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产学研的结合

    一、产、学、研的结合与知识产业的生成

    真正实现产、学、研结合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以科学工业园的兴办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为标志，并以产、学、研结合模式为主要特征。“二战”后，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人们对大学作为传统的“象牙塔”的角色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们又越来越希望大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也想极力摆脱各种现实及潜在危机。同时政府也对改变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关系在政策、财政等多方面给予了支持，这就更加推动了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总之，在经济、政治、科学以及大学自身的因素的共同促成下，大学的第三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大学对产业界的影响也从二重作用模式（教学、科研）转变为三重作用模式（教学、科研、生产）。大学与产业界的产、学互动关系逐步转变为大学——产业界——政府之间的三重螺旋互动关系。朱迪斯·苏兹在《大学在生产部门的新任务》一文中，就学术界——生产部门——政府之间关系所出现的新特征进行了论述，明确指出：“现在，大学成了最终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者。以前在学术界以外应用的竞争规则也成了大学各系的准则。这种情况说明：这种第三作用除了改变大学——生产部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在大学内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如果说，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前半期，社会生产的重点是生产工艺的改善，即产品质量的提高，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中的各种服务也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得产品质量的保证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那些产品出售后如何使消费者能够放心地使用。这样，加强工业品的售后服务就成为商家的成功秘诀。除了商品的售后服务，社会服务还包括为生产和生活而提供的其他各种服务。南于社会从重视生产向重视服务的转变，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等）的变化。首先是服务业的地位迅速提升，传统第一、二产业则地位下降，社会产业结构的重心向服务业转移，接踵而至的是社会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服务业的就业持续见长，而产业工人则持续递减。知识工作者包括教师、公司高级职员和研究人员都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取得收入的职业，特别是由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产生了既是雇员又是雇主的新的中产阶级——白领阶级。由于社会基础不再仅仅依赖个体或组织对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占有，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体的知识和智慧，因此，大学作为富有知识资源的社会机构、大学教师作为在社会上享有以知识和智慧见长的社会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日益突出了。这种有利于大学和大学学者发展的社会环境，为大学的产、学、研结合提供了动力，而大学的产、学、研结合，又为知识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知识经济的发展与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以研究型大学为中心建立产、学、研密切结合的科学工业园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产、学、研结合的主要形式，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共同经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科学工业园区经济的腾飞，促进了园区知识经济的发展并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知识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知识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知识经济的发展又大大地转变了人们的大学观，进而推动了产、学、研合作的发展。

    研究型大学是指那些具有非常雄厚的科学研究实力并以培养高级科研人才为主要使命的大学，即那些在创新知识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大学。研究型大学这个概念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划分美国大学的类型时正式使用的。研究型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是美国战后发展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也是高等教育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典范。研究型大学办学模式如今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效仿，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创造新知识和开创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新纪元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

    研究型大学战后在美国崛起的原因就是产、学、研的密切结合，政府、产业界和大学在发展新科技、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达成了默契。首先，是政府科技政策上的革命。为了对付前苏联，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等一系列有利于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政策和法律。这些法案和政策实施后，政府基金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的投入，这就为以基础科学研究见长的大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其次，是美国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转变。美国大学转变了以往被动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基金资助搞科研的观念，而是逐渐以市场为导向，积极主动地寻求合作伙伴，开始兴办科学园区。科学园区办在研究型大学的周围，因此，大学的学者不仅可以通过它了解市场的科技需求，为自己的科研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而且还可以通过知识服务获得回报，为自己的研究和生活提供资金和物质保障。大学通过它一方面可以了解社会对大学的要求，以适时调整学校的办学思路、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培养适应市场变化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获得财力资源。学生通过它获得了实习的基地和就业的各种机会，使自己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并满足冒险欲望。企业和投资者在这里能够寻找到高回报的项目，为财富增长和公司的发展争取到取之不尽的源泉。政府通过它能够使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断地扩大就业空间。一句话，这种产、学、研密切结合的科学园区能够各有所得。因此，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科学园区遍布全球。科学园区成功的秘诀在于它适应了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要求，建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知识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积极互动、自我强化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三、产、学、研结合的基本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对世纪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高科技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同时也产生了更紧密、更广泛和更迫切的合作愿望。由于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之间边界趋于模糊，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加上传统的知识创新体制的解体，都使得一种新的大学产、学、研模式——通过兴办高科技企业实现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办学模式在中国“呼之即出”。

    兴办知识型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同时也只是大学实施产、学、研密切结合的一种尝试。我国大学所兴办的高科技产业，不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对我国大学的自身进步均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大学的产、学、研结合的具体模式可能将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趋多样化，但是官（政府）、产（产业界）、学（大学）、研（科研院所）之间的互动，始终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发展知识经济，必须对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这一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加以有机整合。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创造性素质的高要求以及大学本身持续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产、学、研有机结合，所以不论采取什么模式和机制，只要有利于产、学、研密切结合，就是成功的模式和科学有效的机制。

    从产、学、研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到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办学模式，是知识经济发展对大学办学模式的客观要求。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生产过程对知识创新的要求，产、学、研关系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先是教学与科学研究并举，而后是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由单纯求真向求真与求用并重转变，开始了产、学、研的互动。这个过程从19世纪开始，德国大学模式（教学与纯学术性的科学研究结合）和美国大学模式（教学、实用科学技术研究和为社会经济服务结合）都是不同时期产、学、研关系的代表，特别是战争的需要使得大学的产、学、研关系进一步转型，主要是围绕军事目的展开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大大地推动了科技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产、学、研的结合。尤其是战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学技术革命极大缩短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得以萌生和发展，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对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和官、产、学、研良性互动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学科学园区和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兴办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都说明产、学、研密切结合既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大学办学模式发展的重要趋势。

    科学研究的创新

    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必须与知识经济的核心本质一创新接轨，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功能，才能有力地促进和引导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科学研究创新的特点趋势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大学的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和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九五”期间，大学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的1／4左右，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1／3以上，承担的国家“973”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占1／3，每年发表的论文占我国发表论文的60％以上。2000年底，大学通过技术转让发展科技型企业2097个，资产总额577亿元，2000年实现销售收入368亿元，利润35亿元。目前大学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已有36家。依托大学的22家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教育部共同确定为国家大学科技园。据不完全统计，“九五”期间，大学获得国家“三大奖”以上的项目有144项，特别是2001年，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国家“三大奖”60项，其中自然科学奖9项，占总数的50％；技术发明奖8项，占总数的2／3；科技进步奖43项，占总数的1／3。“九五”期间，大学在基础研究的某些点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攻克了一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在成果转化与高新技术产业推进方面，形成了一批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体现了大学整体的科研创新优势。概括起来，具有以下趋势特点。

    一是正在迅速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经过20年，特别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大学的科研经费从1996年的47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142亿元，每年平均增长20％，1999—2000年增长高于30％，2000—2001年的增长预计将达到30％左右。大学的经费中纵向经费约占一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普通项目大学占70％，重点项目大学占一半左右。“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大学占50％以上，这说明大学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大学的科研正在由游击队向正规军、方面军和主力军发展，也说明我国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担越来越落到大学的身上。这反映出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和队伍的建设正在接近国际上的管理和做法，科技管理的水平正在稳步提高。

    二是正在逐步形成一批有较强科技实力、有较高科技水平的梯队。我国实现国家目标的项目和科研机构明显向有较高水平的50—60所大学集中。2000年科研经费超2亿的高校有16所，超过1亿的有39所。全国大学科技经费140多亿的60％集中在这50多所大学中，这50多所大学占2000年本科大学600所的约1／10，80％的博士生在这些学校培养。

    三是培养人才的方式更加趋于“二元化”，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共同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科技活动正逐渐成为高水平大学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大学由单纯的课堂教学，通过改革，把课堂教学和实践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正逐渐成为通过教学活动加科技活动来培养人才。这个趋势反映了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能更快进行创新活动。大学科技同社会结合越来越紧，国家安全、创新研究、新经济增长点越来越依赖于科研力量较强的大学，大学科技的实力日渐加强。

    四是取得了一批创新性科研成果。大学积极跻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例如，在高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清华大学研制出利用碳纳米管制备氮化镓—微纳米晶体技术，在国际上尚属首次；中南大学研制的碳复合刹车材料、金属基粉末冶金刹车副投入生产并创造了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清华大学承担的IOMW高温气冷试验堆的建成运行，标志着我国在核能开发应用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银河超级并行计算机在中国气象局付诸使用，标志着我国在超级并行计算机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五是科研和社会更加紧密结合。尤其是地方大学，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01年，大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5540项，合同金额22.2亿元；创办科技型企业1993家。截至现在，大学控股的上市公司39家，大学科技企业销售收入452.26亿元，实现利润31.88亿元，创造就业岗位23万个。国家大学科技同发展迅速，吸引社会投资293亿元。孵化培育出一大批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企业，涌现出一批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软集团、华中科技、交大开元、交大昂立、江中制药等备受关注的高科技产业集团。大学及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行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已成为行业的技术与人才的支撑，为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科学研究创新的宏观层面

    大学必须主动提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对科教兴国的贡献率，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成为我国先进文化构筑的基地。文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和不同的结构层次，广义上指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其成果，而狭义的文化指精神文化，即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的总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新形势下，我国先进文化的构建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三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大学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吸纳世界文明、创新与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应该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一方面，引导教育广大师生树立崇高的理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提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提高师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广大师生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应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精神产品，并以这种先进文化辐射到社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把大学建设成为先进文化的示范区。这是由大学的本质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所决定的，这种联系表现在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淀和创造了人类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主要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基本方面。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核心是大学的治校理念和办学风格。科学的大学精神是建立在对教育本质、办学规律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一种人文和科学精神，是对人类未来崇高理想的价值追求。大学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形态，它既是大学精神文化的物质基础，又是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其中包括一批高水平、结构合理的课程和学科（专业），一支具有人格魅力、学术造诣深和善于治学育人的教学队伍，一个现代化的人格化象征。大学精神文化和大学物质文化必须要有相应的大学制度文化予以保证。由于学科（专业）是大学存在的组织基础，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是大学最基本的活动，因此，大学应当坚持以学术权力为基础，创造“学术自由”的环境，确保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使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成为大学制度文化的根本特征。

    2.成为传承创新人类文化的基地。传承文化一方面要求大学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进行严格的选择、认可、加工和整合，充分发挥其对人类文化的积淀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大学通过教育、教学活动，以其培养的人才作_为载体把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传承下去。但是如果大学仅仅只是传承文化而不能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人，大学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方面军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摇篮。传承文化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创新文化是大学的崇高使命，但是大学传承文化和创新文化都离不开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研究文化才是大学全部活动的基础，也是大学传承文化和创新文化的基础。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多元的、开放的，随着世界的日益开放，大学正日益成为多元文化沟通和融会的桥梁。所以融会文化既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也是大学传承、研究和创新文化的必由之路。可以说大学既是一种教育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学的本质是在积淀和创造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文化。

    3.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基地。大学首先要以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具备创造能力的人才为目的，为知识经济做好人才准备，这是大学最基本的创新功能。创新型人才既要富有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又要具有丰富的科学素养，尤其要具备创造性的品质，即有整合知识的能力，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有较强的创新动机，有坚忍不拔的毅力等。传统的教育往往忽略了这些方面的发展，有时实施压制的政策。大学要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品质，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要在保持本科生稳步发展的同时，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推行本、硕连读博连读和硕、重点发展研究生、博士生教育，使大学向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不断迈进。

    4.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创新基地。大学是知识和人才的聚集地，是新思维、新知识、新技术的孵化器，科研力量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强，有条件、有能力诞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大学必须充分发挥其创造知识的功能，在科技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并对教育内部或外部产生超常规影响。我国大学人才密集，具有其他科研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有大批博士生和硕士生，与国内外学术界、科技界、产业界建立了广泛联系，许多发达国家与我国大学合作历史长，容易获得信息、资金、出口等方面的支持；图书资料丰富，学术活动频繁，是高技术信息集散地，大学本身也承担着国家部分“863”等攻关项目，创办了近千个高技术企业和中试基地，每年都要推出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大学应以此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创新的发动机和推动器，根据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依据本校的实力和学科优势，组织一部分精干力量，以重点项目为纽带，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攻关。克服大学在科研上的一些短期行为：如分散化、小型化，搞小圈子、开夫妻店，影响学科综合优势的发挥；急功近利，“短平快”的项目越来越多，技术开发上“现炒现卖”现象严重；服务对象偏重中小型企业等等。有鉴于此，政府要增大对大学的科研投入。只有高投人才有高产出，否则会使一些探索项目和有苗头的课题失去良机。大学也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和完善大学重点实验室和网上合作研究中心的建设，进一步推动大学科研管理改革，加大大学科研工作组织力度，形成合力，努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工程研究（技术）中心的建设，在重点大学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加大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力度，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强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积极开展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课题研究，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咨询和服务，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库、知识库、智囊库、数据库。

    5.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开展科研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支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学作为从事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支生力军，应针对我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技术进步对经济贡献率低的现象，遵循创新的规律，不断寻找新资源、发明新生产方法、创造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探索新的生产、管理组织形式，努力形成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新机制。当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大学高科技产业发展资助的机构，通过控股、参股和信贷等方式，重点支持大学高科技项目，同时组建一批专门为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中介机构。还应尽快建立“创业投资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高科技企业上市。最后，应当允许科技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以利于大学加速知识的生产和科研成果的转化。

    6.成为创造性地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导航基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将进一步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知识进一步分化，社会也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状态。科技的发展，既促进了社会进步，也带来了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人类进行更复杂的判断，并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大学是人才、知识、智慧聚集的地方，当知识逐步成为社会发展关键的要素，大学也将步入整个社会的核心。因此当越来越多、越复杂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时，大学应当发挥它的能量，引导关于当前重大社会问题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研究，并为探寻答案做出创造性的努力。大学要充分利用其学科优势和知识优势，发挥其“知识库”和“思想源”作用，提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理论观点、学术见解和重大的原创性科学思想，回答人们精神世界和思想道德领域出现的新课题，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困惑。引导关于当前重大社会问题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研究，并为探寻答案做出创造性的努力。正如北大陈佳洱校长所言，大学应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成为国家的思想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成为引导社会、塑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7.成为忠诚守望人文精神家园的基地。“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理性之一；而一个人的胸襟和个性，来源于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应该承认，当前大学中人的理性的迷失，人格的虚无，浮躁迷茫、浅薄庸俗、急功近利、专业狭窄、短平快等现象，都是以牺牲大学神圣性和人文精神作为代价的。大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必然导致个性和创造性的隐退，导致尊严、自由和教养的淡化。因此，一流大学的教育应关注人在教育中的地位，认清人是一个不断发展、开放和展现的过程，“人是完全教育的结果”，教育所面对的是有思想、有灵性、有血肉之躯的人，所以，大学的人文精神是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灵魂，它不仅构成人的生命内在光辉和卓越品质，而且构成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地基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认同。然而人文精神的培养绝不是仅仅增设几门人文课程或搞几次“第二课堂”活动所能达到的。必须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严谨求实和宽容合作的品德教育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体现终极关怀。使“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理想类型，而不应该是社会的缩影。大学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问，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给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它应该给社会提供一个以人文价值指导工具理性，将道德理想变为有力的实践行动的典型”。因此，要着力强化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对全社会文化的直接示范作用和潜在导向功能，下大力气抓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以大学精神培育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把大学建成全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化文明的示范区。

    三、科学研究创新的微观层面

    大学是创新人才成长的摇篮和新知识、新思想生产传播的重要基地，从决定科技创新的基本要素来看，大学是科技创新的一支主力军。丰富的人才资源、门类齐全的学科设置、活跃的学术研究氛围以及人才和知识的快速流动等，形成了大学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科研院所和企业所无法替代的种种优势，奠定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因此，应树立大学是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主体的观念，将我国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充分发挥大学学科综合和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探索并逐步建立以大学为主体的国家基础研究模式。

    一个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能力和学术水平，而学科基础的夯实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又基于原始性创新，新规律、新知识的发现，也就是原始性创新，大部分属于基础性研究，应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贡献是衡量一所学校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大学的重要使命是对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一所大学不可能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能做出重大的贡献。因此，要结合自身实际，办出特色和水平，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1.推进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性改革。高水平的大学必须承担起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任务，但总的看来，科研这个中心还没真正有确立起来。只有把科研提高到世界水平，才能真正地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才能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和高水平的大学。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当今世界大学和经济、科研结合日益紧密的趋势，大胆进行大学科研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形成体制性、结构性的优势，不仅将有力地促进大学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能够为大学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营造更加宽广的舞台。在实践中，关于基层学术组织结构调整，基本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院系管教学，所、室管科研。大学内部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过去主要是以教研室为主，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现在很多大学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工作，比如在院系内部，建立了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研究机构，提高了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

    第二种模式是在院系的体制之外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进一步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组织模式。比如设立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一些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正如我们现在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这个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一种矩阵式、网络化、柔性化的结构，教师和研究生都是这个网络化结果中的一个结点，既属于纵向院系结构，也属于横向的研究基地。今后，“985工程”和“211工程”的主导方向，就是要通过整合资源，迅速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科研创新团队，使之在2～3年有能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并获得国家更大的投入，形成研究性大学的良性发展机制。

    第三种模式是产、学、研结合。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学在这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华威大学、奥斯汀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我国大学有直接参与科研成果转化和知识服务的经验，这种模式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当前产、学、研新的趋势，就是从零散的、小型的、短期和项目式合作，转向系统的、有规模的、中长期的和结构性的合作。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与大学联合建设重点实验室、设立思想库，大型企业和大学建立了联合研究中心，签订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合同等，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这既是大学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2.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代表着某个研究领域或方向上的国家级水平，而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必须代表着国家级水平和实力。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今后的发展，调整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结构和研究方向，在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平台上，整合和充实人力资源，增加投入，使现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强大的研究团体。同时，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龙头，拉动相关学科或研究方向接近学科前沿，使它们从原来纵向的独立发展，建设成为纵横交叉并富有活力的学科网络，构筑科学研究的“金字塔”。在此过程中，要主动吸收国内外的优秀学者、吸收地方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研究，形成开放的机制，把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做出扎扎实实的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科研工作和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的基地，从而为大学科技创新和发展提供技术和科技支持。

    3.瞄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攻关。把握现代社会进步的需要，发挥优势，挖掘出新的生长点，实现创新，这就要求必须适应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知识产业化和产业知识化。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综合国力。因此，在加强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技术创新。这就是，知识必须转化为生产力，即知识产业化；另一方面，产业必须依靠知识来提升和发展，即产业知识化。而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产业的发展又会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成为大学创新的外部动力。根据国家和社会需求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及时转化科研成果，借助合作企业的优势提升学校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带动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主动转变培养人才的观念，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对学生培养的滋润作用，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在教育内容上，引入新的研究成果，在教育方式上，要求学生及早介入科学研究的过程，使学生既有前瞻性的视野，又有主动的创新能力，为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创新与大学的发展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应调动大学一切积极力量，推动和加速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产业化，进一步加强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4.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为进一步推动大学科技进步，提高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必须不断完善大学科技投资融资体制，构建一个科学的科技投资融资体系，以有效解决大学科技发展过程的资金投入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大学科技投资融资体系，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增加财政科技投入，而要积极探索面向市场的投资融资机制，增强大学科技企业的“造血”功能，努力实现投资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筹措市场化，建立健全以政府引导的、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大学科技投资融资体系，形成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大学科技投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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