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日薄西山，犹见馀晖。有清一代以康乾盛世，足傲千秋，究其原委，竟以君主一己之私而成就天下之公，帝王威焰，莫此为烈！梨洲“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者，此之谓也。而曾几何时，流水落花，春光不再，官贪吏墨，魍魉横行。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上下其手，沆瀣一气。益知“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也”。何则？官场混沌，政以贿成，帷薄不修者成夷惠，簠簋不饰者为能员；洁身者将伯无助，反难保一位之尊，空书咄咄，徒呼负负而已。致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乾坤颠倒，成何世界！真聊斋所谓：“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仕途“关窍”，固决于政体，甚矣，专制之为虐也。康乾以还，嘉道虽曰“守文”，而变生肘腋，白莲、天理，相继揭竿。迨及末造，中冓之言，终不可道；遽尔覆亡，事遂不可问矣。

    山左乔力兄，与余交十馀年，青鸾往还，时加青睐。今次策划“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亦蒙不弃，幸甚幸甚。济南出版社副社长、副主编丁少伦先生及责任编辑赵志坚、张所建先生，不辞辛劳，亦多匡正。故黾勉以求，敢不夙夜？唐刘子玄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见之。”清人实斋又益以“史德”，盖“著书者之心术”亦不可不察。治史之难，一何至此！信夫史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云云，为不可及也。今人涉史之作，或有不然：古人传记，多凭杜撰；荧屏影视，竞尚戏说。连篇累牍，惟是齐东野语；充耳炫目，无非海外奇谈。化屠伯之凶暴为谐谑，述帝王之专制近戏言。小说家言，自当虚构，必也寄之于史，则真真假假，不免鱼目混珠之讥。使作者才高八斗，何妨汪洋恣肆于炉灶另起，岂不优于削足适履、黥劓古人面目之为能事乎？盖“志学”者涉猎或有未广，一见之下，极易先入为主，其无穷贻患，不言而喻。

    余与史学一道，本在门外，才、学、识、德，更无一可称述，操觚率尔，贻笑大方。欲入门者读拙著，不谓杜撰、戏说，于愿已足，遑论其他！

    是为记。

    辛巳正月初五赵伯陶记于京华一统楼

    （原载《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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