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八十年代。准确地说，来自七十年代末期。我是结束文革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我班上有同学是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停学的，失去受教育机会十年以上。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注释。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二十二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炫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当时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得人凝住脚步，亮得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终于，我冲下楼梯，推开门，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存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燃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舌头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这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什么意思也弄不懂。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几个镜头之一。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笑起来两个深酒窝。她的一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一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当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她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并不突出，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在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来到这个世界，来到人们中间，仿佛在某些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实际上，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听上去势如破竹：“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吒，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所谓“敌情”就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XX。沿街全是大字报栏，上面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些，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堂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仅渺小，而且还应该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声音尖锐、急促，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所有这些高音喇叭式的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记得八十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冻得哆嗦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十三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十六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项英等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坐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如同自家的孩子。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她说：“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很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大意）。八十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的办公室，与她住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当然我也不能住进她的家里，尽管我的外公外婆曾经是她的免费房东。

    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老百姓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是因为：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光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替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则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还会谈到。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百姓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更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老百姓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也是受过二十世纪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过，父亲曾经带着他的弟弟妹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是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我就是这样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当中成长起来。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可能在你采取丢弃态度的同时，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曾几何时，它对于所有过去的东西，一概斥之为“封资修”，弃之不顾。我们对待这个传统，更需要的也许是时时记起它，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通过反思找到新的起点。实际上，我们自身来自于全部这些东西。除此而外，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与前景方面，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两代人都在追求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何家栋，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说这些话时，我感到难以承受的分量。我希望他一生的终点，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的原罪和我自由的起点。

    实际上，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那么，我们也需要在某些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和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有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很不相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十分尊重。

    这种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和从中发展出别样东西的。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谅、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悲悯，有那种将心比心的爱怜，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和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也是先知先觉的，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资讯及每项权利。因此，无论如何，当他们出现在“老百姓”当中时，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

    而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应有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再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很长时间在我们这里，“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与“体制”对立面的存在，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值得忧虑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我们民族的目标变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逐渐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结果将民众再次推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到头来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而我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在这种批评、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即如何不再让这样的悲剧再度上演。哪里是我们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

    起码是能够通向未来，与未来相衔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戏剧性的某天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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