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文观止》的编者吴乘权，乾隆《绍兴府志》卷六一《人物志·义行下》有传，谓其字楚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传首即誉称其“善论议，谈锋所直，纵横莫能当”。嘉庆《山阴县志》卷一五《乡贤三》亦录吴乘权小传，除上录十二字未录外，文字与《绍兴府志》略同。内云：
吴乘权，字楚材，年十六病痿，日阅古今书。数年疾愈，而学以此富。辑录《纲目》九十二卷、《明史》十二卷、《小学初筮》二卷、周秦以来迄前明文十二卷。慷慨仗义，病垂殁，顾谓弟乘业曰：“吾宗党贫乏者若而人、母党若而人、朋友若而人，他日能自拔，必分润若辈，毋忘吾志。”乘业字子立，年三十馀，奔走数千里，所得馆谷，半以周宗戚。尝曰：“待我有馀而给之，则转沟壑者十八九矣。”年六十馀，以疾归。既殁，启其箧，见一纸书某某名，皆乘权垂殁时所属者也。
吴乘权垂范乡里，并非因其多有编纂而入“艺文传”，却以所谓“义行”而驰名远近，可见当时人们并不重视他的这三部书，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吴乘权所编撰的三部书，全属通俗蒙学之作。所谓《纲目》、《明史》，当谓其所编《纲鉴易知录》九十二卷、《明鉴易知录》十五卷（或曰《明纪》，府、县二志谓十二卷，误），属于简明扼要的编年史读物，亦颇流行于世。《小学初筮》迄未见流传，当是有关文字、训诂以及音韵方面的入门书。“周秦以来迄明文十二卷”即指这部《古文观止》。史学、文字学与文章学俱备，可见编纂者蒙学之价值取向细致全面。
《纲鉴易知录》卷首有其自序，后署“康熙五十年秋七月十五日，山阴吴乘权楚材题于尺木堂”，康熙五十年即公元1711年。从该序文中可知，这部书是吴乘权与其忘年小友周之炯（静专）、周之灿（星若）兄弟费时六年共同编撰的。序首有云：“少以足疾废，六经、诸子，无心涉猎，都邑山川，不一游览。”所谓足疾也者，当即府、县志所云“年十六病痿”，又云“数年疾愈”，小小年纪，当非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也非外伤导致的伤残，而极有可能罹患病毒感染的脊髓灰质炎，以其多感染1—5岁之小儿，又名小儿麻痹症。此病极易侵损运动神经元，从而导致下肢肌肉瘫痪。无论“足疾”，还是“病痿”，不良于行，当限制了其个人发展。终其一生，吴乘权未曾进学，即连一个秀才也未考取，就是明证。这或许是他专心于编纂，努力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种无奈选择罢，然而这反而玉成了他的驰名后世，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有关吴乘权的传世资料无多，其伯父吴兴祚于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曾为《古文观止》作序，内云：“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这一评价当属实录，似非溢美。观《纲鉴易知录》与《古文观止》的自序，吴乘权的文字功夫上乘，绝非乡里冬烘学究所能望其项背者。从上引以及《古文观止》的自序，亦可知《古文观止》的第二编者吴调侯的简况，他名大职，字调侯，既是吴兴祚的“从孙”辈，与吴乘权当属叔侄关系，且年龄较为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吴乘权的这位伯父吴兴祚，《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皆有传，前者且列之于“大臣传”，算是清朝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吴兴祚（1632—1698），字伯成，号留村，原籍浙江山阴，以父吴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入籍汉军正红旗。吴兴祚以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历官山东沂州知州、福建按察使、巡抚，以败台湾郑锦兵，进秩正一品。擢两广总督，后以铸钱事降级汉军副都统。康熙三十一年（1692）以副都统镇大同右卫，三十四年六月又以马匹事降三级调用。三十六年以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奉旨复原官，卒。据吴兴祚为《古文观止》所作序可知，“岁戊午”（即康熙十七年，1678），吴兴祚在福建巡抚任上时，曾请会稽章子、习子在福州教授其子古文，而吴乘权曾陪侍左右。十七年后，吴兴祚已降调大同右卫，吴乘权、吴大职又寄去新编成之《古文观止》。吴兴祚“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就为之作序，并加刊刻。一般认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即是《古文观止》首次刊印之年。
二
这部选本之所以名为“观止”，是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观周乐的故事（《古文观止》卷二已选）。季札在鲁国观赏乐舞，至舞《韶箾》，认为尽善尽美，已到极致，因而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后世即以“观止”二字形容事物已经好到极点而无以复加。所谓“古文观止”，意即古文的最优秀选本。
吴兴祚序本《古文观止》初刻本尚未见传世，其后之翻刻本，据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87年版）之《点校说明》，则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鸿文堂增订古文观止》、乾隆五十四年（1789）映雪堂刊《古文观止》。鸿文堂本为点校者个人收藏，映雪堂本现藏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馆。金开诚、葛兆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则认为吴兴祚序本以谷邑（今山东平阴）文会堂本《古文观止》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系统的最早刊本”。以目前所见，凡属于这一系统的刊本，皆有“大司马吴留村先生鉴定，山阴吴乘权（楚材）、大职（调侯）手录”之题记。
《古文观止》另一系统刊本为康熙戊寅（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仲冬，吴乘权、吴大职在家乡所刊印者，即文富堂本《古文观止》，该刻有二吴“题于尺木堂”之自序、吴乘权之“例言”，无吴兴祚之序，但仍有“吴留村先生鉴定”之题记。据《清史列传》，吴兴祚卒于是年二月，此本最早当刊于是年十一月，吴兴祚未及见到此本。今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有此本。以目前所见，文富堂本《古文观止》的翻刻本只有民国元年（1912）绍兴墨润堂刊本《增批古文观止》一种。
比较这两个系统的《古文观止》刊本，可以“稍有出入，大体相同，互有优劣”十二字概括之，但以二吴序本刻工粗糙且讹误较多。前述安平秋之《点校说明》，尚记有其个人所藏乾隆三十三年（1768）锡山怀泾堂刊本《古文观止》：“此本虽据吴兴祚初刊本翻印，但显然用它本校勘过，凡与鸿文堂本、映雪堂本有异之处，大多与文富堂本相同，而文富堂本的讹误，此本多所纠正，但亦有个别属文富堂本、鸿文堂本、映雪堂本不误而此本有误之处。此本书前有牌记三行：‘此书行世已久，坊间翻刻亥豕莫分，贻误不小，本堂重刻校对，一字无讹，同人共鉴。’说‘一字无讹’未免言过其实，但讹误甚少确属不虚。这在今天，更是难得的好本子。”
作为一个为应试而编纂的通俗古文选本，今天探讨其版本问题，意义并不大，但透过其刊印的历史，却可以使我们窥见其流行状况，从而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古文观止》的文化品格。其实在有清一代，《古文观止》的刊印当不限于上述的几个版本，正是因为当时刊刻众多，士子几乎家有其书，加之此书属于蒙学，纯为写好应试的八股文之用，所以人们大都不甚宝惜，致使流传至今者已成吉光片羽，为收藏者视若拱璧了。小说《儒林外史》中的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为书商选刻了几多时文“闱墨”的选本，畅销一时，广为射利，可见科举时代这一类实用书籍的流传之广。但诸如此类的书籍，今天已难得一见了。从版本保留意义上而言，《古文观止》与当时诸多时文选本的命运并无二致，用过即随意丢弃，星流云散，难觅踪影。
三
清代的古文选本众多，徐乾学等奉敕编选的《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四十八卷，前者有帝王背景，后者属桐城派的选政，如果说这两部古文选本难以普及流传是因其部头过大的缘故，那么，如金圣叹《才子必读古文》、谢友煇《古文赏音》、胡玉史《古文广注》、董汉策《历朝古文选》、余诚《古文释义》等，都属于卷帙相差无多的中型选本，在衡量这些选编者皆属人微言轻的布衣百姓的平等条件下，何以《古文观止》一枝独秀呢？这一问题，民国以前无人探讨，却引来了当代诸多学者的问个究竟的兴趣。
若讨论此一问题，就不能脱离时代因素与选家的功利目的。明清两代皆以八股文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八股文又称“时文”、“时艺”等，形式上是与“古文”相对的一种文体。但两者并非判若水火，势不两立，而是息息相通，互有借鉴。明代的古文家归有光既是写散文的高手，也是时文大家，尽管他年届耳顺才得中进士。明末的艾南英也以古文、时文并驾齐驱之作手，有名于时。清初桐城派的先驱戴名世是古文大家，他编选时文，即倡导以古文为时文，其《甲戌房书序》尊崇唐代韩愈、柳宗元论文之语，认为：“二家之言，益言为古文之法也。而吾以为时文之法能取诸此，则时文莫非古文也，而何必欲举古文、时文区划而分割之也耶！”戴名世后因《南山集》文字狱被杀，清人讳言其人其文。《清史稿·选举三》把这一主张完全归誉于方苞：“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清初执诗坛牛耳的王士禛在其《池北偶谈》卷十三中，言及时文对诗古文的影响，曾意味深长地说：“诗文虽无与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写作八股文，须“入口气”，即“代圣贤立言”，这就需要一定的揣摸想象，才能肖圣贤之声口；而八股两两相对，“破题”、“承题”环环相扣，又需要一定的逻辑思维，才能天衣无缝，不漏破绽。在这一时代氛围下，《古文观止》从编选到音释注评，都是围绕写作时文而进行的，所谓“山居寂寥，日点一艺以课子弟，非敢以此问世也”（二吴本序），道出了其间隐衷，这与我们今天读《古文观止》是纯粹为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迥然不同。
鲁迅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有论者认为《古文观止》之所以三百年流传不衰，完全得益于操选政者的如炬目光。《古文观止》十二卷，按周文、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明文的次序选文二百二十二篇，长者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短者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可谓细大不捐；论辩者如《晁错论贵粟疏》，沉痛者如韩愈《祭十二郎文》，可谓应有尽有。然而这并非是二吴沙里淘金或另起炉灶的持择结果，而是参考了前人的各种选本并加以集中归纳的。对此，二吴并不讳言，其序有云：“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其《例言》亦云：“古文选本如林，而所选之文若出一辙，盖较学相传即为轻车熟路，欲别加选录，虽蹊径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编所登者，亦仍诸选之旧。”所谓“选者的眼光”在此已完全转变为选者的集中概括与删繁就简的操作了。
今人评论《古文观止》，多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立论，如责其不入选先秦诸子之文、曹操与建安七子之文，批评二吴将金元之文概付阙如，又斥其漏选韩愈、归有光等人《与李翱书》、《项脊轩志》等优秀篇章，而入以《上宰相书》、《与陈给事书》、《吴山图记》等；还有论者指出《古文观止》选录了如《李陵答苏武书》、《辨奸论》等伪作，贻误后学。用今人的眼光与目的性要求古人，显然有失偏颇，也混淆了应试的功利性与鉴赏乃至研究的系统性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诉求。
选目而外，《古文观止》的评注，某些论者也持异议。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国光点校之《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此书之成，早于《古文观止》三四十年，其《前言》有云：“《古文观止》选编的绝大部分文章与《才子古文》雷同不说，这个选本中的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分析较为细致精到的评语，往往也是从《才子古文》抄过来的。”甚至将《古文观止》的选编者骂为“拙劣的文抄公”。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的金圣叹（1608—1661）是一位有极高艺术鉴赏力的文人，如他批评《西厢记》与《水浒》，繁琐处往往三言两语，即画龙点睛；细微处一经点厾，便如颊上三毛，备见神采。无论识力或文采，二吴皆非金圣叹的对手，然而二吴勤能补拙且转益多师，正可弥补其不足。对此，二吴也不讳言，其《例言》有云：“诸选各有妙解，颇多阙略，是当取其所长以补其不足，便成全璧。是编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私，毫无遗漏。”至于二吴有关评注的八股气息浓重、字词训释与文意理解的疏漏与讹误等，论者也多批评讲论。其实今天出版《古文观止》，因时代隔膜，已多不用旧注旧评，而是只用其选文，另作新注，别起炉灶，甚至译成白话，再加鉴赏，所以再无休无止地讨论二吴旧注旧评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了。
金圣叹的《才子必读古文》当非蒙学之书，又因其遭遇“哭庙案”而身首异处，其书难以广泛流传，不难理解。《古文观止》能于众多同类选本中脱颖而出，就其文化品格而论，自有其必然性，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幸运”的偶然因素。
首先，《古文观止》的书名较为吸引人，典雅而不晦涩，远较《古文赏音》、《古文释义》等取名响亮，这就有了接受基础。其次，有做过封疆大吏的高官吴兴祚为之作序，起到了招牌作用。再次，康熙以后，吴乘权所编《纲鉴易知录》刊刻以后，作为历史编年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逐渐风行，难有取代者，读者爱屋及乌，自然于其所编《古文观止》也青睐有加。其他因素如选文篇幅适中，评注钩玄提要，便于习举业者揣摸领会；不避《北山移文》、《归去来兮辞》、《阿房宫赋》等骈文入选，有益于视野的扩大；清代人口增加，从事科举的读书人日趋扩大等等。这些因素都为《古文观止》创造了广泛流行的条件。
清代八股文废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较科举制的寿终正寝尚早三年。作为学习八股时文的参考书《古文观止》却因基础广泛而重获新生，成为联系新、旧两种文化的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白话文成为文坛利器，但历史的难以割断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学习古文，涵泳于典雅的语境，仍为世人之精神需求。书贾为射利，就将《古文观止》作为一种知名品牌保存下来，而其文化品格也就此得到提升，从雅、俗之间的尴尬处境跃迁于雅文化的殿堂。民国十三年（1924），吴兴王文濡选辑《续古文观止》问世，补《古文观止》所未收之清文一百七十馀篇，借重者正是这一品牌意识。而《续古文观止》的刊行，无疑又反过来加强了《古文观止》权威性，于是这部古文选本直到今天仍然为世所重视，被各出版社不断刊印，成为占据图书市场的常销书。
历史机缘造就了《古文观止》这一图书知名品牌，我们今天就应当爱惜它，维护它，让它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发挥出最大效力。
2008年于京北天通楼
（原载《古文观止》评注本，崇文书局2010年版；《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转载，题目：《〈古文观止〉及其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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