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助予[1]

    我在青年时代，专攻商科，毕业后于1921年考入汉口金城银行，得到前辈王毅灵经理的提携，屡有升迁。1946年，日寇投降后，我受任汉口金城银行经理兼管辖行经理，统管豫、鄂、湘等地分支机构，管理当地所属投资事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濒于崩溃，金融事业一蹶不振，我已接到待命赴港的通知。但心感我在金城工作了28年，加上武汉桑梓之情，不忍离开；同时受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地下党员的启发，毅然留了下来，给武汉人民做了点好事，武汉解放前后的经历和见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

    1949年初，局势紧张，解放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国民党败局已定。武汉地方耆宿，对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极为关心，深恐国民党军队溃逃前，趁机抢劫，全市居民充满恐怖与不安。一日，工商界知名人士陈经畬突然来访，和我秘密协商，如何在“青黄不接”之时，为武汉人民的安全和财产，做到力所能及的好事。我当时考虑，这一类事情国民党政府定有抵触，应力求机密慎重，参与人员亦应适当扩大。我们当时商定，由我去联系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由陈经畬联系贺衡夫和陆德泽。张难先是辛亥革命老人，为人正直，向与蒋介石不合，深得人心；李书城是民主人士，又是中国共产党先烈李汉俊之兄，一贯倾向革命；耿伯钊是进步人士，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贺衡夫是武汉工商界臣子；陆德泽是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人士，办有胜新面粉厂。

    经过联系，他们均表示赞成。我当时只有51岁，正值盛年，较之这几位前辈，精力充沛，应该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又有金城银行秘书主任杜季书的协助，他为人正直谨慎，倾向进步，具体事务由他办理，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接着，我又开始安排了活动地点，以汉口交通银行的小客厅作为活动场所。原因是：（1）交通银行为国民党官办的银行，在这里活动，注意力较小。（2）交通银行经理邹安众和我交谊较深，是可以商量的。当然我并没有把真意告诉他，是以商会议事的名义商借的。我认为，邹已是心照不宣，会在暗中支持我们。

    在这里，我们商定组织临时维持会公推张难先负责领导，并确定由张难先去会见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由张难先、李书城和我去会见当时的武汉市市长晏勋甫；由陆德泽找白崇禧。此外并起草了“告人民书”和印制袖章，以应必要时使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赵忍安，他是当时汉口和成银行经理，和我们是同业关系，个人之间交往较多。我发觉他思想进步，推测他或许是中共党员，至少是和地下党有联系的人物，所以有关维持会的事，我也常和他联系、请教，并请他参加维持会。但是，他可能怕暴露身份，既不推卸，也不参加，只是在暗中做了不少支持工作。在武汉教育界工作多年的顾若昭，曾受赵忍安的委托，参加护校保产和与国民党反宣传作过斗争。直到解放前夕，赵忍安才正式露面，不出所料，赵确是一位中共党员。解放后，赵任武汉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区行副行长，后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在交通银行秘密商议期间，我们曾发现过前门有可疑的人在活动。因此，立即把记录烧掉，从后门逃走。此后，风声日紧，恐怖现象渐多，国民党逮捕贺衡夫，贺不在，他的儿子贺介生越墙时跌伤腿骨，因此贺避居香港。还有王际清也因参加活动被捕。张难先和陆德泽因威望高，且认识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特务不敢贸然动手。我当时住在旧法租界毗邻法国领事馆的一栋房子里，领事馆的主任秘书游沪生是我的朋友，可以为我撑腰，但国民党政府捕人之风甚紧，为万全计，有时也住在朋友家里，以防不测。

    在交通银行的活动受到威胁，便将活动地点改在我所在的金城银行二楼，按原计划继续开展活动，这样有许多事，也可就近处理，对金城银行秘书主任杜季书的工作，配合得更及时一些。

    武汉解放前一个月，陆德泽找到白崇禧，要他保留武汉不受破坏，请张难先去见鲁道源，要他为武汉15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做点好事，不要在武汉地区作战。张难先德高望重，鲁道源只得敬重地回答说：“为武汉的安全，不会在武汉作战，请难先放心。”我们分析了情况，深知国民党只有败退一条路可走，他落得个顺水人情，根本谈不上什么好心。随后张难先又率李书城和我去说服晏勋甫。晏是湖北汉川人，和我们彼此都熟悉；张难先过去爱护他，因此，晏也很尊重老前辈。见面后，张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局势，你很清楚，何去何从，应该考虑，我劝你不走，跟蒋介石没有什么好处，你应该把保安队和警察留在武汉；必要时，你率领保安队和警察临时维持武汉治安，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和骚扰。”晏也坦率地回答说：“湖北是我的老家，我当然不愿意走；不过，我有两件事难办。一是我的生命安全，解放后能否保证；另一是市府、警察和保安队的经费无着，没有经费，就难以调动和控制。”张难先也干脆地回答说：“只要你能在真空时期，率保安队和警察维持好武汉的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有功，那么，武汉人民保证请求中国共产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不必多虑。”至于经费问题，张难先示意叫我回答。我说：“全市保安队，警察以及市府经费问题，我代表武汉工商、金融业界负责解决；请你介绍你的财会人员同我见面，以便具体处理。”晏听到这样的保证，决定留下不走，后来，在真空时期，他确实做到了维持治安的保证。由于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当时工商、金融界的财政也十分困难，为了不遭受更大的破坏，宁愿付出一笔款项，以换得全市的安宁。在当时，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经过这些活动，我们心中略微有了点底，但事情的发展，也很难预料。这时，市面一天天紧张，有时隐约听见炮声，为应付紧急情况，我请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三位住到金城银行二楼，处理一些要事，并主持临时维持会的事宜，这是武汉解放前三天的事，这时已将“告人民书”和袖章准备好；“告人民书”的大意是，现在武汉快解放了，市民不要慌张，应开门营业，并热烈欢迎解放军等。工作袖章三百条，是为各业负责人所用。这两件事都是由杜季书经办的。

    武汉解放前两天的晚上，国民党军队已开始逃窜。赵忍安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国民党军队已南逃，尚剩零星部队，已调动保安队围剿，没有什么问题。到次日凌晨4时，又来电话说早晨6时在商会开会，要我陪同张难先、李书城等到会，并将“告人民书”和工作袖章盖章启用。我听到后十分兴奋，于清晨陪同张难先等乘我的汽车出发，只见马路上静悄悄，像个无人城市。汽车马达一响，惊动了市民，纷纷启窗探视；我趁机由车窗散发了“告人民书”。一路散去，市民随即抢阅，恐惧之心有所消失。车往中山大道进入商会，由张难先宣布开会。他宣布武汉已经解放，望全体市民安心，商店应照常营业，大意和“告人民书”相同。次日，即1949年5月16日上午，解放军正式入城，全市人民夹道欢迎，市面安定。从此，武汉市获得了新生。

    有一个可笑的插曲。当前一天，我们由商会开完会后，回到金城银行休息。上午10时左右，传达带来一个军人模样的人进来，他说：他是游击队队长，要借我们二楼作办公处。我问他的部队在那里？他说在郊区。我说带他去见负责人决定。岂知张难先一见，就大骂道：“你这东西还没有死，还在招摇撞骗。”并要人叫楼下的警察来捉他，吓得他魂不附体，向大家求情。我们就趁机叫他走了了事。张难先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沔阳人，原来是个中级军官，后来越变越坏。大家一听，哄堂大笑，心情也显得特别愉快。

    临时维持会公开活动只有三天。解放军进城后，临时维持会即决定结束。经事先联系，由张难先率领我们赴德明饭店进见军管会统战部张执一部长；汇报了临时维持会的工作情况，并表示维持会应就此结束。原国民党武汉市长晏勋甫维持治安有功，请张部长保护晏勋甫的人身安全。张部长说：“你们各位先生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晏勋甫维持治安有功，不但保护他人身安全，而且还给他工作做。”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任市长，市政府设参事室，任晏勋甫为参事室主任。

    武汉市能从国民党手中顺利回到人民怀抱，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解放军英勇战斗的结果。在保护武汉安全的工作上，地下党发动全市人民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地方人士，不过是秉着热爱桑梓的诚心略尽绵薄。对此，党和人民仍然给予很高的鼓励。后来，张难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李书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陈经畲任湖北省副省长，王际清任汉口一商局副局长，我则当选为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推选为武汉市工商联副主任。

    1949年10月，市统战部邀我和市民建负责人华熵卿会同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和新华社记者一起赴港，对武汉解放前去港的工商业者介绍武汉解放后的物价稳定，生产得到恢复的情况，欢迎在港的工商业者返汉参加建设。到1950年初陆续返汉者有贺衡大、程沸澜等。在港时我住金城银行招待所，多次会晤在港的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向他介绍了武汉解放后的情况，希望他回来主持金城银行工作。周作民倾听了我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与我同时住招待所的尚有李济深的代表李某，也是邀请周作民回来的。

    由港返汉后，于1950年3月致电当时设在香港的金城银行董事会，建议金城银行有大量的投资事业，故应在总处下设立投资管理委员会，加强管理与整顿，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建议宜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争取公私合营。发电后三天，接到周作民的复电，谓董事会同意我的意见，并调任我为副总经理兼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办事机构设在上海。我接令后，即于5月份离汉赴沪就任，并于6月份随同总经理徐国懋（现为中国银行董事、上海市政协常委）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商谈金城银行公私合营事宜。南行长颇表同意，交总行设计处处长曾霖办理。因此，金城银行于同年8月公私合营，是全国金融界争取到合营最早的一家，起了带头作用。在那次会晤中，南行长又委托香港金城银行办理押汇，以进口必要物资，并由人民银行总行一次拨交港币500元。后来，我曾又赴港办理具体事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金城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的当月，总经理徐国懋和我在出席全国金融会议，并到天津欢迎由港乘船回国的周作民，周恩来总理还派代表前往欢迎，李济深也亲自前往欢迎。周作民抵京后，被周总理接见，并被邀为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周为金融界头面人物回归的第一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注释

    [1]甘助予：曾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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