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论文

    李益是中唐时期较有影响的一位诗人，在五音繁会的唐代诗坛中，他虽不能与李白、杜甫等大家争雄角胜，却也以清奇俊爽的诗风独步一时。《旧唐书》本传称其诗：

    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1]

    可见，李益的诗在当时颇受世人的推崇与喜爱。后世论唐音者，对李益也有极高的评价，如清人王士禛将他与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并列，称此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2]清沈德潜选《唐诗别裁集》卷八就称他“最长边塞诗，不独‘回乐峰前’一绝足以动人”。[3]本文拟就李益诗集的一些问题及其从军经历，结合中唐的时代特点，略论李益边塞诗的思想成就，就正于读者。

    一

    两《唐书》所记李益的从军经历均极简略，如《旧唐书》只提到他“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4]这一事实，李肇《国史补》的记载与此略同。幸好李益曾写过一篇《从军诗序》，为我们考其从军经历提供了线索，然而由于《全唐诗》未收此《诗序》，一些研究者即怀疑它的真实性。谭优学先生曾认为《诗序》“世甚罕见，既不见于《全唐诗》，又不见于搜罗甚富之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仅见于张澍在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并说：“整个序文似非李益原作，如出自张澍的拼凑冒真。”同时，谭先生又举李益“诗名早著”与“束发言兵”为旁证，对《诗序》中的某些内容也提出疑问，把李益从军的时间提早至大历九年（774），即李益二十七岁那一年。[5]这些观点值得商榷，由于《诗序》的真伪关系到对李益生平及其边塞诗的研究，特作如下考辨。

    第一，《从军诗序》并不“仅见于张澍在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以下省称“张本”），席启㝢在康熙四十一年所刻之《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以下省称“席本”），也收有《从军诗序》，且与张本毫无二致。席本比张本的刊刻早近一百二十年，《诗序》非张澍之作伪可知。席本分上、下两卷，卷首题作《李尚书诗集》，与集名不同，存李益诗一百四十一首，《从军诗序》即刊于席本下卷之首。

    第二，进一步比较张本、席本与《全唐诗》（包括卷二八二、二八三“李益诗”和卷七八八、七八九的联句九首）所收李益诗数目的异同，就会发现张本除少收一首联句外，其他与《全唐诗》相同，但诗的排列次第迥异。研究一下张本的排诗规律是很有趣的，原来张澍有意对李益集再作一次整理，他把席本所收《诗序》提到上卷之首，又按席本下卷的排目，特意将涉及从军内容的诗一一挑出排在《诗序》之下，共得三十三首；接着他又按席本上卷次第找出九首，从《全唐诗》中又按次序找出五首，并把这五首收在三十三首之后，席本上卷的九首则置于其第三十八首之后，共录得四十七首“从军诗”。张澍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集中李益的从军诗作，以凑足《诗序》中所言“从军诗五十首”之数。张本从第四十八首《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开始，又基本按席本的排目辑录，其间杂有席本未收而见于《全唐诗》的李益作品。张本共收李益诗一百七十三首（包括八首与他人的联句）和五个选句。张澍与李益同是武威人，出于同乡之念，他对李益集的整理贪多务得。张本卷前所收李益《敬兄箴》、《劝学箴》二文，系从《秦州旧志》录得，连张澍本人也说“不类唐人”之作；他辑存的五个选句，有三句已分别见于一百七十三首诗之中，系从《唐诗纪事》中盲目抄录的。谭先生怀疑《诗序》有张澍作伪的痕迹，并非没有根据，但忽略了张本与席本的渊源，结论就出了问题。

    第三，席本中的《诗序》从何而来？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著录“《李君虞诗集》二卷”，下注：“明刊宋本，刘蓉峰藏书。”在“题解”中又说：“此明弘、正间刻本，作《李君虞诗》，即席启㝢刻本之祖。”[6]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唐四十七家诗》、《唐四十四家诗》两个明人钞本，内含《李君虞诗集》，均收有《从军诗序》。席氏《诗百名家全集》的“凡例”说：“诸家诗集有以官名者，有以地名者，有以名字者，有以年号者，悉照宋雕善本模勒付梓，不复轻改，遵旧制也。至卷首辑传则概用官爵或赠谥，稍存划一之义。”这表明席本卷首所标《李尚书诗集》之名，是席氏“划一”的名称，而《李君虞诗集》则是从宋本的名称相沿而来。实际上，李益的集子一直是以两个版本系统流传的。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别集类”中既著录有《李益集》，又著录有《李君虞集》；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四亦著录：“《李益集》二卷，《李君虞集》二卷。”高氏对这种“一人而两集并行”的奇特情况未作详细的考证，只说：“抑为传者之别更有说欤？”[7]根据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李益集的十种版本，可以断定：凡名为《李益集》的本子，均未收诗序，它们是明刊本《唐人诗》（藏北京图书馆）、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明朱警刊《唐百家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明黄贯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唐诗》。凡名为《李君虞诗集》或《李尚书诗集》者，均收有《诗序》，它们是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诗》与《唐四十七家诗》（藏北京图书馆）、清初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藏北京图书馆）、席启㝢康熙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张澍道光刊本《二酉堂丛书》。由此可知，席本既名作《李君虞诗集》，又收有《诗序》，是渊源有自的。

    第四，《全唐诗》何以未收《从军诗序》？如所周知，《全唐诗》的编纂参考了季振宜的《唐诗》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但主要以季本为主。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唐音统签目录》一册，其《丁签》目录有：“李益，三卷，《统签》之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八。”该记载的卷数适比目前所见李益集多一卷。《唐音癸签》卷三〇著录：“李益诗一卷，从军诗五十首。”[8]《癸签》所录的一卷是否就是《丁签》所多出的一卷呢？如果真如此，则《丁签》可能收有《诗序》。席本“自序”说：“《唐音统签》丁集行世盖寡，所见者唯《戊集》耳。辱诸公寻息壤一言，或邮寄，或手授，或以束修羊借抄者，多至数卷，少仅数篇，必为录副详校。”席本与《丁签》有何种关系，只有待以后《唐音统签》全部影印出版后才可作结论了。《全唐诗》成书仅二年，极为仓促，漏收《诗序》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从军诗序》是完全可靠的，可以据之考订李益的从军经历。

    那么，“束发言兵”、“诗名早著”同《诗序》中“自建中初（时李益三十三岁左右——笔者），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荏苒从役”的“矛盾”又如何解释呢？“束发即言兵”是李益《赴邠宁留别》一诗中的句子，如果再参照他另一首《来从窦车骑行》诗中“束发逢世屯，怀恩抱明义。读书良有感，学剑惭非智”四句，显然，“言兵”与“学剑”都是以项羽自比，事见《史记·项羽本纪》，“言兵”仅是学习与研究兵法而已。李益生长边陲，又逢乱世，束发之年（十五岁曰束发之年）就开始对兵书战策发生兴趣，毫不足怪。至于“诗名早著”，更与他从军的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其例。谭先生非疑《诗序》，当系一时失考，为将就“束发言兵”，把李益首次参佐幕府的年龄从三十三岁提至二十七岁（实际也超过束发之年十二岁），就更难以服人了。

    二

    李益《从军诗序》说：

    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

    根据这些记载，考以诗人的作品及其他材料，李益的从军经历就大体明确了，卞孝萱先生[9]与谭优学先生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现参考二家之说，断以己意，综述如下：

    李益（748—829？），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他八岁时，安史之乱席卷中原，诗人的家乡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战争的荼毒。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记述：“永泰（765）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10]李益时年十六七岁，其《从军有苦乐行》所谓“仆居在陇上，陇水断人肠”，[11]就是诗人对遭受战乱的家乡人民颠沛流离生活的概括。李益青少年时期的动荡生活激发了他“束发即言兵”的热情，为他以后从军报国与边塞诗的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李益十七八岁时移居内地，二十二岁在东都洛阳考中进士，二十四岁又登制科，授华州郑县尉，不久又升为郑县主簿。据《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一诗推断，他曾一度罢官，以后又在长安附近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12]碌碌无为的县尉生活，久不得升迁的苦闷激励着诗人从军报国的雄心。三十三岁时，他终于进入朔方节度使司空冀公崔宁幕中去“秉笔参帷幕”了，并随即跟崔宁巡行朔野，“去矣勿复悲，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代表了他将要参与巡行时的思想。由于朝廷内部发生矛盾，这次巡行只到夏州，崔宁就被召回朝，李益并没有随之而去，而是在接替崔宁职务的李怀光幕下继续充当幕僚，巡行朔野。毕竟赏识他的崔宁已去，“将军失恩泽，万事从此异”（《来从窦车骑行》）。不久，诗人又离开了李怀光。这次巡行，诗人的足迹踏遍了黄河中游一带，从夏州、盐州、宥州、灵州、丰州直至黄河以北的三受降城，都留有诗人的行踪。李益许多著名的边塞诗就写于这次巡行间，如《五城道中》、《从军夜次六胡北》、《夜上受降城闻笛》、《暮过回乐烽》、《拂云堆》、《度破纳沙》、《六州胡儿歌》、《暖川》等众多优秀作品，都是李益三十三岁至三十四岁时的创作，可称是他边塞诗创作的丰收期。

    李益三十五岁又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时间不长即因朱滔叛唐，弃之而归。从军报国之路竟如此坎坷，诗人心中又燃起跻身仕途的希望之火。三十六岁，李益再登拔萃科，授官侍御史。由于朱泚之乱的影响，满目荆棘的官场生涯又敦促诗人开始了从军的征程。三十九岁，李益又到鄜坊节度使论惟明幕中栖身，约有一年之久。四十一岁，李益再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一去就是八年。在论、张二幕中，李益写有《上黄堆烽》、《再赴渭北使君留别》、《赴邠宁留别》、《立春日宁州行营因赋朔风吹飞雪》等边塞诗篇。《从军诗序》就是诗人入张幕不久的贞元四年（788）写下的，这一年他辑录了自己的五十首从军诗送给另一位诗人卢景亮。张献甫卒后，李益曾游河东、河北，五十岁又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这是他从军历程的最后一站。五十三岁他到扬州，几年后回到长安，一直做到礼部尚书致仕，八十馀岁卒。

    纵观诗人一生经历，李益从三十三岁至五十三岁的二十馀年中曾六次栖身幕府，在军中断断续续有十五六年之久。这一时期正是他精力充沛的壮年时代，黄河中游广大地区（包括今天陕西、宁夏、内蒙古中部、甘肃部分地区）的边塞风光、紧迫的军事形势陶冶着他的诗思，这是诗人边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根据《资治通鉴》作一简单统计，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的三十年中，唐王朝与吐蕃的大小军事冲突在以上地区达四十馀次之多。[13]贞元二年（786），吐蕃进攻泾、陇、邠、宁一带，竟至“诸镇守闭壁自固，京师戒严”[14]的严重地步。诗人“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官”的吟咏（《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边塞形势。相对而言，中唐时期唐王朝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战争较少，据《资治通鉴》统计，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的三十年中，幽州一带只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民族冲突。[15]幽州地处唐王朝与东北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际处，距长安较远，东部又有卢龙塞的扼守，这一带比黄河中游地区平静得多。李益五十岁进入幽州刘济幕府后，可入边塞诗的材料已经不多，加之垂老之年的暮气又渐渐笼罩了他的诗思，他希图于军中建功立业的初衷终于随时间的流逝而销磨殆尽，反而产生了“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又献刘济》）的怨望心理。尤其是他五十三岁南下扬州之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16]的无限城市风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17]的旖旎夜间景象更令这位才子心灰意懒，“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上黄堆烽》）的豪言壮语终于被“可怜江上月，遍照断根蓬”（《扬州早雁》）的凄凉之音所替代了。

    如果说李益北走幽州以后，其边塞诗渐成强弩之末；那么他的南下扬州，就使以往那种奋发蹈厉的雄壮之音也终于销声匿迹了。李益返长安之后，随着官阶的提升，更远离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已经创作不出脍炙人口的诗篇了。

    三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先生说：“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召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18]唐代知识分子得中进士却不能马上跻入仕途，他们往往以夤缘幕府作为进身之阶，大批文人进入幕府，生活于军旅之中，造成了唐代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对爱国精神的讴歌，对征人思妇的同情，对边将昏庸的谴责，对朝廷政策的批评，对边塞风光的描写都可成为边塞诗吟咏的主题。这些主题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歌伎都以演唱边塞诗歌较胜争强，所谓“旗亭画壁”[19]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随着唐王朝国势的逐渐衰弱，边塞诗发展至中唐已不像初、盛唐那样慷慨激昂、气象雄浑了，然而它所独具的清醒深沉的写实特色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顾况、戴叔伦、戎昱、卢纶等诗人都是中唐时期擅长边塞诗的作者，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上，他们似比李益稍逊一筹。李益的边塞诗占其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共有五六十首，为数虽不算太多，内容却极为丰富，这使他的边塞诗篇在中唐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益的边塞诗中有许多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爱国主义属于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要求，讨论爱国主义，就是要把问题局限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今天分析古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要从祖国是个历史的概念出发，而非以今范古，胶柱鼓瑟。李益边塞诗中的爱国精神是同他建功立业的思想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正如一曲气势磅礴的边塞交响乐，时而在慷慨激昂的高音区奔腾跳荡，时而又在深沉悲凉的低音区回旋宛转。如其《塞下曲》：

    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支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这是一首情调高昂的战歌，奏出了边塞交响乐的最高音。全诗以气壮山河的无畏胸怀歌颂了战功卓著的历史人物，末二句与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诗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20]的理想是一致的。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以后，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又乘虚而入，攻陷长安，代宗仓皇东奔。历时半月的长安大乱给人民的心理投下层层阴影，陇右十馀州也从此战乱频仍。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记述，贞元三年（787）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关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21]景况异常惨烈！“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诗人在国家多事之秋毅然从军，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尽管唐王朝国力不足，诗人收复故土的雄心犹在，在《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一诗中吟道：

    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

    他热情鼓励朋友立功塞外，杀敌报国：“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送柳判官赴振武》）又说：“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旦暮下云中。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塞下曲四首》其一）诗人这样歌颂边塞将士们的乐观献身的精神：“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峰》）这些诗句语调铿锵，意气风发，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2]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23]的气概一脉相承，显示了初、盛、中唐边塞诗讴歌爱国精神的传统性和继承性。

    然而从军的失意也往往销磨着诗人报国的壮志，“汉将不封侯，苏卿劳远使”（《来从窦车骑行》）的牢骚，“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的自嘲，也时而出现在李益的边塞诗中。“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同希图个人显身扬名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回旋在边塞交响乐的低音区，潜伏着悲观感伤、知音难遇的情调。这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内心苦闷。

    李益边塞诗的另一主题，是对广大人民苦难的同情：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胡儿起作和蕃歌，齐唱呜呜尽垂手。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回头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六州胡儿歌》）

    这两首诗感情真挚，意境含蓄。前一首反映了汉族士兵久戍边庭，怀念故乡的惆怅情感；后一首描绘了六州少数民族人民离乡远徙，追怀故土的缱绻心理。二诗表现手法同“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抓取住人们思乡时的某种凝神状态，形象鲜明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相同的表现手法来源于相同的感情，相同感情又基于表现对象的共同遭遇，战争给各族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在诗人的笔下升华为对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憧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各族人民的苦难，诗人含蓄委宛地告诫还军的使节：“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行，莫使虏臣惊。”（《送辽阳使还军》）这些诗句已流露出对那些轻启边衅、急功好战的边帅们的不满，表现了诗人清醒的头脑。他在描写广大士兵怀乡恋土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了产生这种厌战心理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中唐时期，不但吐蕃对唐王朝虎视鹰瞵，朝廷内部也纷乱不堪。各藩镇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日益嚣张。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逼得德宗仓皇出逃，西奔奉天。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引《通典》所云“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24]正是对这种大混乱局面发出的浩叹。这种混乱的局势增长了广大士兵的厌战思乡情绪，在边塞诗中，诗人始终将士兵的呼吸同时代的脉搏联系在一起：“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夜发军中》）“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

    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25]李益基于对广大征战士兵的理解与同情，曾有“表请回军掩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回军行》）的呼吁，体现了他作为士兵的“代表”与“喉舌”的伟大。

    李益对于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是赞同的，“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登长城》）；“万里江山今不闭，汉家频许郅支和”（《临滹沱见蕃使列名》）。这些诗句已隐约地表达了诗人的理想。中唐时期，唐王朝与北方回纥民族的关系较为融洽。安史之乱中，回纥曾帮助唐王朝一收长安，两复东京（当然唐王朝也曾为此付出了代价）。从唐肃宗至唐穆宗几十年的时间里，唐王朝曾有三位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这促进了汉与回纥两族人民的团结。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是战抑或和，唐代边塞诗往往触及。由于“和”常以和亲的形式开始，因而从对待和亲的态度上可以窥见边塞诗人们的思想。从历史上看，唐代多数边塞诗人认为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如盛唐诗人高适说：“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26]中唐诗人戎昱的态度更为强硬：“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27]和亲虽不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办法，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常可起到缓和矛盾的润滑剂作用，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积极的。李益的边塞诗不非议和亲，体现了他思想的现实性，“不战四夷平”正是诗人的理想。

    长期的边塞生活与从军经历，使李益更能敏锐地看到朝廷的腐朽与无能。他曾万分感慨地吟道：“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沈德潜评这两句诗说：“言备边无人，语特含蕴。”[28]为什么会备边无人？诗人在《从军夜次六胡北》一诗中痛苦地指出：“年移代去感精魄，空山月暗闻鼙鼓。秦坑赵卒四十万，未若格斗伤戎虏。”然而，阋墙内讧以至自相残杀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对问题的主要一面，诗人在《南望黄堆烽》一诗中不无愤慨地作了回答：“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其矛头所向，正是腐败的唐朝政权，可谓一针见血。

    唐代有许多文人以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作诗，其中不乏对安史之乱原因探讨的作品。李益有两首《过马嵬》诗，在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时，似是矛盾的，其实二诗的内容反映了诗人思想随时间推移而逐步深化的过程：

    汉将如云不敢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七绝《过马嵬》）

    丹壑不闻歌吹夜，玉阶唯有薜萝风。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七律《过马嵬二首》其一）

    前一诗四句，直接将安史之乱的责任归罪于朝中臣子身上，后一诗四句则批判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李益能在李唐王朝统治之下直言不讳地指出唐玄宗的责任，毕竟难能可贵。

    描写边塞风光，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也是唐代边塞诗的一个重要内容。李益笔下的边塞景象是这样的：

    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断绝海云去，出没胡沙长。（《从军有苦乐行》）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夜上受降城闻笛》）

    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登长城》）

    这些诗句基本写实，与盛唐诗人同类作品相比，浪漫色彩消失殆尽，那种“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9]的吟咏在李益诗中见不到了。对于春光难到边地，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在雄壮中绘景言情，响遏行云：“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30]李益《度破纳沙》则于哀怨中状物见意，声咽悲风：“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李白的《塞下曲六首》其一对姗姗来迟的边塞春色旷达疏放：“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31]李益的《邠宁春日》对已感受到的春景却感慨万端：“桃李年年上国新，风沙日日塞垣人。伤心更见庭前柳，忽有千条欲占春。”同是吟咏一种风物，李益的描写明显缺乏盛唐边塞诗的那种雄浑的意境与瑰丽的色彩，他眼中的边塞景象总是弥漫着感伤的情调，写景抒情虽亦不失为佳作，但恢弘的盛唐气象却难以见到了。“物理兴衰不可常，每从气韵见文章。谁知万古中天月，只办南楼一夜凉。”[32]中唐国运衰微的时代特点决定了诗人们的情调与风格。

    纵观唐代的边塞之作，总不外讴歌理想与描写现实两种表现手法，中唐诗人李益的边塞从军诸作是以擅长写实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赏，明人有云：“君虞生习世纷，中遭顿抑，边朔之气身所经闻，故从军出塞之作尽其情理，更深遐思。”[33]这是极中肯的评价。李益的边塞诗丰富的内容与思想，至今仍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原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

    注释：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1页。

    [2]（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1页。

    [3]（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1页。

    [5]参见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以下引用谭先生观点，同此，不再出注。

    [6]（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27册，第445页。

    [7]（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二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9页。

    [8]（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9]卞孝萱：《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引用卞先生观点，同此，不再出注。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3页。

    [11]本文引用李益诗皆出自《全唐诗》卷二八二、卷二八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02—3231页。下文引用李益诗不再出注。

    [12]谭优学先生认为：“‘小臣欲上封禅表，久而未就归文园’似已更授其他‘末秩’而官于长安。”这个观点值得重视。按上述诗句是李益《大礼毕皇帝御丹凤门改元建中大赦》诗中的末二句，作于建中元年（780），时李益年三十二岁。

    [13]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至二三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25—7604页。

    [1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15]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至二三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25—7604页。

    [16]（唐）徐凝：《忆扬州》，《全唐诗》卷四七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377页。

    [17]（唐）王建：《夜看扬州市》，《全唐诗》卷三〇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30页。

    [18]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论述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19]（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20]（唐）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全唐诗》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44页。

    [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01页。

    [22]（唐）杨炯：《从军行》，《全唐诗》卷五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11页。

    [23]（唐）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全唐诗》卷一四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44页。

    [2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页。

    [25]［苏］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26]（唐）高适：《塞上》，《全唐诗》卷二一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90页。

    [27]（唐）戎昱：《咏史》，《全唐诗》卷二七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11页。

    [28]（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1页。

    [29]（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全唐诗》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50页。

    [30]（唐）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全唐诗》卷二五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49页。

    [31]（唐）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全唐诗》卷一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00页。

    [32]（元）刘因：《宋理宗南楼风月横披》二首其二，《静修先生文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8页。

    [33]（明）徐献忠：《唐诗品》，（明）朱警：《唐百家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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