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明廷强化对草原的封锁，草原上铁锅、食盐、布匹、盆盆罐罐等生活必需品极其缺乏，蒙古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以致煮肉没锅，许多牧民把石板烧烫，把肉放在上面烤。据说，这就是“铁板烤肉”这道菜的来历。
土默特部可汗阿拉坦试图打破这一封锁，他寻求与明朝通商，但派往北京的使者相继被杀。阿拉坦汗盛怒之下越过长城，抄掠明朝境内的山西、陕西，一度打到北京城外。
然而，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就在阿拉坦汗徘徊之际，白莲教起义失败，丘富、赵全、李自馨等汉人遭明朝通缉逃到塞外草原。阿拉坦汗对这批人十分重视，凡是秀才、举人，阿拉坦汗一律按才授官，对于没有功名的普通百姓，阿拉坦汗划土地给他们耕种，不收或少收赋税。
此时，边塞之内的嘉靖皇帝忙于炼丹修道，以图长生不老，国家大事由严嵩、严世藩父子把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草原上的白莲教徒返回明境，一声呼唤，应者云集，一批又一批汉人冒着杀头危险奔赴草原。
草原上的汉人越来越多，由于生活习惯原因，他们不搭帐篷，而是筑土为屋，同乡人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最初，草原上的蒙古牧民称这些汉人为“百姓”，转音为“板升”，后来，汉人居住的村落演化为“板升”。
这就是至今仍然在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遗存的“板升”文化。
这也是最初的走西口。
皇太极把土默特部纳入清朝版图后，“尽烧板升”，并在草原上推行盟旗制度，实行旗、参领、章盖（佐领）三级统治，旗与旗之间不得往来，不得越境放牧，不得通婚，也不得与汉人接触。从此，土默特部巴氏家族便驻牧于博托河两岸。博托河就是今天包头市东河区的东河。
清朝雍正年间，山西、陕西大旱，逃荒的汉人汇成了走西口的大潮，一部分汉人见博托河两岸土地肥沃，他们就在这里停下脚步。巴氏家族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些衣衫褴褛的汉人，把自家的草场租给他们耕种。随着汉人的不断增加，在博托河两岸形成了“博托村”，也写作“泊头村”，后规范为“包头村”。
从此，巴氏家族与汉人相濡以沫，共同开发这片处女地。包头由村置镇，由镇置县，由县置市。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人物。巴氏家族有杭高、托博克、沙津满德勒、巴文峒、巴文峻、巴增华、巴增秀等，巴氏家族之外有经权、云亨、李茂林、郭鸿霖、王定圻、李裕智、多松年、王若飞、乌兰夫、刘仁、奎璧、吉雅泰、李森、恒升、王一伦、贾力更、高凤英、杨植霖，等等。如果把每个人物的事迹都写出来，那就是资料汇编而不是小说了。因此，小说根据情节需要，选取一些历史人物为原型，也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合并和艺术加工。
对于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作者很是矛盾，如果把历史人物的姓名用谐音字或近义字代替，便有篡改历史之嫌；如果使用历史人物原名，又担心自己水平不够，不能很好地把握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世界，从而引起他们后代的不满，甚至发生纠纷。真诚希望能得到这些历史人物后代的支持、理解和包容。
同时，作者也虚构了一些人物，用虚构的人物把故事串起来，以突出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和趣味性。
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写历史小说有个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绝不能胡编乱造，但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作者可发挥想象，信马由缰。所以，本套书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时间、地点、原因、结果都是真实的，都是有确凿资料可查的。
这套书的创作历时10年之久，数易其稿，重点参阅了已故著名学者巴靖远先生所著的大量历史资料，期间采访了至今仍居住在沙尔沁章盖衙门旧址的巴建民、巴金柱、巴银柱先生，也采访了现已离世的巴秉清、巴奎勋、柳陆先生，得到了包头巴氏家族后人巴永福、巴奎寿、巴继武、巴彩霞、巴建和先生的大力支持，包头医学院教授张贵先生对书中的史料和民俗进行了细心指导，包头市供水总公司九原供水分公司王钧先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特别强调，巴建和先生对这套书投入了巨大精力，尤其是巴氏族谱作为一部重要资料，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他再三对我说，由于家族庞大，居住分散，年代久远，本人虽已努力，但漏误难免。期盼阅读此书的族人勘正，及时纠正与补充，以做修改。其中如有失误，还请同族多加谅解。我把建和先生的想法也一并呈上。
作者胡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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