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太清（1799—1877），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满洲镶蓝旗人，祖籍铁岭（今属辽宁），出生并成长于北京海淀香山健锐营，26岁入簉多罗贝勒奕绘（1799—1838）为侧福晋。因她是乾隆间被皇帝赐死的“罪臣”鄂昌的孙女，只得冒贝勒府二等护卫顾文星之女呈报宗人府备案，所以有“顾太清”之称。若依本性，自以称西林春或西林太清为宜。奕绘的祖父乃乾隆帝的皇五子荣纯亲王永琪，永琪的嫡福晋是鄂尔泰（鄂昌的叔父）之子鄂弼的女儿，以行辈论，太清尚长奕绘一辈。太清与奕绘由相互倾慕到终成眷属，这一层旧戚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奕绘虽为天潢贵胄，却自幼好学，能够世其家风，学兼中西又擅长诗词绘画，与当时著名学者王引之、阮元等皆有交往过从。他15岁与副都统福勒洪阿之女妙华成婚。妙华姓贺舍里氏，名霭仙，字妙华，成为奕绘的嫡福晋时年16岁，长奕绘一岁。妙华夫人亦好文学，可惜享年不永，33岁即遽尔辞世，留下嫡长子载钧（13岁）、长女孟文（12岁）、次女仲文（10岁）。随后，奕绘即以太清摄行嫡室之责，没有再娶正室。两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极尽闺房唱和之乐。八年以后，奕绘亦归道山，年仅40岁。三个月之后，太清即奉太福晋之命移居府外，于是有关流言蜚语也随之而起。想来总因才高招妒，方令一代词人蒙冤。
著名词曲家如皋冒广生（1837—1959），于20世纪初曾写有《读太素明善堂集感顾太清事辄书六绝句》，其中有“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回”之吟。而一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的《己亥杂诗》第209首恰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吟哦，后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2]奕绘的老荣王府故址就在原宣武门内的太平湖畔，因而好事者关合龚、顾，以为两人有溱洧之嫌，飞短流长，不胫而走，乃至众口喧腾，三人成虎，甚至有人悬揣龚自珍暴死丹阳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为奕绘家人追杀所致。这就是所谓的“丁香花公案”，曾朴又将之写入小说《孽海花》第三回“领事馆铺张赛花会，半敦生演说西林春”，第四回“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绘声绘色，毫无遮拦而外，又极尽小说家敷演虚构之能事。
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孟森撰《丁香花》一文，以严谨的考证之笔明确此事之虚妄不实；随后，民国才女苏雪林又为顾太清辩诬，冒广生也对自己先前出语不慎深感追悔莫及。至此，所谓“丁香花公案”之真相本来已经了然于世，无须再辩。然而限于有关资料的先天不足，近年以来，一些论者仍以太清身世有若干扑朔迷离之处，坚持旧说不放，加之孟森、苏雪林的相关考证，因限于当时条件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笔者因较早见到学者从日本携归的顾太清《天游阁集》全帙，曾写过两三篇研究这位女词人及其文学成就的文章。1992年，笔者又曾就太清仓皇出府一事，致函向早已息影台南的苏雪林老人请益，老人时已96岁高龄，亲自复函千馀言，提起半个世纪前为太清辩白一事仍然激动不已，但于信函中仍认为龚自珍的暴卒与奕绘嫡长子载钧误信谣传有关。1998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张璋先生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是目前国内较为完备之本，但终因材料所限，至卷末所附太清之年谱，也多语焉不详之处。2000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邓红梅女士所著《女性词史》，学者对之有“史、论、评兼优”的评价，然而论及顾太清事，也因对其身世有不甚了然之处，致令出现一些揣测语。可见如果欲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位清代第一女词人，明其身世是非常必要的。
2000年12月，金启孮先生所著《顾太清与海淀》一书，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从书名看，貌似一部乡邦文献，实则全书着重于对太清身世及其亲友的考述，资料翔实可靠，对于廓清有关事实大有助益，堪称一代女词人的信史。全书分为二十章，多角度地观照词人之生平与社会关系，所附年谱尤言简意赅，脉络清晰。作者系著名的女真文专家，于满学、蒙古史皆有造诣，其治学以严谨著称，著述宏富。金先生属爱新觉罗氏，为奕绘与顾太清的五世孙，其父金光平（恒煦）即是我国女真文研究的巨擘。金先生由于有查考《爱新觉罗宗谱》与《荣府家乘》的便利，太清又是自家先人，因而研究这位女词人就有外人难以比拟的材料上的优势。外人迷惑不解之处，金先生恰能游刃有馀，洞见症结。
即以太清出府一事而论，如果仅用“嫡庶之争”解释太清“亡肉含冤谁代雪”之叹，似嫌牵强。金先生在书中提出一个研究的重要线索，颇为可信。原来奕绘辞世于道光十八年（1838）农历七月初七日，而这一天恰是太清长子载钊的生日，这有《爱新觉罗宗谱》的记载为证：“追封镇国公载钊，道光五年乙酉七月初七日午时生。庶母顾氏，顾文星之女。”宗人府档的记录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不会错。然而太清于奕绘卒后却似乎有意讳饰，如有所忌。太清有《初九清风阁望钊儿，钊儿生于乙酉七月初九日》一诗，诗云：
老眼凭高看不清，忽闻林际马嘶声。今朝骑马登山者，十七年前此日生。
此诗反复强调载钊的生日是七月初九日，而非初七，似为“立此存照”的有意之作。原来旧时迷信，如若长辈之忌日恰与晚辈之生日同，兼又涉及嫡庶问题，则此晚辈就有可能被家人视为“克星”，属于“不吉之人”而受到家中人的歧视。今人视为无稽之谈者，于旧时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载钊又与嫡室妙华夫人之次子载钦同一年出生，而载钦翌年即夭亡，这无疑更加重了庶室“克人”的说法。此外，清代王府中有许多“包衣”（奴才）人等充当护卫一类的执事人员，为数不少且各有其主，遂形成派系，人际关系复杂，俨然一个小型社会，远非汉人一般的八口之家甚至“五世其昌”的大家庭所可比拟。这种状况，读者如果熟悉小说《红楼梦》的相关描写，应当是不难体味的。
太清以“罪人之裔”的身份，冒档进入荣亲王府为侧室，本来就易遭到府中人妒；她与奕绘的伉俪情笃，就更为嫡室一派人马所难容。加之奕绘身故后，太清为人明察精细，每为下人所畏惮，一班宵小在太福晋周围造作一些不利于太清的流言蜚语，甚至诬蔑她有“夺嫡”之心，皆可以想见。太清以“亡肉含冤”这一《汉书·蒯通传》中的典故，诉说自己被冤之恨，是恰切的。金先生书中对太清出府的有关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联系太清于事平之后写给定郡王载铨的《金缕曲》一词，问题就更明朗化了。这首词中以“虽有覆盆终解释”一句感谢载铨之援手，若果真有“丁香花”一类的风月事件，即使皇帝出面当也难于“摆平”，更不用讲定郡王的出面调解了。
太福晋过世后，载钧因无子，即以载钊的长子溥楣为嗣。咸丰七年（1857），载钧病逝，其嫡福晋已经先于其夫而亡，只遗下侧室二人。太清重又入府居住。不过此时的王府早已经降袭为镇国公府，按清廷规矩，须搬出原王府，另奉旨到今北京大佛寺一带再建镇国公府。太清迁居大佛寺的镇国公府后，就资遣载钧的两位侧福晋移居府外。金先生书中对于太清家庭变故的如实讲述，透露出旧时满洲贵族之家嫡庶之争的激烈性，是可信的。
《顾太清与海淀》一书以存信于人为目的，用多重层次讲述了太清家世以及她26岁才得嫁出的原因，又旁及许多清代掌故，往往涉笔成趣，引人入胜。这部书不仅可为治清词者取资，也可为喜谈清人轶事者所收藏。最近又有论者撰文将顾太清与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列为“四才”，[3]可见对于这一位清代第一女词人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顾太清与海淀》一书的问世，恰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资讯。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4期）
注释：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67页。
[2]刘逸生等：《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699页。
[3]罗继祖：《四才图》，《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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