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

    20世纪的图书馆，养育和滋润了几代文化名人。文化名人把图书馆视为知识的港湾，文化的载体，文明的殿堂，信息的集散地。文化名人与图书馆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相遇，其延伸轨迹出现了动态的时空组合。于是，思考了实践，梳理了思绪，凝聚了理论，激活了学术，把思想的放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整合，融进了新的时空组合。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受到19世纪末叶戊戌变法运动的影响，得到辛亥革命的激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经历了经济一政治一社会一文化的一体化的巨变，接受了科学革命、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和数字化文明的洗礼，挟裹世风，蕴含曲折，终究坚挺绵延，与时俱进。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开明的维新派人士请求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一些藏书楼演变成为初期的公共图书馆。1902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筹建了古越藏书楼，两年以后正式开放。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也先后建立。1910年开始筹建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开放。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比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更早一些。1894年建立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902年则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势较强，据统计，1930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2935所，到1936年达5196所。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藏书50余万册。这一时期的通俗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1935年达1225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的阐述言简意赅：近代图书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宗旨是对文献藏用并重，而以用为主；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一整套科学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出版物日益剧增，促进图书馆进行分工协作，加强馆际交流，推广了馆际互借、参考咨询工作和开架制度，积极应用缩微复制技术、静电复印技术、声像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并促使修订图书馆法，实施文献工作标准化，强化图书馆员的培训和教育，进行图书馆资源共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长驱直入，现代图书馆已由单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系统，发展到以传递文献信息为主的、全面开放的信息系统。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网络系统、高密度存贮技术和数据通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图书馆的工作图景。20世纪末，现代化图书馆的新建，出现了新的图书馆管理方式，已从“物流一人流”的管理到“物流一人流一信息流”的管理，从“书本位”管理到“人本位”管理，从单一指标管理到科学指标体系管理，从“精确”的时空边界管理到“模糊”的时空边界管理，从传统型图书馆管理到“数字化”图书馆的管理。以科学指标体系为例，探索了先进图书馆的“科学”原则、“优势”原则、“可比”原则、“操作”原则和“动态”原则等科学指标分解的基本原则，积极设置资源配置、“软”“硬”水准、功能集成、对外拓展、学术研究、科学发展、可持续推进等综合的科学指标体系，以科学指标体系规范、协调和促进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出现了绚丽多采的时空组合。在《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一书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见到相伴延续的20世纪图书馆发展轨迹与文化名人屐痕，能够尽情领略向图书馆倾注深情的名人们的文化风采。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的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在世界各国旅行中，他喜爱参观图书馆，时刻不能忘怀的是故国的藏书楼。以他的《丹墨游记》为证：“澹如楼者，吾先中丞公（名国器，曾为广西巡抚）所筑，环二塘二堤：依松台而临榕径，四面人家相映，藏书数万卷于是。吾少年自十四岁至三十岁读书于是，晨雨夕月，携册而吟，徒倚俳徊者久之。”他从澹如楼里搬出一帙一帙的书，在百年古桧下，或坐或卧，放声朗读，吟诵其间，陶醉其中。年纪稍长，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他泛读了数万卷藏书，还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地球图和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译书，视野拓展，学贯中西。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缪荃孙曾任国史馆纂修、民国清史馆总纂，一手创建我国近代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缪荃孙是遐迩闻名的藏书家，一是购自私家藏书，二是购自书肆，三是友人相赠，四是相互传抄。在他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刻本，其中宋刻本45种、元刻本58种、明刻本498种。其次为旧抄本，共331种，《明太祖皇帝实录》、《穆宗皇帝实录》为明抄蓝格本，《册府元龟》为明绵纸蓝格抄本。再次为名人批校本，共135种，还有多出清代名家之手的手稿37种、日本刻本29种、韩国刻本2种，凡此种种都标志了缪氏藏书的高品位。缪氏赞赏明末清初曹溶的“古书流通”主张及流通古书法——藏书家之间相互传抄以通有无、出资刻印以广流传，为此加紧编订自己藏书目录公诸于世，以利传抄，同时积极参与刻书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可以说是成绩卓然。国学大师王国维编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原据《英国大百科全书》第9版《图书馆》，此文编译后即于1910年连载于《学部官报》，其原稿后在整理教育部档案中发现，又发表于1935年《图书馆学季刊》第9卷第3、4期上，这是西学东渐介绍西方图书馆史的第一篇系统之作。梁启超亦倾心于图书馆，早在1896年7月，在由他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就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日学校，日新闻馆，日书籍馆”。书籍馆即图书馆。他在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对历代国学的整理、考订以及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等，都一一传为佳话。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家，而且是图书馆学者，他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903年，张元济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便开始筹建编译所资料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的目光向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延伸。1909年，资料室改名为涵芬楼。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馆庆之际，由张元济提倡把新建楼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是东方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张元济和同侪的努力下，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上一世纪30年代初，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150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珍本多卷、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1927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翌年开办了图书馆讲习所，1930年增设儿童图书馆，以后他又创议设立流动图书馆，携带大批图书赴浙江、江苏各县、镇，供公共机关陈列、借资展览，并随地调查社会教育状况，为中国图书馆进一步面向社会开辟了通途。张元济和叶景葵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请来顾廷龙主持馆务，自然留驻图书馆发展史。鲁迅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对北平市的图书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达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北京图书馆至今还保留许多鲁迅参与北图建设的珍贵文献。鲁迅曾据理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鲁迅还向许多图书馆赠送自己的著作和各种图书。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故乡绍兴的剡中国书馆等，都受到他的馈赠。1928年夏，鲁迅携许广平到杭州旅行。不知情者以为他去度蜜月，而实际上他一连七天都泡在浙江图书馆，为的是研究该馆收藏的《四库全书》。王云五的学术生涯与图书馆紧密相连。他三年读完36巨册大英百科全书。他周游欧美时，除了考察出版业，还到各地图书馆读书。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十天时间，一口气读了900余种有关管理的书刊。他一生中创立了两大私立图书馆，并公开对民众开放。它们就是于1926年开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和于1974年在台北落成启用的云五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虽属私立图书馆，但财产仍属商务印书馆，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是后者。王云五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图书分类编目工作领域的重大改革，使得由他所主持的东方图书馆在当时堪称为一所管理完善的图书馆。王云五在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长时间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以充实图书馆的丛书收藏。自1922年到1927年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方便了图书馆的系统采购。他从东方图书馆的各科优良图书中精挑细选，并经过科学整理，再大量出版、发行，分期供给各类图书馆，免除了有些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由于大量出版发行，一版再版，成本降低，售价低廉，十分有利于图书馆购藏。王云五在历年出版的各种丛书的基础上，存精去芜，出版了“万有文库”。“万有文库”选定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以及世界名著、参考著作，共收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11500万字。因“万有文库”包蕴古今中外，百科俱全，预约数竟达8000部。由于这套丛书的推广，全国各地图书馆纷纷成立。据统计，依凭这套丛书而成立的图书馆达200所以上。据当时在上海通志馆工作的胡道静说：自从“万有文库”出版后，每个中学都很容易地成立一个图书馆。……我们只要留心图书馆的创立和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中有文化名人的智慧和心血；我们只要关注文化名人的文化行踪和思想轨迹，就不难认识其中有图书馆的铺垫和激励。20世纪图书馆的发展印迹和文化名人的延伸屐痕在时空上高度吻合，在探索“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名义下，竟有那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收获的喜悦！

    在综合寻觅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许多趣闻与轶事，它们如同熠熠生辉的珠宝嵌镶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历史学家洪业（煨莲）在兼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曾派图书馆职员每逢星期日到市场收购废纸。这些废纸有日历、药方、符咒和文字读物。他让职员将收来的废纸堆在图书馆和附近教学大楼的天花板和屋顶的夹层里，每星期三，他就带领同学查阅这些破烂，从中觅宝。在废纸堆里，竟然找到不少有用的文献资料，如清人档案和清崔述《知非集》，借助后者，洪业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崔东璧书版本表》。陶行知为了告诫“死读书”者，曾在南京晓庄创建了“书呆子莫来馆”。陶行知指出：“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因此，我从前在晓庄办了一个图书馆，叫做‘书呆子莫来馆’。但是一方面叫书呆子不要来，一方面为什么又要图书馆呢？要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些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看个明白。但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正是：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杜定友为“中国图书馆史五个第一的创造者”：1922年3月，在广州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专业训练班——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培养了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1924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图书馆专业刊物——《图书馆杂志》；1926年1月，在上海主办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展览会；1933年，出版了《图书馆表格与用品》，并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家中国图书馆服务社，推进了图书馆用品的标准化；1952年8月，在广东省图书馆试行部分书刊开架，为我国省市图书馆开架借阅带了个好头。姚石子是上一世纪初期上海地区大藏书家，他主持家务后，把图书馆格局带入家院。他把家院内许多楼、堂、馆、室作为专门的藏书、读书之所，分别署有专称。其中有“松韵草堂”，即据远祖姚宏绪辑有《松风余韵》51卷而得名；“古欢堂”，顾名思义，当以搜集与研读古籍为乐事；“怀旧楼”，聚藏的大多是史籍，据班固《两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而题名；“棣华香馆”是祖上传下来的，取自《诗·小雅》：“常棣之华，鄂不炜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来姚石子在“棣华香馆”楼上，还造了“华鄂楼”，那是给孩子作书室用的。“自在室”是他自己的书房，又称“观自在室”。“观自在”是梵语，意指通过读书修养来观察人生和世界，提高觉悟。又把主要的藏书室名为“复庐”，也把自己的别号称为“复庐”，寓有自勉读书报国之意。“七襄楼”则是属于妻子的书室。这些书斋，分门别类地置放着统一规格的书架和书橱，陈列着以线装书为主的各种古今书籍。1925年10月，姚石子与同侪创建了由他任馆长的张堰图书馆，其藏书正是来自“家庭图书馆”的藏书。曹聚仁把图书馆写进了长篇国文故事《粉笔屑》。故事洋洋十三四万字，是给中学生阅读的，1935年《中学生》各期连载，没有写完。故事分节详述了图书馆。他着意写了自己的家庭语文图书室，他说：“这书室为着学生来阅览用的，还是依性质来陈列，比较合用些。”因而如中国文学书籍上架，就按中国文学史、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文艺批评的顺序排列；线装书按总集、别集、选集先后上架。每种书在书脊都贴有蓝色圆签，标有号码，号码用两种颜色写，一行是红的，标明书的内容分类，一行是白的，标明书名的首字索引。在故事中，曹聚仁还借学校召开国文学科会议讨论国文科用书，提出要给学生开一张比较适用的书目。他把给学生介绍图书，开书目，比拟为高明厨师开菜单：“这张菜单例不容易开呢！”他果真开出一份适合中学生的阅读书目。从众多的文化名人的趣闻轶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紧密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少有远离图书馆的文化名人！事实上，发生在20世纪图书馆中的文化名人的趣闻轶事已成为研究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珍贵的史料。

    研究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延伸轨迹的时空组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展现了现代都市时空中的图书馆群体图景。20世纪文化各人活跃其间的图书馆是都市时空进行现代呼唤的产物，在都市中出现的图书馆群体图景是时尚、时风和新的时空整合的结果。当进入20世纪的时候，城市的文化一科技一经济一社会的发展已有动荡性互动的态势。欧风东渐，西人东来，西方物质文明输入，西方生活方式潜移。城市空间拓展，人口膨胀，工商发达，租界扩大，移民群体消长，在都市化进程中市民心态变化，社会价值观念渐变，出现了新的都市文化空间和都市习俗。与此相适应，新型文化长驱直入，外文报刊开风气之先。书信馆和有线电报、电话问津，石印、铅印和机器动力等近代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率先在大都市引进与推广，西学传播基地崛起。以上海为例早在19世纪中期起，西方传教士已开始建立最初的基地，1847年，在市区西南的徐家汇天主堂内，设立一个大书房，集中存放欧美来华传教士携来的各类书籍，世人称之为“徐家汇藏书楼”。后人一般视其为上海近代图书馆形式产生的一个时代性标志。19世纪的后期，居住于租界内的外国侨民组织了社团性的书会，以后逐渐演变为“工部局公共图书馆”。在上海城市进行现代转型时期，国外宗教组织、文化团体在沪设立的各种机构逐渐增加，不少单位内部都设立了图书馆。亚洲文会图书馆收藏了众多“东方学”研究文献，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专业图书馆之一。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震旦大学博物院图书馆等完整地移植了当时欧美国家的图书馆结构和管理制度，对于上海地区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产业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20世纪前夜，上海地区的传统藏书模式开始向近代图书馆方式演变，这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受到西方近代文明感染后，进行各种改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创立于19世纪70年代的格致书院，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收藏了大量介绍欧美最新科技发展成果的图书，陈列科技普及类书刊和新闻报纸，面向社会开放，成为上海地区面向华人的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在跨入20世纪门坎以后，格致书院正式建立了学校的体制，同时设立了学校的图书馆——格致书院藏书楼。这所藏书楼有较强的社会服务倾向，它编辑、印刷《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对外宣传、发行，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阅览制度——“观书约”，从中已透出比较完备的近代图书馆气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图书馆。20年代中期，上海崛起了一所当时可以称为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它的前身是上海地区最大的民族资本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内部的藏书楼——涵芬楼。同时，上海地区还出现了一批由各类社会团体举办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入藏的多为各出版社新编译的科技、文化书籍和时事报刊等，对城市中的青年职工、学生影响较大。《上海百年文化史》在回顾上一世纪20年代上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走势时分析了原因：一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建立社会文化服务类图书馆的经济基础；二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大都市居民的文化水准提高，形成了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需求；三是图书馆的藏书内容有了变化，传统古籍不再占主要地位，服务于现实需要的中外新书在图书馆占了主要地位。30年代，在科学专业图书馆群体中，原先一些社团、机构的内部图书馆，如著名的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中华学艺社图书馆，先后向社会敞开门户。30年代活跃于上海地区的另一类图书馆是由各种企业、社团举办的通俗图书馆，其中著名的有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蚂蚁图书馆。把视线转向清末的北平，京师图书馆保存着大量的古籍珍本和一般图书，于1912年正式开放。1926年开始筹备“旧北京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利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创建的，1929年，两馆合并组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由于受到清朝专制政体崩溃的鼓舞和自由经济、社会变化的推进，城市文化事业依赖现代商业经营方式，转化为现代都市图景的生动的文化景象。城市的开放、社会的动荡、文化设施的进一步营建、新式文化事业的兴起、文化人才的聚散，松动了原有的图书馆发展之链，更新了图书馆管理理念，重塑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真正的蓬勃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腾飞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之时。

    二是揭示了文化名人从“书缘”到“图书馆缘”的文化轨迹。应该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名人对现代图书馆的呼唤及其实践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顺应了图书馆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其理论奠基和文化行为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蔡元培认为要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天下之英才，办好图书馆是重中之重。1898年始，蔡元培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任教其间，他很注意图书馆与学校教育的结合。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平大学的诸多革新中，不忘办好学校图书馆。他上任后即表示，要尽力为图书馆“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他规定图书馆经费专款专用；购书时先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然后再作审核予以选购。1922年，蔡元培在北平市民大会上发表《市民对于教育之义务》的演说，提出要为儿童增设小学，为年长的人设立平民大学、图书馆、戏剧院。他在《何谓文化》一文中指出，发展文化要从普及教育人手，而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戏剧、印刷品等都很重要。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又几次三番提出开办和发展图书馆，并努力参与其事。30年代初，蔡元培寓居上海，他经常参加图书馆的讲演和其他活动。在他的关心下，中国图书馆协会出版了宋景祁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图书馆学者和创办人的传记汇集，编入了张元济、王云五、冯平山、杜定友、刘国钧等两百余位的小传。蔡元培欣然为之题签，积极予以推广。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教育家，1918年他作了《图书馆教育的问题》的讲演，又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开设“图书馆教育讲习课”。1919年2月13日，李大钊应邀出席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发表《图书馆教育问题》的演讲，他希望“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说“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1920年暑假，李大钊组织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举办“暑期图书馆讲习会”，并讲授“图书馆教育”。《晨报》于1920年8月报道：“中国自从开办图书馆以来，大家只知道图书馆，不知道什么是图书馆学，到了这会讲演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分类编目，以及图书馆教育科学，一切听讲的人，都知道图书馆是一种科学，大有研究的价值。”他强调图书馆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工作，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他还率先倡导开办妇女图书馆，认为图书馆工作是妇女谋求自立较合适的职业。他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指出：“国内女子图书馆人才极缺乏，若能要求学校增设图书馆讲习科，岂但图书馆幸甚，女界也幸甚。”他专门撰文介绍美国妇女从事图书馆工作的情况，以供国人参考。李大钊是公认的图书馆理论大家和图书馆实践者。图书馆理论家和众多图书馆实践者从“书缘”到“图书馆缘”的文化轨迹牵引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三是证实了图书馆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集散地。史学大家陈寅恪曾在图书馆酝酿了“柳如是”课题。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他就起动了这个学术念头，曾多次赴合众图书馆查阅钱谦益诗文集和钱曾所作牧斋诗注。以后，又依靠图书馆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来据中山大学周连宽称：“我曾协助他做资料收集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他每天把所想的问题若干条记录下来，交给我去图书馆查找有关的资料。”陈寅恪为这部《柳如是别传》，旁征博引各种典籍，多达600余种。其中诗文集（包括戏曲）约240种，史书、年谱约170种，方志约50种，如果包括看过而未引用的书刊，当逾千种。图书馆帮助陈寅恪完成了这部80万字的巨著。

    戈公振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自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久销不衰，多次重印。《中国报学史》所用材料翔实可靠是公认的，其重要来源是沪上各家图书馆，其中，徐家汇藏书楼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当时主持藏书楼日常事务的是徐宗泽修士，他是徐光启的后裔，本人也是一位学者，他和戈公振以学相会，一见如故，使戈公振能方便出入藏书楼，充分利用藏书楼丰富的馆藏，尤其是上海开埠以来外国人所办的早期报刊。戈公振日后曾多次对侄儿戈宝权提起过徐宗泽和藏书楼对他著书提供的帮助。吴晗的学术研究大多为史实考证，图书馆成了他的学术源泉。他说，“图书馆最大使命是在节省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学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满足他所探讨的事物。”吴晗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读的最多的是明史书籍，读完2900余卷《明实录》后，已作了大量摘抄。在摘抄中，他注意到《明实录》关于胡惟庸党史案记载虽然文字很多，但诸说不一，于是决定抓住这个线头，清理这个疑案。他在图书馆借助于大量的有关此案的资料，分析比较，研究探索，终于推翻了旧说，有了理论成果。1932年，在《燕京学报》第十五期他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这篇颇具影响力的考据性论文，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令人倾服。不少人认为此书可与乾嘉学者的著作相媲美，实为传世之作。范文澜喜结硕果的奥秘正在于读尽人间万卷书，是千百次地出入于他先后执教的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图书馆后写成的。作者对于古史、文学理论的大量的考据，使他走上了学术通途。图书馆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术思想的集散地。

    在《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这本书中，读者可以领略众多熟悉的图书馆的学术风采，也可与众多在图书馆辛勤耕耘的文化名人对话。从中，可以沉思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可以寻觅文化名人出入图书馆、编织理论思维的文化踪迹，亦可从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中，揭示时空组合的奥秘。

    《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数是图书馆管理人员，或者曾在图书馆工作过。大家是带着对于图书馆的感情和对于文化名人的崇敬之情进行著述的。当经历数年，完成书稿之时，对于支持和倾情于图书馆的文化名人敬仰更甚，对于传播知识、集散信息、养育思想、放飞理论、积淀文化、弘扬文明的图书馆深情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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