌。
听刘峙说要放弃徐州西撤，杜聿明立刻有些瞧不起他。这位过去的黄埔战术教官，“五虎上将第一名”，确实是老了，胆小了，难怪会被别人骂成“猪”。现在不过死了一个黄百韬而已，就泄气成这样，至于吗？
杜聿明也想好了上策，他的上策是与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徐蚌铁路。
杜聿明让刘峙缓行西撤方案，还说：“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指蒋介石）下决策。”
拿“老头子”一压，刘峙无可奈何，嘴唇哆嗦了几下，再也说不出话来。
1948年11月23日，蒋介石电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官邸会议，以传达下一步作战计划，而这次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又是郭汝瑰。
经过碾庄战役，国防部的决策和指挥，已遭到前线将领的普遍质疑。邱清泉大骂：“国防部是打糊涂仗，是亡国的国防部。”连孙元良也在黄百韬被歼后公开说：“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陈毅仍为华野司令，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是陈毅在指挥），黄百韬也是如此。”
下面都说国防部“累死三军”，可是蒋介石、顾祝同信任的依然是郭汝瑰，其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已内外交困，在内被李宗仁和白崇禧逼迫，在外又要争取美援，战场上一步都退不得，而郭汝瑰等人正是抓住了蒋介石的这一弱点，达到了“投其所好”的目的，最后老蒋就像吃毒品一样，明明自己都觉得其中或许有些不妥，可还得自欺欺人地继续吃下去。
杜聿明一直疑心郭汝瑰，不过这一回郭汝瑰倒是对了他的胃口——郭汝瑰制订并为蒋介石所认可的计划，就是“南北夹击”。
刘峙西撤的主张自然碰了一鼻子灰，他被告知，放弃徐州可以是可以，但得等到“陈毅主力（即华野主力）参加围攻黄维兵团”。
这实在是一个让刘峙啼笑皆非的答复。总之，像他这样的“保守派”已经不讨老头子的欢心了，老头子喜欢的是像杜聿明这样的“勇战派”。
早在3天前，粟裕就预计杜聿明和黄维会以宿县为中心，实行南北夹击，并进行了相关部署，因此对杜聿明督兵南下，他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1948年11月24日，杜聿明调集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并肩南攻，粟裕以部署在徐州以南的7个纵队加2个旅应战，战场上机声隆隆，火光冲天。
孙元良是川军将领孙震的侄儿，他这个兵团当时实际控制的只有两个军，都是孙震旧部。孙震部队是所有川军中最亲蒋的部队之一，基本上算是中央系，要比冯治安等杂牌部队可靠，但他的作战特点也与一般地方军相仿，即防御强过攻坚。两兵团作战时，基本上还得靠邱兵团一家使劲儿，进展稍有不顺，邱清泉和孙元良就会互相埋怨，说对方保存实力，不肯牺牲。
杜聿明采用的仍是步炮车协同配合的战术，这一战术对空军和炮火的依赖性太大，只能白昼攻击，而以国民党空军力量之薄弱，又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战略要求，更不可能对解放军形成绝对的压倒优势。
在当天作战中，邱、孙兵团前进了5里左右，而这时对开的黄维兵团一天就可以北推数十里乃至百里路程。
推进速度如此之慢，让杜聿明很不甘心，经过调整补充，又于第二天督令两兵团继续攻击前进。
可是接下来的推进速度更慢。粟裕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像徐东防御战中那样，大量采用肉搏战的方式进行阻击，地面上到处短兵相接，空军看着只能干着急，没法助战。
不过杜聿明也用不着再羡慕北进的那位兄弟了。
在黄维一路猛进之时，幕僚中就有人感觉到了不对劲儿，忧心忡忡地对黄维说：“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
黄维不以为然，在弹药粮草已显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快马加鞭，结果犹如吞饵之鱼，在刘伯承所布大网中越钻越深。
1948年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以中野为主的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寸步难以蠕动，重蹈了黄百韬兵团在碾庄的覆辙。
说起来，黄维比黄百韬更惨，他的兵团被压缩在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范围内，这个包围圈比碾庄包围圈更小更窄。
中野指挥部内一片喜气洋洋。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双堆集兴奋地说：“这账好算，黄维12万兵马，平均每500米地段上，就有400多个敌军官兵，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
刘伯承用四川话打了个比方：“真是十五个驼子困觉，七拱八翘地挤在一起啰？”
邓小平平时异常严肃，不苟言笑，这时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我倒要看看黄维守着这两个尖谷堆（指双堆集），怎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黄维像黄百韬一样，得靠别人来捞他了。
陈毅告知粟裕、张震：“你们要严密监视杜聿明，配合作战，保障南线彻底歼敌！”
粟裕可不光是要监视一个杜聿明。
他将华野阻援部队分为南北两集团，北集团由谭震林直接指挥，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南下；南集团则由他亲自掌握，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保证中野的侧翼安全。
自中野围住黄维起，粟裕就不敢也不能再睡觉了，他的神经高度紧张，唯恐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中野功亏一篑。
1948年11月26日，得悉黄维兵团被围，蒋介石十分震惊，急忙下令黄维向东攻击，以与李延年兵团衔接。
遵照指令，黄维决定乘夜色突围。一一○师师长廖运周说他已发现解放军的薄弱环节，并建议将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由一一○师担当突击先锋。
大难临头，有人能勇挑重担，黄维自然高兴，他对廖运周说：“你要什么武器、装备都给你，坦克、榴弹炮，随你挑。”
1948年11月27日晨，廖运周率领一一○师从双堆集出发，向双堆集的东南方向突进。
黄维不断用电台询问情况，廖运周的回答都是“沿途畅行无阻”，于是黄维命令后续部队沿一一○师路线跟进，不料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部队伤亡惨重，黄维精心策划的突围行动遭遇挫败。
黄维还纳闷呢，后续部队一个都过不去，廖运周是怎么做到“畅行无阻”的？
不用奇怪，因为解放军根本就没阻击一一○师，廖运周带着他的师直接进入了中野阵地。
一一○师起义了！
黄维怎么也不会想到，廖运周会是地下党，而且是有20多年党龄长期潜伏于敌营的老党员。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策动的起义都对战役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比如济南战役时的吴化文起义，淮海战役开始时的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这些起义主要都集中在杂牌军内部，李弥因此大叫：“将来所有的杂牌军都靠不住，同杂牌军在一起作战太可怕了！”
一一○师可不是什么杂牌，那是标准的“中央军”，廖运周本人还是黄埔生，这颗定时炸弹的爆炸着实令人措手不及，由此亦可见国共谍战水平的差异有多么悬殊。
得知廖运周发动起义，黄维兵团士气大受打击，一般军师长无不泄气。许多胡琏的旧部开始对黄维产生信任危机，认为黄维不论用兵还是用人皆属外行，要是胡琏还在，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窝囊。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有黄维傻乎乎的“随便挑”在先，廖运周出发时得以带走了许多重炮。
中野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导致大部分重武器都丢掉了，全军只有40余门山野炮和200余发炮弹，轻重机枪的子弹则连一个基数还不到。一一○师适时加盟，以及先前粟裕派来华野特纵一部，对中野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同一天，南京国防部发出电令，调刘峙去蚌埠指挥李、刘兵团。
离开徐州前，刘峙特地登顶云龙山，对四周景物挨个看了一遍，那种败亡在即，不胜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刘峙调到蚌埠，徐州方面的军事完全移交杜聿明，但前线的邱、孙兵团仍无法打开华野防线，在华野大纵深坚固阵地面前，部队屡攻屡挫，经3天激战，仅仅向前推进了20~30里。
蒋介石在南京暴跳如雷，一天数次电话，命令杜聿明严厉督部驰援，“克日会师于符离集”。蒋介石每来一次电话，杜聿明就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你再严厉，前方的邱、孙兵团做不到，还是一样白搭。邱清泉和孙元良先后向杜聿明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必须增加空军和火炮，以火力进行主攻。
杜聿明以机械化作战见长，他倒也想这么做，可惜炸弹、炮弹的消耗量都已达到饱和极限，而因为失去了补给点，杜聿明也没法进行大量补充。
见杜聿明鞭长莫及，黄维又突围失败，蒋介石只得改令黄维固守待援。
中野刘、陈、邓信心倍增，他们估计只需3天，即可将黄维兵团予以全歼。
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太过乐观了。
这个人是粟裕。
金蝉脱壳
粟裕最初在碾庄围歼黄百韬时，也曾急于求成，以为几天就可以攻破碾庄，他没想到时间会拖那么长，仗也打得那么苦。
黄百韬兵团以杂牌居多，面临覆亡时都如此强韧，更不必说以美械军为主，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了。
粟裕以己及彼，认为3天消灭黄维根本不可能，这也同时意味着华野阻援的力度一刻不能放松。
在粟裕南北集团的拦阻下，尽管蒋介石一再督促，但以杜聿明为主的两路援兵仍然停滞不前，一线部队已呈精疲力竭的状态，眼看着又步入了碾庄战役中望其门而不得入的尴尬境地。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电令杜聿明至南京开会。
杜聿明认为，要打开目前僵局，只有增兵一途。有了兵，他才能变换战术和出奇制胜，典型的例子就是碾庄战役中出击潘塘。
到了南京之后，杜聿明才知道，由于华野四处进行牵制，增兵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
顾祝同咧着嘴，丧气地对杜聿明诉苦：“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
杜聿明听了倒抽一口凉气，没有后备部队，别说无法解救黄维，徐州都不一定保得住了。
接着开作战会议，郭汝瑰已经事先拟好了作战计划，他对着“敌我态势图”侃侃而谈，建议杜聿明避开徐州以南华野的阻击正面，向左翼发展，穿过两淮，与蚌埠的李延年会合。
两淮皆为水网地区，河川纵横，乃大兵团行动的死穴，而且苏中还是华野的老根据地，就算没有正规军，民兵游击队也够杜聿明喝上一壶了。
杜聿明听着听着，实在忍不住了，不由得大声质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综错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过没有？”
杜聿明的突然发问引起会场上一阵哄笑。有人问杜聿明：“你的意见如何？”
杜聿明笑而不答。事实上，他已经有了一套方案，只是不能当着“郭小鬼”的面说罢了。
杜聿明的动向和去留，始终是粟裕最为关心的一件事，但由于杜聿明的方案没有当众公布，一时无法通过内线获取相应的准确情报，只能进行推测。
11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总前委和粟裕，指出在黄维集团被歼灭之后，杜聿明有弃徐州南逃的可能。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不过粟裕估计，杜聿明不会等到那个时候。
蒋介石在后方已无机动兵力，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徐州被围，杜聿明不可能再指望别人来捞他，依杜聿明的个性，一定会及早为自己筹划，所以他在徐州困守待援的可能性非常小，提前撤退的可能性非常大。
杜聿明会从哪个方向撤呢？
除了正南，杜聿明共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郭汝瑰说的两淮就是其中一条。
郭汝瑰为国民党军制订作战计划，真的是把他们往绝路上引，站在对方的角度，粟裕知道杜聿明肯定不会选两淮。
剩下来的，还有走连云港海运。
由连云港海运，可以完全避开华野主力的堵截，可是要知道，杜聿明有3个兵团，一时半会，要找这么多船和码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如果杜聿明集团被堵塞在连云港，华野趁机兜后追杀，杜集团将处于背海作战的境地，杜聿明绝不至于走此险棋。
粟裕判断，杜聿明最大的可能是选第三条：沿津浦路西撤。
杜聿明行军打仗，都必须照顾大兵团行动的特点，津浦路西侧地形开阔，道路平坦，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
另外，这一路线距黄维兵团较近，可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只要南北对进，便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在解黄维之围的同时，还可以集中兵力防守淮河。
杜集团和黄兵团皆为强大兵团，二者合拢，是对解放军威胁最大的一招棋，比之于杜集团单独南逃，后果要严重得多。
粟裕将自己的分析判断上报中央，中央第二天复电同意，但是当他正要进行部署时，中央又再次来电，这一次，粟裕的结论被完全推翻了。
在电报中，毛泽东认为，杜聿明“逃跑的方向以两淮或连云港为大”，他在电报中指令华野必须马上有所准备，不能让杜聿明从这两个方向脱身。
这封电报让粟裕左右为难。
经过反复分析比较，粟裕还是觉得杜聿明走两淮或连云港的可能性不大，他认准一点，无论如何不能让杜、黄会合，因此仍把7个纵队部署于津浦路东西两侧，其注意的重心也放在徐州西南。
两淮或连云港怎么办？粟裕说，战役进行到此时，杜聿明撤出徐州，无论朝哪个方向逃，都已是强弩之末，如果他真往两淮和连云港去，受地形条件限制，行军的速度也不会快，部队赶得上。
话是这么说，但这实际上已经有些违令而行的意味，没有一股子实事求是、对战局对部队负责的精神，指挥员是不敢下这样决心的。
粟裕已经给杜聿明号过了脉，不过这个脉号得究竟准不准，还得看杜聿明下一步究竟如何行动。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中了5个军，在十几公里宽的正面对华野北集团展开强攻。
看这样子，又不像是要马上撤退。由于正面吃紧，粟裕、谭震林急忙调整部署，加强防线。
到了晚上，杜集团三个兵团，连同徐州“剿总”的大量党政人员，忽然呼啦一下子全部涌出了徐州城。
杜聿明使的是“金蝉脱壳”，白天的强攻只是佯攻！
两天前杜聿明奉召回京，在作战会议上打断郭汝瑰之后，便绝口不提自己的行动方案。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杜聿明，这时杜聿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放弃徐州，经徐州西南的永城转到淮河沿岸，有了后方依托，再想办法给黄维兵团解围。
这是早先刘峙的提议，那时候杜聿明还觉得刘峙胆怯气馁，没想到在埋了几天单之后，他还是走到了这条老路上。
获得蒋介石同意后，杜聿明便即刻回徐州部署。为了保密，他煞费苦心，整个方案只有蒋介石、顾祝同等少数几个人知晓，连郭汝瑰都不知其详。
杜聿明的心眼起到了作用，直到徐州人去城空之后，粟裕才得到了经过各方面证实的消息。
这时候已是12月1日凌晨。
粟裕顿时心跳加速，尽管他事先估计到了杜聿明要提早撤退，也算准了撤退方向，可他没有想到杜聿明会撤得这么快。
最早发现杜聿明弃城而走的，是华野第十二纵队，该纵队攻进徐州机场时，见机场空无一人，便立即意识到敌军已经撤退，立即追赶，仅在萧县附近俘虏了邱清泉兵团的一名士兵。
谭震林汇报这一情况时，认为杜集团还没有走远，依据是杜聿明与邱清泉的关系密切，杜聿明不会丢下邱清泉单独走。
还没有走远就好。
此前，中央曾发出指示，要求华野先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而后再与中野密切配合，消灭黄维兵团。
这个指示同样对粟裕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李延年、刘汝明虽然较弱，但南集团几个纵队的实力相对而言也不是特别强，能顶住李、刘兵团北上，已经不错了。
除非从北集团调兵南下，否则难以歼灭李、刘兵团，而这时候粟裕的关注重点都在杜聿明身上，他知道，仅凭北集团的7个纵队难以围歼杜聿明，所以反而还想在必要时候从南集团调兵北上。
中央指示暂时无法执行，粟裕又一次“违令而行”，然而这么做，他所得到的回报也是极其丰厚的——幸亏没有对李、刘兵团发起歼灭行动，所以粟裕才得以从南线紧急抽调了3个纵队。
华野北集团的7个纵队没有一兵一卒被抽走，加上刚刚从山东赶来参战的渤海纵队，粟裕一共调动11个纵队，计30万兵力参加对杜聿明集团的追击，在兵力使用上，已经达到极限。
只要一个字
杜聿明撤出徐州，使得中野围歼黄维兵团一役更加令人焦心，因为粟裕早就估计到，要想3天消灭黄维兵团不可能，而如果时间拖长，让杜聿明与黄维会合，仗就不好打了。
1948年12月1日，总前委与华野指挥部接通了电话。粟裕刚向陈毅问了声好，陈毅便打断了他的话：“你先不要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打黄百韬用的是什么办法？”
包括陈毅在内，总前委正处于焦虑之中，因为对黄维兵团的进攻确实搁浅了。
黄维在指挥上纵有千般不是，至少他还是一个猛将，这是黄维成名得道的必杀技，如果以猛对猛，以狠对狠，那你就着了他的道。
黄维把所有汽车、打坏的装甲车、坦克集中起来，一个接一个，摆得像城墙一样，以此构筑出环形集团工事，他称之为“硬核桃战术”。
中野在这种情况下发起的突击，几乎就是碾庄攻击战初期的翻版，伤亡奇重，收效极小。
刘、陈、邓都很着急，陈毅便想到了向粟裕取取经。
粟裕告诉陈毅：“用近迫式对壕作业！挖掘坑道，迫近敌军阵地，然后发起突然攻击，予以分割歼灭。”
陈毅一听，如同醍醐灌顶，转身就对刘、邓说：“你们都听到了吧，我看是个好办法。”
刘、陈、邓经过商议，决定“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
就在这次通话中，陈毅告诉粟裕：“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刘（李延年、刘汝明）看好。”
自12月1日起，连续三天，粟裕都格外紧张。从杜聿明开始西撤到华野发现后追击，他比对手已整整晚了一天，而他深知，“万一让杜聿明撤到淮南，问题就大了。”
在粟裕的指挥下，华野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急速行军。按照与杜集团距离的不同，各纵队追击的方式也不同，近的平行追击或迂回拦击，远的便进行尾击，粟裕力图用这种“拦头截腰割尾巴”的战术，从四面八方兜住杜集团。
这正是中原大地最寒冷的季节，风头如刀面如割，地上滴水即可成冰，无论追者，还是被追者，都在经历着犹如炼狱一般的折磨。
由于跑得急促，很多解放军官兵在奇寒天气下仍然汗湿衣襟，他们在杜集团丢弃的背包中，发现了地瓜、高粱窝窝，一名杜集团的俘虏兵说：“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做饭了，只是没头没脑地逃命！”
杜集团是一个半机械化集团，被打中尾巴的主要是一些殿后小部队，集团主体的速度并不慢，加上一天的差距，粟裕要追上并围住杜聿明的希望十分渺茫。
可是杜聿明恰恰在关键时候停住了脚步。
1948年12月2日，杜聿明抵达孟集附近，原订计划是当晚继续向永城撤退，可这时他得到情报，华野一部已穿插至永城。
杜集团不惯夜战，杜聿明就决定在孟集休整一晚再走。
当天，在蚌埠的刘峙得到空军侦察报告，获悉解放军正“三五成群，共四五万人，队形不整，纷纷向西急进”。
连空军都能看到四五万人，追击部队数量之多可见一斑，而“队形不整”乃是跑得过快，不及整理队形之故。
以刘峙的老练，一眼看出，粟裕的用意不在于战，只在于追，他是想利用杜集团疲惫纷乱之机，先将对方予以包围。
刘峙当即手绘了一张态势图，用飞机空投杜聿明，同时让杜聿明不要再休整停留，应不顾一切，迅速击破永城的解放军南下。
杜聿明回电：“大军作战，贵在态势。”他要先在孟集调整“态势”，再对永城进行“大举攻击”。
在名义上，杜聿明还是刘峙的下级，可是从指挥权限上，刘峙早就对他失去了约束，杜聿明除了不敢违拗“老头子”的意思外，对刘峙的话已经半句都听不进去了。
然而这一次他错了。
这是在撤退，在突围，在逃命，怎么能停呢？
在面对面的具体攻防战术上，杜聿明也许不赖，可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师，不是仅靠战术的翻新和炫目所能成就，他靠的是战场上无数次死里求生的切身体验，靠的是提前两步乃至三、四步的眼光和判断力。
杜聿明不及刘峙，当然更比不上粟裕。
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经历，给予了粟裕宝贵的人生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北上先遣，就不会有后来的粟裕。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虽然也曾有过失误和疏忽，甚至吃过败仗，但正因为拥有这些用战友鲜血凝成的经验和教训，他才能做到越挫越强，越挫越勇。
已经是前有拦敌，后有追兵，杜聿明还穷讲究，叨叨什么“贵在态势”，同样的情境下，粟裕就不会管什么“贵”与不“贵”，一切以达到目的为最高标准，为此，部队可以不要风度，不要队形，只要一个字：追。
在公路两侧，前面的部队都留下无数路标，路标的箭头无一例外地指向西方和西北方，后面的部队也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单位的，于是下令：“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得上就是胜利！”
辎重、骡马全部被丢在一旁，炮兵扛起炮，跟在步兵后面就跑。
杜集团休息，解放军不休息，解放军迟一天发起追击的缺陷得到迅速弥补，华野追击纵队从衔后追击变成平行追击，又由平行追击变成超越追击，杜集团前往永城的道路被拦腰截断。
四面都出现了解放军的踪影，但尚未完全合围，杜集团还有一定的空隙可以通过。
直到杜聿明鬼使神差地做出一个决定，局面才出现根本性的大逆转。
八小时以外
1948年12月3日上午，杜聿明正准备指挥各兵团向永城进发，一架军用飞机忽然做低空盘旋，机翼上下摆动，显示要有所动作。
地面的对空通讯参谋立即进行联系，随后飞机便投下了一只通信袋。
袋中装着蒋介石的亲笔信，他让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而与从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实行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的撤退乃至援黄方案，在南京时都是经过蒋介石点头的。杜聿明后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改变初衷，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
其实郭汝瑰就是再受信任，也不能代替蒋介石下决心。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戎马一生，并不缺乏军事指挥能力，但当解放战争进行到辽沈战役时，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挫败，已经让他逐渐失去了一个军事统帅所应有的自信心和决断力，乃至于连何应钦、顾祝同都认为“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
“方寸已乱”的当然不止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其实也差不多。此时中野已吸取粟裕的“碾庄经验”，采取近迫式对壕作业，黄维在双堆集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郭汝瑰雪中送炭式地主动献上计策，自然就很容易被蒋介石等人理解和通过。
不过杜聿明也完全可以自行做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是在如此险恶的境地下，归根到底，决定军队命运的还是指挥者自己。
当然要做出这一决定，当事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付出代价。
粟裕可以不顾中央军委的电令，坚持不往两淮或连云港调兵，他所付出的代价和委屈，也许令很多人都不可想象。
早在粟裕为淮海战役进行紧张准备期间，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去电报，很隐晦地批评粟裕“无纪律、无政府”，“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
饶漱石约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粟裕为战役准备忙得分不开身，便说：“这个检讨迟早是要做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不可能真的等仗打完，在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期间，粟裕除了指挥作战，还见缝插针地写完了自己的检讨报告。
一个本身就具备极高军事天赋的人，又能全身心地投入战场，为此可以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计荣辱，那他还能不赢吗？
当杜聿明面临同样选择时，他却想到了太多战场以外的东西，比如蒋介石发火，因此而失去老头子的宠信怎么办，比如淮海战役一旦失败，会不会因此受到军法审判……
公平地说，国民党将领就战略战术的素养而言，并不比共产党将领差，整体上甚至还要高出许多，他们吃亏就吃亏在，八小时以外的得失心太多太重了。
自己决断不下，杜聿明又把责任推到各兵团司令身上，要“大家对蒋介石负责”。
你主帅都不敢担这个责，让将领们怎么办，众人都默不作声，只有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打。
邱清泉兵团殿后掩护，有一个师被解放军截击包围，邱清泉不愿舍弃自己的部属，因此希望停下来派兵前去解救。
“邱疯子”脾气大，是国民党将领中公认的混世魔王。谁不让他去救，他就说谁怕死不敢打仗，李弥、孙元良见状，也不好言退，只得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们完全听命令。”
于是杜聿明决定依上命行事，天近黄昏时，整个杜集团都已停止运动。
从这时起，外线解放军获得了对杜集团完成包围的足够时间。由于是晚上进行的包围，一开始杜集团都没搞清楚状况，其中一个团与友军接防，派军官前去联系，碰到的却是解放军。解放军假戏真做，说我们就是接防部队，“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庄休息休息再接防”。
联络军官信以为真，把部队引入村庄，结果全部被解放军给包了“饺子”。
国民党军中也不乏机灵些的。邱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了解放军大部队，营长赶紧冒充自己是解放军，才避免当时就被歼灭。
抖机灵也好，耍小聪明也罢，事实是，他们要想继续向永城前进，是再也不可能了。
1948年12月4日拂晓，在距徐州西南130里处的陈官庄，华野的包围圈完全合拢。
粟裕最为紧张的3天终于过去了。在此之前，他的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进行指挥，听到合围的消息后，他长长地松了口气：“非常危险啊！”
杜聿明得到报告，已经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决定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所谓“滚筒式战术”，向东南做楔形突击。
东南方向是黄维兵团所在的双堆集位置，若能与黄维兵团会师，既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也算是替自己解围了。
杜聿明从徐州撤出后，沿途都未得到补给，因此即将发起攻击前，他要求蒋介石空投粮弹。
蒋介石的回电却是：“无粮弹可投。”
杜集团这样的重装备部队，对武器弹药的依赖性极大，这份电报犹如当头给各部队泼了一盆冷水。邱清泉看完电报大骂：“国防部浑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如何能打仗呢？”
杜聿明再三说明利害，蒋介石才复电：“6日开始空投粮弹。”
白天调整完部署，入夜之后，负责主攻的邱兵团向铁佛山方向展开突击。
人到急了的时候才会想到，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会不会做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想去做。邱兵团大约早就忘了夜战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姑且为之了。
解放军尚未在正面构成坚固防御阵地，火力稍弱，战至深夜，邱兵团得以推进至陈官庄以南的鲁楼一线。
邱兵团各部这时都控制着很大的预备队，如果全部用上，孤注一掷，解放军南防线所要承受的压力将非常之大，但在听说两天后才能得到弹药补充后，各部队长都有了自私的打算，谁都不肯第一个动用预备队，导致在较为有利的情况下，进展却相对迟缓。
粟裕闻得情况紧急，立即组织人马从邱兵团进攻部队的接合部发起反冲锋，以阻止邱兵团继续向南突入。
包围杜聿明，让粟裕松了口气，可是他并不能轻松下来。
华野南集团告急！
拔河
黄维、杜聿明先后被困，令蒋介石大为惊惶。在蚌埠指挥的刘峙急忙赶往南京，当面献计，认为黄、杜不可能同时都救，但只要黄维的围先解了，杜聿明也就没了危险。
如何救法，刘峙让蒋介石再给他增加一个军，由他指挥从蚌埠向北攻击。
说一个军就能解决问题，是因为刘峙看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即仗打到现在这种情况，国共双方在兵力上都已严重不足。
为了要包围杜聿明，粟裕从南集团抽出3个纵队，南集团只剩下王必成纵队、江淮军区2个旅和渤海纵队1个师，在刘峙看来，只是“几个残破的纵队”。
别人“残破”，自己当然也不济。淮河沿岸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都是淮海战役开始后才成立的小兵团，实力较弱，尤其是刘汝明兵团，完全是杂牌军，缺乏一个兵团所应有的机动和野战能力，只能勉强用于守备，哪里谈得上进攻。
刘汝明不过是虚应故事，蚌埠方面主要靠的是李延年。李延年兵团所辖各部虽然是“中央军”嫡系，但都是遭到解放军歼灭后的重建部队，不仅训练不够，而且士气低落，自然没法在战局上取得根本性突破。
拔河的双方都已把力量用到极限，倘若有一个壮汉突然于此时加盟，其作用不言而喻，诚如刘峙所言，他手中确实只要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军，便有希望击破华野南集团。
蒋介石本可以往从华中抽调这样的一个军，可惜被“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给绊住了。
白崇禧平时深藏不露，其实是个野心极大的人。担任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时还看不出来，蒋介石一旦放虎归山，派他直接掌握华中兵权，此君便原形毕露，开始与李宗仁拉拢各方部队和势力，日夜密谋倒蒋。
淮海战役是借解放军之手消灭蒋系主力的最后机会，白崇禧又岂能放过。
“华中剿总”所辖的川军第二十军、第十四兵团皆为能战惯战的骨干部队，但除了淮海战役行将结束时，对第二十军勉强放行外，白崇禧对第十四兵团是坚决不允许开走，连长江上的轮船都被他派人严密看守起来。
此时盼救兵如盼救火，国防部发电报，顾祝同打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蒋介石急坏了，亲自同白崇禧通话，一次电话讲半个多小时，好话说尽，仍然毫无效果，把个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
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又只得依赖于李延年和刘汝明。
蒋介石的特使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前线，让李、刘对黄维兵团“出死力相救”。李、刘实力不济，不过对蒋介石都还算忠心，看完信，刘汝明首先说了一句：“尽人力以听天命。”
李延年表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却又叹道：“要我看啊，围是解不了的。”
自12月4日起，李、刘两兵团调整部署，在前线加强了兵力和攻势。蒋介石又派次子蒋纬国率两个战车营为李延年兵团助战，对解放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连续突击。
蒋纬国官衔不高，但他地位特殊，能够以蒋公子身份直接“上达天听”。有蒋纬国在跟前，前线师团长们顾虑自己的前途，都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线督战，进攻成效由此大为改善。同时在有了战车作前导之后，官兵们冲锋陷阵的胆子也壮了许多。
指挥阻援的王必成在淮河北岸构筑了几道防御线，12月4日当天就被李延年兵团逼到了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李延年已在数日之内前进了70里，与杜聿明在陈官庄的缓慢进展形成鲜明对比。
这当然不是说杜聿明集团还不如李延年兵团，实在是王必成的兵力太过薄弱了。
按照这个速度，李延年在三五天内便可望接近双堆集。
粟裕要围歼杜聿明，无力再分兵给南集团，一时急得血压升高，脸色通红。随行军医给他量了血压，高压二百多，低压也有一百四五十以上。
与血压升高伴随而来的，就是头疼如裂，每根头发都像针扎一样，连碰都不能碰。
为了缓解症状，粟裕开始用冷毛巾裹头，后来冷毛巾也不管用了，只好冒着严寒，用雪一把把地搓。
华野自碾庄战役后，实力已有很大损伤，加上部队还要分成三摊，确实力不从心了，现在粟裕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陈官庄将杜聿明死死困住。
针对杜聿明的“滚筒式战术”，粟裕采取了三面攻击，一面防守的战法，竭力不让邱兵团突破鲁楼。
而在难得地尝试夜战之后，国民党“美械兵团”的跛足特性也再次显现出来。
1948年12月5日，天下着雨，空军不能助战。没了空军支持，邱兵团几乎就打不动了，杜聿明的“滚筒”一天才向前“滚”了8~10里，而他距离双堆集的黄维兵团，还有至少160多里的路程。
邱清泉出去进攻，担任后方掩护的李弥和孙元良同时承受着解放军的重压，两人都感到不易支持，朝着杜聿明叫苦不迭。
杜集团不能苦战，亦无法连续夜战，但解放军可以。
晚上12点过后，“徐州剿总”特务团撤退，解放军一路尾追，一度突入孙元良兵团的阵地，搞得杜集团上下人心惶惶，乱成一团。
至此，双堆集、陈官庄、淮北，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三个胜败未分、彼此争夺的战场，当然，其核心仍是双堆集。
自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已过去了9天，时间拖得如此之长，与敌我实力对比较为接近，有相当大的关系。
中野自跃进大别山开始，便担负外线出击的最艰巨任务，人员和装备损失都很大。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2万人，中野只有一两万，重火力方面则更为薄弱，旅建制最阔气的不过是山炮，到野战军这一级，才有几门榴弹炮和野炮。
因为缺乏重火力，中野还特地开发出了“飞雷”技术。“飞雷”的射程为150米左右，所过之处，工事、人马都会被炸飞，许多被炸死的人身上找不到伤口，但却七窍流血，显见得是被震死的，所以国民党军又把这种“飞雷”称为“特大威力炮”或者“没良心炮”。
发明和使用“飞雷”的不是炮兵，而是工兵，在中野，工兵因此享有特殊荣誉，他们不管到哪个阵地，步兵们都会主动让路，并且高兴地喊：“咱们的宝贝来了！”
“飞雷”其实并不复杂，它的正式名称是炸药抛射筒，说白了，就是用铁筒做炮管来抛射炸药包。类似技术，华野在豫东战役时就采用了，后来用得少，只是缘于他们缴获和武装了更多的榴弹炮、野炮和山炮。
“飞雷”被中野视为镇军之宝，可见重火力确实不强，而重火力通常又在攻坚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方面，胡琏一手打造出来的第十八军，与邱清泉的第五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因为了南麻战役的教训，粟裕甚至认为这支部队在某些方面并不弱于整七十四师。除此之外，黄维兵团的其他几个军也都具有一定战斗力。
中野“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但仍一再受挫。强攻失败后，刘伯承曾设想采用“围三缺一”的战术，即放开一个缺口，让黄维突进预设阵地，以便逐个分割消灭，但后来考虑黄维毕竟是一员老将，作战经验丰富，很可能会乘势进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推进，这样他不但可以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进行防御，还能获得较多的粮食补给。
最后刘伯承决定将“围三缺一”置换成“围师不阙”，实际上就是围而不攻，通过缩小范围加以饿困的办法，令黄维兵团自行崩溃。为此，刘、陈、邓致电中央，将全歼黄维兵团的时间延长为10天。
第10天将至，到了要见分晓的时候。
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作战方略确定为：“歼灭黄维，围住杜聿明，阻住李延年。”刘伯承将此形象地比喻成是有的人在饭桌上抢肉吃，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睛里又盯着碗里的一块，所谓“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淮北防线上，华野阻援部队伤亡殆尽，王必成连炊事员和勤杂人员都用上了。为此，总前委把中野的一个纵队派过去增援，同时下令在歼灭黄维之前，不得再向后退却一步。
这是“看一个”，还要“挟一个”。陈毅把电话打到华野指挥部，告诉张震，要求陈官庄的华野主力务必把西南口堵死，不能影响第二天的双堆集围歼战。
“挟一个，看一个”，都是为了“吃一个”。
经过几天的连续作业，战壕和交通壕开始纵横于敌阵地之前，各纵队的炮兵发射阵地也基本准备就绪。
1948年12月5日，刘、陈、邓下达对黄维兵团实施总攻的命令，为此组建了3个突击集团，除中野全军参与外，被作为预备队的华野三个纵队亦投入其中。
总前委要求参与总攻的部队“破釜沉舟”，“拼老命也要把黄维拿下来”。
1948年12月6日晚，3个突击集团同时发起总攻，犹如狂涛巨浪一般向敌军阵地拥去，一时间，火光熊熊，杀声震耳。
大家这次确实是拼了命，但是并没能一下子将“硬核桃”完全砸碎。
究其原因，除了黄维兵团仍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外，还与一个人的突然到来有关。
挟一个
战场之上，坦白地说，真正可以给解放军出点难题的国民党部队其实只有两类，一类是整七十四师或黄百韬兵团，属虎狼型，其特点跟解放军相仿，敢拼命，能近战；第二类是胡琏兵团，属狐狸型，善于奔来跳去，让你难以捕捉它的弱点和破绽。
前面一类已经灰飞烟灭，归属邱兵团的七十四军远不能与全盛时的整七十四师相比，之所以还能在淮海战役中充当主力，只能说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后面一类在胡琏缺位后，原有的灵气也荡然无存，否则就不会被别人围着痛扁了。
蒋介石始终以为胡琏尚在军中，直到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他才知道胡琏请了假，于是赶紧电召胡琏来京。
蒋介石问胡琏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黄维兵团转危为安，胡琏不假思索地道出了两个字：援兵。
他还慨然请缨，自愿飞赴双堆集，以便协助黄维支持一段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
在这种时候，部将尚肯自蹈险地，蒋介石当然是一百个嘉许和高兴。他立即答应调动兵力，兼程驰援，同时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给胡琏准备飞机。
离开南京之前，蒋介石特地嘱咐胡琏：“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
胡琏到达双堆集后，即分批召集各军师长到兵团部见面，把蒋介石即将兵援的消息告诉大家，同时逐一听取众人的意见，了解部队情况。
与黄维相比，胡琏对部队长和部队要熟悉得多，同时那些老部下对胡琏也普遍更为信服。他的到来，无疑给黄维兵团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接下来，胡琏又到各军师阵地视察了一遍，进行了局部调整。
黄维对解放军的战术打法可谓是两眼一抹黑。胡琏则不同，从最早的宿北战役，到南麻战役、豫东战役，战役一个比一个剧烈和复杂，而他的对手又始终是粟裕这样的超一流将领，由此也让胡琏练出了一套与解放军作战的本事。
胡琏跟解放军对擂，最喜欢采用的战法是“核心机动”，即控制“核心机动”力量，只把触角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一旦瞄准目标，立即一拳打过去。
中野发起的总攻受挫，意味着吃掉黄维兵团的时间表不得不再次延迟。
与此同时，华野则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看”和“挟”的任务。
从蚌埠北上的两个兵团，刘汝明在进攻中采取了“宝塔”式配备，越往前投入的兵力越少，看似增加到了两个军，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刘峙仍然只能依赖于李延年。在战车部队的支持下，李延年兵团的推进一开始还较为顺利，不过这只是在攻击华野最后一道防线之前。
之后，战车部队便进入了让他们头大的河湖沼泽地，活动变得十分困难，难以再发挥威力，加上解放军增强了防守兵力，王必成终于在淮北成功地“看”住了李延年。
要论三个战场的激烈程度，双堆集居首，接下来就到了陈官庄。
当天天气已经转晴，蒋介石依约向杜集团空投粮弹，并派飞机在陈官庄上空掩护进攻。
蒋介石迟了两天才发来粮弹，实在也有他的难处。大兵团作战，粮弹消耗太多，也太快了，自黄维、杜聿明相继被围后，蒋介石昼夜不息地从各方面调动飞机和粮弹，凡是可以作战和运输的飞机都已调到南京，甚至储存在重庆、昆明的一部分美械弹药，都尽数动用，已经到了挖地三尺的地步。
有了粮弹补充，邱兵团在攻击上才略见起色，然而它背后的孙元良兵团却连丢多处阵地，已有不支之势。
孙元良慌慌张张地找到杜聿明等人，建议重新考虑战略，实际上就是不管蒋介石要求救援黄维兵团的命令，先顾自己突围要紧。
孙元良口才不错，论述起来头头是道，连邱清泉听了也连连点头：“见解高明。”
只有李弥一言不发。
在杜集团三将中，孙元良才能中庸，邱清泉勇多过智，只有李弥的指挥特点跟胡琏相仿，就是都以诡谲机变著称。李弥一开始是不赞成从徐州撤退的，到了撤退途中，他又生怕受杜、孙、邱的拖累，干脆关闭无线电话，自顾自地跑。
照这种方式，李弥本来可以第一个全身而退。倒霉的是，他的电话兵中途看到地上有一根电话线，便职业性地临时接上了电话，没想到里面传来的正是杜聿明怒气冲冲的声音，这下想溜也溜不掉了。
陈官庄被围令李弥一个劲儿叹气：“他们（指杜聿明、邱清泉）把我们连累上了，可以走时不让走，现在要走也走不了，我们失败就失败在这些人手里。”
李弥不表态，形成了两票赞成，一票弃权的格局，于是决定权又回到了主帅杜聿明手里。
杜聿明原想一举三得，既不违令，又救得黄维，还能脱出粟裕的包围，但打了3天仗，把他的信心全给打没了。
粟裕对每一个敌将的优势和弱点都看得很准。他评价杜聿明是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或者说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这实际上也是“美械兵团”时代惯出来的毛病。
到了这个时候，杜聿明已经六神无主，可谓攻无方略，守无定力。他所依赖的基干之将是邱清泉，见邱清泉赞成，便顺水推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同意于当晚分头突围。
碰头会一直开到下午3点才散场。接近黄昏，邱清泉突然打电话给杜聿明说：“我仔细考虑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找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
杜聿明搞不清楚邱清泉为什么要突然变卦，邱清泉解释道：“我们突围时必须将重武器全部丢掉，这样即算到了南京，又怎能交账？”
他接着说：“一切由我负责！我不信共产党军队凶，他就是吃不了我。”
杜聿明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又同意了邱清泉的意见，打电话给李弥，让他改变计划，就地宿营。
再打孙元良的电话，不通。放下电话，孙兵团阵地所在方向已经是枪炮声连天。
杜聿明、邱清泉的出尔反尔，算是把孙元良给害惨了。邱、李兵团都不动，孙兵团变成了孤军行动，一脱离阵地后，即四处溃散，官管不了兵，兵也顾不了官，天一亮，除孙元良只身化装逃出外，其兵团大部被歼。
杜聿明闻讯非常懊恼。邱清泉闯了祸还不肯承认，背着杜聿明对部下同僚们说：“只晓得突围，重武器丢光了谁负责？孙元良兵团那样的四川土匪部队，留在这里不但不愿打，反而动摇军心，送掉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孙元良兵团被歼灭，使得打开南面缺口，从而与黄维会合，重新成为杜聿明不得不选的突围之计。
1948年12月7日，杜聿明调整部署，下令投入各级预备队作战，同时改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从邱清泉兵团专调一个军作为攻击军，重炮和战车均集中配给于这个攻击军。
邱清泉向攻击军下达命令，要求第二天展开进攻后，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在鲁楼打开缺口，以杀出一条血路向南突围。
先前杜聿明、邱清泉要是有这样的决心和气魄，突围的把握无疑要大得多，而现在似乎已经有些晚了。
决一死战
杜聿明、邱清泉决策上的犹豫和动摇不定，整整送给粟裕5天的宝贵时间。在这5天里，解放军在鲁楼一带挖掘出许多一米多宽的战壕，这些战壕纵横交错，构成了“井”字和碗形防御阵地，最前沿阵地距敌仅30米。
防守鲁楼的宋时轮纵队本身就擅长阻击，由此更加信心百倍：“邱清泉这次可选了个好掘墓人，有我们十纵队（即宋时轮纵队）在，他就别想前进一步。”
1948年12月8日，邱兵团以坦克为掩护，向鲁楼发起猛烈冲击。
国民党军的坦克战术还相当落后，仍是步车协同这一套，战斗中步兵和坦克往往脱节，而一旦脱节之后，失去步兵掩护，又无独立作战能力的坦克便成为解放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华野与邱兵团等配有坦克的美械军长期交手，已积累出一套对付坦克的有效办法，那就是华野独创的炸药包爆破技术。过去他们用这种“无声炮”爆破堡垒，现在用来炸坦克——坦克手视野有限，只要突击手把炸药包放在炮塔的后座，就能轻而易举地掀翻钢板，从而导致坦克车陷入瘫痪。
当然邱兵团也不是盖的，除了坦克大炮外，其步兵亦拥有相当高的作战素质。双方激战半天，宋时轮纵队虽保得鲁楼不失，但所部损失惨重，以至于好多炊事员都去当了尖兵，师直机关的警卫、通信兵全被抽到一线连队担任爆破突击手。
粟裕就在鲁楼背后的襄山观战。雾很大，但在土山上远眺，仍能遥见战场惨烈之状。
据当地居民说，春秋时的宋襄公曾定都于襄山，故山有其名。宋襄公是有名的“妇人之仁”的主人公，那个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教训深刻，它告诉人们，战场上绝不能有“妇人之仁”，否则就是对部下对战事的不负责任。
有人曾问粟裕：“战争与死人，你如何平衡心理？”粟裕的回答是：“敌人死得少，我们就死得多！”
在粟裕的指示下，野司与纵队，纵队与师指挥所都架设了直通电话，部队下定决心要在鲁楼与邱清泉决一死战。
12月8日一天，邱清泉以千余人的伤亡代价，只换得一个仅有15户人家的常凹。
常凹距鲁楼还有两里半路，继续攻。
12月9日，战斗至为激烈。邱兵团一度甚至已攻入鲁楼，但在宋时轮纵队的顽强阻击下，又被驱出村外。
才两里半路，怎么跨过去就这么难呢？邱清泉为此大发了一通脾气。发完火之后，他对前线部署做了调整，准备对鲁楼施以新的重压。
粟裕向来是一个大局观极强的将帅，他一刻也没有忽略另外两个战场特别是双堆集方面的进展。12月10日，陈毅打来电话，告知歼灭黄维兵团可能还需要7~10天。
虽然眼下杜聿明和黄维都被围得一动不动，但相持日久，谁也不能保证情况不会发生变化——要是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再次发狠劲突破怎么办？要是蒋介石从白崇禧那里抽到援兵又怎么办？
粟裕向中央军委及总前委发出建议，主动提出再从华野抽一部分兵力给中野，争取先歼灭黄维，然后中野负责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华野再集中兵力歼灭杜聿明集团。
得到同意后，当天晚上，粟裕即抽3个纵队及特纵一部前往双堆集，并特别交代，战斗中所有缴获的武器装备和抓获的俘虏兵，哪怕是一颗子弹，都必须一个不少地全部交给中野。
中野由此力量大增，攻势也更加猛烈。黄维兵团的阵地每晚都要丢掉好几处，整个兵团也逐渐陷于瘫痪状态，凡是能勉强用于作战的部队，哪怕是工兵，都已摆上阵地，胡琏要从中抽调一连一排的机动兵力都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机动”之类根本无从谈起。胡琏见风色险恶，只得再飞南京，了解援军情况，一问才知道，所谓援军，不过是一个川军第二十军，其力量实在不足以解围。
经再三请求，黄维兵团终于获准可自行突围。
1948年12月15日，胡琏、黄维组织兵团余部分路突围。在粮弹全无、军心已溃的情况下，所谓突围，实际上就是乱跑。解放军层层截击，全歼该兵团，黄维等一批高级将官束手就擒。
让中野不爽的是，最想抓住的胡琏漏网了。此君乘着一架破牛车，狼狈不堪地跑到了蚌埠大桥附近。正好遇到准备开赴双堆集的第二十军，便赶紧对他们说：“部队都搞光了，你们不要去了。”
刘峙得知这一情况，也赶紧让各部停止北进。
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上上下下都松了口气，他们再用不着被人逼着往枪口上撞了，只有初生牛犊，一心想出来建立军功的蒋公子纬国怅然若失。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蒋纬国和他的战车部队即奉令南撤，蒋纬国临走时说：“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能挽回战局。”
在这一刻，他显然已经预感到了天命所属，尽管他和他父亲一样，对此并不甘心。
粟裕增援中野，本身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就在他抽出3个纵队前往双堆集的第二天，即12月11日，邱清泉便向鲁楼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
在炮火掩护下，邱兵团官兵成群地沿着开阔地向鲁楼攻来，一天连攻4次，有3次突入解放军阵地。阻击战异常激烈，双方遗尸累累，枪支弹药遍地。
粟裕亲自给宋纵队主力第二十九师打去电话，问：“二十九师还有多少人？”
该师师长回答说还有五六千人，并表示他们死也会守住鲁楼。
有五六千作战兵员，顶住邱清泉就不会有太大问题。粟裕很高兴：“有你们守鲁楼，我睡觉也放心！”他同时叮嘱前线指战员，即便在这种阵地消耗战中，也要讲究战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以便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
邱兵团屡攻鲁楼不下，部队已显疲惫，邱清泉焦虑万状，决定不再像以往那样进行调整，而是一鼓作气地实施连续进攻，让解放军没有喘息之机。
1948年12月12日，邱清泉亲自到前沿进行指挥，集中榴炮营、重炮营和山炮营的全部火力，对鲁楼进行狂轰滥炸。加上数十架飞机的助战，近百吨炸弹像雨点一样倾泻在1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远远看去，解放军阵地烟柱四起，火光冲天，尘土飞扬。
经过这样的重磅打击，邱清泉相信，解放军一定被炸得差不多了。午后两点，他便组织部队以连为单位向鲁楼冲来。
让邱清泉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已经沉寂的解放军阵地突然又复活过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许多解放军官兵，一个反冲击，便把他的攻势给打了下去。
相同的一幕，在碾庄战役中的徐东防御战中就出现过。当时李弥惊呼：“解放军是人不是神，我们动用如此强大的火力，就是钢铁都要熔化，他们为什么还能这么顽强呢？”
邱清泉、李弥都不知道，其实粟裕和华野早就把他们的那一套打法摸透了，也懂得如何对付。利用战斗间隙，宋时轮纵队深挖出许多猫耳洞，邱兵团打炮时，战士们就钻进猫耳洞休息，炮打过之后，再各回岗位准备冲杀。
宋时轮纵队于12月2日进入鲁楼设防，屈指算来，已历10天。这10天里，该纵队始终像钢钎一样钉在阵地上，而原有72户人家的鲁楼只剩下了一间破屋。
1948年12月14日，邱清泉又组织兵力向鲁楼杀来。这时邱兵团的攻击精神已是一蹶不振，一听到攻击任务，官兵都感到惶恐不安，厌战情绪十分严重。
邱清泉兵团的第一主力为第五军，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中剩下的独苗，这支部队曾像整七十四师一样骄傲。第五军过去虽然也在解放军手中吃过败仗，但官兵即便被俘虏，许多人仍是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这算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
到了淮海战役，几乎每天都有上千名俘虏，其中就有一些是第五军的官兵。新华社前线记者特地采访一名被俘的第五军军官，当问到这次战败了是不是认输的时候，这名军官低着头，久久不语，原来王牌军的那股劲儿已经难以寻觅。
最后，军官叹息一声：“天意如此，一切听天由命吧！”
连第五军都是如此，邱清泉兵团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官兵们在战场上还能往前冲，完全是邱清泉硬行施压的结果。
宋时轮纵队再次顶住攻势，不过其力量也已达到极限，战斗过程中，营长一级指挥官都12次负伤，可见纵队伤亡之大。
12月15日中午，粟裕将宋纵队换以休整，以管文蔚纵队接替鲁楼防务。
至12月中旬，邱清泉终于攻下鲁楼，但各级预备队都已用完，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黄维兵团被歼后，参与双堆集围歼战的华野7个纵队得以回归，粟裕用他们组成外围封锁线，对官庄实行了双重包围。
插翅难逃
完成包围后，粟裕即将野司推进至包围圈附近的相王城。与襄山一样，相王城也是个有历史典故的地方。据传，商汤时期的诸侯相王曾在此建立城池，就此算来，相王城已有4000多年历史。
相王驯过野马，还是马车的发明人。时光过去4000多年，现在坐着马车来相王城的，是一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名将。
粟裕登上城边的相山，望着陈官庄一带浓烟滚滚的战场，听着隆隆炮声，感到胜利已越来越近。
他在陈官庄给杜聿明设置的双重包围圈，纵深阵地有六七层，最浅的地方也有五层，杜集团确实是插翅难逃了。
淮海战役发起以来，直到这个时候，粟裕的心情才真正称得上是轻松愉快。
此时华野已连续行军作战达40多天，非常疲劳，毛泽东两次打电报给粟裕，指示对杜聿明“只做防御，不做攻击”，部队全部转入战场休整，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显然，在这个阶段，全歼杜集团已不成问题，大家的兴趣点也提前移向新的话题——淮海战役后的渡江作战。
1948年12月17日，总前委在位于蔡凹的华野指挥部举行会议。这是总前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此前，刘、陈、邓与粟、谭之间只靠电话电报进行联络和协商。
5人里面，刘伯承是粟裕在红军时期的老领导。当时刘伯承担任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粟裕是学员队队长。不过那也是17年前的事了，17年来，刘、粟再也没有见过对方，此次重聚，两人皆感慨万千。
粟裕紧握着刘伯承的手：“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17年没有见面了。”
刘伯承大笑：“那时你才20多岁，现在都胡子拉碴了。”
开完蔡凹会议，粟裕一边继续对杜集团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一边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休整补充。
华野在淮海战役中的兵员损失特别大，但是这些缺额都在休整中通过“即俘即补”得到了弥补。据统计，在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兵员总数有近37万，战役过程中伤亡了11万，而到战役结束时，却增长到了55万，增长的部分，除少数为升级的地方部队外，大多数是“解放战士”。
到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华野“解放战士”的总数已达80%，因来不及换装，战场上常有解放军战士和“解放战士”发生误会，乃至互有伤亡的事件发生，有人开玩笑说，淮海战役已经变成了“共产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即俘即补”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此“置换”过的华野与过去相比，战斗力肯定有所下降，特别是“解放战士”大多不会打夜战，同时由于骨干和真正的解放军老兵太少，战斗过程中便常常出现进攻时拉不上去，后退时又撤不下来的现象。
不过这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包围圈中的杜集团不用打，光困就能被困死。
杜集团有30万兵马，被压缩在一个方圆只有七八公里的狭小圈子里。所有弹药粮食全都得依赖飞机空投补给，食之者众，投之者少，尤其是到12月中旬以后，天气渐寒，却还有许多人没有穿上棉衣，饥寒交迫的境遇比缺乏弹药更为严重。
后来一些俘虏兵形容他们的被困生活：“我们就好像一大群鱼，在一个快干涸的小水塘里乱蹦乱跳。”
指挥官们的信心也逐渐崩溃。当初商量好突围时，邱清泉之所以突然反悔，是因为他根据过去的经验，认定解放军只会围10～20天左右，时间一长，如果还不能尽歼敌军，就会自动撤围。
随着时间的延续，邱清泉终于清醒过来，开始明白这次解放军是要不达目的不罢休，而黄维兵团就是他们的最终下场。
邱清泉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我今年已经48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
看到士兵饿得受不了，李弥偷偷允许他们乘夜跑到解放军阵地，吃饱了回来也好，不回来也罢，唯一的条件是不准带武器。
面对现状，杜聿明面色惨白，束手无策，他的职能逐渐由集团决策者，变成了邱清泉和李弥之间的调停人——邱、李原先就有罅隙，如今为了空投物资的分配又闹得互不相见，杜聿明不得不来回转寰，成了二人的传话机。
杜、邱、李三人中，以邱清泉的态度最为倔强，当别人问他以后怎么办时，他说：“干到底。”并随手从腰间掏出手枪，指着枪内的3颗子弹：“不错，我还能亲手打两个敌人。”
不是还有3颗子弹吗，邱清泉很干脆地说：“最后一颗要做我的朋友，不能送给敌人。”
走向绝路，也是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后期的邱清泉在国民党将领中以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著称，但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脑武夫。他曾留学德国，私下里对部下说过：“只有欧洲人打仗最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不像我们中国，明知道不能打，也非打下去不可。”
的确，在西方的军事哲学和道德伦理中，如此境况，早就应该降了，东方不然。蒋介石明知杜集团陷入绝境，他最怕的却不是杜集团被歼灭，而是投降解放军。
不降，又走不了，只能等死。
12月19日以后，接连10多天雨雪交加，杯水车薪的空投也因此暂时中断。包围圈中的人们吃光了军马后啃树皮，啃完了树皮，便出现“人吃人”的惨剧，陈官庄由此变成人间地狱，谁都清楚，大崩溃即在眼前。
李弥到最前线视察，对缩在工事里的士兵们说：“你们太辛苦了，天下大雪，又冷又饿，我是知道的。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如果你们真的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了吃了好了。”
1949年1月1日，空气转晴，空投得以延续，但杜、邱、李等人的情绪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悲观。尤其是邱清泉，每天饮酒跳舞，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后倒头便睡，万事不管，已经是完全的末日心态了。
1月3日，蒋介石致电杜聿明，让他进行强行突围。杜聿明则迟迟疑疑不敢突，一定要蒋介石投足粮弹，让士兵先吃饱肚子再说。
华野很快就侦察到了杜聿明的动向。粟裕做出判断：“虽然敌人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但也要准备他逃出笼子来打。”
粟裕决定乘杜聿明调整部署、兵荒马乱之机，先行发起猛袭。
最后一个夜晚
自1948年12月中旬起，在粟裕的指挥下，解放军就开始在陈官庄实行对壕作业。最初，杜集团还能采用反对壕作业法来进行破坏，即在轻重火力掩护下，反向挖壕，将自己的交通壕挖成直角，向对方阵地延伸，从而将解放军的对壕截成数段，然后分别包围，各个击破。
还有一种办法，是出动坦克战车，反复碾压，将已掘好的对壕予以摧毁。
可到这个时候，杜集团官兵已经饿得没了人形，连铁锹都拿不动，根本就无法挖壕，至于坦克，没了汽油，就跟一堆废铁差不多，更不用指望了。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实施对壕作业，并且一天天地接近自己的主阵地。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的对壕作业已进展到敌军主阵地前四五十米外，有的仅相距二三十米。
下午3点30分，华野发起全线总攻，炮兵火力发挥到最高程度，对杜集团炮兵阵地实施制压射击。
华野、中野实力有差距，攻击时的情形也不同。中野打黄维，除使用“飞雷”外，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手榴弹用得非常多，而华野打杜聿明，手榴弹用的相对就少，大部分时候都是以炮火来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乃至投入成千上万斤炸药是常事。
解放战争三年来，国民党军像这样完全被对方火力压着打，还是第一次，邱兵团、李兵团一向引以为豪的机械化力量完全丧失效用，官兵情绪变得更为紧张，士气也更为低落。
在占据绝对优势的炮火掩护下，解放军步兵对据守各个村落之敌实施连续爆破，并利用交通壕迅速突入敌军阵地。
杜集团困兽犹斗，师团长亲自率队出击，也无法夺回原有阵地，而解放军通过坑道作业已逼近其军师指挥中心。
一天激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邱、李两兵团被击溃歼灭的部队竟达13个团之多。如此一泻千里式的崩溃，使得陈官庄的指挥官们心惊胆战，邱清泉终日呆坐在地图前垂头丧气，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
在进入杜集团内线后，解放军遭遇到的阻击火力越来越强，同时，内线的交通壕也已减少，仅有的尚被杜集团所控制，而华野在休整时挖的交通壕又被远远抛在后面。
按照固有战法，必须再进行土木作业，但天寒地冻，铁镐掘下去，好像碰在石头上一样，短时间内难以挖出适于攻击的战壕。
为加快进度，粟裕索性改变晚间或黄昏发动攻击的传统，从白天开始就向敌军阵地发起猛攻。1月7日至8日，华野攻克36个村落据点，仅仅1月8日一天，即击溃敌军14个团。
杜集团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这使杜、邱、李不得不提前实施突围计划。
1949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按计划在陈官庄西北面投下毒气弹，乘解放军双目暂时失明之际，邱兵团趁机攻克了几座村庄，但令人奇怪的是，随后投掷的毒气弹多数都未爆炸，真正爆炸的仅两三枚而已。
邱清泉看到这一情况，气得暴跳如雷，大骂空军内部有共产党在捣鬼，把毒气弹都给弄瞎了。
上午10点过后，解放军发起了自总攻启动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势。邱清泉兵团部的所有部队抽调一空，邱清泉即便要调一个团做预备队都调不到了，把他愁得两手抱头，一言不发。
下午2点，较弱一些的李弥兵团全线崩溃。杜聿明、邱清泉离开陈官庄，撤到陈官庄以北两里处的陈庄。
黄昏时，李弥也来到陈庄，想向杜聿明请示机宜，可是事已至此，杜聿明还有什么机宜可示呢？3人坐在掩蔽部内默然相对，真是满腔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当李弥走出掩蔽部时，他看到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如无数颗流星一样，在上空飞来飞去，而阵地周围的炮火也早已把天空映得通红，耳边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声一阵紧似一阵，不绝于耳，显示解放军已逼到近前。
李弥十分伤感：“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
这是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个夜晚，也终将成为参战者们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
当晚，前线报告杜集团的防御体系完全瓦解。粟裕当机立断，命令华野各纵队全线展开猛攻。
深夜12点，李弥兵团完全垮了，邱清泉兵团各部亦纷纷告急，解放军强行突入，占领了陈官庄和陈庄之间的投掷场。
杜聿明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置身于解放军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处于崩溃状态，已斗志全无的杜集团哪里能突得出去，到天亮后即被全歼。杜、邱、李3人，杜聿明被俘，邱清泉拿着一支美造汤姆式冲锋枪，左冲右突，最后死在了战场上，有人说他是战死，也有人说是自杀，只有李弥化装成伤兵后逃离。
晨光熹微，一名解放军机关人员走出指挥所。迎着一轮耀眼的红日，他看到望不到头也看不到尾的一支灰色人群，正在大路上向北缓缓移动，那全是或投降或被俘的国民党军。
这名机关人员从脑海中生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俘管处的早饭恐怕准备得少了点啦！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以解放军的完胜而告终。在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中，辽沈、平津战役都是以多胜少，唯有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中，解放军以60万击败了国民党军80万。战役结束之际，斯大林在记事本上写下：“六十万战胜八十万，奇迹，真是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专派特使来中国了解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并且对特使说，淮海战役在世界战争史上少见，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淮海战役由粟裕最早提出构想，他直接指挥的华野所歼灭敌军数量，更占到了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毛泽东评价道：“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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