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韩柳之前，早已有陈子昂、李华、柳冕等在提倡古体，到了韩柳，便水到渠成。然而韩柳在古文运动中所以有此卓著的成绩，不仅因为他们有理论上的阐扬，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自己的创作成果，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写的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要是用骈体来写，效果就要大减，内容是不能不受形式的制约的。人们将古文和骈文两种文体一比较，取舍抑扬，立即分明。
但韩文能够赢得大众的爱好，也还是经过一番曲折，韩门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说韩愈在“大拯颓风”过程中，“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最终为什么能使人们“翕然而随”呢？作品本身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像政治家能取得人民的爱戴，首先决定于他们的治绩。
任何文学运动，理论上的宣传固然必要，但理论到底不能代替创作。读者看了理论，懂得了一番大道理，但创作上如果站不起来，理论便成为肥皂泡。“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如果没有胡适、周氏兄弟等的作品，形势就大不同。宋初的西昆体略如唐初的骈体，当时反对的人也很多，石介就是其中的一个，但石介本人作品的艺术性较差，到了欧阳修出来，才给诗风以重大的转变，因为欧公在诗文上确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他使韩愈的精神复活了。
韩愈和柳宗元的缔交，当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即同在长安的监察御史任内。他们在艺术上各有魅力，性格上也不同，在政治上，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地方军阀）割据，反对国家分裂，力求稳定统一，在忠实于唐王朝这一前提上，和柳宗元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对王叔文集团的态度上，却是相反的：柳是这一集团的参加者，后来因此而遭谪逐，韩却对王叔文很痛恨，斥为小人。王叔文企图接收宦官兵权，抑制藩镇势力，在当时固有进步意义，但其人也颇专擅，韩愈疑心他自己之贬阳山是受王叔文集团的排挤，因而怀有偏见，并对柳宗元不满，可是仍很尊重他。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在柳州逝世后，韩愈就写过《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三文。《祭柳子厚文》是四言韵文，《柳州罗池庙碑》后附以《骚》体的诗，《柳子厚墓志铭》是纯粹的散文，却是以诗人的忠诚和激情，追溯亡友的风义和委屈。凡是优秀的抒情文，也必寓有诗的气质。
《柳子厚墓志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1]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州）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2]
刘禹锡自朗州召还至京师，宰相欲任以南省郎[3]，而禹锡却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七绝，其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也是传世的名篇，但因语涉讥讽，触当权者之忌，便又出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的“愿以柳（州）易播”，即指其事；这一事件，确也概见柳宗元的生平。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到须眉毕现，肝胆照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丈夫。
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和祭文，曾经受到别人的指摘，因为宗元是逐臣，即使在一瞑之后，还应该避嫌疑，但韩愈还是写下来了。韩愈对宗元有不满处，因为宗元参加过为韩愈痛恨的王叔文集团，《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宗元“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便是惋惜中含责备之意。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但政见归政见，友情归友情，作为两者之间的枢纽是正直。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评云：“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韩愈这篇文章，不仅在内容和技巧上力透纸背，也是友谊史上的好资料，包括柳之对刘。禹锡为宗元写过两篇祭文，在《重祭柳员外文》中有这样四句话：“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尔。”也是真正从肺腑里说出来的，唯诗人才有此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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