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书海存豪气
李芳馥，字馨吾，1902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教师家庭。从他的简历来看，早就立志献身于图书馆事业，可谓激扬书海存豪气，中西比较建大业。1923年，李芳馥受新潮影响，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27年毕业。同年9月，到北平图书馆（后改为北京图书馆）任秘书，1929年任文书组长，1932年改任采访组长。在今天国家图书馆（前北京图书馆）的浩瀚典籍中，倾注了他的智慧和艰辛。1934年，李芳馥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的图书馆研究资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临行前，以后成为古籍版本家的赵万里赠上出国留学纪念牌，以“乘风破浪”四字相勉。在美国，李芳馥于193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又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深造，修完博士课程。由于北平图书馆要他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一年后回国工作，他便放弃博士论文的准备，于1936年至1938年到国会图书馆实习，后在该馆东方部任中文图书编目工作。李芳馥原定1937年暑期回国，抗日战争爆发使他的原定计划无法实现，遂于当年继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并于1938年至194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1941年，李芳馥毅然回国，在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任编辑。年底由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形势的恶化，办事处被迫关闭，翌年9月起任上海沪江书院图书馆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仍回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任主任。1946年又兼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系教授一年。解放前夕，他听到北平图书馆寄存该处的一批珍贵善本和唐人写经欲被运往美国和中国台湾时，和同仁挺身而出，坚决抵制，使这批遗珍典籍得以全部保存下来。
李芳馥在美国期间，选修的是图书馆行政管理专业，他悉心研究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管理经验，长期保存了美国一些知名图书馆的图片资料，在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编目、服务开发、教育研究交流和事业管理等方面认真探索，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于1935年和1940年分别著述《中国公共图书馆网的建立与经费》（英文硕士论文）、《美国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编研究》（英文）等，回国后还主编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本《图书季刊》，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界率先研究西方图书馆发展和进行中西比较的学者之一。他在晚年，整理出在国外买的巴尔的摩公共图书馆工作手册等英文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李芳馥是北京图书馆创建时期的历史见证人和积极实践者。他在北京图书馆建馆70周年时，回溯往事，写下了《旧北京图书馆回忆点滴》。他说，他于1927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进北京图书馆工作。这座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利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创建的。当时租定北海公园内的庆宵楼及其邻近的悦心殿、静憩轩、普安殿一带房屋为馆址，于1926年开始筹备。在他参加工作时，馆长为范源廉，副馆长为袁同礼，馆员总共28人。藏书数万册，辟一小间为阅览室，读者座位不到30个。因为游人进公园要买门票，图书馆对来馆读者，每人每次免费发公园门票一张，以期待其再次来馆阅览。北伐军到达京津后，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图书馆改名北海图书馆。北京原有一所国立图书馆，即京师图书馆。它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图书馆，1929年两馆合并组成国立北平图书馆，聘任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根据双方签订的“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图书馆每年的经常费用由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负”。建造新馆舍已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首要重大事件。但由于当事人存在着崇洋媚外思想，主要设计均委托洋人办理。“设计草图”由一个美国建筑师提出图样，至关重要的“征选建筑图案条例”也由一个洋人拟订，其中规定书库“至少须容书三十五万册”。这样小的书库容量，显然不适应于一所国立图书馆。所收到的建筑竞赛图案，远寄美国建筑学会评审，评定获首奖者为一洋人，此人即被聘为新馆建筑师。1931迁入新馆后，发现设计和内部结构有严重缺点，国人深感不满。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订购中外文图书经费很少，每年为14万元左右。自1929年7月至1935年6月的6年中，共购买中文图书14900余种，西日文图书39000余册（件）。
淡泊明志融新丽
1950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秘书处和图书、文物两个处，李芳馥被任命为图书整理处主任，上海图书馆正是在图书整理处的基础上发展组建起来的。他在《对上图筹建期间的一点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图书整理处的同志们一起负责整理爱国人士捐赠及接收来的大量图书，一起把这些图书一一清点，把多册书合并成套，按照来源编目造册，复写几份装订成十大本，由李亚农主任呈送陈毅市长，经市长首肯后定下来。因缺少空间，只得把全部图书装箱，每箱内附有清单，送虎丘路仓库寄存。在他的主持下，图书整理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收集到2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接受爱国的社会知名人士的捐赠，如柳亚子、姚石子、高吹万的后人。捐赠图书中不乏善本。当时从吴县潘氏处购得的滂喜斋藏书，内有宋刻本22种，金刻本1种，元刻本30种，明清刻本15种，钞校本11种，均列为善本。还向国外订购书刊。文管委的图书即将整理完毕，新到的图书也在随到随整理。委员们建议创建一所大型图书馆，首先要有一所适合图书馆使用的馆舍。李芳馥和文管委主任秘书刘汝醴一起看了市内多处房屋，感到都不合适，最后租定了南京西路325号的原跑马厅大楼。1951年下半年，南京西路的原跑马厅大楼与文管委和筹备图书馆结上了缘。当然，当时文管会租定南京西路325号大厦，是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馆舍，上海博物馆至1959年9月由于事业的发展而迁出。
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李芳馥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开馆这天，来馆的读者人山人海。他长期保留的1952年八月号的《华东画报》，上刊有上海图书馆专版，全面报导了各界人士到图书馆学习的盛况。李芳馥馆长等人一起认真研究，确定了上海图书馆的方针任务：一是提高人民大众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广大读者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二是使图书馆为巩固国防和工农业生产服务。积极推广科技图书，以提高劳动群众的技术水平。三是以各种活动方式组织读者。四是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有计划地搜集和保管古代典籍，供研究工作者作学术研究之用。五是组织并指导儿童阅读进步读物，培养儿童的优良品质，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好学习惯。这些方针的确定，科学反映了上海图书馆的基本性质，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性、科学性、教育性和服务性。
李芳馥还和同事们认真选择了图书分类法。在上海图书馆建馆初期，图书分类法的正确选择至关重要。解放前，国内出版的图书分类法有王云五分类法、杜定友分类法、刘国钧分类法、皮高品分类法等。福州路图书馆使用的是皮高品分类法，明复图书馆使用的是杜威分类法。当时人大法、中科院分类法和中图法都尚未编制，北京图书馆仍继续使用刘国钧分类法。由该馆编目部主任袁涌进负责修订，及时将修订稿寄给上海图书馆。使用某种分类法，必须有分类表。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时，也遇到了分类法和分类表问题。他们翻印了刘国钧分类法和分类表，上图便买了十几本。图书分类法的选择保证了上海图书馆分类与编目工作的顺利进行。
李芳馥从长期的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工作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学理论。在我和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知道他很怀念上海图书馆建馆的日日夜夜，他说，在50年代不仅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且非常重视图书馆学的探索，尝试着把工作实践经验提升到理性的层面上加以认识。他认为，图书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则，图书馆的各项工作（读者工作、图书工作、业务辅导工作），图书采购、分类编目、登记排列与保护、流通工作，图书馆的分工与协作，图书馆事业的展望等。一切为了读者，是图书馆事业的特点。而为了读者，主要就在于如何做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中心环节。图书馆的各个部门的工作，如图书的补充、登录、分类、编目和典藏，这一切都是读者工作的准备工作；而图书的阅览、外借、图书宣传和阅览辅导等，是直接服务于读者的工作。一个图书馆不管它藏书有多么丰富，不管它对图书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如果所藏图书不能广泛流通，则仍不过是一个藏书楼而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使李先生在图书馆领域取得了更大的工作主动权。李芳馥在人生的后半个世纪里，历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顾问、名誉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情报学系兼职教授，上海市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名誉理事。
李芳馥在晚年时时惦记着上海图书馆的新馆建设。1995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使上海图书馆新馆建设有效提高了逻辑起点。这里将成为上海“信息港”的枢纽之一、上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国际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现代化人才继续教育的培训点。在新馆建设的日子里，李芳馥异常兴奋。他叫儿子、上海图书馆职工李名世经常传递新馆建设的信息。上海图书馆领导成员也经常去华东医院探望住院的李先生。在他的九十六岁生日，我们来到了华东医院的他的病房，和他分享生日喜悦。李名世说，他是赶上了好时光。上图正值馆庆45周年，新馆又刚刚建立，对他来说，真是圆了一个世纪之梦，实现了一个美好夙愿。是啊，李先生可谓观中华图书馆之演进，辨东西图书馆学之异同，汇南北图书馆管理者之风范，蓄中国图书馆事业长驱直入之后劲，此时，他仍是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对于图书馆事业，他倾注了毕生精力；在上海，他老人家度过了半生年华，还有什么比广厦隆起、文气淋漓、人气升腾、现代化水准实实在在地上了台阶更能令人振奋？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仍关心上图新馆的现代化与基础工作，他说，图书馆工作现代化，是指在采购、编目、期刊管理、文献检索和流通等方面应用电脑，使图书馆业务自动化。而要有效地应用电脑，前提是做好基础工作，用科学方法加工整理馆藏图书资料。如果大量的书刊资料未能整理上架，束之高阁，甚至新书也长期积压在采编部门，不能利用，虽有电脑，也无济于事。其次，利用电脑提供信息，通过主题检索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上图应尽快编制主题目录，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应用电脑，首先要求数据规范化，文献描述和款目标题必须符合通用的著录规则，不然，各行其事，五花八门，输入的是杂乱无章的记录，输出的也只能是杂乱无章的信息。主持图书分编的人员应受过严格的培训，仅有语言知识是不够的，在配备干部方面，人事部门应予以重视。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全年出版的图书资料数量庞大，任何图书馆都无法单独搜集齐全，因此，资源共享就成为图书馆之间的重要服务手段。李芳馥还叮嘱我们要加强新馆的科学管理。他说，图书资料是图书馆工作的基础，科学管理是图书馆做好服务工作的生命线。我国大型图书馆藏书，多者千万册，少者也有数百万册，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相比，毫不逊色。由于管理不科学，致使丰富的馆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上图新馆应在科学管理上下大功夫。他还一再关心上图的旧外文文献的整理工作，认为新馆建成以后已有条件唤醒沉睡多年的宝藏。
上图的旧外文文献共有50多万册，其中以英、日、俄、法、拉丁、德等语种图书为主，其中一些用牛皮、羊皮装帧的“洋善本”，是欧洲早期的印刷出版物，即使在原出版国也难以寻觅。这些旧籍是上图历史文献的特色收藏之一。上海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最早的门户之一。由于租界的特殊环境，一些西方文化和宗教机构先后在上海建立了图书馆。英国皇家学会亚洲文会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海光图书馆、尚贤堂的藏书在上个世纪50年代相继归入上海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图旧外文文献的收藏。其中规模最大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积150多年收藏之功，共收藏中外文图书20多万册，包括西文图书9万册，涉及10余种文字，这部分书大多由各时期各国传教士携带来华，还有一部分是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藏书楼的藏书共分为37类，欧洲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收藏较为齐全，在中国学类下，有《十三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多种西文译本。上图目前收藏的历史最悠久的外文书《情操四论》（拉丁语，1515年威尼斯出版）即属原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藏书。在李芳馥等关怀下，旧外文文献书籍基本上架，在作为旧外文文献资料中心的徐家汇藏书楼修建重新开放。
雕塑生命铸风华
李芳馥从20世纪初叶走来，接受了96个春秋的人生风雨洗礼，在1997年金色的九月，收获的季节，带着生命风采，怀着雅量，揣着辉煌，安详地离我们而去。
李芳馥经常教育在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他说，在图书馆工作，就是默默奉献，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学问是在实际耕耘中积累的，才干是在无私奉献中增长的，知识是在应用中激活的，生命是在为他人服务中体现价值的。他用辩证的唯物史观、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年轻人，又严格地要求自己，持之以恒地把握自己的生命里程。在他离开我们以后，他的同事、学生、朋友纷纷撰写悼词，缅怀先生的瞩目业绩和感人情怀。
李芳馥喜欢读书，订了许多书报杂志，而且认真做笔记。他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要学以致用，用以奏效。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坚持看报，了解图书馆事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他常常用日历纸或其他小纸片，把科学的哲理、有用的知识、图书馆管理经验和城市文化的思考摘录下来，供同事和后辈参考。同事们和学生们都敬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和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他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白内障十分严重，为了能看书学习，毅然决定作眼科手术。手术以后，手拿放大镜，坚持看书看报。李芳馥从国外回国以后，依然跟踪国外图书馆事业的最新进展情况，跟踪了解高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信息，在90多岁时还能与同事和学生谈论现代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问题。他那虚怀若谷、不断进取、诲人不倦的精神，激励了同事和学生们的学习、工作热情。
李芳馥逝世以后，他的儿子李名世与笔者有过一次长谈。李名世说：父亲的性格比较内向，但对人对已都有严格要求。1985年，李芳馥退居二线，任名誉馆长，在会上他向上图新班子和中层干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图书馆工作人员是为读者而工作，要争当无名英雄，绝大多数不可能成名成家，有的只是默默地不停顿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他人的成才作好阶梯。图书馆工作的实践性非常强，要用理论指导实践，真正的快乐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只有做好基础工作，才谈得上管理的自动化、现代化、数字化。
上海图书馆的一位中层干部，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悉心关怀和帮助。他讲到，李老长期从事外文书刊资料的采访审核工作，哪些外文书刊已经订了，哪些已有收藏，心里自有一本帐。有时，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粗心，或者漏选了，或者重复选了，他在审查目录时，都一一予以指出，避免了漏订或重复订购，保证了馆藏的质量。他在工作中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从不顾及自己年事已高，目力不好，只要有目录送他审核，他从不推辞，总是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底，并用左手扶着颤抖的右手认真地写下审核意见。李芳馥对外文书刊资料的出版信息掌握得非常及时，注意搜集各种重要信息。他不满足于阅读一般的统订目录，经常阅览国外主要的有图书评论的报纸，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上海图书馆的外文书刊的丰富馆藏和高质量，是和他的长时期的严格把关紧密相连的。
李芳馥带研究生，提出了兼职不兼薪的请求。一次，他为财务请他领一笔带研究生的“薪水”而感到“不安”，认为“面临一个困境”。他深感受之有愧，理由有三条：“第一，我还没有正式教课，不应该领薪水；第二，就是今后教课，但只带两名研究生，与其他教师来校教全班学生不同；第三，老专家兼职不兼薪的事例很多，我不应例外，因此，我恳切地请求学校不要给我薪水，现在和将来都不给。”最后，他还加一条：“还有一层，不给我薪水，还可以使上图财务今后不致感到为难。”李芳馥的不计报酬、无私育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凡是来信请教图书馆管理经验的，李芳馥有信必复，乐此不疲。对于请教图书馆现代化与科学管理的问题，李老及时复信：“图书馆要现代化，必须实行科学管理。没有科学管理，纵然引进现代技术，还是不解决问题。具体落实则有赖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规章制度，建立工作秩序，明确工作岗位和具体责任，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等等，要坚决执行。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应根据岗位的需要而配备相适应的人力。要摸清情况，彼此多交换意见。”有封来信说：“有件事想麻烦你，听说在60年代初，你对馆内的同志上过科学管理方面的课，对各项工作，对各个工作岗位以及各级人员提出过具体要求，现不知这些讲稿是否还在。自己很想学习，希望能得到支持。”他接信后，立刻找出《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初稿）》送上。对于成都市医学情报站的王鸣请教医学科技情报研究的来信，李先生是这样答复的：“王鸣同志：上月来函已转到我处，我因年迈体弱，最近又住进医院动过目疾手术，所以久未去华东师大授课，迟迟未复为歉。论述科技情报工作的书刊资料，国内外出版的有多种，国内的主要出版机构是北京的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便于初学者参考的有《国内科技情报资料管理与交流》（1980年版），《国外科技文献资料的检索》（1977年版）、《现代科技情报工作及其服务形式》（1979年版），还有《科技情报工作学术讲座丛书》和《自动化情报和联机系统培训班教材》多种，专业期刊有《科技情报工作》，北京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经常刊登有参考价值的论文。我们要了解医学科学方面的新发展，遍阅新出版的新书刊资料是好的，但是限于时间及一个单位的收藏，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如是就不能不利用索引、文摘等类的工具书。……北京有中国医学情报研究所和国家医药总局情报所两个单位，凡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自己不能提供有关资料，可请他们帮助。……”
每当我来到宏伟、典雅、现代的上海图书馆，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李芳馥先生——这位曾经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现代化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老人。如今，可以告慰的是，老人的世纪之梦已圆，跨世纪的图书馆事业云蒸霞蔚。此时此刻，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以示缅怀之情：
广厦巍巍话奠基，情意绵绵谈衔泥。
调遣字句传旧事，激扬书海见新丽。
九十六载蕴辉煌，淡泊明志存豪气。
雕塑生命铸风华，放飞雅量化神奇。
（上海博物馆陈燮君）
余思1．通常图书馆都设有以购书业务的“采购部”，既用了“购”，为什么却要再加以“采”，请回答。
2．为什么正规图书馆（含大学、研究机构）之最后采购，乃必须由资深人员拍板成交。
顾廷龙：从“书缘”到“图书馆缘”
写20世纪图书馆，不能不写上海图书馆；写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不能不写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
顾廷龙与书有缘。他1904年出生于苏州混堂巷旧宅，自幼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可谓读书、护书和知书，收书、编书和印书，与书结缘，以书为友。他还曾任《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顾廷龙先生与图书馆有缘。他毕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顾廷龙是我国杰出的图书馆事业家，他的生命的九十五个年华，从“书缘”到“图书馆缘”，步步留书香，岁岁连馆藏，九五铸风华，万卷写春秋。在离别他的第六个年头、迎来他的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奔泻深切思念之情：
古趣荡漾意从容，今神盎然气贯虹。
世上百年云龙飞，墨池千载文华动。
虚怀若谷学界敬，实步走峰书海颂。
长怀清风和明月，涵盖春夏与秋冬。
“我的光阴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穿过”
在我和顾廷龙相处的日子里，谈论得最多的是图书和书法。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总说自己一生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起来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和印书，“我的光阴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悄悄穿过”。顾廷龙的儿子双院院士、顾诵芬先生在回忆父亲收书经历时曾感慨地说：收书需有眼光，不仅要善于鉴别版本，更需对历史文献之宏观认识与把握。旧时癖宋嗜元成风，竞相争炫，先父则独辟蹊径，专事搜访稿抄校本及稀见明刻本；当时家谱、朱卷、近人手札、专人档案、革命文献、旧平装等资料价值为人们所忽略，先父慧眼识宝，百方搜罗，始终不懈，竟使聚沙成塔，一一成为上海图书馆特定专藏。
顾廷龙的收书始于1932年。那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大学图书馆馆长洪煨莲（业）的邀请，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前后搞了六年图书采购。我后来在访问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与在那里担任图书馆善本书室沈津主任谈起顾廷龙的这段经历，思绪万千。我们指着身边的成排书柜说，在这些穿越历史风尘的中国善本书中，恐怕就有当年顾先生采购的图书。沈先生曾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追随顾先生研习目录、版本之学，他意味深长地说：前几年在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时，就经常浮现顾先生的身影。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顾廷龙已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每当他回顾这六年的收书生涯，总显得兴致勃勃。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该委员会除了洪煨莲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等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的长驱直入，需要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常对图书采购提出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对顾廷龙颇有启发。多年后，他还回忆起当年顾颉刚所写《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许多应当收购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资料，如档案、哀启、账簿、戏本、歌谣、宝卷、金石拓片、各类著作稿本以及有记载性的图书照片等。顾廷龙遵循颉刚先生对图书资料的独到见解，持之以恒地走上了搜集、整理图书资料之路。
谈到收书，最令人难忘的是顾廷龙在1955年一个秋夜在废纸堆中识宝藏的故事。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得知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200担废纸送造纸厂做纸浆，其中可能有线装书，就星夜前往，彻夜难眠，翌日率员，及时翻检。经过十一天的辛劳，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史料，包括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用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账簿、契券、告示等。其中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1566）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不少旧抄与稿本，大量有关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这次“废”中拣宝，还挑得清代朱卷与家谱，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收藏特色。说到朱卷，当年张元济、叶景葵等前辈为保存文化典籍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先是以重价购得海盐朱氏寿鑫斋所藏朱卷二千余册，后由吴县潘氏著砚楼捐赠一千余种。20世纪50年代“合众”改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继而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先生继续搜集不辍，蔚成大观，计达8000余种。数十年的收书细流终成大海，在他和几代上图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上图的馆藏尽显风采。
顾廷龙的“书缘”还在于编书。他早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时，就以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而得到章钰（字式之）的知交叶景葵的赞许：“体例极善，是以表彰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不负所托矣。”章钰教授博学通掌故，聚书二万卷，读书求善本，发愤校群籍。他取宋人尤袤“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衣，孤寂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语，称其居日“四当斋”。在逝世后，根据遗嘱，家属将其藏书的一部分捐给燕大图书馆，一部分委托代为保存，后捐给北京图书馆。顾廷龙受燕大图书馆的委托，对这批图书进行编目。他依据章氏藏书分为手校及传抄之书，宋元旧刻、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本，普通习用古籍等三类，遂分为三卷，每卷列以经、史、子、集，对前两类书，又循前人藏书志编例，且备章氏题跋、友人识语、章氏录前人题记不经见者，有序有方，堪称目录学名著。顾廷龙等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涵盖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全国主要高等院校图书馆收藏丛书2799种，体例之善，遐迩闻名。在顾廷龙的力促下，上海图书馆根据馆藏，又编印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计收丛书5549种，子目30940种，足见他之远见卓识和学术韧性。“要说一生中编纂的书目哪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则当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了。”顾廷龙在生前常常提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艰辛不易，曾专文总结它的编纂工作，认为此书目惊动专家数千人，单位近千个，涉及收藏单位近八百，所写款目约六万，收录我国现存于大陆的明朝及明朝以前的绝大部分和清朝的有价值的大部分古籍善本书，采用五部分类法，依分类体系组织编排。它不仅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版本时代、版本责任人、版本类别及批校题跋，还著录藏书的存缺情况和收藏单位，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体现了我国当代古籍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水平。
组织印书喜结“书缘”，稀见典籍化身千百，顾廷龙把印书视为保护文献古籍、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燕京春秋，他与吴丰培等为禹贡学会编印的《边疆丛书》系印书之初试。沪上“孤岛”时期，“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呜不已”，以石印省经费，以手写上版降成本，顾廷龙说那时熬一夜，抄写3000字，每日至凌晨四时方收笔。我曾问他，何以天天那么准时停笔，他记得很清晰：“那时临窗伏案，窗户对着对面的夜总会，乐曲声一停肯定是第二天的早上四点。”《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就是这样陆续印成的，丛书收了十八种，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与抄本。上世纪50年代末，他主持筹建了上海图书馆影印工场，短短几年，即有30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包括宋本《唐鉴》、《孔丛子》、《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康熙台湾府志》；稿本《古刻丛钞》、《牧要诀》、《稼圃辑》；尺牍诗翰《纳兰成德书简》、《龚自珍魏源手批简学斋诗》等。70年代末以后，又先后印出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明写本《永乐大典》（“郎”字韵一册）以及《孙中山先生遗札》、《柳亚子先生遗札》。又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社合作影印宋本《元包经传》、《钜宋广韵》、《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东观余论》、《杜荀鹤集》、《嘉祐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元本《颜氏家训》、《文心雕龙》，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据古代诸官书有关文献辑录而成，编辑时还增添了新材料，所收农艺著作三十余种，有《农桑要旨》、《韩氏直说》、《务本新书》、《博闻录》、《士农必用》、《桑蚕直说》等，均已不传。《农桑辑要》明示自古以来我国已有“理水治土”、“深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至元更为发达，积累经验，专门著述。顾廷龙主持印书业绩斐然，使珍藏“流布”，孤本不孤，古籍今印，文化传承。
“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
顾廷龙与书有缘，继而与图书馆有缘。图书馆为顾廷龙情之所系，思之所动，智之所依，慧之所倾。在图书馆，顾廷龙直面典籍，感受文明，放飞睿智，皓首穷经。他直言：“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凝聚了古风雅韵，舒展了学者风采，释放了管理能量，表达了文化关怀。
顾廷龙对文献资料和文献学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积极探索。他谈到文献资料时列举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日记、尺牍、传记、目录和图。顾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论清末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等大部日记，认为孙宝琦的弟弟孙宝瑄的日记闻见颇广，记事详尽，见解独特，所反映的晚清史料翔实。他说，书法家何绍基的日记、清末政论家王韬的日记等则为短篇，同属难得的文献资料。尺牍方面有大部的，如汪康年《师友手札》，已抄成60册，约八九十万字，是他编《时务报》时同方方面面的来信，内含丰富的晚清史料。又如缪荃孙的《艺风堂藏友朋手札》，抄成10册，约50万字，多谈金石书画、古籍版本，也有晚清时事、诗词唱和。传记方面有杭州叶瀚（号浩吾）的《块余生自记》，叶为清末有志之士，谋求教育救国，提倡学习科学，学习外语，赞成变法，曾与汪钟霖合办《蒙学报》，民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很广，社会响应较大。《陆谨庭（恭）自订年谱》也属馆藏，陆精于鉴别，清乾隆间在苏州以收藏碑帖书画而著名。在目录方面，有湖南巴陵方功惠的《碧琳琅馆书目》，收有较多明本；编《明诗纪事》的贵阳陈田有《听诗斋所藏明人集目》。这两本书目，都没有刻过，学术价值较高，是标注《千顷堂书目》所载诗文集的传本，很有用处。另外，沈复粲的《鸣野山房帖目》、惠兆壬的《集帖目》和没有著者姓名的《历代帖目汇抄》，都没有刻本，后人只是辗转传抄，十分难得。在图方面，如清康熙间山东历城王（秋史）的《二十四泉草堂图》、浙江海盐张（小白）的《涉园图》、苏州顾嗣立（侠君）的《秀野草堂图》、蒙旗法式善（梧门）的《诗龛图》，收有出于同时人手笔题跋、题，掌故性强，曾传抄得几种，有的原件已不知去向。正是由于顾廷龙等对文献资料的悉心呵护，使上海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收藏极为丰富。
顾廷龙还专门研究了文献及文献学。他说，“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论语·八佾》中说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最早用“文献”作书名的是宋末马端临，他写了《文献通考》，他给“文献”下了这样的定义：“引古今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文献学应包括哪些内容，顾先生认为，凡是《文献通考》中所收集的范围都是。《文献通考》全书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当然，文献学接触到的历史和范围还要广。从图书馆角度谈论的文献，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从古典文献出发的，用“古典文献”似乎更为明确一点。古典文献，在解放前称之为“国学”，所以有过一个国学图书馆，表示与专收新书的图书馆有一点区别。过去称之为国学，现在我们叫作古籍，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古典文献。顾廷龙对于文献资料和文献学是有很深的造诣的。
顾廷龙对整理古籍和修复古籍给予了极大的文化关注。他对于整理古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有过系统的建言。他说：古籍浩如烟海，整理起来，有难有易。对于容易的，可集合一些人进行标点、注释和翻译。难的要培训一些专业人员，作好充分准备，才能开始。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班子要搭得好，要真能“结合”，否则劳而无功，过去是有过教训的。古籍中难整理的是《十三经》和先秦诸子。章学诚早就说过“六经皆史”，这些书记载着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历史资料。如考证甲骨、钟鼎、简牍、帛书等，都必须参考这些书。可是这些古书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多变，辗转传抄，以误传误。自汉至宋，多次校定，刻之石碑，所谓“石经”。“石经”之刻，在某一时期有校定成为标准本的意义，但还是错乱很多。自宋代版刻盛行，版本多了，但均流传不广。清嘉庆间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经》并撰校勘记，当时虽聘请了通经之士参加工作，然而遗留问题依然不少。由此可见，古籍整理实在不易。要培训专研人员。大学文科应设古典文献学系，创设研究所，将素有研究者组织起来。大学生或研究生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的基本功，将来各专一经，分别研究。已经有人翻译或注释的古书，应从速付印。容许“百家争鸣”，不必“只此一家”。整理古籍要搞标点。古籍规划小组应定出一个条例，各种标点符号应该怎样用法，要有一个统一的条例。顾廷龙对于修复古籍工作极为关怀。他在80年代中期说，上海图书馆现藏有家谱一万种，七万五千册，数量很多，不过有一个问题，纸张已经很破旧。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补古籍是第一步。应该把培养古籍修补人才列入规划。他对整理古籍和修复古籍确有真知灼见，现在上海图书馆的整理古籍和修复古籍一如既往，日显优势。
顾廷龙对版本学予以高度重视。他曾在《版本学与图学馆》中专门论述了版本学。认为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为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图书馆工作者需要研究的两门科学，这是大家公认的。还有版本学和校雠学，也很重要，也需要大力开展研究工作。校雠学在过去有人写过《校雠学史》及《校雠学》等专书，成为一门专门科学是没有问题的。而版本学，虽则常有人称为“版本之学”，但只认为它是目录学的一部分。认为理应专门成立一门版本学，加以深入探索和研究。什么叫作版本学，有人把它看得很狭。好像仅仅限于讲究宋、元旧刻。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版本学的一项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一写再写，不也就是不同版本吗？现代铅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又是不同版本吗？由此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宋、元古籍。版本学的内容实在是相当丰富的，如关于图书版本的发生和发展，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制版和印刷的技术，版本的鉴别，装订的演变以及研究版本学的历史等等，应该可以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就古籍说，某书历来传世者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本习见，某本校勘较善，某本粗疏，某本由某本出，需辨其源流。保管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版本的情况来掌握不同的保管方法。如稀见本，加工本（批校，题跋），伪装本，特装本等等，应该和一般版本有所区别。书目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一书的若干不同版本，应有系统地反映在书目中。在著录中把一书有几种不同版本的，并列一起，可以一望而知。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版本。如以《资治通鉴》一书为例，对一般读者的索阅，应以新出的标点本示之；老年读者的索阅，因其目力较差，可以崇文书局覆胡克家刻本示之；从事校勘的读者，可以鄱阳胡克家覆元本示之；研究《通鉴》版本的读者，可以商务影印的百衲本示之，其中各种宋本都有。以不同的版本满足不同的对象，可以各得其所。顾先生对于探索版本学的引领，使上海图书馆的版本学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取得了成就。
顾廷龙的“图书馆工作”在上海图书馆的新馆建设中更趋辉煌。上海图书馆的新馆建设，自始至终得到了他的关心和指导。1995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上海图书馆新馆建设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新的领导班子经常就新馆建设的重大问题向他请教。他住北京，我们经常上北京求教，或通信请教；回上海，则抓住机遇，虚心讨教。他多次指出：上海图书馆新馆诞生于世纪之交，无论是楼宇建设，还是设备购置、计算机网络配备，都应受到世纪之交的中西建筑风格和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整合。硬件设施条件的极大改善，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加上在“新世纪”和“新馆所”双重效应的意义上促使读者对新馆一流服务水准的期待，迫使我们既要讲究服务态度，又要改进服务质量；既要提倡文明服务，又要关注“现代文化态度”；既要运用管理方法，又要重视服务方式……要从服务方式的变化着眼，加大管理方式的变革力度。
顾廷龙亲自为上海图书馆新馆的知识广场题字，为《新馆开馆纪念集》题字，为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挥写书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读书破万卷，行路逾万里”勉励。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他又专程赶来上海参加庆典活动，研究了盛宣怀档案整理工作的意义和具体整理方法，欣然同意与王元化先生一起担任上图盛宣怀档案整理课题的顾问。他多次提醒要在图书文献大搬迁工作中注重保护每一本图书，每一件文献资料，做到不缺、不乱、不损。1997年五六月份，顾廷龙又来上海，专程到新馆家谱修补工场参观，当他看到有近20位修补人员在抢救修补家谱时，喜道“这批家谱交运了”。
顾廷龙驰骋于书海将近百年。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启迪智慧的常识、著述，而且是催人奋进的敬业精神、人格力量。正是对于这种精神和力量的体察，使我们对他的、“图书馆缘”的思考指向深层。
（上海博物馆陈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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