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正史，若以“二十四史”计，则《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皆有《选举志》；以“二十五史”计，1919年被北洋政府列入正史的柯劭忞所撰《新元史》也有《选举志》；以“二十六史”计，并非正式史书却又与旧史书体例相同的《清史稿》就赫然在列了，是书也有《选举志》，并且卷帙最多。这样就总共有八部史书有《选举志》了，但《元史》与《新元史》所述朝代重复，且后者之《选举志》多与前者雷同，取材亦未见优越之处，故可只计《元史》一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朝代相沿或并峙，基本与科举制度的兴亡相始终。但历代之《选举志》并非只瞩目有关科举（科目）的内容，学校教育、官吏铨选、文武考课以及封荫、保任，皆属于“选举”的范畴。各代随情况不同，又有繁简取舍之异，难以一概而论。如元代属于吏制社会，科举并不受统治者重视，仅开科十六次，取中进士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故《元史·选举志》于“科目”语焉不详，而特详于吏员“铨法”。清中叶以后，捐例大开，《清史稿·选举志》特以一卷篇幅述及“捐纳”；又因内外交困，社会面临变革，故特设“新选举”一卷。这是《清史稿》有别于其前六史的地方。就本质而论，所谓捐纳，又称“赀选”，无非是卖官鬻爵的替代语，但出现于清代，又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在人口遽增的背景下，读书人的数量也水涨船高，科举一途更显得粥少僧多，捐纳则为一些家有馀资的士人提供了或军界、或政界一试身手的机会。谢俊美先生曾就此论道：“清代捐纳制度在推行的二百多年中，除了为清政府增加了大笔财政收入外，还为那些怀抱经世之志、屡试不中的士人提供了从政机会。在这些捐员中，不乏‘怀理繁治剧之才’、‘抱御侮折冲之器’的人。就蔡冠洛所辑《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所载人物的粗略统计，有清一代由捐纳起家，以后迁至督、抚、提镇以上的军政大员有岳钟祺、徐用仪、盛宣怀、端方等二十馀人。至于迁其下官职的则不知其数。”[1]《清史稿·选举七》所云：“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开，官吏乃以资进。其始固以蒐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矣。”[2]大约也属实情。就七部史书中《选举志》而言，“科目”所占之中心地位显而易见。《旧五代史》之修撰早于《新唐书》，但前者原书早佚，今传世之《永乐大典》重辑本所录《选举志》内容无多，且甚杂乱，当非旧貌。而《新唐书》之《选举志》简要明晰，若不讨论短暂的隋代，唐代为科举制之权舆的重要性，更显示了此史书《选举志》之不可或缺。
《新唐书》修撰于北宋仁宗时期，主要修撰人为欧阳修与宋祁，凡二百四十八卷。较之前此五代后期所修之《旧唐书》，《新唐书》的《地理志》、《选举志》、《兵志》、《食货志》、《艺文志》以及《宰相表》、《方镇表》等，皆保存了众多重要史料，其中《选举志》、《兵志》与表等，皆系《旧唐书》所无，而这些部分正是欧阳修所修撰者。清王鸣盛称：“《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3]可谓的评。《新唐书·选举志》在是书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卷，分上、下，包括学校、科目、铨选、用荫等内容。与以后各史之《选举志》相较，简括是其特点。应当明确的是，纯以史书而论，唐杜佑之《通典》二百卷，列《选举》一门为最早，凡六卷，显示了作者对选举制度的高度重视。中华书局1975年2月出版《新唐书》点校整理本。
《旧五代史》修撰于北宋太祖时期，早于《新唐书》之成书将近九十年，监修者署名薛居正，同修者则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名《五代史》，又名《五代书》，凡一百五十卷。梁、唐、晋、汉、周五代各自为书，与《三国志》之修撰方法略同。此后，欧阳修私撰之《五代史记》（即后世所称之《新五代史》）行世，薛史至南宋以后渐失流传，终致散佚，今传本为清邵晋涵等从《永乐大典》所辑，重订为一百五十卷，虽非复旧貌，但大致不差。薛史有包括《选举志》在内的十志，乃正史中最早立《选举志》者，而欧史仅有《司天》、《职方》两考，这是薛史至今难以缺位的主要原因。《旧五代史·选举志》在是书第一百四十八卷，仅一卷，内容包括科目、铨选，皆较简单。中华书局1976年5月出版《旧五代史》点校整理本。此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今人陈尚君先生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补充史料甚多，以《选举志》为例，补充史料多辑自《册府元龟》与《五代会要》，对于今人研究科举甚有助益。
《宋史》修撰于元顺帝至正间，以脱脱为都总裁官，实际参与修撰者为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宋史》凡四百九十六卷，卷帙浩繁，加之成书仓促，未免芜杂，颇获后世讥评。但其十五志，史料丰富，可为后人取资者多。《选举志》从《宋史》第一百五十五卷至第一百六十卷，共六卷，内容包括科目、学校、铨法、补荫、保任、考课等。由于宋代历北、南两朝，其间官制又经变革，故所记述多杂乱不清。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出版《宋史》点校整理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今人何忠礼先生著《宋史选举志补正》，是书利用《宋会要辑稿》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典籍，对《宋史·选举志》分段加以校勘、补正，廓清之功，驰誉史林。
《金史》之修撰，亦在元顺帝至正间，脱脱仍作为都总裁官署名于前，实际参与修撰者仍是欧阳玄等人。《金史》凡一百三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4]特多好语。《金史》有志十四篇，《选举志》从第五十一卷至五十四卷，共四卷，内容包括科目、铨选、廉察、荐举、功酬亏永等。中华书局1975年7月出版《金史》点校整理本。《辽史》与《宋史》、《金史》一同修撰，有志十篇，却无《选举志》，清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方补《选举志》一卷，这里姑且不论。
《元史》修撰于明代初年，以宋濂、王袆为总裁，曾经两次开局纂修，时间总共不足一年，成书仓促，内容重复杂乱，人名不统一，是其书之大缺憾。《元史》凡二百一十卷，有志十三篇，《选举志》从第八十一卷至八十四卷，共四卷，内容包括科目、学校、铨法、考课等。由于《元史》中的《选举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皆取材于虞集、赵世延等主编之《经世大典》，故较有价值。中华书局1976年4月出版《元史》点校整理本。清汪辉祖撰有《元史本证》五十卷，可资参考。至于民国间柯劭忞之《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已见前述。柴德赓先生谓“《新元史》问世后，对《元史》的改造并无过多出色之处”；[5]王树民先生亦称其“所用资料，一般的原书均可见，其史料价值反不如旧《元史》多为原材料”。[6]这些论述是有道理的。
《明史》的修撰经历了三个阶段共六十年的岁月，开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蒇事于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以总裁署名奏上，而其撰述之功则应归于前此已故之万斯同等著名学者。在官修史书中，《明史》的成就居前，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一《明史》有云：“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明，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7]《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其中志十五篇，《选举志》从第六十九卷至七十一卷，共三卷，内容包括学校、科目、荐举、铨选等。中华书局1974年2月出版《明史》点校整理本。黄云眉先生著《明史考证》，其中第二册包括《选举志》考证三卷，中华书局1980年6月出版。郭培贵先生著《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此后，郭培贵先生又著《明史选举志考论》，考订又较《笺正》为详，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出版。黄、郭两位先生的学术考证成果，对于《明史·选举志》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清史稿》修撰于1914年至1927年间，先由修史时所立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主其事，赵以后，又由柯劭忞代理。先后参与撰述的学者包括王树枬、吴廷燮、缪荃孙、夏孙桐、吴士鉴、张尔田、朱孔彰、朱师辙等百馀人，阵容可谓强大。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清史稿》的出版发行也同其修撰一样，仓促中不免混乱，致有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之别，文字内容也略有不同。《清史稿》初版于1927年底，由于未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未被列入正史，只得仿照王鸿绪《明史稿》例，名之曰《清史稿》。今通行者共五百二十九卷，有志十六篇，其中《邦交志》、《交通志》为此前各史所无者。《选举志》从第一百六卷至一百一十三卷，共八卷，内容包括学校、文武科目、制科荐擢、封荫推选、考绩、捐纳、新选举等。中华书局1977年12月出版齐《清史稿》点校整理本，所用底本为关外二次本。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台湾以“国史馆”之编著者名义出版了《清史稿校注》一书，其编纂原则为“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所用底本当为关外一次本，故全书为五百三十六卷，征引典籍文献八百馀种。名曰“校注”，实则重在“校勘”而略于“注释”。张玉兴先生有《评〈清史稿校注〉》一文，所论至为中肯。如文章开首即云：“1986—1991年，台湾省以国史馆名义出版了16巨册的《清史稿校注》一书，以数十位学者的努力，对七十多年来一直牵动海内外人心而争议颇多的史书《清史稿》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其工程浩大，共出校数万条注文，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其经验教训足资借鉴，值得人们高度重视。”[8]可见其大概。以《选举志》而言，《清史稿校注》于八卷中共出校勘记214则，于今人研究清代选举制度之嬗变，大有裨益。
有关七部史书《选举志》，学界已有之较新研究成果，如王庆生先生《〈金史〉校点拾遗》一文，[9]指瑕《金史·选举志》两处校勘未及处，赵树廷先生《〈元史·选举志〉勘误二则》一文[10]之有关考订等等，皆有重要参考价值。以下再就七部史书《选举志》有待商斠之处，列出若干千虑一得之愚，就正于方家学者（除上述《清史稿校注》外，已经学者指出者，不录）。
一 《新唐书·选举志》
《选举志上》：“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语义不明，似有误。当标点为：“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方通。“翘关”，即比试举重，翘关当指一定重量的金属棍状物，似须垂直上举，故要求“后手”（即处于下方的手）不能离“关”端过远。“凡十举”，《唐六典》卷五：“七曰举重（谓翘关，率以五次为上第）。”两者所记数目亦有差异。
《选举志下》：“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馀人。明年，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未出校勘记。“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长安，武则天的第十七个年号。按，其下当为天授二年（691）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考异》引《统纪》曰：“天授二年二月，十道举人石艾县令王山龄等六十人，擢为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为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为著作佐郎及评事，内黄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为卫佐。”又，“举人”，这里似当作“选人”，以与乡贡者别也。明年，当为长寿元年（692）。长寿，武则天的第七个年号。按“风俗使”，即“观风俗使”，唐初使职名。贞观八年（634），唐太宗曾遣萧瑀、李靖等十三人巡省天下州县，观风俗之得失，察刑政之苛弊。其后不置。见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观风俗使》。按，此处当作“存抚使”，唐职官名，掌巡行天下，视察政治、民风。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七：“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又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可证。
二 《宋史·选举志》
《选举一》：“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当标点为：“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按《尚书·虞夏书·舜典》：“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又：“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前者谓舜帝每五年巡视诸侯，诸侯在四岳朝见，向帝王报告自己的政绩，舜加以考察，赏赐车马衣服加以酬劳；后者谓舜帝三年考察政绩一次，考察三次后，罢免昏庸官员，提拔贤明官员，于是各项工作皆兴盛了。舜典，《尚书》篇名。中华整理本于《志》文引用《尚书》两段文字，皆未加引号。
《选举一》：“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五条皆通，中第。”此乃李淑所言唐朝事，按“天宝十一年”，当作“天宝十一载”，即公元752年。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年号。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唐玄宗天宝三年正月朔改年为载，至唐肃宗至德三年二月丁未，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未议及此。
《选举一》：“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当标点为：“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按“三物宾兴”，语本《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敎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三物，即三事，指六德、六行、六艺。“九年大成”，语本《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中华整理本将“三物宾兴”与“九年大成”同用一引号归纳于一处，似二句同出于一部文献中者，显误。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未引及此。
《选举三》：“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当标点为：“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按“章草”，草书的一种。笔画有隶书的波磔，但每字独立，不连写。张芝，字伯英（？—约192），东汉书法家，善章草。按“九体”，即草书“九体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及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所谓缣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狎书、檝书、稿书、半草书、全草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按宗炳（375—443），字少文，南朝宋南阳涅阳人，工书法。中华整理本标点显然有误。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未引及此。
《选举四》：“至是，增为四等。”中华校勘记云：“‘至是’，承上文当指开宝六年，而《长编》卷一八、《宋会要·选举》二四之九都系此事于太平兴国二年，此处误。”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与此略同。另考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九亦系此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八、《钦定续通典》卷一八皆系此事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可参考。
《选举四》：“尝睹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按“公府”，汉代三公之官府称公府，置诸曹掾史等。这里指东汉司徒鲍昱的官府，陈宠为其辞曹之官。“辞讼比”，为东汉有关诉讼成例以类相从的法律文书。《后汉书·陈宠传》：“（鲍）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又按尚书，东汉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官员，这里指陈宠之子陈忠。“决事比”，东汉有关刑法条例的法律文书。《后汉书·陈忠传》：“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初，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中华整理本于“辞讼比”、“决事比”皆未加书名号，不妥。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未引及此。
三 《金史·选举志》
《选举一》：“武举程式当与进士同时。”按“程式”，当为“程试”之误。程试，按规定的程式考试，多指科举铨叙考试。中华整理本未校出。
《选举二》：“旧制，司天、太医、内侍、长行虽至四品……”按“长行”，当为金代司天监、太医院、内侍局等官署之未授职事者。《金史·百官二》：“司天台。提点，正五品……长行人五十人（未授职事者，试补管勾）。”中华书局整理本在“内侍”与“长行”间加顿号，将“长行”当作并列于司天监、太医院、内侍局的官署，似有误。此外，金代帝王仪卫亦有名“长行”者，《金史·仪卫上》：“金制，天子之仪卫，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卫士，曰护卫，曰亲军，曰弩手，曰控鹤，曰伞子，曰长行。”
《选举二》：“两考者除从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节运同。”按“节运同”，不详所指，或系省称。考《选举二》另录“节运副”一职，秩从五品，当谓节度副使与转运司副使，则此“节运同”当指正五品之同知节度使与转运司同知。《金史·百官三》：“诸节镇……同知节度使一员，正五品。通判节度使事，兼州事者仍带同知管内观察使。副使一员，从五品。”又金刘祁《归潜志》卷七：“省吏，前朝止用胥吏，号‘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张太师浩制皇家袒免亲、宰执子试补外，杂用进士。凡登第历三任至县令，以次召补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两考，六十月得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选为知除、知案。”若然，则“节运同”上之逗号当删去。
《选举三》：“大定二十一年，定元帅府令译史三十月迁一官。”大定二十一年，即公元1181年。按“元帅府”，即“枢密院”。《金史·百官一》：“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复改为枢密院）。”又云：“枢密院，泰和六年尝改为元帅府。”泰和六年，即公元1206年，这里以“元帅府”代指枢密院，时间龃龉，疑有误，当出校勘记。
《选举三》：“内侍御直。内直六十四人。”按“内侍”，谓内侍局，属宣徽院。《金史·百官二》：“内侍局，令二员，从八品（兴定五年，升作从六品）。丞二员，从九品（兴定五年，升从七品）。掌正位阁门之禁，率殿位都监、同监及御直各给其事。”御直、内直，即内侍局属吏，受辖于局长。《金史·百官二》：“局长二员，从九品，兴定五年升正八品。”有注云：“御直、内直共六十四人。明昌元年，分宫闱局正位内直置，初隶宫闱局。”中华整理本于“内侍御直”下点句号，疑有误，当点顿号。
《选举三》：“知把书画，十人，正隆二年格，与奉职同。”所谓“知把书画”当谓金代殿前都点检司下辖近侍局属吏。韩世明、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第210页有注云：“知把书画，应为书画局属吏，《金史》卷56《百官志二》书画局条失载。”似不确。按《金史·乌古论庆寿传》：“乌古论庆寿，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书画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长，再转本局使。”可推知知把书画为近侍局属吏。知把，金人语，或译作“扎布”。《钦定金史语解》卷六：“扎布，应答也。卷五十三作‘知把’。”
《选举三》：“无荫及五十户有荫者，注八品刺郡、都巡检、副将。”按“刺郡都巡检”，不当用顿号点断，乃指诸刺史州负责治安的都巡检使司属官副都巡检使，秩正八品。副将，诸边将中的副将，秩正八品。刺郡，谓刺史州，即以刺史为长官之州。
四 《元史·选举志》
《选举一》：“成周庠序学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举于乡，升于司徒、司马论定，而后官之。”按“举于乡”，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五释《周礼·地官·司谏》“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艺，巡问而观察之，以时书其德行道艺，辨其能而可任于国事者；以考乡里之治，以诏废置，以行赦宥”一节，有云：“此即俊秀有德行道艺可升于司徒，进之天子，入太学涵养之，司马辨论官材而任之是也。”司徒，西周始置，掌管民事的官，以教导民众为主。司马，周代掌军政及军赋的大官，位仅次于掌军政大权的大师。中华整理本于“升于司徒”后标顿号，疑有误，以标逗号为宜。
《选举一》：“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按“律赋”，谓有一定格律的赋体。音韵和谐，对偶工整，音律、押韵皆有严格规定，为唐宋以来科举考试所采用。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四：“四声分韵，始于沈约。至唐以来，乃以声律取士，则今之律赋是也。”按“省题诗”，或简称“省题”，唐宋时进士应省试按尚书省所出题目而作的诗，称“省题诗”。宋俞成《萤雪丛说·诗题用全句对》：“省题诗，考官以古人诗句命题，尾字属平，全押在第二韵上，不拆破者，并用全句对全句。”宋刘攽《中山诗话》：“自唐以来，试进士诗，号省题。”按“小义”，当谓“四书”、“五经”中有关字义之训诂、解释，与“大义”相对。金代律科进士有“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之说，参见《金史·选举一》。中华整理本于“律赋”下皆未用顿号点断，易生误解，今当于“律赋”、“省题诗”下加顿号以点断之。
《选举一》：“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按“王楫”，据《元史》卷一五三本传，当作“王檝”，人名之异体字当统一与保留。王檝，字巨川（1184—1243？），金凤翔虢县（今陕西宝鸡）人。金卫绍王授副统军，兵败，降蒙古，授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后受命掌诸色工匠事。奉命五次奉使南宋，卒于宋。《元史·王檝传》：“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檝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阳石鼓列庑下。”按金朝枢密院故址当在今北京市旧城区西南广安门一带。
《选举一》：“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按“礼部”，似当作“吏部”。《元典章新集·吏部·儒官》：“除教授只受敕牒，学正受中书省劄付，学录、教谕并受吏部付身。”付身，即古代的一种身份凭证。
《选举二》：“合将万户、千户、镇抚自奏准日为始。”按“镇抚”，即元代镇抚司长官或各卫镇抚所长官。元代万户府所辖官署称镇抚司，置镇抚二员，蒙古、汉人参用。上万户府秩正五品，中万户府秩从五品，俱金牌；下万户府秩正六品，银牌。元代各卫下镇抚所，各有镇抚二员，下辖行军千户所、弩军千户所、屯田左右千户所等，皆秩正五品。参见《元史·百官二》。中华整理本将“千户镇抚”用顿号点断，改修饰关系为并列关系，疑有误。
《选举二》：“太禧院。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而立之，秩正二品。”按《元史·百官三》：“太禧宗禋院，秩从一品。”《元史·祭祀四》：“旧有崇福、殊祥二院，奉影堂祀事，乃改为泰禧院。（天历）二年又改为太禧宗禋院，秩二品。”未知孰是，当出校勘记。
《选举三》：“福建、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云南、四川、甘肃等处荫叙之人，如父祖始仕本处，止以本地方叙用。”按“海北海南”，即“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帅府”，为元湖广行省所辖。置司于雷州路（治今广东海康），辖境包括今广东西南部、海南省与广西小部分地区。中华整理本将“海北海南”用顿号点断，疑有误。
《选举三》：“两考升补参议府、左右司、客省使令史、书写、检校、书吏。”按“检校书吏”，中书省掾属检校官之属吏。《元史·百官一》：“检校官四员，正七品。掌检校左右司、六部公事程期、文牍稽失之事。书吏六人，大德元年置。”中华整理本将“检校”与“书吏”断开，疑有误。
《选举四》：“新收抚州郡、准上例定夺。”按“新收抚州郡”，谓从南宋政权夺取的领土。中华整理本于此下点顿号，疑有误。
《选举四》：“三年，省准：‘章庆使司秩正二品……’”按“章庆使司”，元代徽政院下辖掌皇太后答己兴圣宫事宜的官署名。《元史·百官五》：“章庆使司，秩正三品。司使四员，同知、副使、司丞各二员，经历、都事各二员，照磨、管勾各一员。至大三年立，至治三年罢。”《元史·武宗二》：“（至大三年三月）壬辰，车驾幸上都，立兴圣宫章庆使司，秩正二品。”前者所记官署秩别与后者及本《志》有异，未知孰是，当出校勘记。
《选举四》：“（至元十一年）省议：尚牧监正四品……”按“尚牧监”，元代太仆寺一度改为尚牧监。《元史·百官六》：“太仆寺，秩从二品。掌阿塔斯马匹，受给造作鞍辔之事，中统四年，设群牧所。至元十六年，改尚牧监。十九年，又改太仆院。二十年，改卫尉院。二十四年，罢院立太仆寺。又别置尚乘寺以管鞍辔，而本寺止管阿塔斯马匹。”此言“至元十六年，改尚牧监”，与本《志》所云“至元十一年”龃龉，疑有一误，当出校勘记。元代另有尚牧所，秩从五品，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始置。参见《元史·百官三》。
《选举四》：“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令译史人等……”按“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即“会福总管府”，《元史·百官三》：“会福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元十一年，建大护国仁王寺及昭应宫，始置材用规运所，秩正四品。十六年，改规运所为总管府。至大元年，改都总管府，从二品。寻升会福院，置院使五员。延祐三年，升正二品。天历元年，改为会福总管府，正三品。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治中一员，府判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令史八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奏差四人。”大护国仁王寺，元代大都高良河北所建佛寺名。昭应宫，元代大都道观名。中华整理本于“大护国仁王寺”下用顿号点断，似不确。所谓“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当一体视之，中华整理本于《元史·顺帝四》、《元史·顺帝五》提及此称谓处皆未点断，是。
五 《明史·选举志》
《选举一》：“阜城、西直、安定、德胜俱二名，以半年满日回监。”按“阜城”，当作“阜成”。《明史·地理一》：“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门九：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曰顺城，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彰仪，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阜成，取义使富厚安定，语本《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选举二》：“崇祯四年，朱统成进士。”当作校勘。按“朱统”，《江西通志》卷七〇：“朱统，字章华，瑞昌王之孙。中天启辛酉乡试，崇祯戊辰会试，选庶吉士，授简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升右谕德，经筵日讲，纂修《玉牒》、《大明会典》、《五经注书》。乙亥，册封襄藩。庚辰，分礼闱，壬午，典试江南。升南国子监祭酒，以父老疏辞。奉旨南雍，亟资造士，不得以私情陈请，遵旨赴任而殁。生平清介自守，居家以孝友称。每休沐，惟闭户读书，恂恂如书生。贯穿经史，习国典，熟朝报，能成诵。在宫詹日，极承宸眷，凡奏疏几盈尺。两试所拔多名俊。著有《我法居集》。”此言“崇祯戊辰”，当为崇祯元年（1627），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统籍贯江西新建，考中明崇祯元年三甲第七十名进士。《志》文言“崇祯四年”，误。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第248页亦指出此误，不赘。
六 《清史稿·选举志》
《选举一》：“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此人名“蔡德峻”当作校勘。按“蔡德峻”，生平不详。考《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八、《钦定国子监志》卷三一亦作“蔡德峻”，似辗转相袭，皆有误。乾隆初，礼部尚书杨名时所荐者中有“蔡德晋”，当是。蔡德晋（生卒年不详），字仁锡，号敬斋，无锡（今属江苏）人。雍正四年（1726）举人，历官国子监学正、工部司务。著有《礼经本义》、《礼传本义》、《通礼》等。《清史列传》、《清史稿》皆有传。《清史稿校注》对此亦未作校勘。
《选举一》：“康熙元年，停副贡额。十一年，以查禄奏复，旧制优贡之选，与拔贡并重。”按文意，查禄所奏复者，“停副贡额”也，“旧制优贡之选，与拔贡并重”二句当属下一段内容，故“以查禄奏复”后当点句号。此，《清史稿校注》不误。
《选举一》：“健锐营、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皆清代特设，习满、蒙语言文字。”按“圆明园护军营”，全称“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清代禁卫军之一。雍正二年（1724）置，由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组成，掌圆明园环园门汛的守卫及皇帝出入圆明园途中的警跸事宜。其下附设官学四所，教习六人，掌教营中官兵子弟。中华整理本将“圆明园”与“护军营”用顿号点断，疑有误。《清史稿校注》亦误。
《选举二》：“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奏闻。”按“王大臣”，清代满洲贝勒（王）和大臣的合称。中华整理本将“王”与“大臣”用顿号点断，似不妥。整理本《清史稿》多处亦如此点断，《清史稿校注》亦然。
《选举三》：“浙江监生查士韩……”人名未作校勘。按“查士韩”，《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己酉，特准顺天乡试浙江钱塘县监生‘查嗣韩’、福建侯官县贡生林文英五经中式，光绪会典事例卷三四八同。此‘查士韩’当作‘查嗣韩’。”甚是。查嗣韩（1645—1700），字荆州，号皋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馀不详。
《选举三》：“江南举人顾天成……”人名未作校勘。按“顾天成”，当作“顾成天”，《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顾天成，案光绪会典事例卷三五四作‘顾成天’。又案世宗实录，赐顾成天进士，一体殿试在雍正八年三月十二日庚辰。”甚是。顾成天（1671—1752），字良哉，号小崖，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雍正八年（1730）特赐进士，历官编修、少詹事，以老乞归。著有《离骚解》、《花语山房诗文小钞》等。
《选举三》：“亲军前锋，护军……”“亲军”与“前锋”当用逗号点断。按“亲军”，即“亲军校”，清代亲军营之职官。清初设置，上三旗满洲、蒙古额设七十七人，秩正六品。掌分辖亲军以宿卫扈从。乾隆四十年（1775）复增设委署亲军校七十七人，初无品级，五十一年，定为从八品。按“前锋”，即“前锋校”，清代八旗前锋营之下级军官。初名噶布什贤壮达，顺治十七年（1660）定汉名为前锋校。位在前锋侍卫之下。每旗十二人，秩正六品，掌分辖前锋。《清史稿校注》亦未点断。
《选举四》：“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对两人名未作校勘。按“袁家穀”，据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当作“袁嘉穀”（1872—？），字叔五，号南耕，石屏（今属云南）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选庶吉士，同年举经济特科，授编修，历官浙江提学使。按“张一麟”，据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当作“张一麐”（1868—1943），字仲仁，号公绂，又号民佣，吴县（今属江苏）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光绪二十九年举经济特科，授直隶饶阳知县，历官弼德院参议，入民国，任教育总长。著有《心太平室集》。以上，《清史稿校注》亦未作校勘。
《选举四》：“山东巡抚李之奇以保荐滥及赀郎，诏旨切责。”未作校勘。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世祖实录，‘山东巡按’李之奇疏荐范复粹等三十一员，以滥及赀郎，诏旨切责在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壬申。又案清史稿疆臣年表五，顺治二年任山东巡抚者二人，前为方大猷，后为丁文盛。此‘山东巡抚’当作‘山东巡按’。”可参考。李之奇，交城（今属山西）人（生卒年不详），历官山东巡按、四川巡抚。巡按，清初沿明制，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考察府、州、县官，秩正七品。顺治十八年（1661）停废此制。
《选举四》：“漕督帅颜保请复旧例……”只将“颜保”标人名号，误。按“帅颜保”，满洲正黄旗人（1641—1685），赫舍里氏。历官内国史院学士、吏部侍郎、漕运总督、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清史稿》有传。《清史稿校注》不用专名号，正或误未显现。
《选举四》：“侍读萧维豫……”未作校勘。按“萧维豫”，当作“萧惟豫”（1637—？），字介石，号韩坡，德州（今属山东）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读。著有《但吟草》。《清史稿校注》亦未作校勘。
《选举四》：“孙嘉淦为祭酒，举其弟扬淦为国子监学正。”“学正”，当出校勘记。按“学正”，清代设于国子监之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以及各厅、州儒学，秩俱正八品，掌所属监生或生员之学业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世宗实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乙卯，以孙嘉淦荐弟扬淦事，怀私欺罔，冒滥名器，著革职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又案清史稿列传九十孙嘉淦传，孙嘉淦举其弟扬淦为‘国子监监丞’，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十八，清国史馆孙嘉淦传同。此‘学正’二字当作‘监丞’。”可参考。监丞，《清史稿·职官二》：“（国子监）绳愆厅监丞，初制，满员五品，汉员八品。后并改正七品。”
《选举五》：“初正一品、特进、光禄大夫……”标点有误，当作“初正一品特进光禄大夫”，中间不当点断。《清史稿校注》亦误。
《选举五》：“定公、侯、伯依一品，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当作校勘。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高宗实录，定公、侯、伯依一品等事在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乙亥。又‘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当作‘子依三品，男依四品予荫’，光绪会典事例卷一四四、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同。”可参考。
《选举五》：“定河道总督荫用员外郎、主事。”当作校勘。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光绪会典事例卷七十四，是年定河道总督荫生，内以主事用，外以通判用，未言用员外郎。”可参考。
《选举五》：“赠左都御史衔。”当作校勘。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左都御史，案清史馆朱希祖纂选举志稿封荫作‘右都御史’，光绪会典事例卷一四四同。此‘左’字当作‘右’。”甚是。
《选举五》：“把总、经制、外委以上……”将“把总”与“经制”点断，有误。按“把总经制、外委”，谓额设把总与外委把总。把总，清代绿营兵的基层组织“汛”的领兵官，秩正七品。经制，清代凡属国家额定编制额缺之内的正职官员，谓之经制官吏。外委，为清代绿营中的低级军官，有外委千总、外委把总，通称外委。其职掌与额设千总、额设把总相同，但因系额外差委之官，其品秩较额设千总、把总为低。这里专指外委把总，秩正九品。《清史稿校注》标点亦误。
《选举五》：“此外贡监生考职，用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吏目、京通仓书、内阁六部等衙门书吏、供事，五年役满，用从九品未入流。”细详文义，于“吏目”下用顿号，疑有误。当用句号。京通仓书，当谓京师、通州十三仓的书役。清代户部仓场衙门下属京通十三仓，京仓包括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海运仓、北新仓、富新仓、兴平仓、太平仓、储济仓、本裕仓、丰益仓等十一仓；通州仓有中、西二仓。合称京通十三仓。凡各省运京之漕粮，按种类与支放用途，分存于京通各仓。书役，清代各级官府中掌文簿书记的小吏。书吏，官府中承办文书的吏员。清代内外各官署皆有定额之书吏，为雇员性质，大都父子兄弟相传，熟悉吏事。供事，清代中央机关书吏的一种，供职于宗人府、内阁、翰林院等处，任职到一定年限可以转为低级官员。清叶凤毛《内阁小志》：“供事即书办，惟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都察院各书馆为供事，礼部曰儒士，外曰典吏，名异而实同也。”《清史稿校注》此处标点亦误。
《选举五》：“奉锦、山海、吉林、热河、口北、山西、归绥等道缺……”按“奉锦、山海”与“山西、归绥”，两个顿号皆有误。“奉锦山海”，谓奉天府、锦州府与山海关，即“奉锦山海关道”。《清史稿·穆宗一》：“（同治五年八月）裁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山西归绥”，即“归绥道”，清代隶属山西省。治所归化城，故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清史稿校注》标点亦误。
《选举五》：“各直省驻防官、理事、同知、通判为满洲缺。”“理事”与“同知”不当断开。按“驻防官”，即“驻防八旗”的官员。驻守畿辅与各地的八旗官兵，即称“驻防八旗”。各按专城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等驻防长官，下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卫等职。镇守一方，控制险要。理事同知，即驻防将军的属官，协助将军掌听所属旗民狱讼之事。《清史稿·刑法三》：“旗营驻防省分，额设理事同知。旗人狱讼，同知会同州县审理。”“通判”，即“理事通判”，亦驻防将军之属官。协助将军治理兵、民、钱谷等。《清史稿校注》标点亦误。
《选举五》：“外官从六品首领，佐贰以下官不授满洲、蒙古。”当作校勘。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以下简称‘光绪会典’）卷七所谓‘满洲、蒙古无微员’，当即指此。揆其本意，乃在‘当年八旗人少’故，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道光五年，英和奏上‘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可参见。惟至光绪后，满、蒙生齿渐繁，任巡检、盐大使者，已于搢绅全书爵秩全览中可得见。又清谭卷十微官末秩之苦况条，光绪十一年，满洲人寿嵩选授靖州吏目，州吏目秩从九品，则更属微员之显证。”可参考。
《选举五》：“道员以下不授宗室。”当作校勘。按《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光绪会典事例卷五，自咸丰七年起，远支宗室已外放道府；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癸酉政治官报（第三一九号）吏部奏酌拟变通京察事宜折，自是年起，近支宗室亦外放道府。则据此，道员以下不授宗室当属咸丰以前之成例。”可参考。
《选举五》：“福建闽侯等九县，为沿海缺。”“闽侯”当断开。按“闽”，即“闽县”；“侯”，即“侯官县”。治所皆在今福建福州市。1913年，闽县与侯官县方合并为闽侯县。
《选举五》：“其以资劳进用者，营伍差官，提塘，随帮，随营差操，经制及外委，千、把总、无责任效用官……”标点有误，当作：“其以资劳进用者，营伍差官提塘、随帮，随营差操经制及外委千、把总，无责任效用官……”所谓“营伍差官”，清代谓军队受特命派往各处任职并执行特定任务的武职官员，中华整理本将“营伍差官”与“提塘、随帮”用逗号点断，将“差官”视为官名，有误。提塘，即“提塘官”。清制，各省派驻京师提塘官十六人，隶兵部捷报处，掌递本省与各部院往来文书，领送颁给各省官员敕书及州县印信。由督抚于本省武进士、武举人及候补、候选守备内拣选，咨兵部充补。光绪末，改隶邮传部。随帮，清代掌漕运的武职官员，在千总之下。《清史稿·食货三》：“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一帮，领运千总每帮二，随帮武举一。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丞、典史为协部，吏典为押运。旋裁押运。后白粮改令漕船带运，复裁总、协二部。苏、松、常每府增设千总二，更番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一，押趱回空。浙江增设千总四、随帮二，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军众，分为前后两帮，增设千总二、随帮一。白粮减征后，并两帮为一，其千总随帮悉予裁减。”所谓“差操”，按清制，差操是绿营的重要任务，弁兵以差操为专职。差，即差役，如解送、守护、缉捕、察奸、缉私、承催及站道、清道等等；操，就是训练，如习技、练阵、听令等等。绿营既有承担百役之责，应付各项差役，又要担负作战镇守之任，就必须进行训练。差操相混，为清代绿营制度的一大特点。中华整理本将“随营差操”与下“经制及外委”用逗号点断，将“差操”视为官名，有误。经制，清代凡属国家额定编制额缺之内的正职官员，谓之经制官吏。外委千把总，为清代绿营中的低级军官，有外委千总、外委把总，通称外委。其职掌与额设千总、额设把总相同，但因系额外差委之官，其品秩较额设千总、把总为低。中华整理本将“外委”与“千、把总”用逗号点断，有误。《清史稿校注》标点亦误。
《选举五》：“御史朱斐疏请定科目、行伍分缺选用之制……”按“朱斐”，当作校勘，疑当作“朱裴”，字小晋（？—1700），号裴公，闻喜（今属山西）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历官直隶易州知州、刑部员外郎、广东道御史、礼科给事中、工部侍郎。以疾归。《清史稿》有传。《清史稿校注》亦未作校勘。
《选举六》：“十七年，从左都御史魏裔介请，行纠拾之法，以补甄别所未及。”当作校勘。按《清史稿·魏裔介传》：“（顺治）九年，转吏科都给事中。十年，大计，疏请复纠拾旧制，言官纠拾未得当，不宜反坐，下所司，著为令。因复疏言顺治四年吏科左给事刘楗以纠拾被谴，宜予昭雪，上为复楗官。”此言“十年”，与《志》文“十七年”有异，未知孰是。《清史稿校注》亦未作校勘。
《选举七》：“御史陆机言……”当出校勘。按“陆机”，生平不详。《清史稿校注》校勘记云：“案御史题名录，康熙朝御史无陆机；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二请速停保举永闭先用疏，此‘陆机’当作‘陆陇其’。又碑传集卷十六，陈廷敬撰监察御史陆君墓志铭，陆陇其卒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辛卯；清史列传卷八陆陇其传，此疏当陈于康熙三十年正月。”可参考。
《选举八》：“各省谘议局互选谘政院议员……”按“谘政院”，为“资政院”之讹。当作校勘。资政院，清廷为筹备立宪而设立的中央谘议机关。此，《清史稿校注》不讹。
从以上所述标点之错讹情况而论，海峡两岸先后整理《清史稿》，虽使用底本有异，但至少可断定《选举志》，《清史稿校注》之标点曾参考过上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之《清史稿》。
笔者腹笥有限，学识浅薄，以上“商斠”，妄断金根、郢书燕说，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专家学者提出批评意见。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1期；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2009年3月20日《简报》第26期转载）
注释：
[1]谢俊美：《晚清卖官鬻爵新探——兼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3卷第5期。
[2]（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二《选举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33页。
[3]（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
[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414页。
[5]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6]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页。
[7]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1页。
[8]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9]王庆生：《〈金史〉校点拾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11期（总429期）。
[10]赵树廷：《〈元史·选举志〉勘误二则》，《学术研究》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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