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里清理旧物，发现博物柜角落里那尊普希金铜像格外引人注目。它同陈列于博物柜上的屈原、蒲松龄、林语堂等文学大家的瓷质或陶质坐像比较起来，是小巧一些，但由于它是青铜铸成，又是二十多年前我的好友黎汝清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故显得特别珍贵，并常引起我对黎汝清的思念。在当代文学史上，黎汝清是一位不应被埋没的作家；他穷十数年创作出的军史上的“三大悲剧”——《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无疑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就常在上海的报刊上读到他的短诗和散文，据说他当时在驻沪的一家部队医院当副政委，是一个醉心文学的业余作者。直到1962年他调到南京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才成为一位专业作家。而不久之后写出的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以及据之改编的电影《海霞》，也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实力。

    我与黎汝清见面迟至1985年元旦前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7日至1985年1月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就在那次会上，我同黎汝清相见相识。著有《柳堡故事》《秋雪湖之恋》等名作的部队著名作家胡石言既是黎汝清的领导（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又是我的朋友。胡石言当时兼任《陈毅传》写作组组长，每年均有一笔可观的专用经费供其支配，经常往来于南京、北京之间，故早已同我相识相知。在作协四大上，胡石言找到我，把黎汝清拟就的一份关于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写作提纲交给我，准备找个时间一起切磋切磋；此提纲长达20余万字，我认真阅读过。于是，1985年元旦晚上，我与黎汝清、胡石言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里，就《皖南事变》的创作展开了热烈而自由的漫谈。经此一谈，才得知黎汝清为创作此作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不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甚至尚未解密的档案，还实地进行考察和多方面的采访，于是，他既有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自由，也具备由历史研究进入文学创作的自由。经此一聊，也才认识黎汝清的真面目：一个平时少言寡语的人，到了他倾注全部热情和智慧的话题时，却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大概过了大半年，也就是1985年秋日，黎汝清写出了《皖南事变》的初稿，交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领导让刚调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项小米当责编，于是审读初稿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我身上。项小米把《皖南事变》的初稿送到我家时，我一看吃了一惊：每页两百多字的小稿纸反面用钢笔小楷书写，共两千多页，摞起来岂止盈尺！估计初稿长达80余万言。我进行了比较认真地审读，会同项小米与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的意见，向黎汝清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修改意见，并建议把篇幅压缩到60万字以下。黎汝清据此很快改出了一稿，是为小说的定稿，时当在1986年的春日。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没听到小说出版的消息。直到此年年底，我供职的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联合十家出版社并由福建省文联承办，在厦门举办颇具规模的全国长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见到黎汝清，才得知作品不能如期顺利出版的原委。原来，《皖南事变》属重大题材，必须送审，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能出版。作品牵扯到方方面面的矛盾，又揭示了一些原来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故迟迟批不下来。黎汝清对此有点沉不住气，在会上找到另一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把《皖南事变》交由他们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对此书当然很有兴趣，遂加紧审批工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有了竞争对手，也抓紧了出版进程。于是，到了1987年上半年，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皖南事变》，因此，就有了版权纠纷和参评各种文学奖项的负面影响。以我对此做的深度了解（从参与提纲讨论到审读初稿再到关注出版过程和参与研讨），可以负责任地说，《皖南事变》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有重大突破，具有革命史诗的品格。1987年秋日，在此书面世不久时，我撰写长文《从历史的悲剧到壮美的史诗》，对其作为革命史诗和人生启示录的审美品格进行评析，至今我仍坚持文中的见解。

    此前我同黎汝清的交往，只是作者与评论者的关系，对他了解不深不多，直到1986年6月，我到上海参加母校复旦大学校庆和学术研讨活动后返京途中经停南京，受到他和胡石言的热情接待，才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事情是这样的：胡石言得知我到上海参加活动，邀我归途中在南京小住，由南京军区创作室接待。于是到了南京我就住进军区招待所；黎汝清提出要正式宴请我，并到他家里做客。于是同他之间就有了创作之外的话题。从交谈中得知，他于1928年11月出生于山东博兴，1945年就参加革命了，一直在部队做宣传文化工作。到他家一看，相当宽敞，但又简洁。他是一位部队专业作家，可在家自由支配时间，进行写作；他说他在家写作也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早上8时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中间休息一会儿，中午12时下班，吃午饭、午休，下午2时又坐到书桌前接着写，直到6时下班。看来有点刻板的作息却可看出他的慎独与自律。同时，他又是一位内敛、低调的人，他既无什么嗜好，又不好交游，更不善于推销自己，是一个只知低头拉车的人。当然，他的性格中也有倔强、坚韧的一面，这从他《皖南事变》一书的创作前后中便可看出。唯其如此，他才成为一位佳作迭出的多产作家，“三大悲剧”之前，他已有《万山红遍》等七部长篇小说问世，可谓多产矣！

    1986年6月在南京黎家做客时，他就同我谈起“三大悲剧”其他两部《湘江之战》与《碧血黄沙》的创作计划，过了几年，两部大作先后面世。《湘江之战》写的是红军长征第一战的惨烈与悲壮，《碧血黄沙》写的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西征战况与悲剧结局，也都是气壮山河催人泪下之大作，遗憾的是我后来忙别的去了，未能一直关注黎汝清的创作，对这两部作品未能做深入的研读。

    但是他却一直未能忘却同我的友谊，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俄归来，到我在亚运村的家中看望我，还送我一尊普希金的铜像，是他在俄罗斯普希金故居参观时为我选购的，因为他知道我年轻时也沉迷于普希金的诗。现在，普希金的铜像还放在我家客厅的博物柜中，可赠送铜像的黎汝清却于三年前的春天离我们而去了。

    2018年3月29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