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似乎理解些了，问：“现在，他在哪里？”
夏强答：“前年5月，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有讣告寄来，我们发了唁电，还写了封长信给他遗属，但没收到回信。听说他妻子已去世，子女们既不了解我们以前同他的关系，对我们也无感情，不回信也很自然。只是，回想起过去同他的交往，总还是很怀念他的。”
“林昆仑真是他父亲吗？”二哥问。
“并不真是他的父亲。那是一个名叫张劲松的地下工作者。如今，龙华烈士墓园里，有他的名字镌刻着。”
二哥说：“真像一部小说。”
丹丹说：“小说来自生活，但生活有时比小说更加丰富、奇特。”
逛燕子矶那天，走近如飞燕凌空的矶头眺望，见下边江水湍急，上游南京长江大桥犹如钢铁长虹，对面的八卦洲一片沃野，背后观音阁旁峭壁千寻。巨树危石，蔓草荒烟。二哥说：“记得那时燕子矶头，常有人自杀。矶头上有块木板，上写大字：‘想一想，死不得！’提醒要自杀的人止步勿往下跳！”
丹丹说：“1948年，南京开行宪国大，传说有个当选而拿不到证书大吵大闹的国大代表，后来从这里跳下去自杀了。夏强你可还记得？”
夏强说：“我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时，燕子矶这一带尸山血海，江面死人漂浮，江滩边，日军将无数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百姓架起机枪扫射，然后又用汽油焚烧全部被杀者的尸体……”他向夏国说，“二哥，南京有个‘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该陪你去看一看！”
二哥说：“要去！直到今天，日本有些右翼人士仍不承认旧账，也不承认曾经侵略和屠杀。是该有这样一个纪念馆。”
丹丹说：“前几年，我同夏强曾专诚来看过，那纪念馆的馆名是邓小平写的，邓小平还给纪念碑的一只鼎上写了‘居安思危’四个字。”
二哥将“居安思危”四个字念了一遍，说：“这句成语用在这儿极好。这寓含着可悲可耻的前事不忘，也寓含着要国家富强的决心，做一个国家的大老应当有这种见识。”
在游雨花台时，三个人看到这里经过大规模植树成了游憩中心，但抗战初期的废炮台仍在。三人不禁又谈到南京大屠杀是从这附近开始的，当时这里是谷寿夫第六师团杀人的屠场。参观烈士陵园和事迹陈列馆时，也谈到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在这里大批屠杀共产党人的旧事。
二哥说：“最后一次我同你们二嫂到雨花台，是1949年1月21日老蒋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那天，我下午无事，你们二嫂中午到我厂里来，我们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牛肉面和锅贴。当时，李宗仁决定和谈，南京人心惶惶，都在想退路。形势凄凉。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当时的忐忑心情。”
丹丹说：“是啊，那种心情我也记得。反正，是一种战火进逼南京了的心情，是一种要即将离开南京的心情，是一种生活要改变的心情。那时，我们也正打算以去广州作幌子实际到香港去。那时，‘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夏强说：“主要是因为白家、雷家总的来说都是依附在那个政权上，所以会有这种心情。其实，我在上海，工人、学生、贫困的市民，当时都在盼着那个政权垮台，是一种欢欣鼓舞迎解放的心情！”
丹丹说：“那倒是的！”
二哥说：“当时最主要的，是觉得留下来怕清算，去台湾怕前途茫茫。当时，我同你们二嫂，就在玩雨花台时，在那乾隆题的‘天下第二泉’的石碑旁的茶馆里喝茶。有个测字的摆着摊子。你们二嫂提议：测个字问问前途如何？我说好，就找那个约莫有六十来岁的测字先生测了个字。”
丹丹有兴趣地问：“测了个什么字？”
二哥说：“你二嫂就报了个她名字上的‘莎’字。那测字的说：问什么事？答：问前途，何去何从？测字先生看来是个落魄文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一块大玻璃板上用毛笔将字拆开分成了‘艹’与‘沙’，说：‘艹’者草也，‘草’字者，烧饼歌上‘将军头上长稻草’之‘草’是也。‘沙’字者，沙场也。草字之下，沙场之上，主战乱不歇之征兆。‘莎’与‘杀’同音，草字之下，沙场之上，杀声震天，应从速躲避！又将‘莎，字拆开写成‘艹’、‘氵’、‘少’、‘沙’，说：‘氵’者‘三’也，‘氵’者‘水’也。‘少’者机会少也，‘沙’者‘少水’也。三月‘艹’日前离开，机会不多，要抓住机会到水多的地方去为宜。”
夏强笑了，说：“这是劝你们到台湾去，是说老蒋打内战要败了，测字的倒也有点鬼聪明。”
二哥说：“丽莎和我当时觉得真灵。我就也报了名字上的那个‘國’字，说：‘我问前途。’测字先生在玻璃板上照样将字拆开，说：‘國’内有‘戈’字，即国内有干戈，‘或’者‘惑’也，现在你们犹豫不定，拿不定主意。又说：大‘囗’内有小‘口’有一个口就不错了，一大一小两个口字说明，两口子运道是不错的。当时正传说行政院要迁广州办公，他说：‘国’字有时指‘都城’，何处是都城，就随着去何处即是。他那么说，似是指该去广州，我们觉得去广州不如一步到位去台湾，遂去了台湾。”
丹丹笑着：“测字算命迎合人的心理，也是一种本领。这些年，许多风景名胜、旅游景点，也都出现了些看相、算命用嘴骗钱的人。去花钱看相、算命的人，有的并不是迷信，而是心中有事想听听箴言。只是现在一些看相、算命的人，文化不行，所以不敢去碰测字，测字至少要有点歪才有点学识才办得到的。”
二哥说：“海外流传一个关于台湾的政治笑话，是谈测字的倒颇有趣。说台湾某大员为了要走出悲情走向国际社会，要继续扩展务实外交，找一测字仙，以‘外’字请测吉凶。测字仙说，不妙，死胡同，走不通！‘外’字上加一与‘死’字相似。某大员说：‘我问的不是建交，是问加入联合国。’测字仙说：‘外’字右边似‘入’，左边为‘夕’，夕者晚也，晚了！某大员说：如果只搞一点经援外交、校友外交之类的事呢？测字仙答：‘外’字右边来一点经援外交为‘下’字，下策也；如果左边来一点校友外交，成‘歹’字，歹者非良策也！”
听他说完，夏强与丹丹都笑。
后来，在游玄武湖的那天，三人谈得最多的都是雷老伯。
那天去时，阳光明媚，天气晴朗。面积近五平方公里，六朝时为帝王游乐之所的玄武湖，金光映照湖面，别有一番风味。湖上枯荷较从前减少，但整个公园经过多年修葺与建设，与当年夏国所见到的“五洲公园”那种萧瑟、荒凉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玄武湖“一方临城，三面环山，波光潋滟，五洲星罗”，真是“千顷湖光涵塔影，十分山色拥亭台”的风光。湖上长堤逶迤，水面一碧如染。三人沿着堤岸往里走。丹丹和夏强都深深想起雷老伯来了。
当年，雷香山每天都要独自散步，常从家里步行由宁夏路经湖南路走玄武路入玄武门。在夏季总是沿路看荷，秋冬季则由树木凋零的长堤走入公园中心呼吸新鲜空气。现在，踏在当年雷香山走过的路上，丹丹和夏强都仿佛又看见了老人那轩昂的仪表，挺拔的步姿，斑驳的白发，听到老人那铿锵有力的话音了。但人事变迁，风云变幻，玄武湖景色还似旧时，而老人安在？夏强挽着丹丹，看到丹丹眼眶发红，也感到丹丹那种内心的激动。老人是个内心不会负疚的人。他的生命走了，但有些难以说出的可贵的东西似永远存在熟悉他的人的心中，正如堤岸两边的柳树，冬天凋零干枯了却又总会翠绿怡人。
从堤上隔湖眺望古台城，特别能体会到龙盘虎踞的南京那种特有的“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的意境。
三人站定脚步，见氤氲水汽冉冉升起，此时觉得烟笼十里堤的景色更美了！
注释：
[1]当时成立行政院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为协助督导员，其实上海全由蒋经国主持，赋予他行政军警指挥大权，以加强经济管制。
[2]冈村的回忆录，写到江一平的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由日本曾到台湾活动，回忆录上写道：“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表示谢意。”
【第七章】岁暮阴阳
（一）狼狈的徐州慰问
1948年的11月对上海人来说是艰苦寒冷的。物价又涨了几十倍，工商业萧条，天气阴霾，前方大打败仗，谣言很多。铁路工人正在总罢工……因此，11月12日远东国际法庭宣判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丰、官木村兵太郎七人死刑，荒木贞夫等十六人无期徒刑的事，由于审判拖得太久，许多战犯受到包庇。人们不满却又无法改变，只能摇摇头不予重视。多数人关心的是放在面前的现实生活，渴望着反动的政权垮台，国家的大局起好的变化。连夏强也是这样。
夏强用笔名给晚报编副刊的老赵仿南唐李后主的词填了一首《虞美人·金圆券》发表：
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忧涨风，币制不堪回首改革中。金圆标准应犹在，只是价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报纸出来后，采访主任老秦看了，对夏强做了个鬼脸笑着说：“妙！有水平，也抓不住辫子！”但，他马上又说：“有个任务给你，是个坏任务！也是个好任务！”
夏强问：“什么任务？”
老秦说：“中央特令上海南京两市组织前线慰问团赴徐州战地慰劳，有工商、文化、新闻各界代表成立上海各界慰问团。团长是白南史，我们报社摊得记者一名，总编辑说你笔头快、年轻灵活、精干老练、身体好，决定派你去！”
夏强不想去，说：“另派人去不行吗？我对这没兴趣。”
老秦说：“我是说这是坏任务，但这也是好任务，去看看前线的真相，回来给我们说说。机会也是难得的。”
夏强想，对！去看看真相，了解些真情，回来告诉林昆仑也好。就没有作声，决心给林昆仑打电话，报告自己要去徐州的情况，问老秦：“哪天走？”
老秦说：“24日集合到南京，由南京再去徐州。你就等着通知吧！”
夏强晚上回家时，将报带给母亲和小妹看，小妹这一向服汤药治病，身体好了一些，但情绪仍然很坏，话也很少，看了这首词，却同母亲一起都笑出声来了，说：“小阿哥！真精彩，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你这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这也是一支箭，一支射在大独裁者头上的箭哩！”
夏强把报馆要他参加前线慰问团去徐州的事讲了。小妹说：“别去！你跟白南史去慰问干什么？再说，要你去就是要你写捧场文章！你捧他们干什么！”
母亲也说：“小妹说得有理。而且，上前线危险，你不必冒这个险！”
夏强也不好多解释，说：“报馆非要我去，不能不去。白南史他们慰问，我是去看看。至于写文章，正面文章可以反面做，反面文章可以正面做，由我不由他！捧场我是不会的，拆烂污倒是可能的！”
说得母亲和小妹都没再反对了。
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时，白南史见到夏强也由报馆派来参加慰问团，表示很高兴，告诉夏强：“国军与匪军对峙于徐州一带，已属生死决战关头。徐州大捷！徐州剿总刘峙司令员向中枢报喜，这才有我们这个慰问团出现！前方打了胜仗，我们去慰问，任务光荣！南京也有个慰问团同我们一起活动。团长是中宣部长张道藩。他们也是十五人，到南京同他们会合后坐飞机去徐州。”
夏强见上海这慰问团的十五人里，“尖头怪”申宜之是以文化界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他的名片上印的是“复兴大学文学院讲师”，他是慰问团的秘书，对白南史卑躬屈膝，像个勤务兵似的侍候着。见了夏强，很亲热。夏强也微笑敷衍，对他既厌恶也有戒心。
十五个人，包坐着一节专用的头等车厢，坐得稀稀拉拉的。新闻界代表共六人，有中央社的吴敏，外表木讷朴实其实内秀，这是熟人。申报的两人，一男一女，都不熟悉。男的是摄影记者，带着相机；女的老沈背后叫她“花蝴蝶”，约莫二十五六岁，长得有点像电影明星陈云裳。《新闻报》的老沈，也是熟人，也带着相机。另一个是《东南日报》的记者，胖胖高高蓄着小胡子。夏强同吴敏、老沈坐在一起，轻声说闲话聊聊时局。吴敏和老沈把夏强当作老朋友，谈话就无顾忌了。
吴敏的消息灵通，内情知道得多，对这次慰问既无兴趣又有抵触，告诉夏强：“从这上旬开始，共军在黄淮一带发动进攻，国军就老打败仗，糟得很！先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带领三万人在台儿庄、枣庄跑到那边去了，接着共军又在碾庄攻打黄百韬兵团。听说宿县西南，又正在打黄维兵团，局面紧张得很！我们是在往危险地带去啊！”
夏强对这些消息也有所闻，但说：“不是打了胜仗报了捷才派慰问团去的吗？”
吴敏摇头，撇嘴说：“信不得！人家骂我们中央社是‘造谣社’，不造谣又怎么办？如今我圆的就能写成方的，红的能写成黄的！”
老沈担心地说：“现在去徐州还不至于有危险吧？”
吴敏说：“反正希望速去速回！不过你这位‘怪现状’去看看前线的各种怪现状倒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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