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逐渐恢复，美国解除对华某些制裁措施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友好关系发展。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不断受到某些反华右翼势力的干扰，中美之间存在阻碍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政府一方面多次表示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继续和台湾发展实质性关系。从1990年以后，台湾的一些高层官员不断以各种方式访问美国。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先后到过台湾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行动尽管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却更加猖狂。1992年7月25日，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租海军舰艇。9月2日，他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F—16B型战斗机，价值60亿美元。这严重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严重干扰了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使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严重受阻。

    1993年1月20日，在大选中激烈批评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软弱的克林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之后，在对华关系中强调“人权”攻势。1993年5月28日，他宣布延长中国1993年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规定1994年度的延长附加7项人权条件。首次把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挂钩。而布什政府在1992年9月曾否决国会通过的有条件延长1993—1994年度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议案。说明克林顿想在中美关系上采取干扰行动。果然，从7月以后，美国连续制造事端：美国声称中国出售M—11导弹给巴基斯坦违反了承诺遵守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宣布对华实施禁止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的贸易制裁；美国以中国货轮“银河号”可能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为借口在公海上强行搜查该货轮，从而制造了“银河号”事件；美国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未有改善，又制造出中国不断向美国出口监狱劳动产品的事件；美国在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中称中国有违规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行为，威胁要削减中国对美输入纺织品配额；美国指责中国对1992年达成的中美保护知识产权及市场准入两个备忘录执行不力，限期中国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进一步开放市场，否则将面临制裁等等。甚至还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中美关系再次面临倒退危险。

    对美国单方面恶化中美关系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抵制，并没有因此被美国的强权政策吓倒，而是继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强权政治进行斗争。中美关系出现了继续下滑、全面对抗的危险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看到强硬政策行不通，决定将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承认“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美之间仍“有许多共同利益，没有理由搞不好关系”。9月中旬，国务院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由白宫审议通过，制定一项以“全面接触”取代“全面对抗”的政策。此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递改善关系的信息，并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恢复向中国出售高性能计算机，商议两国军事高层官员互访和交流，派农业部长和助理国务卿访华，主动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西雅图亚太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时举行中美首脑正式会晤。

    中国在这段时间，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相互关系除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外，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影响，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1993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西雅图举行首脑会议。由于中美双方的努力，1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90分钟的会晤，这是“六四”事件后中美之间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江泽民在会谈中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和未来来看。双方要以比过去更坦率的态度商讨和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次会晤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此后双方的来往增加，关系有所发展。

    199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国会围绕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进行了辩论。主张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变得极为重要”，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已“刻不容缓”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应把贸易同人权分开解决，对华政策应采取务实政策。美国国内政治这一重大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作出延长1995年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将其同人权脱钩的决定。这是1993年9月之后美对华政策的又一重大调整，使最惠国待遇不再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

    1994年，中美关系出现改善和发展的势头。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中国有三位副总理（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和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经贸部部长吴仪、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访美。美国有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财政部长本特森、商务部长布朗、国防部长佩里等7位正副部长、2名助理国务卿访华。这种频繁的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少见的。特别是8月29日美国商务部长布朗访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先后会见了他。布朗这次访华期间，中美签订了工业合作框架议定书及13个行业工作计划，60亿美元的经贸合同，在复关、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人权等问题上均达成谅解，取得积极的成果。

    但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对华政策中干涉中国内政的一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9月7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克林顿总统已批准对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做法作某些程序性调整，为确保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商业和文化方面的利益，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美台之间建立次内阁级对话，准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政府机构进行会晤，并将允许台湾在美国的机构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对美国肆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行动，9月10日，刘华秋副外长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强烈的抗议。10月3日，中美两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采取的提高美台关系的措施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将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次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两个文件。

    同年11月14日，江泽民在雅加达参加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江主席提出双方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确定指导中美关系的五项原则，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克林顿表示同意江主席的看法，他认为两国高层次交往增加，经贸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关系得到恢复，现在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有信心解决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由于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两面政策，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中动辄使出大国主义的强权手法，所以1995年两国关系艰难曲折，问题丛生。新年伊始，两国的知识产权谈判陷入僵局，美国采取高压手段，以动用超级“301条款”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相威胁。中国也宣布了反报复措施。一场贸易战一触即发，最后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在1995年2月26日达成协议，避免了两国经贸关系倒退。

    同时，美国国务院先发表“人权报告”，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继续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后又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决议案。但最后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使美国在国际上组织的“人权攻势”再次被挫败。

    但美国右翼势力并没有放弃破坏中美关系的企图。1995年5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允许台湾李登辉访美决议案。5月4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国会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决议案，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5月22日，美国政府抛弃不让李登辉以任何身份访美的承诺，宣布允许李登辉赴美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并为李登辉提供政治讲坛。这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的十分恶劣的步骤，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来一直实行的禁止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禁令。5月23日，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他说：“近一个时期以来，美方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在提升美台关系上越走越远，现在竟然发展到允许李登辉访美的程度。鉴于李登辉的身份，不管他以什么名义和方式访美，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都改变不了美国纵容和支持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实。美国政府在几天前还郑重重申不允许李登辉访美，现在却背弃自己的承诺，采取了破坏中美关系基础的行动，后果将是严重的。”6月7日，李登辉到美国开始他的“私人访问”并发表政治演讲。这是台湾当局玩弄“弹性务实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起严重事件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为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决定推迟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员于振武终止访问提前回国。推迟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问题的专家磋商。中国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美国驻华大使任期届满回国，两国关系实际上降到代办级关系。使中美关系因美国的责任跌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决心和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强烈反应，使美国政府受到震动。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也不愿意全面恶化中美关系。从6月下旬开始，美国政府再三表示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谋求“遏制”与孤立中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而未来的台湾“领导人”的访美，只能是“非官方的、私人性质的、罕见的和有一定理由的”。

    8月1日，中美两国外长在文莱举行会晤，钱外长表示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是台湾问题。克里斯托弗称，美国政府将在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其加入联合国。8月底，李肇星副外长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诺夫在北京就如何消除李登辉访美带来的严重后果举行政治磋商。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乘参加联合国5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在纽约举行了会晤。江主席强调，影响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克林顿表示，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是唯一选择。美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但尽管如此，美国舆论认为：“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会晤只不过是恢复信任的第一步”。

    李登辉访美后，台湾当局肆无忌惮地推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为遏制台独，反对分裂，199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南海进行的军事演习沉重打击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却引起了美国的所谓“严重关切”和“不安”，一方面指责中国采取“不必要和不顾后果的草率行动”；另一方面在3月中旬先后派“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进入台海附近水域，为李登辉等打气，并企图在军事上恫吓中国，造成双方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又处于紧张阶段。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加紧评估如何采取比较正确的对华政策。也使他们认识到过去几年对中国采取制裁、对抗的强硬做法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再坚持下去，美国将付出极大代价。从1996年5月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调整。克林顿总统多次发表讲话指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同中国进行全面接触而不是实行遏制政策，并首次提出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支持中国发展成为稳定、开放、成功发展的国家；支持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在通过对话和接触解决与中国的分歧时，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相应作出一系列姿态，不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技术而进行经济制裁，恢复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担保。取消布什政府实施的对华防务技术出口禁令，向中国出售美国电信卫星。5月20日，克林顿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国际大会开幕式上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6月17日，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取得一致。7月6日至1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向中国传递了美国准备积极改善关系、恢复两国首脑互访的信息。此后半年时间，中美两国高层官员和事务级官员磋商频繁。并在防止导弹和核技术扩散，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1月19日至2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转达了克林顿总统决心在第二任期内致力于发展更加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表示。11月24日，江主席和克林顿在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会议期间第四次会晤。克林顿强调，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商定，两国首脑在1997年和1998年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

    中日关系的发展

    “六四”事件之后，日本在工业发达国家中较早主张解除对华制裁。对日本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中强调不要孤立中国，1989年9月19日，邓小平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时说：中国方面注意到日本在会议上的态度与其它国家有所不同，中日友好十分重要，对中国十分重要，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同月25日，日本外务省正式解除了日本国民访问北京的限制，并决定从1990年1月起，恢复日中政府高级官员的交流。

    1990年1月10日，日本中山外相、桥本藏相、森山官房长官对中国方面解除戒严命令给予积极评价。1月16日至25日，邹家华副总理应邀访日。1月18日，日本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松蒲晃一郎访华，商谈恢复日本对华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问题。5月22日，海部首相致函布什总统要求世界银行恢复对华贷款和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7月上旬，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应邀访问日本。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发言人宣布，日本将于9月实施对华贷款的一揽子计划。

    1991年1月8日至11日，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访华，这是“六四”事件以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日本内阁成员。4月5日至7日，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访华。钱外长在会谈时指出，中山外相的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重新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6月25日至27日，钱其琛外长访日，为海部首相访华作准备，并就第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庆祝活动达成一些原则协议。8月10日至13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访华，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全面恢复。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问日本。这是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双方国家高级领导人互访之一。也是他就任总书记以来首次访问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具有重要意义。6日，江泽民总书记和宫泽首相举行了会谈，关于朝鲜半岛形势，双方愿意继续努力推动朝鲜形势朝着缓和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实现无核化。关于柬埔寨，双方表示全面支持贯彻巴黎和平协定。关于中日关系，双方确认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中日关系四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关于天皇访华，宫泽首相表示衷心感谢中方对天皇夫妇的邀请。7日，江总书记在日本广播协会发表了《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讲演。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其中对日本向海外派兵，江总书记说，日本向海外派兵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作为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日本对此谨慎行事。关于钓鱼岛问题，他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邓小平曾就钓鱼岛问题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立场没有改变。江总书记还参观了关西的大阪、福冈等地。江总书记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访日，对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2年10月27日至28日，日本天皇和皇后陛下，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正式访华。这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关于天皇访华，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发出邀请，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时提出邀请昭和天皇访华。1990年吴学谦副总理出席天皇即位大典，正式邀请天皇访华。天皇也有意到中国访问。只是由于日本自民党内极少数人的阻碍未能成行。江总书记4月访日时再次发出邀请。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各方面条件成熟。宫泽首相邀集自民党4位领导人，向他们表示，务必在今年实现天皇访华，被自民党领导人接受。天皇、皇后两陛下访华，受到中国人民的隆重热烈的欢迎，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访华时，对日本侵华历史，杨主席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中日关系有过一段不幸时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教训，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天皇在致辞中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不幸，我对此深感痛心。天皇的这一表示和在美国的表态一字不差。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会见了天皇并进行了友好会谈。除北京之外，天皇还访问了西安和上海，访问获得圆满成功。

    1994年3月19日至21日，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华，在谈到过去的那段历史时，细川表示：我们对过去由于我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亚洲人民带来的难以忍受的苦难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并说：日本将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他还指示日本有关部门提出一个能够为今后的日中友好合作作出贡献的援助金额。

    同年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雅加达亚太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对村山就任首相后多次谈到要重视中日关系表示赞赏。村山表示保持日中友好睦邻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太及全球的和平有重大影响。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日本投降50周年，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不仅破坏日本社会党关于以国会名义正式向亚洲人民道歉的提案，反对村山首相倡议的“不战决议”。而且美化日本侵略的历史，使日本政治出现右倾化发展趋势。中日关系在政治问题上交锋增多。5月2日至6日，村山首相访华，期间参观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参观这个纪念馆。8月15日，村山首相发表讲话，承认日本二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人民造成极大损害，对此，他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公开对日本侵略历史道歉。但日本政界内部右翼势力活动猖獗，出现了9名内阁大臣和70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动向。在中日关系中也出现了日本企图提升日台实质关系的动向。例如1994年10月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借1995年11月在大阪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企图允许李登辉、徐立德与会事件。8月，日本宣布全面冻结对华无偿援助，把对华经济关系与中国核试验挂钩。1996年1月11日，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当选日本新首相，3月日本政界和新闻界连续对中国军队在东海演习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4月，克林顿总统访问日本，并于17日和桥本龙太郎首相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该宣言认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朝鲜半岛仍然大量集中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实际造成这一地区不安定的因素。美日双方重申，以《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将能保证实现共同安全保障方面的目标，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维护安全和繁荣的基础。桥本总理大臣重申了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这项政策明确地记载在1995年11月制定的强调在冷战后与安全保障体制结合的防卫政策中。两国首脑再次重申，美国根据日美安全条约所拥有的遏制力量将继续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美国继续维持军事力量的存在是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不可缺少的……。美国为了遵守根据对形势的全面分析和现在的安全保障形势下作出的许诺，需要在日本保持现有的兵力，需要在这个地区维护大约10万左右部署在前沿的军事人员组成的现有兵力。总理大臣对美国决心继续坚持稳定而毫不动摇地在这一地区表示欢迎。总理大臣重申，为了维持驻日本的美军，日本要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继续提供设施和区域，并通过接受国提供援助等方式作出适当贡献……。在冷战结束后，美苏在远东的对抗不存在了，日本的国家安全环境大为改善，并不存在受到威胁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继续强化美日同盟，来人为地确定潜在对手，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该地区国家间的关系，让人怀疑美日同盟并非是防卫性同盟。7月底，桥本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界要人不断发表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论。这些都引起中国和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的警惕和批评。

    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这一二年多次强调，发展中日友好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日本要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这也是两国面向未来发展世代友好关系的重要条件。中国希望日方真正反省那段对外侵略历史，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

    从1996年下半年起，桥本首相为稳定日中关系，连续派日本自民党代表团，前首相竹下登，新进党党首小泽一郎访华，意在加强对话。特别是1996年11月24日，江主席和桥本首相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谈。桥本首相向江主席表示：“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一样，在日本新内阁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日本政府承认过去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中国和亚洲各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诚恳的道歉”。“台湾问题应由海峡两岸之间协商和平解决，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当然也不支持‘台独’，日本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政府将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这次成功的会晤后，中日关系趋于好转。

    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双方都为改善两国关系采取了积极态度。两国外交部门为桥本龙太郎首相访华作了积极的准备。

    1997年9月4日至7日，桥本首相访问中国。9月4日下午，李鹏总理和桥本首相举行会谈。

    李鹏总理说：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期，中日两国要面向21世纪，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我们双方要为此共同努力，从长远利益和战略的高度对待两国关系，正确把握两国关系的方向，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切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他强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有利于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有利于增进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正确的历史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

    桥本首相说：在遵循《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对两国十分重要，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1995年8月15日，日本村山内阁就历史问题发表了正式谈话，即承认：“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给许多亚洲国家带来了损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这是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桥本首相表示：他作为当时的内阁成员参与了上述立场的决策，至今仍坚持这一立场。这次作为首相，将首次访问中国的东北地区，其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他愿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日本今后将会继续走和平道路，这是日本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桥本首相表示：日本决不会走军国主义道路或成为军事大国。

    同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桥本首相时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但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是两国面向未来的重要前提。否认历史、干扰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势力在日本国内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他们的错误影响很坏。我们应该“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特别是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引导年轻一代十分重要，这有利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

    桥本首相表示高度重视江泽民主席对历史的见解。他表示日本不支持“两个中国”，也不支持“台独”。日本认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日本政府对此持明确的立场。6、7日，桥本首相访问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大连市等地后回国。

    李鹏总理访问日本

    1997年11月11日至16日，李鹏总理在时隔8年之后再次访问日本。李鹏总理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等。

    李鹏总理访日受到热烈欢迎。11日，桥本龙太郎首相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中日双方发表《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声明》。12日上午，李鹏总理和夫人拜会了日本天皇和皇后。天皇表示：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他对李鹏总理访日表示欢迎，并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增进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设午宴招待李鹏总理一行。

    12日下午，李鹏总理出席日中友好七团体联合招待会并发表讲话，其中提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友好相处，和睦为邻。

    ——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排除干扰，通过和平协商，妥善处理两国现今存在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分歧，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不应该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障碍。

    ——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沟通，交换意见，增加信任，扩大共识。

    ——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从长远的观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两国的经贸合作，相互借鉴，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两国的友好合作传统，同时，要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引导年轻一代，使中日友好世代相传。

    李鹏总理还分别会见了日本社民党主席土井多贺子、新进党党首小泽一郎、民主党领导人管直人、五位日本前首相以及为中日友好事业和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日本老政治家及已故政治家的亲属。

    13日上午，李鹏总理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广泛地回答了记者提问。在记者问到中方对日美安全防卫指针的看法时，李鹏说：桥本首相迄今向中方作了很多解释，强调：日美安保条约不违背日本宪法的规定；条约是防御性的；条约不违反《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宗旨，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李鹏说：如果桥本首相再加上一句，指出日美安保合作范围不包括台湾，那就更圆满了。

    在访问期间，李鹏总理用了大量时间参观了日本的高科技企业，如丰田、本田、松下等大公司。并和日本各界进行了大量的友好会见。16日，从大阪回到北京。

    唐家璇副外长认为李鹏总理访日非常成功，取得重要成果：（1）双方确认要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提出了发展今后中日关系的五项原则，受到重视欢迎；（2）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经常相互往来，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信任。日方邀请江泽民主席明年访日。（3）双方签订了新的中日渔业协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谈判问题，继货物领域达成一致后，又确认服务领域中取得的进展，并努力达成全面双边协议，就“面向21世纪中日环保合作”达成重要协议。（4）双方一致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和加强经济科技合作。（5）李鹏总理利用各种场合强调：弘扬两国友好传统，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青年，培养新一代中日友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赢得日本各界广泛赞同。

    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日

    1998年4月21日至26日，胡锦涛正式访问日本。这是胡锦涛于3月九届人大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后首次出访。因而受到日本和世界舆论的重视。

    胡锦涛副主席一行访日，受到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欢迎。胡锦涛副主席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并和桥本首相举行会谈。他会见了日本朝野各政党、各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出席了各种欢迎宴会和招待会，访问了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参观了工厂、科研机构。日本舆论认为，胡锦涛访日“是日中互访人员年轻化的大好时机”，认为“在日中之间培养推进交流接班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希望借年轻的副主席来访的机会，使从事日中交流的人员实现年轻化”。

    胡锦涛此行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4月22日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不破哲三出席了为胡锦涛访日举行的欢迎会，实现了日中两国共产党首脑时隔31年后的首次交流。（此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朱达成曾于1月20日和21日到日共中央本部访问，与不破哲三委员长举行了会谈，为这次交流打下了基础。）胡副主席此次访问取得成功。中日关系被世界舆论认为是东亚最具战略意义的关系之一。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

    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本世纪末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一次重要的访问。江主席访问的政治会谈中的最主要议题是历史和台湾问题。在26日下午和小渊惠三首相举行会谈：

    关于历史问题，江泽民说：纵观中日两国几千年的关系史，友好与合作是主流。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多次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坦率地讲，在多国列强中，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的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他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的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但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前提必须是正视和承认历史。这也是《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所以签订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江泽民指出，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26年的历史，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日本国内不断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制造事端，否认甚至歪曲历史事实，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方从维护历史真相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大局出发，不能不作出必要的反应。

    江泽民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横行曾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使中日传统友好关系遭到严重损害。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完全违背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历史逆流，两国人民应共同予以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对此采取明确的态度，首先对日本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也将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的谅解和信任，并且有助于日本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江泽民指出，要解决好历史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遏制否认和歪曲历史的势力。

    小渊首相表示：为发展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首先有必要正视过去的历史，日中两国间在过去曾有过不幸的关系。1995年发表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谈话，对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了深切反省和由衷道歉。小渊强调，日本政府在此再次向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小渊还说，日本基于对过去的诚恳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今后也不走军事大国道路。小渊说，作为政治家，认识到自身承担的责任，愿为日中两国的长远友好继续作出不懈努力。

    关于台湾问题，江泽民说，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夙愿。从历史上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是有负于中华民族的。日本曾经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江泽民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1978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这不仅进一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解决了台湾地位问题。而且为正确处理涉台问题确立了明确的指导原则。江泽民表示，必须指出，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仍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我们希望日方切实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恪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作出的郑重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小渊说，日本深刻地认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遵循日中联合声明确定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全力以赴地发展日中关系。他强调，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点已经表述过，今后也不会变。同时，日本对台湾也没有野心。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将恪守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他希望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取得进展，并希望台湾问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经过友好会谈，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其中：

    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双方宣布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重申恪守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阐述的各项原则，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

    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长久友好关系。

    双方确认，两国领导人每年交替互访，在北京和东京建立中日政府间热线电话；加强两国各个层次和级别、特别是肩负两国未来发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双方认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在高新科技、信息、环保、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日方继续遵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保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双方同意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现存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歧和争议，避免因此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双方认为，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将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仅需要两国政府，而且需要两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和不懈努力。双方坚信，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贯彻和发扬本宣言的精神，不仅有助于两国人民实现世代友好，而且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26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其中“日方将就第四批对华日元贷款后两年安排，向中方28个项目提供约3900亿日元的贷款……双方一致同意从1999年至2003年争取实现15000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交流”。

    访日期间，明仁天皇举行仪式隆重欢迎江主席，江主席会见了日本各主要政党、日中友好七团体、日本经济界的领导人，并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要百倍珍惜和维护中日两国人民历尽艰辛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要正视中日关系史上出现的那段不幸的历史，从中真正吸取历史教训，要随着时代的前进推动中日两国不断向前发展”。江主席所到之处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江主席的这次访问为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日本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90年代继续稳步发展

    1996年，日本同中国的贸易总额比1995年增长7．9％，首次突破600亿美元，达624亿美元，1997年达到635亿美元，1998年约600亿美元，规模之大仅次于日美贸易。在中国，是外贸对象国中的第一位，高于中美贸易。1996年日本对华贸易入超186亿美元，1997日本对华贸易赤字首次超过203亿美元。从单一国家和地区来说，对华贸易赤字已超过中东产油国的赤字，连续3年是最大幅度的入超。（1990～1994中国外贸总额增加1．4倍，占世界2．9％，日本是9．6％，美国是12．4％。）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也在增加，据日本贸易振兴会说，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约为40亿美元（合同额），比1993年增加了50％。1995年上半年与上一期相比，增加了62％，约为30亿美元（合同额）。到1997年为止，日本的对华投资累计超过16400件，签约额达到298亿美元。

    1991至1995年，中国同日本签订技术引进合同927个，合同金额达64．0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引进技术总额的22％。1996年，中国自日本引进技术和设备共925项，总金额达24．04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0．6％，达历史最高水平。

    人民之间的往来取得飞跃性的进展。据日本方面统计，人员往来从1972年的大约9000人发展到1996年的178万人。友好城市从1973年天津和神户之间结成第一对友好城市合作关系以来，发展到1998年的252对。

    中国同西欧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关系

    1989年下半年，西欧国家因参加对华“制裁”，使和中国的关系出现倒退。但这对双方都带来了损失和困难，西欧各国政界很快认识到需要改变对华制裁的错误做法。从1990年10月起，欧共体12国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正常交往以后，中国同西欧各国的关系逐渐恢复。

    中法关系

    1990年9月25日，法国政府宣布将恢复与中国进行新的贷款谈判后，中法关系开始逐渐恢复。但这时的法国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配合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之后，法国的达索公司也与台湾在1992年11月18日签订了出售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合同。此事发生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和警告，指出干涉中国内政会引起严重后果。但法国政府竟然于1993年1月批准了向台湾出售幻影战斗机的合同，致使中法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政府宣布关闭法国驻广州的总领事馆，停止进口法国小麦，把法国公司排除在广州地铁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二期计划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现在法国竟公然违背两国建交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同意法国有关公司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战斗机。法方的这一行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干扰和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是中方决不能容忍的。

    1993年3月，法国巴拉迪尔新政府上台后，于7月和12月两次派总理特使访华，商谈改善两国关系问题。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接见了他，姜恩柱副外长同法国特使进行了会谈。双方认为，中法两国应在建交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法国确认，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重申，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都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统一，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在双方深入交换意见的基础上，1994年1月12日，中法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法国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从而消除了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对两国关系的干扰，表明中法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同年4月7日至10日，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访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会见了他，双方一致认为中法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1994年9月上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法国。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对西欧大国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江主席提出了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两国并签订了价值180亿法郎的经贸合作协议和意向书。

    1996年4月9日至13日，李鹏总理应邀访问法国，在巴黎重申了发展中国同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并签署了120亿法郎的经贸合同和意向书，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良好。

    1997年3月，希拉克总统决定法国不再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涉华提案，标志着法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

    5月中旬，希拉克总统应邀访华。这是14年来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16日，江主席和希拉克总统签署《中法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包括加强多极化、推动联合国改革、促进裁军等多方面内容。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协议和换文。1997年中法贸易额为55．7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4．30％。

    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出席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时访问了法国，两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使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扩大和深化。进入1999年以后，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友好发展势头。

    中德关系

    在西欧大国中，德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行动最迟缓，这主要是德国方面的原因。1992年3月钱其琛外长访问德国。钱外长在访问时指出：中国人民对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一直怀有友好和敬佩的心情。中国在战后一贯理解、同情、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中、德两国在经济上各有所长，有很大的互补性。一个独立自主和稳定的中国同一个高度发达统一的德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此后，德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加快。同年10月，德国外长金克尔访华，宣布德中关系正常化。年底，德联邦议院取消对华“经济制裁”。1993年1月28日，德联邦安全委员会拒绝向台湾出售潜艇。1993年3月，德联邦经济部长率团访华，签署了12亿美元的9项合同和意向书。5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德时，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愿意全面发展两国关系。

    1993年11月中旬，德国总理科尔率18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华。江泽民主席会见了科尔总理，李鹏总理同科尔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中德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加强高层往来，将两国关系带进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

    1994年7月上旬，李鹏总理访德，并在演讲中提出中德关系应遵循的四项原则。1995年7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德，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其后，科尔总理应邀访华，两国间高层往来不断。

    1997年6月5日至11日，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德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全国政协主席首次访问德国，两国的关系稳步发展，互访频繁。

    德国是中国在西欧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1997年中德两国贸易额为126．7亿美元，同两个国家的规模相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0年以后，中国同西欧其它国家以及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都得到恢复和发展。1992年1月26日至2月6日，中国总理李鹏应邀对意大利、瑞士、葡萄牙、西班牙4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198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对西欧国家进行的一次重要访问。中国和4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有利于世界和平，西欧更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西欧和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稳定和平衡的因素，双方愿共同努力推动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四国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中国签订了多项合同和协议书，在当时，对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影响很大。

    1993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加拿大，使中加关系全面恢复正常。1994年4月，中国邹家华副总理访加。1994年11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1995年10月中旬，李鹏总理访加，1996年4月乔石委员长访加，这些高层访问推动了中加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1992年2月10日至2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和澳、新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1993年5月中旬，新西兰总理吉姆·博尔格访华，同年6月下旬，澳大利亚总理访华，1994年11月上旬，乔石委员长对新、澳两国进行正式访问。加深了中新、中澳友好合作关系。

    近年来，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关系发展迅速。1997年，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3、4月间访问了法国、挪威、意大利；5、6月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了德国、葡萄牙、希腊；1997年11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出席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对加拿大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12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了新西兰总理博尔格。到中国来访问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更多了，如葡萄牙总统桑帕约（1997年2月）、法国总统希拉克（1997年5月）、意大利总理普罗迪（1997年6月）、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1997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1997年3月）等都曾正式访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频繁到访，表明中国和工业发达国家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双边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二、与俄罗斯等国关系的发展

    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的社会制度都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烈冲击。结果是中国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而苏联彻底瓦解。在这段极其动荡的时间里，中苏之间没有发生影响两国关系的不愉快的事件。

    “六四”之后，苏联没有受西方国家影响对中国采取所谓制裁，官方也没有正式非议，中苏国家关系正常。从1989年6月到1991年8月，苏联派来的部长级以上重要代表团在26个以上。中国也派出了重要代表团访问苏联。如1989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和1990年陈慕华副委员长先后访问苏联；1990年4月李鹏总理和5月刘华清军委副主席先后访苏；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和8月迟浩田总参谋长先后访苏。这些重要访问既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稳定中国部分国际环境有利，对打破西方的政治制裁也有积极的意义。这段时间里，两国经济、贸易、科技交流发展也很快，边境贸易兴旺发达起来。两国间的边界问题的谈判有重要进展。从1987年开始的中苏副外长级的边界问题谈判仍在进行。除了谈判东段的边界问题，还成立了西段边界谈判小组。1991年5月16日签订了中苏关于东段边界的协定。在边境地区减少军事力量的谈判也有明显进展。1989年11月起，中、苏两国军事和外交专家开始进行谈判。1990年4月达成协议，双方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苏两国领导人也保持着密切协商。这些都说明中苏关系在正常发展。

    1991年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陆续宣布独立，最早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宣布达成协议，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不再存在。21日，俄罗斯等11个加盟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首脑会议（格鲁吉亚以观察员身份到会，立、爱、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未到会），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函告苏联总统，苏联不复存在。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解散。27日，俄罗斯联邦（原苏联内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联合国正式取代了苏联的席位，苏联解体到此完成。

    对苏联由一个主权国家内的15个加盟共和国演变为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变化，中国执行的外交政策是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并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国家关系。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国于1991年9月11日同爱沙尼亚、12日同拉托维亚、14日同立陶宛建立外交关系。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同时宣布承认乌克兰等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并从1992年1至6月，先后同这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承认俄罗斯联邦时，就表示了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1991年12月29日，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俄，并达成“两国关系会谈纪要”，确认中苏两国于1989年5月18日和1991年5月19日发表的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仍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1992年1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总理李鹏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这是中俄两国高级领导人首次会谈，气氛良好，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1992年3月，两国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当年两国贸易额达到50多亿美元；吉林珲春和俄罗斯之间的铁路接轨工程开工。俄罗斯向中方提供使用北鲁比诺港出口的权利。12月17日，叶利钦总统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访华，双方签署“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其中载明：双方互视为友好国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申，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它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双方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及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双方确认要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俄方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合作议定书、政府贷款协定、科技合作协定等。这次访问对90年代中俄关系的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1993年后，中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双边贸易额达到76亿美元。1994年1月，双方商定在中俄边境开放21对口岸，中国欢迎俄罗斯参加三峡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1994年5月下旬，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切尔诺梅尔金访华，双方签署了中俄边界管理制度的协定和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9月2日至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5天正式访问，这是对叶利钦总统1992年12月底访华的回访。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并共同表示：“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精心培养和发展下去，并带人下个世纪，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9月3日，中俄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9月4日上午，又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和《中俄边界西段协定》，基本上解决了两国长期存在的边界争议。当天下午，江主席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出建立中俄新型关系的六点主张。这次访俄取得圆满成功。

    1995年以后，中俄关系继续全面发展，中俄高层交往频繁，经贸合作关系加强。3月初，俄外长科济列夫访华，双方同意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中俄边界成为和平、安宁和友好的边界。

    5月，在俄罗斯隆重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庆典。中、美、英、法等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红场阅兵仪式。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下旬，李鹏总理访问了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中俄签订了联合公报和7项合作文件。双方对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与加强国际合作达成共识，并强调发展军事技术合作对双方都有利。随后，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和军委副主席张震访问了对方。

    1996年4月24日至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再次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江主席和叶利钦总统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认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历史性的选择，并成立中俄友好、和平和发展委员会。25日，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并出席两国十几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同一天，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乘专机到达上海。26日，他们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共同在上海展览中心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深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五国之间一致认为这项协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军事文件，为五国人民相互信任、友好相处，为亚太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开创了范例，并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国际上引起高度重视。

    1997年4月22日至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992年以来中俄第四次最高级会晤。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江主席在俄国家杜马发表题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并同俄、哈、吉、塔四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6月26日至28日，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应李鹏总理的邀请正式访华。中俄两国总理第二次定期会晤，在北京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中俄1997—2000年贸易协定》《中俄1997年贸易议定书》等10个文件。

    11月9日，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应江泽民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中俄政府经济、科学合作基本方向的谅解备忘录》《中俄关于铺设从俄东西伯利亚地区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和开发俄凝析气田项目基本原则的谅解备忘录》等文件。中俄和平友好和发展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关于中俄友好、和平和行动指导原则的协议》。除北京之外，俄总统还访问了哈尔滨。

    1998年11月22日至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访俄。23日上午，两国元首进行了非正式会晤。江泽民说：1996年4月，我们共同倡议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年多来，两国关系一直沿着这一轨道健康、稳定地发展，并正在顺利地向新世纪过渡，对此，我们感到满意。

    双方一致同意，为了把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推向新世纪，要继续发挥元首互访、总理会晤及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江主席邀请叶利钦总统明年访华，举行两国元首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叶利钦总统愉快地接受邀请。朱镕基总理将于第二年春天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以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此外，两国将进一步加强民间交往。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倡议成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可以发挥桥梁作用。

    关于两国边境问题，江主席说：来年两国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首次在实地得到标示，这是对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我们达成了边境裁军和信任措施协议，共同在亚洲大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边境安全模式，这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对叶利钦总统为此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叶利钦总统对两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双方作出的努力有利于建设一条长期和平稳定的边界，中俄之间的这种新的边境安全模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关于台湾问题，江泽民说，我们这次会晤将发表一个联合新闻公报，俄方在公报中进一步明确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即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它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说：“我高度赞赏阁下和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统一事业的支持。中国也同样坚定地支持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叶利钦总统表示，俄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偏离。俄与台只有非官方的经济、文化联系。

    27日上午，中俄两国元首非正式会晤后，发表了《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两个联合声明。在《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元首满意地指出：根据1994年9月3日签署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进行的中俄国界勘界工作野外作业已经结束。至此，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准确标示。双方将在商定的期限内完成全部勘界工作。

    双方同意以有关目前两国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继续就尚未协商一致的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进行谈判，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在《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联合声明中：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应在下列重要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充实中俄伙伴关系。

    国际关系具有建设性的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一个平衡、稳定、民主、不对抗的新秩序。这一趋势客观上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

    当今世界的丰富多彩，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补，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冲突或相互疏远的根源和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增益和相互完善的动力。21世纪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单一的欧美世纪或者亚太世纪，不应该由某种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主导。21世纪应该、并且能够成为各国家和各地区的文明和传统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时代。中俄两国在相互关系和与其它国家的交往中将坚持上述态度，并为明确这一趋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因此，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摈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利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困难时刻应该相互支持，同舟共济，而不应该借机谋取私利。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的行动能够充分和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日益增长的世界多极化潜力，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逐渐排斥单方面的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行径。同时，支持和全面加强联合国的方针是中俄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1999年2月24日至27日，中国政府总理朱镕基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此行主要目的是落实江泽民主席同叶利钦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全面促进中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特别是推动两国的经贸合作，双方就经贸、能源、核能、科技、运输等领域合作作了务实的探讨，并签署了16项协议。

    中国和东欧其它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

    1989年起，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出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的巨大改变，基本上都放弃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后出现的多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这几十个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社会制度的变更是这些国家的内政，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友好国家关系。

    中国对苏东巨变的这一正确立场，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因此，在政局急剧变化的同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独联体国家的外交关系未受影响，或维护或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并使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在90年代不断得到发展。

    1990年8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问了阿尔巴尼亚。1991年钱其琛外长访问了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1991年和1994年，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两次访华。1993年，阿尔巴尼亚外长访华。1994年7月，李鹏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并重申了中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尊重东欧国家各国人民根据不同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发展传统友谊，和平友好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支持和平解决争端，促使地区稳定。1998年7月上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匈，受到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1996年1月中旬，阿尔巴尼亚总统贝里访华，4月中旬，斯洛伐克总统科瓦奇访华。1997年9月中旬，罗马尼亚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访华。11月中旬，南斯拉夫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6月中旬，马奇顿共和国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夫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除政治关系之外，中国和东欧国家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和其它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发展正常。1991年12月下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问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1992年1月，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谢尔盖·亚历山大·捷列先科、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亚美尼亚斯坦共和国副总统兼总理阿鲁秋尼扬、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理成吉雪夫、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摩尔多瓦斯坦共和国总统涅古尔、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亚佐夫、格鲁吉亚元首谢瓦尔德纳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先后访华。1994年4月中下旬，李鹏总理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9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乌克兰，签署了《中乌联合声明》。1996年，江主席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1997年9月，李鹏总理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了中哈石油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1997年乌克兰总理普斯托沃伊坚科访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三、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国一直把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在90年代更是如此。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陆地接壤和隔海相邻的国家共有30余个。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大多数都有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是长期的友好国家，同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不丹、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关系都很好。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关系也很好。

    对于过去和中国国家关系不太友好的国家在90年代有很大的变化，建立了友好合作的正常国家关系。

    印度尼西亚自1967年10月23日照会中断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后，1990年7月1日，印尼外长访华，两国发表公报，从1990年8月8日起恢复外交关系。1990年8月，李鹏总理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同年1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1994年11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增加。199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额达到34．9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32．1％。1996年两国贸易额37．08亿美元，1997年两国贸易额为45．1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到1996年7月底已达1．86亿美元。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尼发生了迫害华人、强暴华人妇女的暴行。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关注。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哈比比多次表示要查清此事，并提出改善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地位。两国关系保持正常发展水平。

    中国和新加坡正式建交较晚，但双方关系密切。1990年8月，李鹏总理对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月15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就建交问题达成了正式协议，10月3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0月16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993年4月19日至28日，新加坡总统吴作栋访华。199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新加坡。1995年12月，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了新加坡。1997年4月27日至5月3日，吴作栋对华进行工作访问。除此之外，还参观了大连、南京和苏州工业园区。1997年8月24日至26日，李鹏总理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中新签署航空合作谅解备忘录。1997年，中国同新加坡贸易总额为87．8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19．5％，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同蒙古的关系长期受中苏关系的影响，蒙境内驻有大量苏军，蒙古曾恶化过对华关系。1983年，蒙驱赶华侨，引起外交交涉。1989年5月后，两国关系明显好转。1989年9月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访蒙。1990年5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彭·奥其尔巴特访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91年8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签订了多项协定。1994年4月下旬，李鹏总理访蒙，两国在1960年签订的《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修订签署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法律保证。1997年4月中旬，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对蒙古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蒙建交48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首次访蒙，加强了中蒙人民的友谊。两国经贸关系顺利发展，中国为蒙古提供货物出海过境的便利，1997年两国贸易额为2．52亿美元。

    中国同老挝的关系从1989年10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凯山访华起实现了正常化。1990年12月15日，李鹏总理访问老挝，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老挝。中老边界全长500公里，过去有《中法界约》规定。1991年9月12日，中老边界谈判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两国草签边界条约及附图，同年10月22日至26日，老挝总统砍代·西潘敦访华，签署《中老边界制度条约》，从法律和制度上确保中老边界是一条和平、安宁、友好的边界。近年来，中老经贸联系不断增加。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从1990年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1990年9月，越南政府副总理武元甲出席北京亚运会开幕式，李鹏总理会见了他。1991年11月5日至1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双方一致认为，这次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1月7日，双方签署《中越政府贸易协定》和《中越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1992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中国政府总理李鹏访越，这是1971年周恩来总理访越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越。1993年10月，中越双方在河内正式签署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1993年11月9日至15日，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访华，这是1955年以来越南国家元首的首次访华。1994年11月19日至2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越南，双方会谈后发表了《中越联合公报》。1996年，中越双方贸易额为11亿美元。1997年又增长了24．6％，达到14．4亿美元。1997年5月14日，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会谈时，江泽民会见了越南总理潘文凯。1998年2月25日至3月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黎可漂出任总书记以来首次和江泽民总书记会晤。访华取得突出成果，一是双方商定了指导今后两国关系的原则，即“睦邻友好、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未来”；二是双方一致同意在1999年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和2000年解决北部湾边界问题；三是加深了相互了解。中越友好关系正在稳步迈向新世纪。

    中国和韩国在90年代开始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40多年的相互隔绝的历史。9月27日至30日，大韩民国总统卢泰愚访华，签署了贸易保护等四项经济协定。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韩国总统金泳三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进行了友好会晤。1994年3月26日至30日，韩国总统金泳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31日至11月4日，李鹏总理应邀访问韩国，这是中国政府总理首次访问韩国。1995年11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韩，是中韩关系史上的大事。江主席访韩推动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1997年11月24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加拿大温哥华会见韩国总统金泳三，江主席表示：中韩建交5年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长足发展，中国愿与韩国共同努力，把充满活力、健康、稳定的中韩睦邻友好关系带入21世纪。1997年，中韩贸易总额为240．36亿美元。截至1997年9月底，中国批准韩国来华投资项目9302项，协议金额124．78亿美元，实际使用51．48亿美元。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印关系在90年代大多数时间都在改善和发展。1990年3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访问了印度。1991年12月11日至16日，中国政府总理李鹏访印。双方一致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双方愿以1988年中印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所谈的精神，积极谋求边界问题的解决。1992年5月，印度总理文卡塔边曼访华。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政府首脑。1993年9月6日至9日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访华，在会谈中表示：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华的政治活动。1995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了印度。90年代，两国加强了边境问题的磋商。印度按照中印第八次会谈达成的有关协议，撤除和关闭了有关哨所。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印度，对中印关系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997年，中印进出口总额为18．3亿美元，与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很不相称，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但1998年3月，印度极端宗教政党——人民党上台，中印关系受到破坏，印度政府要员经常发表污蔑中国、破坏中印关系的谬论。5月11日，印度政府宣布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其中包括热核装置试验（即氢弹爆炸试验）。此举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抗议和谴责。但是，就在国际一片谴责声中，5月13日，印度政府又在不到48小时之内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5月17日，印度政府宣布：通过核试验提供的数据表明，印度能够研制出可以满足各种需要和各种用途的核武器。它还披露了5次核试验的详情：5月11日进行的三次地下核试验试爆一个裂变装置，产生了大约12千吨的当量，一个热核装置（即氢弹），产生了大约43千吨的当量和一个亚千吨装置。5月13日的二次核试验爆炸装置产生的当量分别为0．2千吨和0．6千吨。印度政府原子能部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还宣布，由于印度已经能够生产核弹，因此它正对携带这种武器的导弹进行改进。

    印度声称，“烈火”式导弹可以打到中国的上海或北京，它需要核防御能力来抵御中国的所谓“威胁”。

    1998年4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公开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敌人，让人感到吃惊。这次印度核试验后，印度政府又以“中国威胁论”为由，公然制造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力量，换取某些国家容忍它发展核武器，取消制裁。这种用心也太可耻了。

    冷战后，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下，中国国力日见提高，使得某些国际势力十分恐慌，千方百计企图削弱中国的力量，找到就近抗衡中国的对手，牵制中国的发展。本来，中国外交和周边环境在90年代是不断发展的，我们没有和一个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即使印度也不例外。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为推动两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印关系不断发展。但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上台后，就不断散布破坏中印关系的言论，这次核试验后又把自己摆在和中国人民为敌的位置，使中印关系严重后退，也使中国西南边界地区形势紧张，对中国的国际环境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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