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首赞美诗：
痛哭杨颙为一言，余风今日更谁怜？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诸葛大名垂宇宙”、“功盖三分国”，可资赞颂的丰功伟烈很多很多。而慧眼独具的王安石却偏偏选中这么一件“小事”来歌之咏之，大书特书，其道理在于：它反映了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尊贤惜士、从谏如流的高风善举；而这一善举恰恰关系到“区区庸蜀支吴魏”这样一个兴衰成败、命运前途的大问题。诗人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时至今日，更有谁珍重、爱惜这种求贤若渴的流风余韵呢？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诸葛亮的深情赞许和对世态时风的无限感慨。
“不是虚心岂得贤”有双重含义：既隐括了刘备三顾茅庐、虚心求贤，并抑赖贤才辅佐得与曹魏、孙吴抗衡争雄的史实与经验，也是对诸葛亮本身善用贤才，辅佐庸主，继续支撑三国鼎立的局面垂四十年之久的治绩的肯定与赞誉。应该承认，在封建社会里，诸葛亮的治才是杰出的。不仅功业昭著，像后代史官陈寿所称许的，乃“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而且在识才用才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的《便宜十六策》、《将苑》等论著，都是古代人才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杨颙的批评意见的实际价值。诸葛丞相治理国家，精明有度，“抚百姓，约官职，从职制，开诚心，布公道”的政绩和“夙夜忧叹”、“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忧国至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实属可嘉可羡。但他的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以至对下属事务有些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却并不可取。诚如杨颙所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最基本的职责是运筹谋划，操持大计，总揽全局；而他竟至亲校簿书，流汗终日，这确是使不得的。
就一个人来说，时间与精力毕竟是一个常数。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谁也没有办法同时骑两匹马。假如硬要勉为其难，本末兼顾，细大不捐，且不说这会直接影响经邦治国的大局，没能充分发挥其高级指挥员应有的作用；单就健康与精力来讲，也难以承受那过重的负担，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史载，有一次，汉文帝问政于群臣，左丞相陈平答道：“陛下如果若问一年断狱几何，可以专找廷尉；要想了解一年收粮多少，应该咨之内史。至于丞相的职责，则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所谓为政之道，陈平认为，最关紧要的就是必须明确上下责任，做到权责分明，各司其职。这番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是颇有教益的。
领导科学告诉我们，作为高层的领导，既要按照所辖地区的现实基础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工作秩序；同时，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环节。凡属应由下属来干的事，就应放心放手地交付下属去做，不能“越俎代庖”，包揽一切。否则，就会陷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既浪费了领导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又会助长下属的依赖性；反过来，更加重了自己的负担。科学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分清主次，正确处理事关全局的根本性工作与具体事务的关系。只有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才会不分轻重缓急，样样齐抓，事事全管，甚至颠倒主次，“大事用力不大，小事用力不小”，最后必然导致因小失大，玩忽职守的阙失。
当然，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即以诸葛丞相而言，世所公认，他绝非属于那类陷入“芝麻堆里”的事务主义者，而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善于统筹全局的卓越的战略家。他曾含泪诉说：“我不是不知道超脱一些好，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像我那样尽心竭力啊！”耿耿赤心可鉴，我们应该略迹原情，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这样，他便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以致过度操劳，心力交瘁，最后事与愿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后世留下了无边的怅憾和深刻的教训。
一千七百多年前，杨颙就提出了各司其职，上下不能相侵的科学主张，实属难能可贵。今天看来，它对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正确发挥领导作用，实施科学管理，仍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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