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日本文坛泰斗级的人物芥川龙之介，就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南京的基督》，是写秦淮河畔一个妓女凄美的传奇经历。
1989年我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拜访，他曾细致地跟我讲过27次到中国采访的一些重要细节和心得，对自己晚年所创作的两部中国题材的长篇作品非常重视，这就是《敦煌》和《孔子》。2003年初冬我再次访日，在参观井上靖展时他的女儿跟我说：“我多次听父亲讲过，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和背诵《论语》对他后来成为作家有很大的影响。一部《论语》读了30年才读懂，到60岁时简直迷上了《论语》，所以要下大工夫写《孔子》。”
神奈川文学馆馆长中野孝次先生对我说：“我们已经有十四年没有见面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出版了56本书，最多的时候一年能写出七八本，每本的印数都在万册以上。有一本采用了《论语》的形式，书名就叫《中野孝次的论语》，已经印到了第八版。还有一本随笔集《清贫的思想》，借禅家的思想分析当代日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现代人的诸多困惑，印了13次，卖出75万册。”
他已经78岁了，怎么还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写作势头？是什么样的书一年能写出七八本？莫非其中有些是小薄册子……刚见面时我问候完了他也曾礼貌地问候他夫人好吗？当年他们夫妇陪我在大街上寻找中餐馆，走路极快。中野先生以一个老人的敏感回答说：“我夫人很好，我也很好，现在我走路仍然很快。每天下午七点到凌晨四点是我休息的时间，从凌晨四点到十点写作，每天三千字。不看电视，不接电话，不参加一切招待会，包括葬礼。”
这简直就是一部写作机器，他拿出《清贫的思想》赠给我，并非是小薄册子，有230多页，精装，印制很大气，在版权页上明确地标出了版次和印数。日本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书籍报刊的发行量却大得惊人。前不久世界发布了全球报纸发行量的排行榜，排在前两名的都是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日发行量都在千万份以上。中国只有每天发行近200万份的《羊城晚报》榜上有名，名列第20位。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理事辻井乔，是个思想深刻的作家，也多次到中国来，去年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以《日本文学的现状》为题进行了一场讲演，将当代日本文坛的现状归结为四点：“一，富裕社会的惰性，由于生活富裕，反映人们要求改善社会和自我生活环境的文学意识正在减弱，把自我封闭在小集团中，或处于冷漠的自我疏离状态中；二，通俗音像作品泛滥，把人们包围在虚拟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丧失了原本是通过身体语言、表情、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重大社会主题的消亡，文学的素材和读者的关注点转向身边琐事和男女间微小的差异上，热衷于表现性，而缺乏对人性的本质及其矛盾进行深刻的发掘，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四，紧张感的消失，终日处在一种松弛之中，关心的只是如何享乐，忽略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改变人性的这一优秀文学的重大使命。”（李锦琦译）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最近出版的《桃园记》，却是一部以中国汉代名将李陵为主角的历史小说。
日本笔会副会长三好彻，十三次来中国采风，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革命浪人》，是写孙中山的（学林出版社已出版了中译本）……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内还有一些日本作家也经常到中国来，从中国的历史中汲取文学营养乃至直接引为创作素材，比如《华丽家族》的作者就曾两次来天津采访过我。这无可厚非，中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可以写，外国作家也可以写。我不知在世界文学史上，除日本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国家会有这么多作家热衷于写邻国的故事？
日本文学界有一种称号叫“行走作家”，不停地行走，不停地写作。不少作家喜欢到中国行走，然后大量写中国，这当然跟中日两国在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有关。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些行走作家和行走作品有两大优势：一是受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读者喜欢中国的历史故事和传统文化，相当多的人能对《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故事津津乐道；二是这些作品都极有可能会被译成中文，我想没有一个外国作家会对进入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图书市场不重视。但是，日本作家对中国的兴趣多界定在历史题材范围内，他们来中国行走也只是想进入历史隧道，观光和考察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文化。
早稻田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的岸阳子教授曾向我介绍说，两年前她挑选了六位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正活跃的作家，组织人将他们的部分作品译成日文，每人一本，每本只印一千册，至今除去其中的一本卖得差不多了，其余五本还都积压在仓库里销不动。而岸阳子教授自己编写了一本解释《三国演义》的书，却印了一版又一版，销路甚佳。这或许和文学本身关系不大，我不相信中国作家写中国会不如日本作家写中国写得好。有什么读者就有什么作家，是读者培养了图书市场，而市场左右着图书的销售。市场永远都是一只喂不熟的狼，一贯奉行实用主义、拿来主义，有用就拿来，不喜欢的就扔到一边。
韩国人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说：“日本文化是一种拿来主义式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把外部的东西拉至内部，呈现出典型的缩小意识。所以在历史上日本把自己的文化教授给外国的很少，日本文化史又被称为外国文化学习史，起初从朝鲜学习汉字和历法，后来又从中国直接学习，接受了诸多文化，到德川时代，向荷兰学习，继之又向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学习，太平洋战争之后又被美国文化淹没。”（张乃丽译）此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这说明日本人赞赏至少是接受了李御宁的观点。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在《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1992年北京出版社）一书中也说：“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的‘卫星文明’。”
既然如此，喜欢行走于现代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作家，为什么不反映现实的中国生活呢？辻井乔说：“日本在激进的近代化过程中，认为欧美的思想是先进的、优秀的，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固有的思想都是落后的、可耻的，而当时的许多思想是源自中国大陆。这也许就是造成否定、歪曲中国现代文化的原因之一。”还有如日本民族学会会长祖父江孝勇等一批日本学者认为：由于战败的打击，刺激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持续增长，本来心里就对历史问题有很多想法，以前是觉得不说为好，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则有种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倾向。巨大主义、膨胀主义思想正在日本盛行，到处都标榜是“经济大国”，在国家前面加一个“大”字，便意味着将要有尴尬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现实，日本的行走作家之所以纷纷走进古代的中国，正是受了这种现实的影响。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必然会受到两国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民族情绪等诸多因素的左右。
（20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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