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加张公乡的庆典之后，再也不愿住进医院。这是我和母亲始料不及的。他的疼痛一日日加剧，已明显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而他的无声的忍受则令母亲痛不欲生。母亲和父亲结合是在一九六六年。那时父亲的问题已经淡化。在他昔日一些战友的斡旋下，他改行干了农机工作，在一个公社当农机站副站长。改行是无可奈何的事，而非父亲心灰意冷有意为之。母亲的父亲是这个农机站的站长，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就自自然然地发生了。父母结婚至今已有整整三十年。三十年的相濡以沫使母亲习惯了父亲，宽容他，理解他。这是父亲的运气，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运气。我们开始怀疑父亲已知道他的病情。父亲的口气却像是在安慰我们。他说不出不去医院的理由，只说他不习惯那里的来苏水气味。我开始寻找杜冷丁，这种麻醉品的实际价格一支仅一块多钱，但要把它从医院搞出来却要花上百元人民币。父亲的思想工作只有慢慢做，其实重新住进医院，除了化疗也没有别的好办法，而化疗会使父亲了解自己的病情。这使我陷入两难。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办公室的人找我，让我三天后陪父亲到县长办公室，说是届时一个叫郭子亮的富商将和父亲会面。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父亲不承担这个义务。十分钟后县长把我找去，让我好好劝劝父亲，把这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我望着这个瘦瘦高高的不满四十岁的男人，心想自己除了一份清贫得无法再清贫的工作，别无长物，因此可以轻松而不愉快地与之相对。我告诉他我父亲不会接受这一任务的；我父亲做牛做了一生，现在已拉不动套了。中午我来到父亲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父亲很沉郁。我看见有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脸上滚落。父亲的嘴唇抽搐得很厉害，内心的激动使他的肝疼急剧发作，他不得不用一只手抵住肝部。“有些事是不好讲出来的，”父亲说，“讲出来有些人不同意，还要摆出高尚的样子说三道四，但不讲出来又闷得慌。”我知道父亲想说什么，那是许多人想说的话。这时大嫂来了。听了母亲的叙说，大嫂表示赞成，说：“是不能轻易就去，这事是政府求着咱们了。”大嫂建议父亲借此提些条件，诸如把退休改成离休，药费从财政局一次性提前支付，为我调工作什么的。大嫂甚至提出以大哥的事作为要挟。从县里的态度看，见这一面至关重要，郭子亮一高兴也许可以拿出一千万投资，那么父亲提任何条件也都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我也希望父亲提个条件，当然，不是我调动的事，现在我已打定主意一辈子以卖文为生，不吃血汗之外的饭食。我总以为父亲一定有什么心愿未了，如果现在不提出来，以后就永无机会了。父亲的回答是把我们狠训了一顿，然后转身向墙，一个人默默地想心事。第二天，县长亲自赶到父亲家中，做了他的工作。县长的小车和上档次的随行人员令这个城郊的小村粲然生辉，也令许多乡邻对父亲增加了敬意。奔前奔后忙碌的不是母亲，而是邻人的儿子。这位乡党委书记正好在他父亲家中尽孝心。县长的光临多少令父亲有些兴奋。在他的心目中县长代表一级政府，能光临舍下体现了组织上对他的关心，是给他荣誉。县长嘘寒问暖，让父亲无论如何讲一些自己的困难。父亲不讲，县长就指着面前空空的茶几说；“这里是不是少一台电话？”父亲说我会有什么事打电话呢？县长说最起码以后我可以随时问候你一声。父亲想说什么，县长把话题岔开了。县长来的目的大家都清楚。当县长看过手表和父亲讲起那件事时，父亲收起笑容，轻轻摇了摇头。县长劝说长达半个小时，统战部正副部长在一旁合格地做着左右手。父亲对统战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能力，而郭子亮也不见得会希望祖国统一。县长讲的最后一条理由打动了父亲，我没想到县长会想到这一点。县长说王老你一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你为的什么？还不是让老百姓都富起来，都过上好日子？如果郭子亮投资建厂，不说多，一年百十万二百万的税收是有的，我们的财政很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做很多的好事，青年人就业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对许多家庭的安定和治安的稳定都有很大的益处。也许，在他的带动下还会有我们想不到的投资出现。我们为什么穷？因为没有工业。工业腾飞会使农业突飞猛进。你想想，一个工业农业齐头并进的局面是不是很令人振奋？父亲沉默良久，长叹一口气，说：“十年河东转河西，四十九年都过去了，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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