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从没像此刻这么精神过，又显得整洁、精致。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五块钱递给老更，老更笑着把钱推了回来，说：“这次不要钱。”张恒有些诧异，但他还是把钱收了回来，他看了看老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老更用手抠着那张掉皮的椅子，说：“走吧，回家陪陪你的父母。”张恒感到不安，他说：“嗯……那我走了。”老更僵硬地点了点头。但他的腿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开步。“快走吧。”老更说。张恒走了，他在巷子口回头望了望：老更依旧站在门口，扶着门框，他那满头白发还在空中飞舞着……
张恒低着头看着脚下带霜的冻土，慢慢走向了回家的路。太阳明明晃地挂在天上但却感受不到它的温度。张恒觉着天昏地暗，他变得那么不知所措，那么不堪一击，又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是在心里念：老更，老更……
回家后的第三天，张恒要走了，他爸爸用车把他载向火车站，今天晚上冷风阴嗖嗖的，比刀子还快。天上的雪花不计成本地向下倾泻，像是一场巨大的白色沙尘暴。在快到车站的时候，张恒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是老更。他有些高兴，还有些疑惑：这么晚了老更找他干吗？他把手机放在了耳边，说：“喂，老更？”但电话那边的声音不是老更而是一个中年人，他的声音带着呜咽：“张……恒，你快来，我爸，我爸……快不行了。他要见你。”他几乎说一个字就发出一声伴随着暴风雪的抽泣。电话随即挂断但那声音让张恒感到震耳欲聋，时间仿佛停滞，他看着窗外的暴风雪，他好像看到了老更的影子，老更拿着剪刀在对他笑，笑得脸红扑扑的，可泪水很快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疯狂地用手抹着车窗却再也看不见老更了。他明明知道却始终不敢告诉自己，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张恒的爸爸吓了一跳，猛踩了一下刹车。他回过头看到张恒趴在车窗上哗啦啦地流眼泪。他问：“怎么了？儿子，儿子！”这时张恒抬起头，呜咽着说：“快去理发店。”“什么理发店？”张恒的爸爸被吓坏了。张恒叫了起来：“老更的理发店！”张恒的爸爸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打了一个转向，飞快地把车掉了头。
大风还在呜呜地刮着，张恒站在巷子口，雪花落在他的头上结成了一层白霜。他感到一阵凌乱：他为什么这么伤心？他在为谁伤心？为一个理发的？老更？大雪埋葬了记忆的碎痕，冷风吹散了人的思绪。寒鸦在嚎叫，枯枝在颤栗，冰霜使大脑变得僵硬、迟钝。他走进了巷子，越走越快，他跑了起来。他推开理发店摇摇欲坠的大门冲了进去……阴暗……漆黑。屋里的桌椅被搬走了，里面站了很多人，大多数人表情忧郁地站在那里，有几个女人在抽泣。风吹着窗子吱吱哑哑地摇摆不定。张恒穿过了人群，他看到了老更，老更躺在一张雪白的床上。他像被吸走了灵魂，面色枯黄，张着嘴，眼睛浑浊且毫无神韵地看着前面。他的儿子跪在床边咬着嘴，眼里一刻不停地流着眼泪，张恒走了过来，他伏倒在床边抓住了老更的手。这时老更突然转过了头，像一件死物突然活了过来。他看着张恒，极费力地抬起了另一只手放在了张恒脸上。他浑浊的眼里也流下了泪水，他笑了，露出所剩无几的几颗牙。他想说话，嘴里却只是嘶嘶地出气。他花了很长时间深吸了一口气，说：“都……都说新发丑三天，这下，不丑了。”他的手哐当摔在了床上，头歪了过去。所有人都哭了起来。大风的咆哮伴随着人们的哭声钻进了张恒的大脑。他感到头上受到了沉重的一击，一阵眩晕、无力。他把头埋在老更手里，任泪水肆意流淌。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抬起头时他看见：一股洁白的雪花从窗户涌入，洒在了老更身上。
造呀造，造房子
赵晨紫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高三
/又下雨了
一夜大雨。早晨，雨还在肆无忌惮地下着，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林子峰打来电话说：师父，我的车没有游泳功能，在你家前面进不去。要不，我给你快递个游泳圈，你老人家自己游出来吧。
我穿上短裙和水靴，蹚水走出这个已经住了十七年的地方。我“下榻”的地方叫“棚户区”。几十间低矮的房屋连成一片，低洼易涝，一到下雨天就发洪水，屋里屋外都下雨，出行就成了件奢侈的事。
水已经漫到我的膝盖了，水靴里也已经进水了。因此，每走一步都成了非常困难的动作。走到公厕旁，水面上漂起来的一层排泄物让我恶心不已。
对于故居，很多人回忆时都充满了诗意的怀恋。棚户区是我的故居，但至今我还没搬出故居，一直就圈在里面。我讨厌这个地方，一天也不想，不，一分钟也不想呆在这个地方。
/我，迫切需要一个独立空间
我叫马小闹，没文化的爹给我起了这么个好养活的名字。等我知道这个名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的时候，我爸一再解释说：歪名好养活，歪名好养活。我十岁的时候，有了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弟弟妹妹，十一岁时，又有了个刚出生的小弟弟。这样说话，是不是很让人崩溃？说得清楚些，十岁那年的弟弟妹妹和我是异父异母，十一岁时的弟弟是同父异母的。这样说你就能听明白了吧。
不同血缘关系的两拨人，一共六口，住在棚户区不足四十平方的房子里。你可以闭着眼睛尽情想象一下那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场景。每天放学我都要到林子峰家玩一会，就是不想早早回家，不是后妈对我不好，是家里实在太挤了。挤就让人感到很闷，闷心情就不爽，连大声笑都不可以，占地方。
林子峰是我的男闺蜜，每天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经常有八卦的同学向班主任打小报告。我们的班主任，一位有着三十年教龄的政治老师，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嗯，他们两个呀，不可能吧，不搭调呀。就像下雨天音乐和巧克力更配，如果说下雨天音乐和猪蹄髈或者酱牛肉在一起就不搭调了。我不知道班主任说我是音乐还是酱牛肉。在我眼里，林子峰就像我的“妹妹”。虽然他是男生，但我们两个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忌讳，什么都可以说，在他面前，我这个男孩眼中的女神，是可以尽情发泄的。我可以让他知道我们家的窘境，这个是绝对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的。同学中，只有他参观过我袖珍的闺房。不管我怎么骂他，他依然朝着我笑嘻嘻的。除了不爱学习，这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没被发现有其他缺点。
林子峰他爸是个煤老板，脖子上戴着一根和狗链一样的金项链。林子峰他妈戴的耳环比脸都大。他家的别墅是一栋三层楼，整个三楼都是林子峰的。林子峰却说，没意思，一个人冷冷清清地住这么大的房子，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看你家多热闹呀。我晕，我脱口而出，你个二货，要不咱俩换。让你去感受一下鸟笼子，这样能安慰你寂寞幼小和受伤的心。拿咱们穷人当礼拜天过呢，真他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林子峰觍着脸说，要不，你搬到我们家住，顺便帮我补习，住宿费抵辅导费，这才真正像个师父。我说，看你个熊样，孤男寡女住在一起，你起什么歹心。林子峰鼓着个大嘴，我，我会有什么歹心，我还担心你会有不轨呢。我这么帅，谁不知道我是王思聪第二。我说，滚，宋小宝和你站在一起都显得帅，要是你站在院子里狗都吓跑了。
以后我才慢慢知道，有大房子的林子峰其实也是不幸福的。幸福与房子大小真的无关。
我，马小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迫切需要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空间。这，在我同学那里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我这里，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我的父亲马大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煤矿掘进工，每月收入不足四千。六张嘴嗷嗷待哺，解决了吃饭这个问题，其他也就没有什么能解决的问题的了。我上课时学到一个叫马斯洛的人，他说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五级，最低级叫生存，最高级叫自我实现，我对他的这个理论表示十分的怀疑。因为在马大山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家的需求应该是在生存之下的。每天开饭，都是流水席。马大山同志先开席，作为家里年纪最大的，而且全部收入也都是他赚来的，让他先享用是合情合理的。马大山同志也是自觉，他总是只吃一碗，吃完就出去逛荡。然后我们轮流吃。回来后，如果锅里还有饭，他就继续吃，没有就拉倒。后妈说，你们爹在井下太辛苦了，孩子们吃的时候都悠着点，要再留一些给爸。有一次，吃红烧排骨，最小的弟弟，贪吃，把剩下的排骨都吃完了，挨了后妈一顿狠揍。屁股被打得和猴腚一样，我看了都心疼。现在，大家都知道吃饭要少吃点，留一些给爸爸。
有时候我正在换衣服，我的小弟弟就冲进来找玩具，这也是他的住所。没等衣服穿好，他就使劲拽着我出去，让我陪他玩，这让我非常尴尬。我迫切需要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一个晚上，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马大山说了，马大山低头不说话。
/我是马大山——我要盖房子
这个城市里最便宜最偏的地方的房价也要五千多，如果一家把嘴全部封起来不吃不喝的话，我一年的收入也只能够买十平方的房子。
买是买不起了。我决定用自己的双手为女儿造一间房出来。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劳动中来。
我瞄上了那个地方：垃圾池前面的那块空地。平时我和一群老头会在那里下棋拉呱。可以在那里搭一间简易的木房，为了节省木材和减少房子的占地空间，我把房子建成一个鸡蛋的形状，你看我聪明吧。我还为这个建筑物起了个很时尚的名字，叫“城市下了一个蛋”。咱年轻时也爱好写诗，还在黑板报上发表过呢，是资深文艺老青年。这间房远看你不以为是间房，会认为是个抽象的建筑物或者城雕什么的。房子差是差了点，但总算是个独立的空间。要是下大雨，我已经计划好了，在这个“鸡蛋”的四周蒙上油毡布，就可以防雨了。
工程刚进行到一半，城管来了。城管说，这个是非法建筑物，影响了市容市貌，一天之内拆除，否则城管执法大队会来强行拆除。我指着身后说：这一大片棚户区才真正影响了市容市貌呢，你们怎么不拆？城管说，那是建设局和房管局的事，和我们无关。我们只管你这间房，再啰嗦就是妨碍公务了。妨碍公务是要被拘留的。
城管惹不起，房子不拆是不行了。既然在地上建房有城管管，要是在地下挖一间房，他们一定管不到。我是煤矿的掘进工，我做矿工时多次获得技术标兵，在地下挖间房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地下房屋设计很有心得：按照煤矿标准设计，预留两个通风通道，便于空气流通，在墙角及承重重点部位，浇灌水泥凝固。挖掘地下室没有图纸，完全按我自己的勾画进行，我的这个设计标准能抗击八级地震。我对老婆说了我的这个伟大计划。这个女人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什么都不说，那眼神充满了怀疑。我就是看上这女人老实不多言不多语，这样娶回家，闺女不会受罪。
说干就干，这就是矿工精神。我，五十四岁的马大山，带上矿灯，戴上头盔，身穿迷彩服，拎着抓钩、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一铲一铲地向前掘进。三个月后，工程就有些眉目了。赚钱我是没能耐了，但我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给闺女一间房。
时间不长，挖房的事就传开了。社区的人找上门来。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反问：错在哪里？怎么连“地下”的事都有部门来管？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这样挖房对周围的邻居会造成威胁的。我说，我又不是什么恐怖组织，怎么就对邻居造成威胁了。我没房住你们不管，看我有了间房，你们就来了。扯什么淡，都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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