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芬是我的“克星”。
小时候,我俩都是野女孩。村里人给我们取绰号。我叫“雌老虎”,她叫“毒轧钳”。我也不知道“毒轧钳”为何物,总之她比我厉害。爬树,她爬得比我快,下河,她比我游得远。在高高的桥头,她往下跳,眼珠也不眨一下,我可是胆战心惊。大伙儿一起去偷桃子,月黑风紧,她回来后,衣角一放,一个个都是熟的,个大,多汁。我的却是可怜巴巴的,个个都“梗青”、“石硬”。
一次,盛夏时候,小河的水干涸了。我看到一只蟹在河床里爬,我跑下去,她也尾随而至。我先发现的蟹,却无从下手。“我帮你捉。”她说。她用手紧紧捏住蟹钳,然后就上了岸,飞也似的往自己的家跑去。我顿时气得不行,回家找我老哥去夺蟹,我那个书呆子哥哥居然说:“无聊。”
后来,我妈说我实在太野,年龄没到,就送我到村小去旁听,没想到我的成绩比正式学生还好,于是,就“转正”了。我就想,可惜王红芬还没上学,否则在学习上有的一比。等她上二年级了,我又转学到父亲工作的城市去了。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重点中学,回老家去看望亲戚。王红芬早在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她开了一家理发店。我经过理发店时,眼前一亮。她烫着美丽的鬈发,眉细细的,她那么苗条,她的裙子那么瓢逸。我看到理发店大镜子中的自己:腮帮鼓鼓的,是两块婴儿肥,我的不合身的上衣和旧旧的运动鞋,使我自惭形秽。她真是太漂亮、太迷人了。
大学毕业,我在宁波的某个公司做了财会人员,我又回了趟老家。那么,王红芬怎样了呢?她还开着她的理发店吗?我去找她,可理发店早已易主。正想着,一辆奥迪车在我旁边停下。王红芬打开车窗,探出头来。
她居然远远地就认出我。“我在上海做生意,这么巧,回家一趟,就碰上了你。”没讲几句,她匆匆走了,留下扑鼻的香水味。那张年轻的光艳的脸和红唇,就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我走的时候她就跑了,我跑的时候她又开始飞了。”我望着远去的奥迪车想。我承认,我永远追不上这个对手了。
四十多岁,先生开车带着我和我们花朵般的女儿回老家。亲戚请我们吃饭,饭桌上我又碰到了王红芬。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她:憔悴的虚肿的脸,文出的两道眉毛零落而不干净,人已经发胖,脸上、身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饭后亲戚建议我们打牌。抓牌时,我发现她右手的小指没了。我盯着她的手想问,亲戚用眼神阻止了我。我有意亲近她,她却显出一副清高的样子,打完牌,她不说什么,就像走T台一样走去。
人散了,亲戚告诉我,王红芬在上海其实是被一个有钱人包养了。几年后,她厌倦了那种生活,夹带了一些钱物回来,那个有钱人雇用黑道上的人,明目张胆地剁下她的一个小指。后来倒没找她麻烦。她找了一个老实木讷的人嫁了,可能因为先前流产太多,不能再有孩子。
晚上,经过儿时的小河(我俩曾涉水过河,去对岸的小镇玩耍),我想,我一直在乎她,其实,她的那一层层“光华”背后却是……我这时觉得,我这样不是挺好吗?比来比去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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