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乙未年冬，一位袁浦中学的老师参评杭州“十佳教师”，我一时起兴，写了《我的老师》。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杭州日报・西湖副刊》从中摘发三节文字，题名《有个地方叫袁浦》。由此一发，拾得《袁浦记》。

    二

    缘于三十年间的感念，我写《袁浦记》四十一篇。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一日近五十天里，我利用早五时起至出门、晚九时至睡前时间，陆续以手机备忘录形式“指画”十九篇。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又于早起散步、周末休闲“补画”二十二篇。

    这些篇目，讲的是我在袁浦生活的二十年，即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二年。

    三

    《袁浦记》第一读者，是铁儒。每篇写出初稿，铁儒在手机上看，看后交流，我很振奋。

    这几年，对于铁儒，疏于陪伴，我做的远不如我父亲当年。

    丙申年来临前，铁儒写道：

    我们喜欢散步，只要没有霾，傍晚和周末，就兴冲冲地往最熟悉的明城墙遗址公园走。我的话多，经常是我一路说，爸爸一路听。这一路，近处有参天古木、百草千花、鸟声婉转，远处有巍峨的箭楼、参差的城墙，还有熟悉的火车开动的声音和远方回荡的钟声。

    爸爸喜欢读书，手里总有一卷书，沉浸其中，我也忍不住从书架上找一本，翻开读上几页，慢慢地，我便和书中的故事“合为一体”，与故事里的人同悲同喜。

    有时爸爸会轻轻地拍拍身边的沙发说，来，坐这儿，这段特别好，你看看，看完说说。我如实说。爸爸会说，嗯，有想法，这一点挺好！

    如果说《袁浦记》结集是果，陪伴则是因。

    四

    我第一次用微信同铁儒的语文老师杜美鸾交流，谈的是三十年前我的语文老师。我发了《故乡纪事》给杜老师看，杜老师给了鼓励，也添了我的信心。

    乙未年我听《西游记》公开课。起先跟在铁儒后头，略感不安，到了教室门口，踯躅不前。铁儒一拍后背，喊进进进！

    杜老师讲《西游记》，课堂活泼有趣，我想到杭州乡下红庙、白茅湖的语文课。

    杜老师给的《西游记》，我看得入神，第十三回末，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道：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

    袁浦一捻土，何止万两金？

    五

    写作《袁浦记》，打开尘封往事，想起少年生活。这个过程，是流露书写的过程，也是相互唤醒的过程。

    我的一个少年同学，过去三十年了，仍记得我初中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成绩的名次，问为什么？答：排名表上你在我前面。同学父亲看到《杭州日报》袁浦一文，问是不是家长会时排你前面的同学写的？

    稻花香里，回味久远。时间之河冲刷一切，唯余万年寂静，好在时间不长，我们也还记得。

    我们的少年时代，有一种东西叫记得，多美呵！

    六

    《袁浦记》记的是一个乡土社会。这一笔、那一笔，此一钩、彼一撇，略具了我生活其间的形态。

    这多一句、少一句，非关亲疏、轻重、远近，实乃一时一地激发，形诸文字罢了。

    这回结集，亦是三思此生此行，聊叙悲欢短长。

    六号浦一号桥头明月夜，城墙根心如止水等天明。这夜漫长，月东升，月中圆，月西沉，数更守月，更添思乡情怀。

    六号浦上，水杉树下，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红白喜事，风声雨声，笑声哭声，都在心里记得，同伴一带浦水、两行浦杉，直里来直里去。

    这浦上，我印象尤深者，四十几年，或偶遇，或久违，一面的、两面的、三面的、五面的，缘不分见不见，情不论见多见少，终也是一场人生一段情缘，同是一代人，生在一地、长在一起，聊相厮守，浦水长流，香杉明鉴。

    七

    《藏北十二年》的作者吴雨初先生说，不为写作的写作是愉快的。

    一个人在外旅行，带个袋子，一路走，一路装，终于走不动，慢下来。友人说，等一等吧！我听从劝告，挨一块平坦的山石坐下，把背包卸下，一样样往外掏，归整齐了往里搁，最珍贵的，放袋子底的，便是袁浦二十年。

    写作期间，母亲讲，亲友说，我记录，这是母亲和亲友的回忆与我少年印象的一次叠加，放草舍后门泥坯的灶台上煮，放瓦舍西北角的柴锅上蒸，一掀盖子，就这样子，开了一桌，也没有酒。

    酒在那个漫长的冬夜，父亲的小弟兄家喝光了，邻居都睡了，小店也歇了。

    人到中年，给童年和少年画像，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

    八

    一去三十年，作《袁浦记》，也是续一个梦。

    一九八七年，读汪曾祺先生小说《鸡毛》。这一天袁浦下着雨，道地里起些密密匝匝的水泡泡。屋前菜园里，竹子搭的豆架上，挂些初长的四季豆，园子栅栏是络麻秆。经了风吹，起些凉意。透过木条的窗子，我萌生一种“也来写一写”的冲动，甚至也开了个头。这是少年时的梦。

    这个梦，到了中年，才实现。也终于写了，愉快地写。

    九

    我的老师孙昌建，教了十二年书，搭了二十年台，不时唤醒我写作的热忱。

    我常将这“建”字前加个人字旁，老师提醒几回，写着写着出来“健”字，大概“昌”字和“健”字是繁华暖色一系的，“建”字是辛苦冷色一系的，我总不肯将老师的“建”同我的劳碌、漂泊的“建”混作一谈。

    客观而言，若非杭州微信选“十佳教师”，便无写作《袁浦记》之机缘，若非孙老师鼓励，便无写作《袁浦记》之激情。

    十

    上海的蒯大申老师审阅乙未年写的十九篇稿。复信说：

    就像一个日出而作的勤劳农夫。写作的动力来自对家乡的深情，对亲人师友的真情，其次来自对儿子的挚爱，通过文字让他认识父亲的根，了解父亲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应该说，这也是最大意义所在。你的文字表现力很强，对草木鱼虫的描摹极为灵动，可以感受到你对天地万物观察非常细致，都倾注了自己的感情。看了你的《袁浦记》，更加深了对你的了解。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读完全稿，也有两点不满足。一是对人着墨太少，无论是亲人还是老师，即使是专门写人的篇章，真正落到人的身上，笔墨也还是太少，以至笔下人物难以写活。二是你写了自己的童年少年，但是看不到那个时代，那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其实你的乡村生活和学校生活都与那个时代密不可分。

    若非蒯老师的直言提醒，便无完整的游子笔记《袁浦记》。

    从年三十起，便陆续修订，又补记二十二篇。

    八月十一日蒯老师看了《浮山归兮》一文说：

    浮山已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重要坐标，也成为一个生命意象。亲人们生于斯，归于斯。在你笔下，在你心里，亲人们的离去，哀婉动人，却又哀而不伤，读来是满满的深情。从文中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

    确如你所说，浮山“虽未有雕栏玉砌精美气派的门庭，未有名人贤达题字刻石的牌坊，未有长长青石甬道连起的台阶，却有寻常百姓归去后托身的一寸土，有晚辈后世拜谒的一片山，有世代相传的精神的一点光”。

    在中国文化里，“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对死却很少议论，“不知生，焉知死”。“遽归道山”“驾鹤西去”，是关于死亡的几个意象。你诠释了“归道山”的深厚意涵。

    蒯老师建议将题目改为《归兮浮山》。文章刊于《滇池》二〇一六年第十二期。

    童年和少年是一座富矿，不去开采，不知有多深。匆匆回望，撷取一些果实，带的筐儿不大，塞得满满，都是旧时印象，一份实录。

    十一

    《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先生，鼓励我说：

    《草舍雀白》《田野父亲》两篇散文，分别从母亲和父亲的角度，饱含深情地写父母亲的辛勤劳作，写特定时期江浙农村的风貌与历史，文字简洁生动，画面感强，江浙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又说：可继续写散文。

    十二

    我的全部作文，请阿哥华赴云审读。按照阿哥建议，一些文稿撤掉，一些做了结构调整，一些整节删改，一些题目重拟，还挑了不少不够规范的野词蛮句。

    我的阿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少年时如此，中年亦如此。

    十三

    临结集时，读到席星荃先生对《草舍雀白》的评论《泥土气息与古典情调》。评论刊于湖北《文学教育》杂志，给予我莫大鼓舞。

    湖北，一个让人温暖的地方。一九九六年冬，我第一次出差，去的是武汉。那时，火车开得稳当，我赶到时，正好会散。武汉的老师不知我名，说：你是北京来的，就叫“小北京”啊！费用自理，参加后半程吧。我爬上黄鹤楼，穿过三峡，又爬上青城山和峨眉山。

    同行的老师，不知现在可好？

    十四

    编发我第一篇散文《有个地方叫袁浦》的是黄颖老师。她说，这是在孙昌建老师的微信公众号“一个人的影展”上看到的。后又编发《故乡纪事》（二〇一六年三月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一日），《粜米路上》（又名《袁浦的早晨》，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四月蜂》（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黄老师鼓励我写北京。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杭州日报・西湖副刊》“散客”头条刊发《爷的院子》，我写北京开了好头。

    《袁浦记》篇目，已发表二十一篇。

    《昆明日报・文艺副刊》刊发《四餐头抢阵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福州日报・闽江潮》刊发《最喜是袁浦》（又名《大江流过我的家》，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钱塘的风》（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九溪观潮》（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腌缸菜》（二〇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北京文学》刊发《草舍雀白》《田野父亲》（二〇一六年第五期），《年去岁来》（二〇一七年第四期）；《滇池》刊发《归兮浮山》（二〇一六年第十二期）；《十月》刊发《香杉瓦舍六号浦》（二〇一六年第六期）；《雨花》刊发《四亩八分号子田》（二〇一七年第二期）；《广州文艺》刊发《桂花妮娘》（原名《天可怜见》，二〇一七年第五期）；《芒种》刊发《袁家浦老街》《菜花蛇》《草舍飞雪》（二〇一七年第九期）；《莽原》刊发《六号浦东二十九号》《社舍散了》（二〇一七年第五期）。

    十五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见到三联书店王海燕老师。王老师说，打动她的不仅是书稿的内容，还有信中的一句话：从标点到文字，希望没有一个错误。

    我们在韬奋图书馆面谈。冬日阳光从南面的落地玻璃窗投射进来，虽挂了半截帘子，依然有些眩光。王老师列九条，又补三条，十二条意见。我照单收下。

    三联书店院子的南侧，有两棵枣树。进院见到枣树，心有所动，出院见树，下定决心，在枣树发芽前，把定稿送到王老师手里。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签署出版协议。谢谢三联书店路英勇总经理、张健老师。还要谢谢高书生老师的引荐。

    谢谢三联书店的美编刘洋老师。美编给《袁浦记》穿上合身的衣服，见了世面。

    十六

    《袁浦记》，十万方块字，一颗少年心。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又说，阅世愈浅，性情愈真。《袁浦记》，记的是童年的一醉、少年的一惊。这一醉一惊，情在景里，景中有情，是谓情景。

    我这少年，临近四十五岁，才算完。因为不完也不行了。

    又一少年，长起来了。

    是故，以袁浦生活二十年，写作文四十余篇，致不得不放手的少年。

    取名袁浦，因为少年时的家乡叫袁浦，我有地八分，是个种田人。

    《袁浦记》，记的是种田者言，也是我所见的世界最美丽的部分。

    人到中年，我幸运地用属于我的笔，把它写下来了。致逝去的青春，诚诚恳恳，有一句说一句，纪念美好少年时光。

    即便渐行渐远，乡下少年，初心未改。人到中年，三十年没变，我想，也就不变了。

    我把《袁浦记》送给少年铁儒。

    二〇一七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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