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和“8·17公报”

    进入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在对外战略中继续执行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把加强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摆在重要的位置。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华，他是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同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访美。两国间军事领域的合作加强。1980年秋，根据中美在1979年达成的协议，在中国新疆建立了两个监测站，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年末，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售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等辅助性装备。9月中旬，薄一波副总理访美，和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定和领事条约。《中美贸易协定》也从1980年2月1日起生效，双方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此外，双方还在对方国举办了首次经济贸易展览会。中美两国建交后的第二年，双边关系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但是，进入80年代第一年的中美关系也受到诸多不和谐因素的干扰。如10月2日，美国政府与台湾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在台湾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之间的特权和豁免协定》，给予台湾驻美机构的人员享有免税、免于起诉和搜查等外交特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奉命向美方提出正式抗议照会。

    198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竞选对手分别是在任总统、民主党的卡特和共和党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大选中，对华关系成了竞选的重要议题。里根在竞选期间曾宣扬过：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将使美国与台湾当局重建“官方关系”等类言论，他的竞选班底中也多是亲台派人物，这些都给中美关系发展以干扰。1981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里根将举行就职典礼。舆论界纷纷传言，台湾当局的高级领导人收到美国的“官方邀请”，而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并未加以澄清。为维护中美建交原则，中国政府对美方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当局发展官方关系的态度。对中国政府的交涉，美国以国务院发言人的形式宣布：美国官方正式邀请柴泽民大使代表中国出席总统就职典礼，台湾人士出席典礼的“将只能作为个人参加，没有任何官方或代表的资格”。实际上，里根政府这时的对华政策是一方面和中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想实施《与台湾关系法》，有提升对台关系为官方关系的企图。

    由于里根政府这种“双轨”对华政策，使80年代初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在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上双方意见尖锐对立。1980年5月12日，美国总统顾问米斯称：美国将全面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包括接待访美的台湾官方人士和向台湾出售武器。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武器出售给台湾，如果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和夫人访华。他是里根政府派来进行高级会谈的第一位内阁成员。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政府总理赵紫阳分别会见了黑格，外交部部长黄华在讲话时希望能在中美建交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中美关系。并指出：武器决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易，也不是民间往来。美国这样做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黑格在讲话中说：“四届美国总统，包括里根总统在内，都对发展和扩大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予以最高的重视。我们的合作是互利的。这种合作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对售台武器，他表示：美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将谨慎和克制地对待。同年10月，在坎昆会议上，中国总理赵紫阳、外长黄华和美国总统里根、国务卿黑格又讨论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会后，黄华外长访美时，中方要求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明确承诺：一、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方面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二、在规定的同样期限内，出售给台湾的武器将逐年减少以至最后完全停止。美国方面对此的表示是：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美国将继续执行“谨慎、克制、有条件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但不能接受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预期以后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不会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对台湾飞机的更替也按此原则来办理。”

    中美售台武器问题从12月4日起在北京开始谈判。2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通知中方：“美国和台湾继续合作生产F—5E战斗机。”同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宣布这项决定，并说美国不向台湾出售FK这样高性能的战斗机，但保证向台湾出售其它武器和配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2日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指出：整个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必须由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商谈才能取得解决，美国政府任何单方面的决定，中国政府决不接受。

    中美之间关于售台武器的谈判在1982年春天开始，由于美国不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并且还把这个问题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使会谈陷入僵局。4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千万美元的军事武器零配件，其中包括飞机零件。中国政府于次日再次提出抗议。

    面对美国政府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无理政策，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事关本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人民是决不会退让的。美国如果一意孤行，将不可避免地把中美关系带到危险的境地”。中国方面表明一个信息：如果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美国一意孤行，中国准备让中美关系倒退。

    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立场，使美国朝野深感震撼。许多美国政界人士以及社会舆论都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平稳发展。里根政府也感觉到不能因售台武器问题而影响中美关系的主流，也有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但由于美国无意彻底放弃插手台湾、牵制中国发展的双轨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又不能因售台武器问题来影响中美关系的全面正常发展，因此，双方就此问题的谈判是艰苦的，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把售台武器问题予以限制，分步骤解决。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其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美国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8·17公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售台武器本来早就该完全停止，由于考虑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分步骤予以解决。美国方面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两国建交以来的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最后解决，其含义当然是指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任何试图把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

    “8·17公报”使中美间售台武器问题的解决有所前进，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出尔反尔，不遵守已经达成的政府协定。8月18日和10月6日，里根总统两次声明和谈话中，都说向台湾出售武器将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进行；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将继续得到他们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表明美国政府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并没有放弃于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国家统一的企图。

    二、中国对美苏都不结盟

    80年代初期，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有很大变化，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的对外战略方针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改变。

    70年代初、中期，因为苏联对中国及世界采取了战略进攻的危险态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组建一条包括美国、日本、中国、西欧及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国际友人称其为中国外交的“一条线”战略。

    在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尖锐对立，中美关系有所发展，但并不很顺利。美国认为中国执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是因为中国实力弱，所以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只要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某些行为就只能容忍。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2个月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与台湾关系法》。1980年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里根公开声称他一旦当选，就要与台湾当局重建官方关系。虽然，里根在198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并不敢在中美关系上开倒车，但在售台武器上多次出尔反尔。“8·17公报”达成后，他又宣称要继续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实则是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意愿，也有轻视中国、不能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发展双边关系的超级大国的恶劣态度。

    就在中美关系波澜起伏之际，一向封冻的中苏关系出现新的气息。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靠近中国的城市——塔什干，发表了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称苏联从来没有否认在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也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苏联过去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等。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这一讲话，在时间、地点上都是精心选择的。

    中国领导人及时注意到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的含义，苏联之所以要对华采取主动姿态，主要是由于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70年代的苏攻美守发展到80年代的互有攻守，双方进入战略僵持。而从战略支撑来看，苏联处于下风，更需要改善对华关系。

    根据美苏对华政策出现的新动向，中国已完全有必要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调整对苏、对美政策。当然这个调整有一个历史过程。1982年8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在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会晤时说：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管这种霸权主义来自何方”。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在新的形势下，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开始改善和苏联的国家关系，而对过去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进行修正。

    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改善中苏关系作了积极的表态。他说：只要苏联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中苏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中苏国家关系还处于什么状态，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当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巴库表示：苏中关系正常化和逐步健康化，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对加强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基础是一个良好的贡献。10月，中苏重开政治谈判，进行了第一轮副外长级磋商，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声明和副外长级的磋商，标志着中苏关系改善势头的开始。中国对苏关系的改善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注意。但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苏关系改善不会导致50年代那样的同盟关系。同样，中国也一再强调中美之间不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对苏对美从1982年以后都不会结盟。这一战略方针，到1986年3月由中国总理赵紫阳清楚地阐述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的提出是源于中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是根据中国所处的国家发展战略阶段而得出的正确战略方针，也是中国国家实力和民族自信心全面增强的表现。奉行“不结盟”政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努力争取一个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和障碍

    1983年以后，中美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政治上，中美两国加深对话，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部长级以下人员的互访非常频繁。1983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舒尔茨访华；1984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美；4月，美国总统里根首次访华；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美国；10月，布什副总统访华；1987年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率政府代表团访美；1988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美；5月，田纪云副总理访美；1987年3月和1988年7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两次访华；9月，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访华；1989年2月，布什总统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除了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外，中美其他级别的访问更是频繁，例如1986年和1987年中国副省长以上级对美国的访问分别达到69个和89个。中美之间的政治性互访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经济上，中美双边贸易有较大的发展。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纺织品、石油产品。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商用飞机、机车及铁路设备、化工产品、科研仪器等。中美贸易稳步上升。建交前的1978年，双边贸易额为9．92亿美元；1983年为44．8亿美元；1984年为65亿美元；1985年为74．3亿美元；1986年为73．5亿美元；1987年为78．7亿美元；1988年为100亿美元；1989年为122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这十年中国多处于贸易逆差国地位。对华投资方面，到1989年底为止，美国在华投资总额和项目数均居西方各国在华投资之首。到1989年底以前，全美国有600多家企业在华投资建厂，其中300家是大企业，地域遍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十多个省市。

    在科技教育方面，中美双方在航空、电子、航天、冶金、工农业技术合作等方面进展较大。在海洋地理、海洋生物等领域加强了交流，在许多部门开展了联合科研。教育方面，中国在美的访问学者、留学生这十年已达4万人左右，美国在华的留学生也达到了5千人。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的校际交流也比较活跃。

    在军事方面，中美两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互访不断，在国际战略、地区热点等重大问题上不断交换意见。两国军队在军事指挥、后勤防护保障等方面交流广泛。1986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率3艘军舰访问青岛，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支访华的美国舰队。在军事敏感技术的转让方面，里根政府从全局出发，在1986年6月21日，正式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把中国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同盟国一类。到1989年，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已放宽30个项目。这样，双方在军事技术装备的合作上，有了明显的进展。1984年8月，美国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1．4亿美元的24架S—70C直升机。1985年9月，美国决定对华出售9800万美元的生产线，合作改造大口径炮弹。1986年4月，美国同中国签订合作改装歼8战斗机的协议，美国将提供价值5．5亿美元的航空电子设备等。

    8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良好和平的，但美国并未完全放弃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双轨政策，因而双边关系还存在着美国人为制造的一些障碍。其中主要有：

    台湾问题：

    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1983年以后，中国多次表明：要尽力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中国决不能作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中国不会作出这样的承诺，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1983年8月，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障碍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

    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两面手法，企图保持台湾分立于祖国之外的现状，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98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案，声称：“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其方式应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并符合国会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这种霸权主义的表现遭到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在具体有关台湾的问题上，美国不断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8·17公报”。“8·17公报”签订不久，1982年11月，美国表示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为9700万美元的装甲车辆。1983年2月，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66架F—104战斗机。同年7月，美国又宣布向台湾出售5．3亿美元的军事武器，其中“麻雀”型和“标准”型导弹是过去从未向台湾提供的高性能武器。1986年8月，美国国防部又准备向台湾出售价值2．6亿美元的新装备，以提高台湾的“反潜能力”，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谴责。

    美国还在国际组织中企图制造“一中一台”。1983年2月，中国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3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资格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一员，但反对驱逐台湾。同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给国际金融机构的拨款法案，其中附有一项关于亚洲开发银行的修正案，要求以“中华民国台湾”的名义保留台湾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对美国国会一再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动，全国人大在12月8日通过了《关于谴责美国国会制造“两个中国”严重事件的决议》。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美方表示参众两院的决议案不代表里根政府的立场。1985年3月，中国政府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是代表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当局拒绝亚洲开发银行给它的以“中华台北”的名义留在该组织活动的建议，不参加亚洲开发银行活动时，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底和1987年底两次签署法案，想让亚洲开发银行重新考虑把中华民国的名称改为中国台北的决定，但亚洲开发银行各成员国拒绝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要求。

    美国插手台湾还表现在美台实质性关系变相维持。台湾的一些高级官员不断以私人身份或公开或秘密地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不断访台，参众两院议员更是经常去台湾访问，吹捧台湾的所谓民主经济成就。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三通”等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主张和设想，美国却以“不介入，不调解，不阻挠”为由，拒绝表示支持。

    人权问题：

    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幌子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一是以人权干预中国的人口政策。1985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华支持和参与了强制性堕胎为由，扣除它提供的1000万美元（相当于人口活动基金援华的数目）。1986年8月1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受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有力驳斥。二是攻击中国社会没有人权。美国国务院通过它一年一度定期发表的“人权报告”，对中国社会内部现实情况肆意污蔑，横加指责，在国际上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制造“胡娜事件”，在1983年4月，宣布给胡娜以“政治庇护”，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三是制造“西藏问题”。1987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以及台湾民主案三个反华修正案。9月，策划了达赖访美事件。12月，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988年5月，美国国会再次就西藏所谓人权问题指责中国。1989年5月，美国众议院两次就西藏人权问题通过决议案，不顾事实，随意歪曲西藏的实际情况，以利用西藏人权问题来对中国施加国际压力，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对美国国会、政府制造这么多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法案，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议会或国际组织都无权干涉。

    贸易问题：

    中美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但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频频制造麻烦来影响两国关系。一是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人权等附加问题挂钩。1980年1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1979年7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中美双边贸易协定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议，但规定必须每年审议一次。在其后的每年审议中，一些议员不断提出要从考虑中国人权问题的变化来考虑批准对华最惠国待遇，实则利用这个问题来压中国让步。二是美国单方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1983年1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由于第一个美中纺织品协议去年到期后未达成协议，美政府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进行单方面实施限制，激起中国对外贸易部作出维护国家利益的强烈反映。但从1986年以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受到美方的严格限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增多。1988年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综合贸易法案”，提高贸易壁垒，加大歧视性措施。在80年代给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不少的困难。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控制较严，也严重影响了两国的技术合作。

    综观80年代的中美关系，进程比较平稳，速度也较快，虽有不少障碍但还没有影响全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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