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齐宣王爱听吹竽，每次都要组织三百人的器乐大合奏。有个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但他看这里有空子可钻，便到齐宣王那里自荐，说他很善于吹竽，愿意为大王效劳。宣王听了自是喜欢不尽，便把他安置在大乐队里，并发给他同其他人一样的薪俸。这样，南郭先生就混在乐队里面跟着凑数。后来宣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齐湣王。他也爱听吹竽，但与乃父大异其趣，偏偏喜欢听独奏。他把乐队找到眼前，一个一个试吹。这样一来，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溜之乎也”。

    宋代文学家、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寄刘孝奴》的诗，便借用了这个故事：

    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吹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自从《韩非子》记载了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两千多年来，南郭先生便一直成为人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虽说有点令人难堪，但细究起来倒也怪罪不得他人，确是咎由自取。——立身天地之间，总须学一点真实本领。一无所长，整天跟着人家混饭吃，终究不是办法。不会、不懂也罢，有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也好，偏偏他又不懂装懂，假充内行。这就逃脱不了最后“抱竽出逃”的狼狈下场。

    这场闹剧的出现，南郭先生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如果我们动脑筋想一想，进而追问一下：一个本来不会吹竽的人，为什么竟能轻而易举地混入了宫廷乐队，而且可以装模作样地吹了许多年呢？一个尸位素餐的混饭吃的人，又为什么能够和乐队的其他乐手一样领取薪俸呢？这么一追究，作为组织领导者的齐宣王，就难以辞其咎了。看来，齐宣王好讲排场，但并不真正懂得音乐，无非是逢场作戏、附庸风雅而已。自身不学无术，也就谈不上什么知人之明。由此可以得到启示，要准确地识拔英才，汰除庸才，首先领导者必须是英才，而不是庸才。

    南郭先生之所以能够混迹于宫廷乐坛，除了当政者齐宣王昏庸这样一个因素以外，也和当时“大帮轰”、“大锅饭”的吹竽体制、演奏方式有直接关系。唯其数百人“拉大帮”合奏，才有可能给滥竽充数的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像齐湣王那样“单兵教练”、“分灶吃饭”，无论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十个有十个要露馅的，最后都得陷入“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的尴尬境地。正如唐人黄滔诗中所讲的：

    齐竽今历试，真假不难知。欲使声声别，须令个个吹。

    有一部电视剧《南郭后传》，说是南郭先生露丑以后，逃回家乡，狼狈不堪，连小孩子都嘲弄他。可贵的是，他并不气馁，而且知过必改，认真吸取了失败教训，再次投到百里老师门下，从头学起，刻苦钻研，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吹竽本领。哪里跌倒哪里爬。最后重返齐宫，当了一名出色的乐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必须彻底打破“大锅饭”的体制，不给那些“阿混”们提供各种“滥竽充数”的逋逃薮。我常想，如果齐宣王当政时就能采用“齐竽历试”的办法，也许南郭先生早就发愤成才了。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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