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辽沈晚报》记者问

    记者：王先生，您好！据我了解，您在接受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一直走在前头，听说您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就已经运用电脑写作，寄发邮件，传播信息了。那么，请问：您平时有网络阅读和手机阅读的习惯吗？您觉得这种阅读和传统阅读方式相比，有着怎样不同的感受？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当前，面对着移动互联时代数字媒介阅读大行其时的形势，许多年轻人都选择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相对地说，选取传统纸质媒介阅读的人大有减少。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类，网络阅读每天都有，但时间不长；电子阅读器阅读，偶一为之；手机阅读，从未尝试过，我还是习惯于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这倒不是由于观念守旧，而是因为在我看来，纸质阅读方式质量更高，效果更好。

    在互联网和商业文化盛兴之时，一些“流行文化产品”（包括大量书籍）已经成为以娱乐为主的创意与传播的手段，而无关乎艺术，无关乎深度，无关乎思想。现在许多人，往往用上网、看电视、玩手机、翻报刊、侃大山来代替读书；当然，准确地说，应该是其中大量的人也是在阅读，只不过由于时间被分割了、传播工具移动化了，这种网络在线阅读呈现碎片化、快餐式，具有快捷性、浅表性、实用性、消遣性（娱乐性），而不利于深度思考与理性分析。

    网络上的新闻信息，确实颇具吸引力，有人会连续看上几个钟头。但是，信息与知识、知识与智慧毕竟不是一码事。一般读者总不能像经商、炒股那样，靠着资讯过活。用浏览资讯来代替读书，只能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而且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最后，只是了解一些信息，满足好奇心、新鲜感。即便是读书，也往往看热闹、找趣味，至多摘抄一些警句，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再就是，喜欢看一些权谋、权术、权变之类的，研究什么“潜规则”，并非真正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智慧。

    网络、微博开启了一个新的媒体时代。我一贯认为，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信息，都曾经过采访、核实、编辑、审核，尽管时效性相对较差，但信息的可靠程度会更高些。微博、微信普及以后，“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同步性和全覆盖，但是，如果操作者社会责任感不强，不切实按照法律法规行事，就会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

    当然，我说喜欢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体来获取信息、传递声音、掌握知识，只是就个人的阅读习惯而言，就是说，纯粹是讲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绝对不是一概反对公众应用新的媒体、关注新的媒体。特别是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微博、微信这类新兴媒体，不仅不应忽视，而且还要习惯于主动接触和了解微博、微信；再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应对最新的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动态多多关注，不能只是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否则，不利于开展富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工作。

    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查阅了有关统计资料：按全国统计，数字化阅读量，2010、2011年分别比2009年增长33.3%和36.3%；而如果单算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量，2011年又比2010年增长65.2%。阅读载体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是否会直接带来阅读内容、阅读实质的改变呢？

    王：阅读历史已经延续几千年了，单就载体来说，先是龟甲骨、泥版、竹简，国外还曾有过羊皮、莎草纸，国内有过丝织品，最后共同进入植物产品纸张，一步步地向前演进，尽管载体不断变化，但相对地看，阅读内容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可是，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空闲时间（一定程度上是阅读时间）被挤压、被切割，系统读书的条件减少了以至丧失了。这样，阅读行为、阅读活动便发生了剧烈的改变——阅读内容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电子书、网络小说、博客、网页代替了纸质印刷品；阅读方式由观看平面的纸页，变为开电脑、看手机、读电子书、发微博、玩MP4，由过去的单纯的文字、图片，扩展到音像、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与此相关联，阅读实效也直接受到了影响，向快餐式、碎片化、浅表化发展，成了必然的趋势。有些学者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观点，“不断加快的社会节奏导致人们认真阅读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可是，“伟大作品只适应于慢节奏阅读”，呼唤回归传统阅读，提倡深度阅读、系统阅读；也有的提出探索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有机结合的途径。面对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整个趋势，短时期内恐怕也未必能有关键性的突破，还是因人而异、各行其是、各取所需吧。

    记者：您说的因人而异，应该是一条重要原则。那么，作为作家、学者，您将如何应对这种改变？在您看来，在当今社会，普通读者有没有必要进行严肃阅读，读一些经典和费劲的书？为什么呢？

    王：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确有这个问题；但它不应成为某些人（我指的是需要掌握系统知识的人）的一种借口。不管怎么说，阅读的必要、阅读的宗旨、阅读所要达到的要求，并没有改变。这里我想说三点：一、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需要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特别是教师、编辑、记者、作家、广大思想工作者，整天地向外输出，如果不能及时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内耗过甚，必然难以为继。二、知识分子被称为民族的灵魂、社会的脊梁，旧时代叫“读书种子”。从它的定义看，不仅有知，还要有识，要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总之，都是一种自我觉醒、担当意识。如果只是靠浏览一些资讯，而没有真才实学，又怎么能胜任呢？三、读书、思考，涉及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讲五个层次。我把它简化为三个：生存的需要（吃饭、睡觉），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质两方面），实现自我（创造）的需要。实现自我，进行创造性劳动，不读书能行吗？听音乐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实现自我。读书、思考，既是精神享受，又是创造性劳动。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坚持深度阅读的呢？

    王：我从前读书是从兴趣出发，比如我喜欢诗词，就看了许多这类书籍。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视野开阔了，才觉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偏颇。我于“国学”有较好的基础，从前曾系统地学习过；但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涉猎甚少。为了接上这条“短腿”，二十多年来，我耗神费力，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算是补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后进省委、中央党校，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每一期读书都在百部以上。

    我觉得，光读还不行，关键在于实际应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用就是把它写成文章，见诸文字，陈述见解。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我比较熟悉；但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就大有文章了。分析历史人物，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过去强调人民创造历史，总体上讲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拿破仑、彼得大帝、秦始皇、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绝非普通群众可比。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合力”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

    除了从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营养，对于头脑中固有的国学资源，我也进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现代知识、智慧接轨。

    记者：请您说说，通过阅读获得了哪些教益？

    王：概括地说，就是长知识、增智慧、养精神。从创作需要出发，我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如果说教益，这方面是很大的。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这份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我的想象力也是匮乏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很少看电视节目。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极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书籍属于经典书籍？哪些书籍属于快餐书籍，简单浏览即可？能否向读者推荐几本您读过的经典好书？

    王：所谓经典书籍，应该是能够传世的，思想、文化含量高的，能够作为文化积累的，能够给人提供思想营养和审美享受的。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过：“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经典阅读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必须在观念上去掉功利的打算，像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一书中所讲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我在读书中，特别看重经典作品，重要的书总是读多少遍。苏东坡读书采用“八面受敌法”，就是多次读，反复读，他以读《汉书》为例，说：“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他还做过这样的解释：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百宝俱全，应有尽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分。所以，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每次读书，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作用，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概括地说，就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多年来，对一些经典作品我也是这么读的；读得遍数最多、从中受益最大的，有鲁迅全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庄子》。

    记者：前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我体会就是强调要精读、熟读。请问：您是不是主张精读？您是怎样精读的？

    王：《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关于读书方法的一些论述，其中第一条，就是“书贵熟读”；第二，泛观薄取，不若精于一；第三，耐烦仔细；第四，专心入在里面；第五，从缝罅处寻透彻；第六，须教有疑；第七，平易广大。

    中心是强调精读、熟读。《朱子语类》关于精读问题，讲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老苏（指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洵）只取《孟子》、《论语》、《韩子》（指韩非子的书）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需着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哪里及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精读，是读经典作品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人如果从来都没有精读的经验，很难说他真会读书。当然，这要因书而异，有的书需要精读，有一些书泛读、速读、跳读，只要大概掌握它的内容也就可以了。我所精读的书，在读的过程中，除了记上有关符号，或者在书眉上摘要标记以外，都要做读书笔记，绝无例外。就是说，读过一些章节，立即把它的基本精神、主要论点论据、精彩片断，都用自己的话或者用书里面的话再复述、抄写下来，包括书里面最经典的语言都复录下来。如此做笔记以后，对一本书的了解，就跟随便看一遍完全不一样。

    记者：感谢王先生的指点。我代表本报广大读者先致谢意。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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