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肺结核是富贵病呢，还是穷病？也就是说，富人得此病的多呢，还是穷人得此病的多？
一种观点是富贵人家得此病的多。世界上最著名的肺结核病例，都非等闲之辈，最著名的要数林黛玉过早地香消玉殒。谁也不能说黛玉小姐是穷人吧？
林黛玉是小说里的人物，不可以用来支持一个医学论点。如果是这样，那中国治肺痨最好的药方就是鲁迅开出来的：“馒头蘸人血。“这是他在《药》这篇小说里写的，里面得肺痨的人可是个贫苦人家的子弟。即便以林黛玉为例，她心强体弱，生性敏慧，再加上长期寄人篱下，多疑多愁，经常抑郁不舒，焉有不病之理！
心性过于敏感脆弱，偏又压抑着精神的人，自然容易患肺结核。这方面最典型的病例应该说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肖邦。肖邦自一八三八年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之后，就和他的情人乔治·桑被迫经常改变居所，有时不得不躲到山上的修道院里去。肖邦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住处：“我的房间就像一口巨大的棺材，房顶落满了灰尘，窗户很小……”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人要受到社会严重的歧视和排斥，乔治·桑在《马略卡的冬天》这本书里写过：“我们变成了人们恐惧和害怕的对象。他们指责我们有肺结核，以西班牙医学界的偏见来看，这种病在传染方面和鼠疫是一样的。”
肖邦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得过肺结核。
由于得病的人著名，使这种病也出了名，肺结核仿佛成了“名人病”。
其实，还是穷困潦倒的人得这种病的多，眼下农村的结核病人就多于城市。
最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前苏联监狱里结核病流行，一个叫比诺格拉夫的自行车惯偷，十八岁那年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后被告知染上了结核病，他吓得浑身发抖，因为他看到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又过了一年，比诺格拉夫彻底绝望了，因为他身上感染的是无特效药医治的抗药性结核病菌，这种结核病即便是在欧美国家技术先进的医院里也难以治愈。
自以为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现代人，突然发现，许多年以前困扰人类的一些可恶的传染病正在死灰复燃。曾在欧洲肆虐数千年的结核病，正从前苏联的监狱里向外蔓延开来。结核病是通过空气传染的，只要经常接近带菌者，就有被传染的可能；而人满为患的前苏联监狱，便成了结核病菌繁殖的温床。
美国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专家说（真是奇怪，爱管闲事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前苏联监狱里的囚犯大都染上了结核病菌，而每年从监狱回到社会上的人大约有三十万，这些人中估计有三分之一感染的是抗药性结核病菌。
惨啦，惨啦！
今天的命运应该能使人类清醒，任何结果都是有原因的。
但愿自作聪明的现代人，不光受欢乐的控制，也接受痛苦的制约，并能根据欢乐和痛苦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7.男人的跪
郝武长挺过来了，身体恢复得很快，连武桂兰都感到惊奇。
在他身上用药如常胜将军布兵，指哪儿打哪儿，见效特别明显。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以前根本就没有认真治过自己的病，长这么大也没有吃过几回药，身体接受药力格外敏感，自然就能事半功倍。
还有一个原因，郝武长自小就没有人拿他当人，长大了也是狗里狗气，嘎古溜丢，到处招人嫌，日子过得更是饥一顿饱一顿。来到下古林医疗站，所有人都同情他，把他当成重病人，病虽然重一点，却还是个人。让他白吃白住，还白给他治病。他再没有心，受了人家如此重的恩德，也不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过去再不是东西，在这种境况下也不能再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是装，也得装成个好人的样子。他身体的底子原本就很好，除去肺里烂了个洞，没有别的毛病；现在生活有了规律，一天三顿饭，顿顿都能吃饱，整个人就像气吹的一样，一天比一天地壮实起来。
郝武长以前是个懒蛋，还可以说是个坏蛋，但他可不是傻蛋。过去他一直活在仇恨里，他几乎是恨一切人，因为他被所有认识的人伤害过，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想真心为别人好的。于是一事当头，先恨别人，他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怨天尤人！在生活里要培养仇恨是再容易不过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天然地彼此仇恨。在这里他感到陌生，心里戒备着，却又有求于人，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他动了心思，要买好焦家的人，那就真做得出来。从能下地活动了他就开始实践自己的诺言——帮着医疗站干活。收拾屋子，打扫院子，切药，晒药……他是穷光蛋，没有钱，但他有力气。随着身体的逐渐强壮，他干的活儿也越来越多，搬搬扛扛，跑跑颠颠，每天先得把水缸挑满，凡卖力气的事都不能少了他。不要说还是一个医疗站，就单是一家人过日子，每天睁开眼就有多少事情要干！这个家里焦安国一走就没有年轻男人了，需要动力气的事还真不少，只要郝武长想干，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眼睛又格外留神武桂兰和焦最婵，只要她们做事，他准会在旁边出现。看她们要做饭了，他就帮着抱柴火烧火；看她们要给病人换药了，他就帮着拿药端盘子当下手。有这样一个高高大大、弯腰弓背的家伙自觉自愿当小工，还格外有眼力见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很快就赢得了焦家人对他的好感。
郝武长的优势还不单是脑瓜儿好使，更灵巧的是两片薄嘴唇，能说会道。但他不是对所有人都卖弄自己的嘴皮子，在焦起周、武桂兰面前，只装傻充愣，闷头干活，不多说乱道。而当只有焦最蝉一个人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变得活泛了，身上又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兴奋，害怕，急不可耐，像有一股电流刺激着他的手臂和双腿，五脏六腑一齐向里收缩。这时候他就非常想表现一下自己，想卖弄点什么……
有一天上午，焦起周和武桂兰都出去了，只有焦最婵一个人给病人换药。郝武长换好药以后，就到院子里和泥，一个人动手垒那间许多天以前焦起周和儿子砌了一半的准备存药的小房子。这个活儿早就叫郝武长看在眼里了，这可是大工程，他得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干这件事。
当焦最婵给病人换好药出来时，见郝武长只穿着单裤单褂，泥泥水水的，折腾得满头大汗，她吃了一惊：“咳，这怎么行？”
郝武长装傻一笑：“怎么不行？你说我干得不好？”
焦最婵一着急，脸蛋红得像水粉画出来的：“不是说你的活儿干得不行，我是说你一个人怎么干得了这么重的活儿？”
郝武长牛气轰轰，越发地要显摆自己：“干不了？开药治病我干不了，粗活儿累活儿没有我干不了的！”
“那我帮你。”焦最婵放下盛药的托盘。
郝武长动作夸张地拦住了她：“这不是你干的活儿，你要干我就不干了。我是为了帮忙，不是给你添乱。武院长不在家，你快干你的正事去吧！”
焦最婵原就单纯得好像失去了社会性，一听这话，实实在在地被郝武长感动了。她嘱咐说：“你的病还没有全好，可悠点劲儿，别再把身体弄伤了。”
“没事没事，你当我是纸糊的呢？”焦最婵的关心极大地鼓舞了郝武长，他索性放下手里的土坯，要好好地过过嘴瘾，他好久没有在大姑娘面前逞能了。只要他说着话，焦最蝉就不会离开，就得面对面地听着他白话：“干这点活儿不算啥，我承包砖瓦窑的那阵儿，活儿才叫重哩！刨土、和泥、做坯，晒干后装窑，再烧成砖，完后还要出窑。那狗日的活计真不是人干的，偏偏那年雨水稠，得经常半夜三更起来盖砖坯，老天就像裂成了两半儿，大水就从头顶上往下倒，在我头上又是打闪，又是炸雷，还好没有叫雷把我给劈了！要不我就看不到你焦大夫了，你焦大夫也不会认识我，这时候在这儿干活儿的就是另外一个人啦！”
焦最婵听他讲得有趣，就笑了：“你们那里很苦，是吗？”
“苦，比瓜尾巴还苦，你一个长在福窝里的女大夫是没法想象的。”郝武长龇牙咧嘴，表情滑稽：“山里人苦就苦在抬头都是山，出门就爬坡，往地里送车粪，屁股撅得跟炮眼儿一样，肠子都能给累断！”
焦最蝉扑哧一声又被逗笑了。
屋里的病人听他讲得热闹，也站到院子里凑趣。
郝武长更来了精神：“山里人不光苦，还傻。我们庄上有个狗二，养了条小牛长大了，就训练它干活儿。先让他爸爸牵着下地，需要往左的时候他就在后面喊，‘爸往左点！’需要往右拐了他就喊，‘爸往右拐！’练了几天，小牛很听使唤，狗二就自己下地了。到地头给牛上好套，‘呀喔’地怎么吆喝牛也不动弹，气得他抡起鞭子猛抽牛屁股，牛性子上来，差点没挣断套绳踢伤了他。他蹲在地头想了好半天，训练得非常听话的小牛今天为什么不听使唤了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主意，重新整好牛套，看看四外没有人就大声喊，‘爸，走！’那牛果然就向前迈腿了。看见小牛走偏了，他就在后面喊，‘爸，往左点！‘’爸，往右点！’那牛十分听话。狗二不禁破口大骂，‘该刀杀的贼牛，我不管你叫爸，你就不听我使唤吗？’”
满院子的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一个病人刚笑了两声就弯下腰咯出血来。焦最婵赶忙扶他进屋。
郝武长讲得兴头正高，他有一肚子这种连荤带素的笑话，一气儿可以讲上多半天。可见焦最婵一走，他就没了精神，只好转身继续去干自己的活儿。
快到中午了，武桂兰才回来，看见准备存药的小屋子已经搭起来了，郝武长正站在梯子上铺顶子，有两个快要出院的病号站在下面给他递板子。她心里发热，又不敢大声招呼郝武长，怕他分神有了闪失，就进屋帮着最婵做饭，捎带着烧了一锅热水。
等郝武长铺好屋顶从梯子上下来，武桂兰亲自盛了一大盆热水端到院子里。而那两个打下手的人只用和泥的凉水洗了洗手，便进屋去吃饭。郝武长也不好意思用那盆热水，低下热烘烘的脑袋就想往那个凉水桶里扎。武桂兰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了他的袄领子：“你这孩子，不要命啦！”
郝武长嘻嘻一笑：“太热了，想痛快痛快。”
“出了一脑袋汗，叫凉水一激，很容易坐下病。”
“没事，在家里常这么干。”
“你要知道自己是大病刚好，而且还没有彻底好利索，根本就不该干这么重的活儿！”
“武院长，您老对我实在是太好了！”郝武长说的倒是真话。“我亲妈活着的时候都不怎么管我，从小就没有人疼，倒是来到您老的身边……不怕您老笑话，我有了一种找到娘的感觉。我有件事想求您老，不知您老肯不肯答应？”
武桂兰被郝武长一口一个“您老”地说得有点心热，又有点不很自然：“什么事？你说。”
“我想认您老做干妈，求您老收下我！”郝武长扑通又跪下了。
这家伙个子挺高膝盖挺软，说跪就跪。来到下古林才几个月的工夫，这已经是第二次给武桂兰下跪了……
男人的脚，本应该撑在身子底下，有了危险两脚躲到旁边晾起来就是个“跪”字。人通常都是在有所祈求或遇到危险时才会下跪，如参禅拜佛，祭奠祖宗，还有死了爹娘、谢罪、砍头等等，那是不跪不行的。总之是不管基于什么动机，一个男人能主动跪倒，要比握手、赔笑和说几句好听的话更容易让对方感动。
在日常生活中纯正得几近透明的武桂兰，哪里料到郝武长还会有这一手，一时惊慌失措，倒比跪在她面前的男人更紧张，生怕有人一步闯进来看见，这叫怎么一档子事啊！她急忙压低嗓子说：“快起来，有话慢慢说，叫人家看见，这像什么样子！”
她怕人看见，这就更好办了。郝武长想到这儿就更不怕了，直挺挺地跪着不动，仰脸看着武桂兰，嘴里叫得顺溜而又亲热：“干妈，您老就给我这个面子吧！我只有成了您老的儿子，您老才不会对我那么客气，我也才能全心全意地报答您老啊……”
事到如今，不找个台阶下也收不了场，武桂兰拉住郝武长的胳膊，想把他搀起来：“孩子，起来吧，你冷静点好吗？”
一听到武桂兰的嘴里吐出了“孩子”两个字，郝武长就更激动了：“妈，您老认我啦！”
说着，他趴到地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然后才站起来。
武桂兰稳住了神，想结束这场戏：“武长，你的心意我理解，从小是苦孩子，缺少家庭温暖，精神上渴望亲情和安定。但是，你在这儿治病，我们对你关心是很正常的，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医疗事业说到根儿上也是慈善事业。你千里迢迢来到下古林投奔我，能这么快就恢复健康，我这个做医生的已经很满足了，总算没有让你白跑这一趟，心里也很高兴。医生与病人之间有情谊是正常的，但没有必要认什么干妈、干儿，那就把挺好的事弄得庸俗了。你所花的医药费，我做主全免啦！你的病也治得差不多了，带着点药完全可以出院了，愿意今天下午走都行，今天来不及明天走也行，回陕西老家去吧。年轻人应该成家立业，别为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郝武长突然哭了，抽抽噎噎：“干妈，您老的话让我受不了。我若回了陕西，不说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您老了，反正再想见您老也不那么容易了，我这颗心能安得下来吗？郝武长可不是那号知恩不报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您老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穷了点，可我有一身好力气，眼下您老这里人手紧张，正缺能干重活儿的人，就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卖命干的。只有两种情况才能赶我走：一种是让我干一段时间，您老觉得我所干的活儿跟医药费可以相抵了，再赶我走不迟；还有一种情况，您老看我不是干活儿的坯子，或者把活儿干坏了，您老赶我走，我连个屁都不放，立刻卷铺盖卷儿！”
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男人，这样流着泪求一个女人，一般是不会再被拒绝了。武桂兰的心早已经软了，也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推托这件事，就只有含含糊糊地先应下来：“哎呀……你要是执意不肯走，那就先留下来吧。反正这里的条件不好，你跟着我们只会吃苦，以后什么时候想走都可以。”
见武桂兰到底还是点了头，郝武长更长了精神，急忙表白决心：“干妈，看您老说到哪里去了！我大话不多说，往后您老就看我的表现吧！”
武桂兰毕竟还不习惯一个病人突然张口闭口地管自己喊干妈，就先回屋里了。郝武长长长地喘了一口大气，今天这一上午的傻力气可没有白卖。他跟焦家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说句不要脸的话，自己现在可以算半个焦家的人了，也就是说，能当这医疗站的半个家了！
他抑制着满心的欢喜，草三潦四地洗了把脸，也回到自己的病房去吃饭。
武桂兰回屋一屁股坐到热乎乎的锅台上，看着女儿里里外外地忙乎，她却一点干活的心思都没有。不知为什么，收了个干儿子理应是高兴的事，可她心里像捣蒜，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细想想，郝武长这个人除去文化低、家里穷，倒还不错。其实文化低有文化低的好处，不敢自高自大，知道尊敬人；穷也有穷的好处，能吃苦受累，知道好歹。既然挑不出他有大毛病，为什么当了这个人的干妈还这么不自在呢？充其量不过是认他做个干儿子，又不是自己的骨肉，好了就在一起多待几天，不好了就叫他走人嘛！
武桂兰正胡思乱想，院子里自行车响，是焦起周从县上回来了，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紧张，是不知道丈夫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医生认病人为干儿子，张扬出去，总有点不太好……
焦起周支起自行车，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站在院子里上上下下地打量新搭成的小房子。为了盖这间小屋，他砸伤了手指，还闹得父子间别扭了好长时间，这是谁抓他不在家的空儿就给盖起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安国，可能是儿子回来了，他心里一定是为盖房子砸伤了父亲的手不安，一个人偷偷把房子盖好算是给老爸赔罪。他心里一阵高兴，进屋就问：“安国回来啦？”
武桂兰诧异：“今天才星期几呀，安子怎么能回得来？儿子刚走了两天你就又想啦？”
这下轮到焦起周诧异了：“那药房是谁搭起来的？”
“郝武长。”
“是他？”焦起周心里也一动。
武桂兰紧接着就把认干亲的事学说了一遍。
焦起周不以为然：“老娘儿们就是老娘儿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咱们治好了那么多的病人，今天这个认你做干妈，明天那个认你做干娘，你能招呼得过来？”
武桂兰笑一笑：“目前不就是这一个嘛！”
“以后再有人仿效呢？”
“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焦起周也笑了：“行啊，只要你高兴，反正人家认的是你，与我无关。”
“你倒推得干净，哪有认干妈不认干爹的？你想逃也逃不掉啦！”武桂兰终于松了口气，开始张罗着摆桌子吃饭，顺口又问了一句：“你可到卫生局去了？”
焦起周叹了口气：“哪能不去呢，我没有找到姓郑的主任，就问他下面的一个人，我们的报告递上来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下文？那家伙口气不善，叫我回家等着，很快就会有下文的！我估摸着不大妙……”
当工人的新鲜劲儿一过，焦安国开始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在矿上还真不如在家里有意思。在家里这个时候色彩最丰富，从麦收到秋收，是农村的黄金季节。可矿上有什么呢？焦安国分配在选矿厂送料车间，分三班看守运送矿石的输送带。当工人除去能占个工业户口的指标，按月挣到点工资，一个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学到技术。成天看输送带有什么技术？长着眼睛就能干。倘若一辈子就干这个，怎么受得了？如果说学医太艰深枯燥，那么在矿上当工人就只枯燥而不艰深。
选矿厂设在大山的夹缝里，三面是山，左面有几排单身宿舍。上班看滚动的碎石头，下班回到宿舍面对四周凝然不动的大石头，时间长了自己会不会也变成石头？
父亲算是说对了，他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要安心矿上的工作，不能三天两头地往家里跑。他可不是三天两头，而是每天都想往家跑。之所以没有天天把想法变成行动，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说话算数的男子汉，让父亲知道他对儿子的估计并不总是对的。于是，他就强打精神熬着，每个月才回家一次。
上白班的时候还好混，车间里人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多，即使闲着，在旁边听着师傅们天南地北、有影儿没有影儿地神聊一通，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轮到上夜班就不那么好受了，到十二点吃完夜宵，值班的师傅要睡觉，就让焦安国一个人看守输送带，以便有了故障好拉闸停机，免得酿成大事故。可故障并不是经常出、班班出，有时一班出好几次，有时几班不出一次。焦安国倒是盼着多出故障，一出故障就要忙乎一阵子，人一紧张也就不打盹儿了。如果老也不出故障，就他一个人呆呆地守着那台笨头笨脑的送料机，长时间听着一种单调的响声，沙啦啦——啦沙沙，啦沙沙——沙啦啦……又怎么能不困呢？
这样熬了几个夜班，他觉得太难受，也太傻了。
不就是输送带一有异常现象要报个警吗？何必非用一个大活人不错眼珠地死盯着！他开始在车间里搜寻电器材料，本车间没有的到别的车间去找。那个年代，无论什么工厂都是聚宝盆，没有找不到的东西。
一有事干，他反而觉得日子好过得多了，断断续续用了一周的时间做成了“送料报警器”——安装在输送带旁边，一块感应片，像手掌一样贴在输送带的背面，一旦输送带发生异常，比如停止运行或剧烈震动，警报器就会大叫起来。
这本来是件好事，技术革新嘛。但焦安国却不敢声张，他刚进矿几个月，怕被人讥笑为出风头，不安心本职工作。更主要的是他搞这个玩意儿的动机“不纯”——自动报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实际上它也与劳动效率无关，只是能保证在上夜班的时候自己也可以跟师傅们一块儿放心大胆地睡太平觉。若是让人知道了他的这个想法，岂不是给自己找病？闹不好反会被人指责为好逸恶劳……
轮到他顶班的时候，就把报警器装上，下班前再把它收起来放进自己的工具箱。有一天快要交接班的时候，工会一个人来找他，听说他会修理收音机，就拉他到厂部广播室去了，因此他就忘记了拆下自己的报警器。
接他班的人中有一位从临汾来顶替父亲上班的女徒工，叫卓欣运，是个极其认真负责的姑娘，不论白班还是夜班，都能聚精会神地盯紧送料机。她跟焦安国的想法正相反，对自己的岗位很满意，甚至还有一种自豪感，既责任重大又不很辛苦，比起采矿、冶炼可轻松多了。她接班后仔细检查输送带，自然也就发现了焦安国的报警器，问谁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幸好这时候大家脑袋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已经松弛了，才没有人把它当成定时炸弹！但也不可能还允许把这样一个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家伙原样放在输送带上，卓欣运便先拔下报警器的电源，然后拆下它丢进了垃圾堆。
等焦安国修好了广播室的收音机，在回宿舍的路上，猛然想起了自己的报警器，急忙掉头往车间跑。他进了车间就直奔输送带，可围着它转了三圈也没有看到报警器，心里登时就凉啦！
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让人感到奇怪，卓欣运迎住了问他：“你找什么？”
焦安国不想说出自己的秘密，连头也没有抬：“不找什么。”
卓欣运似乎认出来了，眼前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就是跟自己前后脚进矿的。但两人从没有说过话，更不知道他的名字。就问他：“你不找东西还在这儿转悠什么？”
“我也是这个车间的人，在这儿转悠转悠还不行？”焦安国的眼光从输送带底下抽回来，开始打量这个多管闲事的姑娘，就觉得眼前一亮。在这叽里咣当到处都是矿石的车间里，他真没有注意还有个这么干净好看的姑娘，同样是一身蓝工作服，穿在她身上就特别贴身合体，透出一股清爽的麻利劲儿。
她脸庞丰满美丽，嘴唇的线条格外优美，鼻子雅致，上面架着一副白框眼镜，越发显得文静脱俗。焦安国发愣的样子，再加上他身上那套上夜班的行头，把卓欣运给逗笑了。她的笑如微风掠出的水纹，在脸上荡漾开来。
因为中条山的夜里很凉，焦安国还要睡觉，所以上身穿了一件黑不溜秋的破棉袄，扣子全没了，外面系着一根电线，下身是松松垮垮的蓝帆布工作裤，吊儿郎当地挽着裤脚，活脱脱一副小要饭的打扮。
姑娘一笑，焦安国越感到发窘，没有心思再寻找报警器，转身离开了车间。
离开了又后悔。他其实很想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多待一会儿，至少应该问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儿的人，每天下班是回家还是住在矿上。看样子她是城里人，不是城里人不会有那样的风度，更不会对他能有那么大方的眼光和笑容……
自己既然想跟她接近，为什么又这么快地逃开呢？当时他紧张，手足无措，浑身别扭，只有快走。突然，他在心里很瞧不起自己。也恰恰是在这一刻，他的另一个层面上的某种意识却苏醒了……
夜里上班后，焦安国怀着一线希望又到处翻腾了一遍，问题是他不知道报警器是被别人丢掉了，还是被人有意藏起来了。在这么大的车间里，不要说是故意藏起来，就是想找到一件别人丢弃的东西也太难了！与其大海里捞针耽误这瞎工夫，还不如重新再做一个。有了做第一个的经验，再做第二个就很容易了。
也是合该他露脸，新的报警器安上不多一会儿，输送带就被卡住，由于他的发明真的能及时报警，师傅们抢修及时，避免了一场事故。可他的宝贝玩意儿再想保密也保不住了，师傅们报告给车间，车间报告给厂部，他的报警器就成了送料机上的一部分，永远固定在输送带上了。厂部的大喇叭里广播了他的事迹，还说技术改造办公室已经决定要奖励给他八十元钱。
当时的八十元对焦安国来说就算是一笔大钱了，可他自己没有听到广播，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领这笔钱，时间一长，就乌漆麻黑地打了水漂了！
可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忘不掉这件事，那就是卓欣运。
她碰巧听到了高音喇叭里是怎样表扬焦安国的，也听到了师傅们对他的议论，看看现在合法安装在输送带上的报警器，她知道那天早晨自己拆下来丢掉的那个东西就是试验中的报警器，再想想那个身穿破棉袄，拿一根旧电线当腰带的小伙子，明白了那一定就是焦安国。
她老想找个机会向他表示一下歉意。可这样的机会还真不好找，别看每天她都要接他的班，可交接班是班长的事，这时候该下班的工人就去洗澡换衣服，该接班的工人也在自己的更衣室里换工作服。男女更衣室相隔很远，相互真还难得能碰上一面。其他时间就更是谁也见不到谁了，他上班她下班，他下班她上班。
但是，大家毕竟是在一个矿区工作，只要存心想见面，机会还是找得到的。
卓欣运打听到，焦安国外号叫小安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交往，不上班的时间就躲在宿舍里瞎鼓捣，能自己装电视机，修无线电。同一班的年轻人没事都愿意凑到他那儿去，他有个很好的收音机，可以听歌。矿上的生活很单调，不知几个月才放一次电影，如果赶上正在上班还看不了，工人们平时的娱乐活动就是听听矿区的高音喇叭。焦安国能让大伙儿听到大山外面世界的各种信息和声音，可想而知，这对年轻人会有多大的吸引力！
卓欣运选了一个刚开始倒夜班的日子，上午可以不睡觉。焦安国是上中班，上午也没有事。她拉上一个同班的姑娘做伴，来到男工宿舍。焦安国房间的门敞着，老远就听到了音乐声和劈里啪啦跑腔走调的唱和声：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
两个姑娘走到房门口，看到里面横躺竖卧的都是人，挤满了三架双层的单人床。趴着的，坐着的，你靠着我，我压着他，摇头晃脑跟着唱的，闭着眼睛瞎哼哼的，嘻嘻哈哈胡打乱闹的……录放机放在靠门口的双层床的上铺。
房子的最里面，对着窗户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大收音机。焦安国头上戴着大耳机子，弓着腰，在专心调试。由于他脸朝窗户背对着门口，没有看见来了稀客。旁边一个小伙子用胳膊肘捅捅他，并向门口努努嘴。他摘下耳机，大转身才看见了两个姑娘，心里一动，仿佛被电了一下。
其中那个戴白框眼镜的姑娘他是认识的，这天她穿了一件湖绿色的棉质衬衫，下身是浅色印花直身裙，更显得素雅、娴静。他看着姑娘，姑娘看着他，屋子里这么多人，他并不知道姑娘是来找谁的，一时不知该不该搭话。
可老这么僵着又很难受，焦安国毕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就吭吭哧哧地先问了一句蠢话：“有事啊？”
这不是废话吗？没事人家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卓欣运大大方方地迎住了满屋子探询的眼光，这种场合很难向焦安国说那些早就准备好的道歉话了，就随机应变地改了话题：“老远就听到你们这里很热闹，像个俱乐部似的，我们就凑过来，也想听听歌儿。”
快请坐，快请坐！小伙子们忙不迭地腾地方、让位子，变得兴奋又有点拘谨。在床上一溜歪斜没正形的青年工人也全都坐了起来，几个人同时抢着问：“你们想听什么歌儿？”
两个姑娘在靠近门口的下铺坐下了，还是卓欣运说：“什么都行，你们愿意听什么，我们就跟着听吧。”
焦安国从自己的床头捧过来十几盘磁带：“你们自己挑吧，想听什么就放什么。”
卓欣运一愣：“这么多啊！是不是用发明报警器的奖金买的？”
屋里的其他人插嘴了：“什么奖金？狗屁，全是糊弄人的！当时说得挺好听，这都过去快一个月了，连奖金的影儿还没见到呢！”
卓欣运不相信：“这么大一个矿，已经公布的事情还能再缩回去？”
“如今的头头，‘拉出来又坐回去’的事儿可太多啦！”
卓欣运侧过脸问焦安国：“你去领过吗？”
焦安国只摇了摇头，好像并不喜欢谈论这件事。
卓欣运却很认真：“你为什么不去领呢？”
焦安国无奈地一笑，仍旧不想多作解释。这副漫不经心又有自己蔫主意的神态突然引起了卓欣运的好感，心里像有根弦被拨响了……
又是别的哥们儿替他回答：“厂部应该给送来，发奖发奖，哪有叫本人去要奖的！”
卓欣运记在心里，没有再多说什么，坐着听了几首歌就拉着同伴出来了。她让同伴先回宿舍，自己找到厂部技术改造办公室，想替焦安国领回那笔奖金，这不比光空口向他道个歉强多了吗？
“技改办”的人听她讲明了来意，斜眼打量着她问：“焦安国自己为什么不来？”
卓欣运却一点也不憷：“他不敢来。”
“不敢来？心里莫不是有什么鬼？”
“他脸皮儿薄，怕你们说话不算数，领不到奖金反倒让大伙儿笑话一顿。”
“你的脸皮儿不薄啊！他为什么要找你来替他领？”
姑娘再冲，听到这话脸也红了：“我跟他是一个车间的，我们都听到广播了，领导应该说话算话！”
“这是谁在埋怨领导说话不算话？”前不久刚升任副矿长的孙良贵，陪着妻子温妙群一步跨了进来。
“技改办”的人赶紧起身让座，一口一个孙矿长地叫着。孙良贵却黑虎着脸径直走到卓欣运的跟前，眼角竟非常难得地出现了笑纹：“我知道你今天倒夜班，刚才先到宿舍去找你，你同宿舍的人说你到厂部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由于父亲的关系，卓欣运认识这位孙副矿长，并且还不算生疏，就从从容容地把事情的缘由说了一遍。
“技改办”的主任一看副矿长跟这个小姑娘这么熟悉，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先忙着做解释，不是他们不给钱，而是焦安国没有来领；同时吩咐另一个人拿出奖金，让卓欣运当面点清，然后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名字。
孙良贵对“技改办”的人说：“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咱们矿上的老劳模卓工长的闺女！”
“技改办”的人有些夸张地表达着自己的惊讶：“哦，怪不得呢，是有股冲劲儿……”但很难说这都是恭维。
就在屋里的人闹闹嚷嚷拿钱办手续的过程中，温妙群的眼神儿始终没有离开过卓欣运。她不像孙良贵，以前见过这个姑娘，而是今天第一次看到，她要仔细地端详端详。见人们正事谈完了，温妙群便走近卓欣运，用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肩膀，小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什么。由于声音轻细文雅，卓欣运居然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其实是温妙群过分亲热的动作让姑娘有点不自在，却又不敢闪开。姑娘已经猜到这个漂亮的女人是谁了，她漂亮得能对人构成一种压迫感。
温妙群今天穿的是纯白衬衫，外面还套了一件拼着暗紫花纹的小背心，恰到好处地裹出了她那还能在男人心里掀起滔天波澜的身材，又显出了一种娇弱、一种高贵和矜持的风韵。屋里人都看得出，这位矿上的美夫人对卓欣运格外亲近。只见她附在姑娘的耳边继续悄悄地说着：“你的眼睛很漂亮，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儿呢？是眼睛真有毛病，还是为了好看？”
卓欣运借着转身要看着温妙群说话，挣脱了对方的胳膊，有些幼稚地问：“还有为好看戴眼镜的吗？我是近视。”
“多少度？”
“一百七十度。”
“啊，很低嘛。”温妙群像相亲一样问得很仔细，又很体贴：“上夜班习惯吗？”
“习惯。”
“干活儿可要小心，千万别碰着自己。”
卓欣运越来越不自在了，就没有再搭腔，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技改办”主任看出了名堂：“嫂子，这么关心，是不是想叫小卓给你当儿媳妇？”
温妙群已经相中了，因之喜不自胜：“对啦，我可告诉你们，老卓师傅早就答应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儿子，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地照应着点，欣运要是哪儿伤着碰着了，我可不饶你们！”
“这没问题，叫矿长发个话，把她调到科室来吧！”
“先等等。”温妙群又亲热地抱住了卓欣运的肩膀，说：“咱们走吧。”
“去哪儿？”卓欣运满脸涨红。她想起父亲好像确实跟母亲提过这件事，可全家人都当是开玩笑，她更没往心里去。现在竟当着这么多人谈论这种事，真让她脸上挂不住，口气也变得更不自然。
温妙群说：“到我家去吃饭。”
“哎呀，不行……”卓欣运一阵紧张，话说得又急又快，“谢谢孙矿长，谢谢阿姨，我得快回去给焦安国送钱，他还等着上中班哪……”她一边说着，身子就退到了门口，话一说完，扭身就出了门，不等孙良贵再说话就没有影儿了。
8.热茶泡馍
原田县卫生局新药开发办公室主任郑文杰，第二次来到下古林，还带着三个人，其中有两个穿着警服。他们一个个目光灼灼，气势逼人，直让人头皮发麻。这样的组合从村子里一过就有轰动效应，后面立即跟上来一大溜看热闹的人，而且这支队伍越滚越大，直奔武桂兰的医疗站。
焦起周正在用大铁锅熬药，院子里烟浪滚滚，药气冲天。
武桂兰和大女儿最婵刚给病人换完药，听到动静都出了屋子，一见这场面头发都挓挲起来了。一种不祥之感让武桂兰从后脊梁骨泛起阵阵寒意，并迅疾地扩散到全身。
发昏当不了死，焦起周硬着头皮迎上去，还尽量想在脸上挤出一点笑容：“郑主任，您好，屋里坐！”
“不必了。”郑文杰面色阴沉，眼瞳里闪出一股煞气，这股煞气掠过焦起周，盯住了他身后的武桂兰：“上个月国家颁布了《药品管理法》，为了宣传贯彻《药品管理法》，前不久县卫生局召开汇报会，决定大力整顿非法行医，决心要狠，手段要硬，药品该没收的没收，该处以罚款的罚款，态度恶劣的还可以送交公安机关绳之以法。你们这个医疗站就在整顿之列……”
焦起周硬着头皮拦了一句：“郑主任，我们可不是非法行医，我和我爱人都有卫生部门颁发的行医证。”
郑文杰嘿嘿一笑：“你有药品制剂证吗？”
焦起周看看桂兰，桂兰也正无助地看着他。他们还从未听说过制药要领证，附近的专科诊所也都是自己制药，没有听说哪一家是有证的，为什么不去查他们？而他们敢这样想却不敢这样质问郑文杰，更没有胆量戗火。
郑文杰又逼问一句：“说话呀，有没有药品制剂证？”
焦起周只好摇摇头。
“行啦，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办事都得问应了砸实了。国家新发布的《药品管理法》规定，制售药品必须有药检部门、卫生部门联合下发的制剂证。没有这个证，就不能制药，更不能用这种私自生产的药治病。否则便是犯法，要以违法论处！”
焦起周感到冤得慌：“以前没有这个法，不能怪我们。现在既然有了《药品管理法》，我们就可以去领取制药证。”
“你们拿什么去领证？我给过你们机会，你要领制药证就得拿出药的处方，让我们化验审核。你们嘴上老爱说‘回生灵’是根据家传秘籍‘治痨奇方’研制成功的，可你们拿得出那个祖传的‘治痨奇方’吗？拿不出！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秘方，你们只是以此来哄骗患者！”
郑文杰的这一番话把焦起周两口子全噎住了。他气势凌人，将身子挺了挺，用眼睛扫视着院子，见院子里外都是人了，就提高嗓门问：“你们这里还有多少病人？”
“十四个。”
“用不着再跟你们多费口舌了，我这次来是奉命行事，要按上头的文件办，现在宣布对你们的处理决定：一、三日内遣散所有病人；二、销毁你们自制的所有药品，今后不得再私自制药；三、处以五百元罚款，五日内交清，过期不交就抓人。”郑文杰随即向他带来的人下了命令，“动手吧！”
另一个穿便服的人显然也是内行，领着两个执法警察进了房子，从最东头的房子开始搜查，把所有的“回生灵”、“回生膏”都搜出来丢到院子里，然后架起柴火点着了，“劈劈啪啪”，烤得看热闹的人急忙后退。
那两个法警又垫着湿毛巾，把焦起周刚熬了一半的一大锅“回生膏”抬出来，倒进阳沟眼，顺手从墙角抄起一把洋镐，冲着铁锅“□啷”就是一下子，犹如平地惊雷，掠庭而过！
武桂兰连气带吓，心慌意乱，白痴似的瞪着眼，如同梦魇，突然间双腿一软，瘫了下去。站在旁边的最婵一把抱住了母亲，同时变腔变调地一呼喊。焦起周转身托住了她们母女，而后让最婵松开手，他一个人把桂兰抱进屋子，放到炕上，赶紧为她把脉。
武桂兰脸色绛红，嘴唇发紫，呼吸急促。这显然是突遭变故，受刺激过重，造成肝气上逆，气血猛升，以至于清窍闭塞，神明阻蔽，引起突发性昏厥。
院子里的药烧得差不多了，郑文杰提高嗓门冲着屋里说：“焦起周，我再强调一遍，五天以内把罚款送到县卫生局，过了期限，卫生局可就管不了你们的事啦！”
焦起周没有应声。等郑文杰那一帮人走后，他便向最婵口授：“古医十大方剂中的重剂，其道理就是重可镇怯。按《医学心悟》上的生铁落饮加减——生铁落500克，灵磁石30克，朱砂10克……”
好在还有一部分干草药没有全被烧掉，最婵翻箱倒柜，凑齐了药，赶紧点火熬上。
郝武长刚才在院子里站着，武桂兰昏倒的时候才忙忙慌慌地跟着进了屋，整个事件他都看了个满眼，焦家人只是看病有能耐，遇到事情是一窝软蛋。砸锅烧药，一会儿工夫就倾家荡产了，这也太冤大头了！那么多好药怎么能让他们说烧就一把火给烧了？还要再罚五百块，这还叫人活吗？这种时候他应该表现表现，可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叫那两个警察吓得腿肚子直要转筋，要没有警察他早就冲上去了。现在那帮王八蛋已经撤出了院子，不能就这么便宜地让他们走了！
他一眼看到门后立着一把铁锨，伸胳膊抓到手里，猥琐中又带着异样的凶狠狰狞，冲着焦起周说：“干爸，我去拦住他们，他们不让咱活，咱就不活了！”
焦起周脑子很乱，一时没反应过来，见郝武长提着铁锨冲出屋子，心头一惊，急忙站起身对院子里的人喊：“拉住他！”
挤在院子里的病号和看热闹的人，一见郝武长这副拼命的架势就拥上来围住了他，这个抓铁锨，那个拉胳膊。人们这一拉，郝武长更来了劲儿，显出泼天大勇，拼命挣扎着大叫：“你们这是帮谁啊？他们不让咱活，咱也得让他们留下俩死的！”
焦起周走出屋子喝住他：“武长，别惹祸！”
“干爸，我不怕，自己做事自己当，反正我是光棍儿一条，一条光棍儿，自己吃饱连狗都喂了。我就想跟他们拼了！”
拉他的人也帮着劝阻：“你当然不怕了，可你出了事还不是给焦大夫惹麻烦！”
嘿！郝武长终于松开了抓着铁锨的手，冲着门外高声叫骂：“我操他八辈儿祖奶奶！”
焦起周站在屋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郝武长跳着脚地破口大骂，仿佛也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找回了一点面子。刚才郑文杰诬蔑“回生灵”是假的，是哄骗患者的把戏，如果亲身得到过“回生灵”好处的病人当时都站出来说句话，为“回生灵”辩解，拦着护着，那些人还能砸锅烧药吗？可当时没有一个人肯吭声。郝武长粗鲁，总算还是个有心的……
看见焦起周愣神儿，病人都围上来，说着安慰他的话。
但，病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病，有的还没有完全被治好，有的基本治好了还想再巩固一阵儿，今后病情出现反复怎么办呢？再想拿药到哪儿去呢？还能不能再来找武大夫呢？各人有各人的问题，七嘴八舌，疑虑重重。
焦起周忧心如焚，比病人们更加沮丧，对今后的事一点谱儿都没有，也回答不了病人们的任何问题。但做医生的责任又促使他不得不强打精神处理后事：“整个情况你们都看到了，他们说我们是假医假药，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说我们是在骗你们吗？‘回生灵’、‘回生膏’是假的吗？今后你们如果病情不好，还想找我们治疗，只能再联系，眼下大家还是先回去，趁着天早，收拾一下东西赶快动身吧！”
事已至此，话又说到了这个份儿上，病人们也只好大腿贴邮票——走人了！
平时这个洁净、火暴的院落，如今变成了拍摄灾难电影片的现场。烟熏火燎，人声嘈杂，空中飘荡着灰烬，院子里的物件东倒西歪。病情比较重的活像战争中的重伤员，或被家属搀扶，或自己弯着腰拄着拐，慢慢地离开院子。即使已经被治好了的病人，也颇多留恋地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院子……
郝武长拄着铁锨站在院子正当中，撇着嘴角斜着眼，目送着一个个如残兵败将般的病号撤离了院子，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不睬，心里又涌动着一种熟悉的感觉——憎恨。因为憎恨，他身上的血似乎都流得更畅快了。
焦起周则看着郝武长，他知道这个干儿子也要离开了……这小子，除去说话粗俗一点，其他方面还真不错。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他粗俗，才敢怒敢骂，自古草莽之士多仗义，看来不假。别看白给他治病，白管他吃住，还不烦不厌他。
郝武长感觉到了焦起周的眼光，便转过身子，他现在说话随便多了：“干爸，您老别这么看着我，看我我也不走！”
焦起周轻叹一口气：“武长，你走吧，我这儿已经这个样子了，你留下来还有什么好处？”
郝武长翻翻眼皮：“干爸，您老把我看扁了。我郝武长要是在这时候离开您二老，就是忘恩负义狼心狗肺见风转舵的臭王八蛋！还有人味儿吗？我留下来别的忙帮不上，有一天真吃不上饭了，您二老就在屋子里坐着，我去要饭。你们要不来，我能要来，我要过饭，不管好赖保证能让您二老吃饱肚子。咱有难同当，有罪同受，谁若怕他狗日的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这个无赖，顺嘴胡诌，却诌得焦起周心里发热。
在这个时候能说出这样一番话，不管他是谁，都让人感到欣慰。人在被感动的时候也是最脆弱的时候。焦起周不愿意流露太多的情感，只淡淡地说：“好吧，你自己看着办。”然后进屋去看妻子。
郝武长愣了一会儿，给自己找到了一件非干不可的活儿——收拾院子。他大声地吆喝着：“走吧，走吧，想走得快一点！”
他先把烧药的灰烬铲到外面丢掉，大扫帚一抡，看热闹的大人孩子纷纷躲出院子。郝武长在焦家越来越有主人的感觉了，特别是焦安国进矿当了工人以后，他成了这个家里唯一年轻的男人，这诱发他看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希望——他盯上了焦最婵。
根据他的条件，在老家是很难娶上媳妇的。然而，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着运气壮，现在焦家落难，却不是不可能把焦最婵娶到手了。如果当了焦家的上门女婿，那又将是一番什么风光呢？
嘿，那可是一步登天！
如果以前这么想，那是大白天做梦。人家是识文断字的女医生，要人样有人样，要家底有家底，将来如果医院干大了就更不得了。而自己呢，只不过是个坏了肺的下三烂，要文化没文化，要钱没钱，人家怎么会跟你？现在则不同了，他的机会来啦！
两天过去了，武桂兰自躺倒后就再也没起来。她虽然还在吃着丈夫给开的药，却仍旧浑身盗虚汗，瘫软无力，连眼皮都不愿意抬。她不说话，不吃不喝，整天处于昏睡状态。
可从脉象上又看不出她有什么病，至少眼前无大碍。一家人守在她身边——不守着她，实在也没有别的事可干。百无聊赖，屋子里显得格外空旷、安静。
焦最婵神思恍惚地盯着昏睡中的母亲的脸，上面爬满了令人不快的皱纹。由于天热，武桂兰身上穿得很单薄，支支棱棱，骨瘦如柴，全身仿佛只有筋骨没有肉。那手上的老皮也粗糙而松弛，一览无余地反映出生活的重压！
可在最婵的感觉里，母亲还应该是非常年轻的……她忽然发现武桂兰从眼角流出了眼泪。她目眩神惊，一边叫着一边推摇着母亲的身子：“妈，妈！”
小女儿最芳用手绢替母亲擦泪，并附在母亲耳边轻轻说：“妈是不是想我哥了？打前天就托人给他捎信儿去了，今天一准会回来的。”小丫头真是人精，她本是全家人的开心果，这句话却逗得母亲的眼泪更多了，最芳自己也忍不住哭了。
焦起周一把将小女儿揽到自己的怀里，为她擦拭脸蛋上的泪串子。
最芳的长圆脸该白的地方雪白，该红的地方嫩红，水灵灵的，完全是大自然赐给的生命的原本颜色。如今却只在农村才能看到这样的肤色，优越的城里人难得再有这样的脸蛋了——天道真是公正。
焦起周爱惜地说：“没关系，自打出事后你妈妈还没有掉过眼泪哪，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顿就好了！”
此时，焦起周的脑子里还在为怎样能凑足罚款而发愁。
这事甚至比武桂兰的病更叫人着急。看那天的阵势，交不上钱，县里就真的会来抓人。他们会抓谁呢？第一个当然是桂兰，她是这儿的站长啊。也许还会捎带上自己，那这个家怎么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重要的是先保住人再说。
可，这五百块对他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啊！
卫生局确定这么多钱一定有他们的想法，认为我们这些年肯定赚了大钱。谁能相信我们行医多年会没有像样的积蓄？这又能怪谁呢？肺结核本身就是一种穷病，不像那些专治不孕的、阳痿的，早就发财了。我们生性过于善良，或者叫过于软弱，好面子，经不住三句好话和一哭一闹，就白白地赔医赔药，有的还要赔吃赔住，真出了事自己就真作难。他把家底都刮擦光了还不到二百块钱，只好把自己骑了多年的那辆旧自行车卖了七十五块，把家里唯一看上去还像点样子的迎面桌抬到街上卖了三十八块，可都加在一起还差一百多块呢！现在只能指望儿子从矿上借点钱回来，倘若安国再带不来钱，那就只有自己到矿上舍脸去找朋友筹措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安国这小子倒真能沉得住气，两天了，竟然还不露面。看来八成是借不到钱，一个刚进矿还不到一年的新工人，谁肯借钱给他？咳，有钱没钱的都应该先回来看看呀！咳，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怪自己没有准主意。当初要是拦住桂兰，不让她到下古林来，还能有今天这样的事吗？行医，行医，大半生坎坎坷坷都是因为行医引来的祸……
焦起周眼圈发暗，目光阴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有一大半头发都变成了灰白色，没有油性，挓挓挲挲，像一捧秋后的干草。老了，稀里糊涂的，在毫无觉察的情势下，突然就在脑袋顶上挂出了投降的旗帜……人都是骨头搀肉长的，老经历灭顶之灾又怎会不老呢？每次都是为了桂兰祖传的秘方，这个秘方到底是宝，还是他们的祸？
焦起周从心里泛起一股寒意，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不安。
唯有干儿子郝武长这时候没有待在屋里，他知趣地躲出去自己找活儿干，把院子打扫得跟镜子面差不多了，弄乱的物件都归置好，三间病房该洗的地方清洗，该擦的地方狠擦，也全都收拾干净了……他站在大门口，落落寡合，有一种莫名的失意。真出了事，他这个干儿子算个屁！不连心不挂肺，解不了忧，也排不了难，人家全家在盼的仍然是他们的亲生儿子焦安国！
不连心挂肺也没有关系，如果他腰里有五百块钱，今天焦最婵就是他的人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焦家满门行医这么多年，居然连五百块钱都拿不出来。这一家子真是好人，可也是一窝子大傻蛋！
远远看见有个人朝这边颠过来，跑一阵走一阵，等喘过气来再跑一阵，只有焦安国，不会还有别人了！郝武长闪身进了院子，他刚想冲着屋里喊一嗓子“安国回来啦！”转念又觉得用不着自己这么买好凑热闹，人家团聚也好，高兴也好，有自己的啥？想着，他紧走几步钻进了旁边的病房，侧耳听着隔壁的动静……
焦安国浑身淌着大汗，嘴里喷着粗气，急火火扑进屋里，稍一愣怔便趴到了母亲的床头，急切切地呼喊起来：“妈，你怎么啦？妈……”
儿子就是儿子，听到安国的呼叫，武桂兰睁开了眼睛，连刻在眉毛根上的皱纹都展开了：“安儿，你回来啦！”
“妈，你觉得哪儿不舒服？”焦安国心里急切，居然像模像样地去摸母亲的脉。满屋的大夫都看愣了，小妹最芳把小嘴伸到安国的耳朵根底下悄悄问：“哥，你摸得着脉吗？”
安国的另一只手朝小妹的胳肢窝下边一捅，最芳咯咯一笑躲开了。他看着母亲，一本正经地说：“妈，你没有事，就是沾了点气。气是人的根本，《素问》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根伤则茎叶枯萎，人的气不畅自然就会提不起精神，委顿慵懒。”
武桂兰笑了：“你读的那点子医书还没有全忘光了？”
“哪能呢？我在矿上是三班倒，闲工夫有的是，一有空就看点书。离开了爸爸妈妈，反而觉得学医有意思了，同事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我给摸脉。”焦安国想哄母亲高兴，话就说得多，又突然意识到这话可能会让父亲产生误解，就赶紧打住，却还是晚了，果然引起了老爸的担心。
焦起周晃晃脑袋，口气里满是忧虑和责备：“见异思迁，没有长性！当初叫你学医你要去矿上，到了矿上又觉着学医好。眼下就凭你这两下子，可不敢胡乱给人开药，别惹出祸来！”
“你看你，安儿刚进家门就又训上了！”武桂兰抓着安国的胳膊想坐起来，最婵赶忙从后面扶住她，又给她后背垫上枕头。
焦安国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交给父亲：“这是二百八十块，不知道够不够？”
屋里人全都一愣，有了这笔钱，眼前的难关就算又过去了！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他回来，他一回来还真能解决问题。
武桂兰重新打量儿子，离开自己身边只大半年的工夫，安国显得老成多了，身板也壮实了：“安儿，你是怎么弄到了这么多钱？”
“其中八十块是我的奖金，另外二百块是找同事借的。”
小妹嘴快：“哥，你得了什么奖？”
“我在输送带上搞了点小革新。”焦安国不想叫小妹岔开话题，就直视父亲的眼睛，“爸，钱凑齐了，你如果怕他们来抓人，可以先把罚款交了。依我说，一分钱也不交，一交了罚款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既然承认以前错了，今后还干不干呢？岂不是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不交罚款就是不承认我们有错，是他们想剥夺我们的秘方，以势欺人，搞打砸抢！现在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妈，我们应该去告他们！先去地区，地区不行就去省，省里不解决问题就去北京，总会找到说理的地方。同时多写几份材料，报社、省委、中央，到处投诉，我不信就碰不上主持公道的人！”
石破天惊。他们是叫人家吓破胆了，还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件事。焦起周猛一听儿子的话心里有些发憷，等儿子讲完细一想，就知道这是眼下唯一的出路。倘若就这样认了头，只有死路一条，以后就再也不能行医治病了，难道还要重回老家去种地？真若落到那一步谁能甘心？不用说别人，武桂兰第一个先得被憋屈死！
儿子一席话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武桂兰身子立刻轻了，觉得有股热流在身上冲腾逆折，血脉贲张，说话也有了力气：“我看安儿说得对，真是没有白出去，到底还是在外边见的世面大，脑瓜儿想问题也不一样。人家不叫咱活，咱得自己想办法活下去。不等他们来抓咱，咱先去上边喊冤！”
武桂兰的身子不再发软，脑袋也不晕了，说着话就抬腿下了炕：“今天先把材料整好，明天我就去上访！”
眨眼工夫，她的眼睛就变得像烈焰了，这烈焰把自己和家人对生活的信念与责任重又点燃起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家里的主心骨换成了武桂兰？
告状的材料是以她的口气按着她的意思写的，她要求简单明白，实话实说。上边的头头一准都很忙，谁有工夫看你的长篇大论？由安国执笔，写好了改，改好了抄，一下子抄出了十几份，该寄走的装进自己糊的信封粘好，该带在身上的用一张废报纸包好，一家人整整折腾了大半夜。
别看孩子们也跟着一块儿着急生气，可他们的脑袋一沾枕头，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就都睡着了。武桂兰可说什么也睡不着，脑子像开了锅……
还是生安国的那一年，她像个死人一样躺在担架上进过运城火车站，实际上她还从来没见过运城是什么样的。明天到了运城，分得出东西南北吗？要是见不到领导怎么办？就是真见到了领导，人家有那个耐性听她讲吗？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怎么才能把自己的苦处说明白，还不让人家厌烦呢？
想不到恐惧和紧张竟也那么的诱惑人，她越怕越要想，越想就越怕、越清醒。
她回想着一二十年来的酸甜苦辣，掂对着哪些该讲，哪些不能讲。心里贮满了的酸楚，似乎能从嘴里流出来……
她本质上是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怎么会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要学杨三姐告状？白天脑瓜子一热，在丈夫和儿女面前吹下大话要去上访，而她深知自己骨子里极其软弱，她怕抛头露面地到运城去乱撞头，怕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去见领导。
心慌意乱，索性睁开眼睛，屋里漆黑一团，她一下子仿佛跌进一种恍惚的幽深之中。但，这无言的黑暗又最解人意，让她觉得安全可靠。如果天永远不再亮，世上会减少许多烦心的事。旁边小女儿的呼吸撩过她的面颊，一如温暖的手指轻轻触摸着她。她不管心里如何翻江倒海，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瞪眼看着黑夜……当窗户刚一麻麻亮，她就坐了起来。
她一动，焦起周紧跟着也起来了。
武桂兰问：“睡了一会儿吗？”
“好像打了个盹儿。”
“那就再睡一会儿呗。”
“不行，你一个女人家，身单力薄，到运城又人生地不熟，我得陪你一块儿去。”莫管焦起周平时脾气有多坏，家里出了大事，他还是个地道的男人，绝不推卸该自己负担的责任。
武桂兰心里一喜：“那行吗？”
“怎么不行？！”
能这样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武桂兰立刻又有了新的担心，身边有个大男人陪着上访，跟一个孤身女人进城告状，让人看着效果会一样吗？再说还有一层更无法说出嘴的顾虑——如果他们两口子都走了，当天肯定回不来，安国一早就得赶回矿上去，家里就只剩下两个女儿和郝武长，虽然说起来是干儿子，毕竟还是外姓人，大男大女的，能让人放心吗？可她没有说出口。
武桂兰下炕，抱柴火点火熬了一锅粥，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到小西屋里喊醒了安国。这么早能让安国睁开眼最困难，他一直在床上腻乎到自己的闹铃大作。闹铃又连着一个什么开关，铃还没有响完，惊天动地的乐声又接上了。就这样吵仍然吵不醒他，他好像很沉得住气，颇有大将风度。
可一旦他睁开眼，就急得像火上了房，拿上个干馍就走。他是上早班，若不连跑带颠恐怕就会迟到了。
母亲已经盛了一碗粥端出来：“喝了粥再走哇！”
他的人早已经到了门外：“不喝啦！”
到矿上那么远，来来回回地就靠两只脚，太累了，应该给安儿买辆自行车。现在上班的年轻人哪还有不骑车的？武桂兰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粥碗，喃喃自语，像屋檐下尚未完全醒过盹儿来的鸟雀。
其实她也吃不下，只是强逼着自己把手上的粥喝了。她又从篮子里拿出几个昨天吃剩下的干馍，用干净布包好放进兜子，再把上访材料放好，给自己找出一件干净的浅色褂子穿上。
她只要认真收拾一下，就会是个看上去很有点品位的女人。可惜呀，平时她不是没有心境，就是没有条件。挣了这些年，忙了这些年，又挣下什么了？翻来翻去，还就这件长袖的褂子能够穿得出去……心里不免又泛起一股酸楚。自打这次出事以后，她一阵阵地老觉得自己活得冤得慌。
最婵和最芳也都醒了。最婵立刻下地帮着母亲收拾东西，最芳把下巴颏儿垫在枕头上，一对黑眼珠骨碌骨碌地跟着母亲的身子转：“妈这么打扮一下还真漂亮！”
被小女儿不知真假地夸了这么一句，武桂兰竟觉得自己的脸红了：“我打扮什么了，不就是换了一件干净褂子吗？”
“哎呀，妈还不好意思哪！”最芳趴在枕头上笑得咯咯响。
武桂兰越发多心了：“你们说我穿得干净了是不是不合适呀？”
最芳嚷起来：“合适合适一百个合适，进城不能太土气了。”
武桂兰仍旧犹犹疑疑：“会不会被人误解——这是来上访啊，还是走亲戚？”
焦起周插上一句：“我们去上访可不是去要饭，要给人以好感，得让人家看你像个大夫。”
倒也是。武桂兰从丈夫的眼睛里读出了耐心和鼓励，这回她的脸可真的感到发烧了，红晕涌上脖子，很快地又吞没了她的面颊。不就是到地委向头头反映一下情况嘛，东拉西扯，磨磨蹭蹭，搞得也太隆重了！
在中国，历来老百姓见头头都是一件隆重的事，头头越大排场也越大，说了归齐还是自己胆怯，老在寻找借口拖延……天已大亮，真该动身了。她又嘱咐两个女儿：“晚上我跟你爸不一定能赶得回来，睡觉前一定要把屋门插好。”
两个人终于踏出了屋门。
不要说他们夫妻俩，就是他们双方的祖上也都没有干过这种事，他们心里忽然生出一种类似出征的悲壮感。
郝武长也起来了，他拿起扁担要去挑水，焦起周说：“我们走啦，不管早晚会尽量往回赶，家里你就受累给照应着点。”
郝武长在自己湿漉漉的腮帮子上抹了一把：“家里能有什么事？如果您二老不嫌拖累，我倒真想跟着一块儿进城，有人欺负你们我也好搭把手！”
武桂兰笑得有些勉强：“我们又不是去打架，你搭的什么手？”
郝武长嘿嘿两声，算是笑了。
焦起周从武桂兰手里接过蓝布兜子，他们下山直奔县城，到县城还赶上了从原田开往运城的第一班公共汽车，前面已经没有位子了，只好走到汽车的后部找了两个位子坐下。
汽车很破旧，开起来叽里呱啦乱响，比拖拉机也强不到哪儿去。再加上柏油路面损坏严重，坑坑洼洼，颠来摇去。这样颠到运城还不把人的骨头架子给颠散了？他们心里都有点紧张，不知此次上访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坐到车上都没有话说，实际也说不了话，要想让对方听得到自己的话就得大声叫喊。车厢里的人们都很安静，静静地听着稀里哗啦的颠簸声。
幸好车窗外的风景不错，他们眼睛看着窗外，各想自己的心事。
原田是运城地区最远的山区县，过门杠山，穿锥子岭，爬五老峰……公路弯弯曲曲，几乎没有直路，直也在弯中，弯中有时会有一段直，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转过来，绕过去，前一个弯连着下一个拐，这一个环钩着那一个环。山中的路还总是悬在半山腰，一边紧靠着大山，另一面就是千仞绝涧，前面危峦紧锁，走近了又总会转出屏障，蜿蜒崎岖，层峦叠嶂。
也许世间的道原本就是这么曲折颠簸，直路不如弯路近。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不就非得走出大山，要绕到运城才有可能解决在山里遇到的问题吗？
车窗外的阳光也跟着闪转腾挪，跳来跳去，忽而东边一抹，忽而西边一扫，把中条山里的景色弄得光怪陆离，目不暇接。粗看满眼都是绿，细看一个坡一个绿法，有的淡，有的浓，有的杂，有的纯。司机似乎也迷恋这山里的景色，将汽车开得很慢，不仅遇站就停上一大阵儿，而且每一个在路边招手的人也都是一个站，动动停停，停停动动，慢得像虫子爬。
倒是悬崖下的河水流得更快些，訇然有声。
焦起周夫妇到达运城，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他看看妻子，脸上汗津津没有血色，干干净净的衬衣变得皱皱巴巴，挂了一层尘土。他自己的身上也是蒸气腾腾，黏黏糊糊，这下可不用愁没有上访者的狼狈相了！
这一路颠簸摇晃也把他们的肚子给折腾饿了，焦起周的兜里揣着二百多块钱，儿子借来的钱他没敢动，还留在家里。桂兰是第一次到运城来，应该带她找一家饭馆，有汤有水地热热乎乎吃一顿，至少也要让她吃一碗羊肉泡馍，吃饱了好应付下午的舌战。大饭馆不敢进，相中了一家小馆子，也被武桂兰拉住了：“你要干什么？到城里来摆阔？”
“我们得吃饭哪！”
“我带着馍啦。”
“我知道你带着馍哪，那也得找个卖汤的地方。”
“不用，我看道边上有卖茶水的小摊儿。”
焦起周知道拗不过她。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他这个大男人没有本事，让老婆受这份罪！
武桂兰知道丈夫的心思，带着深深的歉意看了他一眼，在一个茶水摊前坐下来，问完茶水的价钱，还是心里一咯噔，却也不能再站起来了，便一人要了一碗热茶，就着自家的干馍算是吃了中饭。
离开茶摊以后武桂兰才心疼地说：“这城里花钱太厉害了，两碗水就要一毛！”
焦起周憨厚地摇摇头：“一毛钱你还嫌贵呀？”
“对别人不贵，对我们可是够贵的啦！”武桂兰的脑瓜儿突然又转到别处去了，说：“城里的水都这么贵，那看病吃药不是会更贵吗？”
焦起周没有吭声，武桂兰捅捅他的手：“你看城里人的气色可都不怎么样，天是灰不溜秋的，人也一个个都是灰不溜秋的。你说城里人得结核病的多不多？”
焦起周晃晃脑袋：“不知道。”
“咱办完事找家医院打听打听……”
“打听这个干什么？”焦起周的脑子“轰”地一下，他猜到武桂兰的脑瓜儿里又在想什么了。眼前的难关未过，在农村还能不能继续当大夫都说不准，难道她还想到城里来开医院？女人就好想入非非！
他们嘴勤腿勤，走几步打听一下，拐个弯问一下路，七转八绕地找到了运城地委大门口。门口站着一位年轻的警卫，一身蓝色制服，身板挺得笔管条直，面无表情，唯眼睛极为灵活，从老远就盯着他们。他的身子不动，只用眼珠跟着他们，武桂兰的心里开始扑腾，感受到了大衙门的威势。但事已至此，刀山火海也得上了。
他们尽量让自己表情自然地走到大门口，警卫突然开腔了：“等一等，你们有什么事？”
两个人咯噔都停住了脚，焦起周站在原地赔着笑脸说：“我们想找……地委书记。”
警卫不为所动，仍旧一副机器面孔：“你们是书记的什么人？”
“我们要向书记反映问题……”
“上访的？”
焦起周只好点点头。
去信访办公室。警卫多一个字也不肯说，连手也不想抬，只用灵活的眼珠瞟了一下大门口左侧的两间高平房。
武桂兰心里一阵失望。来之前她紧张也好，兴奋也罢，都为的是要见运城地区最大的头头。见不到这位地委书记，跟办公室的人讲一讲能管什么用？她大着胆子上前一步：“同志，我们的情况紧急，得跟地委书记当面谈。”
“书记不在。”幸好警卫还没有着急，声调却提高了一点：“就是在也不能让你们进去，如果全运城的人都有紧急情况，都要当面找书记，那不乱套了吗？”
那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成心抬杠嘛！武桂兰没敢把这些话说出嘴，就被丈夫拉着离开了大门口。他们来到高平房跟前，门上挂着锁头，墙上有块牌子，注明下午的上班时间是两点半。他看看表还有一个多小时，两口子就在信访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武桂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焦起周在她耳边轻声说：“累坏了吧？你夜里又没睡好觉，趁这工夫眯瞪一会儿。来，将身子靠到我的膀子上。”
“咳，这时候像怀里揣着个兔子，还能睡得着吗？”
“睡着睡不着的，闭会儿眼也能解乏。”
“这是大街上，让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
“像什么样子？像两口子呗！走投无路来上访，反正是老夫老妻了，还怕别人看吗？”
“你不怕我怕。”武桂兰没有心思打岔，她的心里已经投下一片重重的阴影。如果信访办公室还挡着不让见地委书记怎么办？那是肯定的，他们设信访办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头头挡驾。先不说这个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人味儿，说不说人话，办不办人事，会不会听咱把话说完，光是想见见他就这么难！真还不如过去，戏文里老百姓想告状可以拦轿喊冤，也可以到衙门口敲鼓，让当官的升堂……
武桂兰这一生气，原来心里的那种紧张和怯意倒全跑光了，恨不得即刻见到领导，把压在肚子里的委屈倾泻出来。
焦起周安慰她：“别着急，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把材料留下，让他们转交给书记。再不行，就打听他住在哪儿，晚上到家里去堵他。”
焦起周这个一家之主，似乎跟妻子颠倒了角色。他提着包，装着钱，心路宽，脾气好，婆婆妈妈地解劝，细心周到地照顾。他并非心里不堵得慌，只是不愿意长吁短叹泄桂兰的气，更像个体贴妻子的陪衬。而瘦弱小巧的武桂兰，承担着更重的责任，思虑长远，决策大事，闲七碎八的小事一概不操心，倒像个担负着全部家庭责任的男人。
快到两点半的时候，从地委大院里出来两个人，向这边走过来。前边一个年龄不小了，一看就知道是信访办的人，跟任何一个单位看传达室的老头儿没有什么两样。武桂兰从心里生出一股悲凉，她动员全家人做准备，彻夜不眠，起五更，赶早车，整整颠荡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找到这里，就是要跟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老头儿反映情况吗？
走在前面的老头儿见怪不怪地扫了他们一眼，掏出钥匙打开信访办的门。
跟在老头儿后面的那位站在他们面前：“你们二位是上访的？”
这个人白面重眉，看上去很年轻，可神情沉厚深奥。雪白的衬衣，米色的裤子，板板整整，质地考究。他穿得体面，人也长得体面，怎么看都不像是信访办公室的人。可他既然发问了，又不能不答，焦起周扶着武桂兰站起来，随口应道：“是啊。”
“那，请进。”白面人很客气地把他们让进房子。
里面很豁亮，放着长条桌、大板凳。紧靠地委大院的那一侧还有几间小屋子，他们被让进了最头上的一间，里面有一张小桌子，几把折叠椅子。白面人在小桌子的前面坐下，他们两人就在对面坐了，眼睛对着眼睛：“你们从哪里来？”
武桂兰看看丈夫，搭了腔：“原田县下古林村。”
“哎呀，辛苦啦！”白面人不知为什么愣不唧唧地又站了起来，随口问道：“吃过午饭没有？”
武桂兰赶紧回答说：“吃过了。”
白面人出去端回两杯茶，放到他们面前：“别着急，慢慢说，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事？”
武桂兰先问：“您老贵姓？”
白面人露齿一笑：“我姓王，叫王尔品，是地区经委的。地委有规定，全体中层干部轮流到信访办公室来值班，今天下午是我当班。你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是属于经委系统的事情，我就可以解决；如果牵涉到其他系统，我会向地区领导如实汇报。现在可以谈了吧？”
武桂兰心里宽慰了许多，就从自己年轻的时候怎样生病讲起，怎样认识焦起周，怎样治病，怎样结婚，怎样一次次死而复生，怎样研究祖父留下的秘方，怎样研制成“回生灵”、“回生膏”，这药有着怎样的奇效，治好了多少病人，“文化大革命”中怎样挨批斗和被抄家封门，直讲到几天前又怎样被烧药、被罚款，被迫驱散病人……
王尔品不错眼珠地看着她，听得非常认真，表情随着她的叙述渐渐变得凝重了。这等于鼓励了武桂兰，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肚子里的委屈太多，想说的话又太多，已经开了头就要说完，哭也不能让她停下来。她一边哭着，一边结结巴巴往下说：“人家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我们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到底犯了什么罪？到明天交不上五百块钱他们就要抓人！”
她的脸显得从未有过的消瘦和苍白，但由于泪眼婆娑，又显得极为柔婉动人。
她从布兜子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一沓钱，递给王尔品：“王领导，我们把稍微能值点钱的家具卖了，把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也卖了，把家里的底子能刮擦的全刮擦干净，就凑了这二百一十八块钱，我全交给领导，求地委领导说句公道话，救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
听完武桂兰的遭遇，王尔品垂下眼皮，沉思了好一阵子才抬起头，把那一沓钱又推还给武桂兰：“这钱你们先收起来，我会立即向地委领导汇报，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尽力先控制住事态不要再恶化。你们有书面材料吗？”
焦起周掏出一份材料递过去。
王尔品变得有点心不在焉，一目十行地翻看着材料……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他们说：“对啦，解决你们的问题有个关键环节，这就是地区卫生局，即便是地委领导干预此事也得通过他们。你们先等一等，我去打个电话。”
王尔品出去了，武桂兰抓这个空儿一口气喝完了眼前的那杯茶水，焦起周又把自己的那一杯也推过来：“再喝点。”
武桂兰倒出了心里积存太久的苦水，心情好多了，僵直的脊背也松弛下来。她又将茶水推回去：“你快喝了吧！”
焦起周喝了大半，剩下一点底儿倒在手绢上，然后让桂兰用这湿漉漉的手绢擦脸。他看着她，那眼光就好像刚刚才认识她似的……
王尔品回来了，没有再坐下就开口道：“你们现在就去地区卫生局，找刘副局长，他在办公室等着。认识去卫生局的路吗？”
焦起周说：“不认识。”
“很近，出了门向左拐，到十字路口再向右，走个一百来米就到了。”王尔品一直把他们送出信访办的门口，又指示了一遍路径。
两个人千恩万谢地告别，不敢耽误，立马又赶到地区卫生局，到传达室还没等通报姓名，人家就让他们进去了，直接到三楼找到了刘副局长。
刘副局长同样也很客气，武桂兰又从头说了一遍，这回没有再哭。刘副局长听完后也要了一份材料，大概他从电话里已经听王尔品讲了一些他们的情况，武桂兰觉得这位刘副局长似乎没有王尔品被感动得深。但是，刘副局长对他们能治疗抗药性结核病也比较赞赏，还态度随和地鼓励了几句，并答应立刻跟原田县卫生局联系，一定会认真调查这件事。
好话一句三冬暖，他们很兴奋地走出地区卫生局，天就快黑了，赶紧又一溜小跑地直奔汽车站。等他们赶到汽车站，站上已经空荡荡没有人了，开往原田的最后一班车在半个多小时前就开走了。
武桂兰这时候心里想的又都是家了：“这可怎么办哪？”
焦起周心里正为今天上访顺利而高兴，赶不回原田也并不着急：“看来只有找个小旅馆歇一夜，明早赶头班车再回去。”
“住一夜得多少钱？”
“便宜到头了一个人怎么也得要十块钱。”
“那么贵？不去不去！这么大的运城，还找不到一个地方凑合一夜吗？”
“那就只有去火车站的候车室。”
好在火车站和汽车站离得不远，他们溜溜达达一会儿就走到了，先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来歇歇脚。候车室里乱哄哄的，大人喊孩子叫，躺着的坐着的全有。武桂兰累得也顾不了许多，将肩膀舒舒服服地靠在焦起周的身子上。
焦起周兴奋异常，声音甜蜜地在妻子耳边悄悄说：“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啦！我还以为你见不得大阵势呢，想不出真到刀刃上你还真有钢！咱们先歇一会儿再去吃饭，今儿个晚上我至少要请你吃碗泡馍，好好地犒劳犒劳你……”
武桂兰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低头一看，人家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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