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谋 胡景权[1]

    解放前全国金融界闻名的“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商业银行）之一的金城银行，是周作民于1917年在北京创办的。因为北京当时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金城初建时期，总管理处设在北京，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建立分行（天津分行一度称总行）。由于北京分行和总管理处同在一地，经常在总处直接指挥下办理具体业务，有时代表总处与政府机关联系，因而叙述北京分行史料，有些方面要涉及全行以及周作民个人的一些活动，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仅能片断地叙述梗概。

    狭缝中发展

    金城银行股本资金，主要来自一些北洋军阀和官僚，如安徽省督军倪嗣冲、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陆军次长徐树铮、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

    在1920年前后这段时期，商业银行成为我国新兴的金融事业。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军阀官僚搜刮民脂民膏，拥有大量财富，当时他们还不大懂得用资金套购外汇外流的办法，为使财富增值，他们都要经营一些工商企业，还要办一些金融事业，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服务，因而热衷于投资开办银行。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设在我国的一些外商银行业务衰退或停滞，而当时北洋政府财政窘困，经常要向一些私营银行借款，更为办银行提供了有利条件。总的来说，金城银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依靠军阀官僚和北洋政府起家的。

    在旧社会经营商业银行，一般都要同政界权势拉拢勾结，互相利用。周作民在创办金城起家以后，也曾想凭借自己在金融界、工商界的资望，依靠军阀官僚做后台，攀登财政总长的宝座，但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虽然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担任什么重要角色，但他有一套善于玩手腕搞逢迎的“经世”本领。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能和政界某些权势人物搞好关系，从而利用这些关系，使金城银行得到巩固和发展。例如，在政府南迁后，他依靠张群、吴鼎昌、钱新之等人的关系，应付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抗日战争时期，他一方面让戴自牧在大后方主持金城西南区管辖行开展业务；另一方面自己留在上海沦陷区与敌伪政府及日寇周旋。他和南京敌伪政府财政部长、大汉奸周佛海交往甚密。1940年敌伪政府在上海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日本人要拉他出来主持。他既不愿就，又不敢得罪日寇，就在家里装病，由原金城大连分行经理钱大櫆出任伪中储银行副总裁（总裁由周佛海兼任）。周作民把自己在上海愚园路的一所豪华住宅送给了钱大櫆。这样，他既避免了自己当汉奸，又敷衍了敌伪。钱大櫆在大连金城时，由于生活腐败，债台高筑，趁此机会到上海去大发汉奸财。抗战胜利后，特务在上海企图对周作民进行敲诈勒索，经张群在蒋介石面前代为疏通，得免于难。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的黄金、美钞和外汇。蒋经国找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勒索外汇，周作民也被找去，但答以没有大宗外汇可交。蒋威胁要拘留他，又经张群、吴鼎昌等帮忙解了围。随即逃往香港。

    金城银行存放款的渠道

    金城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存款，充实营运资金。它在早期，主要依靠北洋军阀官僚的关系，收揽政府机关存款。当时陆军部、交通部以及京汉、京绥等铁路局，都在金城存款。北京分行任用一些外勤人员，经常分头联系各自熟悉的政府机关。为了吸收铁路存款，金城一方面承做铁路放款以引进存款；另一方面应酬拉拢铁路局的有关首脑人物，有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利息回扣。

    在军阀官僚和富商大贾中，有不少人是金城的大存户。例如，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清末担任过汉冶萍煤矿和招商局督办的巨富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瑗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100余万元。

    政府南迁后，金城北京分行接受政府机关的存款减少了，遂大力吸收教会、团体、教育界、医务界的存款，并开展储蓄业务，吸收社会上中产阶级的闲散资金。当时各银行竞争甚烈。例如，大陆银行在清华、燕京等大学设立办事处；中孚银行独揽协和医院存款；金城则由全绍文、吴延清等人，广泛联系吸收教会、团体、学校、医院以及一些教授、医生的存款。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教会的公理会和贝满、育英等学校，都在金城东城办事处存款。很多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几乎都存在金城西城办事处。金城为了吸收个人储蓄，对于一些工作较忙的教授、医生，一度采取了上门收款送款的做法，以便利储户存取。抗日战争期间，华北沦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储蓄业务停滞。金城北京分行又拉拢吸收了一些敌伪政府机关的存款。

    金城在创办初期，全行存款总额仅有400余万元。抗日战争前夕，存款增达1.5亿多元。1939年增达2.3亿多元，一度居全国商业银行的首位。

    金城银行在营运资金方面有着多种渠道和方式方法。北洋政府时期，政府财政窘困，经常需要银行接济周转。这是当时银行运用资金的一个重要出路。接济财政资金的方式之一，是由银行承购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或库券。这样，既有优厚利息，又往往可用低于票面的价格七折八扣购进，以获取厚利。有时政局变动引起债券行市涨落，如事先得知一些内幕消息，还可以投机取巧。金城承购公债库券数量很大。1924年左右，金城北京分行开设丰大号，专门经营债券买卖，进行投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政府发行统一公债。这种公债既可以做银行经营储蓄业务的准备金和贷款业务的抵押品，同时也是证券市场的投机筹码，金城亦曾大量承购。接济财政资金的另一种方式，是银行直接放款给一些政府机关。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交通部和一些铁路局，经常向金城北京分行借款周转。金城智与交通银行联合放款给交通部，用于展修京汉、京绥、陇海等铁路。

    1928年，孙科担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部长，对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原欠金城北京分行的债务拒不承认，金城只得把这笔旧贷款打成呆账冲销。适逢该部要向美国购买火车头面缺少资金，周作民遂乘机与孙科协商，可以由铁道部用交通银行股票作为抵押向金城银行借用一笔新贷款，但以归还北洋时期的旧贷款作为交换条件。同时周答应以收回旧贷款的一部分送给孙科作为酬报。经双方协商同意办理后，金城收回了一部分已经冲销了的呆账，孙科则肥了私囊。1930年左右，交通部派司长刘竹君会同金城代表吴延清以及美国通用火车制造公司代表W.Fowller，一同赴美采购火车头。究竟买了多少火车头，金城贷款多少，现已难于查考。

    在吴延清等赴美采购火车头时，北京盐业银行派科长李肃然随同去美国，运去了17件清宫珍贵瓷器，拟在国外售得高价。只因当时经济萧条，行情低落，只卖出两件，其余15件未肯出手，寄存在美国花旗银行保管库内。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后，1980年初中美冻结资产解冻，经我政府交涉方才收回。

    扶植民族工业

    金城银行对工商矿农等企业事业投放贷款，是运用资金的另一个重要去路。放款方式有定期收款、活期透支、押款、押汇、票据贴现，等等。当时放款利率一般为月息一分二厘。有时视淡季旺季、银根松紧以及放款对象而有所不同。最高可达月息一分五厘，最低可以低于一分。存款利率一般为年息四厘至八厘，最高可达年息一分。银行从存款放款利息差额中取利。

    金城在经营放款方面有一些特点。一个特点是，经营某些放款不是单纯地为了取息，而是比较有远见、有魄力地扶植一些企业事业的兴办和发展。例如，塘沽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塘沽制碱厂初创时期，成败未卜，金城即给予大力支持和贷款。1922年左右，山西大同榷运局局长景季冶，看到塘沽盐滩的原始食盐污秽不堪，为了提高食盐质量，与范旭东联合集资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提制精盐，以范旭东为经理。当时景季冶的哥哥景韬伯是金城银行的监察人，景家的至亲宏之瑗是金城银行的股东，他们都热心于兴办实业。他们送了一些久大公司的股票给周作民，请他担任该公司的董事，由金城向久大公司贷款接济周转。在创办久大之后，范旭东又筹资创办永利制碱厂，也由于资金短绌，从筹备时起即由久大出面向金城借款周转。后来，永利的产品在市场上面对英商卜内门公司的竞争，风雨飘摇，随时有被扼杀的危险。周作民确认永利制碱是极有前途的民族工业，又因他与范旭东交谊颇深，深知范为人忠实可靠。他不顾当时金城某些董事和天津金城负责人的疑虑与非议，坚决积极地贷款支持水利。在永利初创时，就放给透支10余万元，后来逐渐增加贷款达百余万元，其中的一部分是由他直接指挥北京分行投放。1934年永利扩大为化学工业公司，从原资本200万元增为550万元，金城又投资认购了大额股份。又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金城北京分行办理对棉农贷款以改良棉种，开创了商业银行经营农业贷款的先例。过去河北省农民种植棉花，都是用我国的旧棉种，产量低，棉花质量不佳。1932年，金城银行与南开、清华等大学联合组织了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主要研究改进河北省农业经济作物，引导农民改用美国优良棉种。先在定县设立试验棉场。成功后，即在定县、南宫等地设立办事处，组织合作社，利用金城放款办理农贷，以推广新棉种并指导种棉技术。在此基础上，1934年金城又与河北省主席商震接洽，联合河北省建设厅及中央棉产改进所河北分所等单位，组织了河北省棉产改进会，在北京设立理事会，由周作民担任理事长。金城北京分行派人参与改进会的工作。该会在河北全省遍设分支机构，推广新棉种田约600万亩。三年中投放农贷累计达1000余万元，贷款利率仅略高于银行吸收活期存款的利率。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同时还给金城银行在天津经营管理的一些纱厂提供了充分的优种原棉。

    金银经营放款的另一特点，是针对某些行业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办理贷款，并给予照顾和便利。例如，北京分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办小本借贷处，对小本经营的农工商业户放给小额低利贷款。当时一般制作景泰蓝、玉雕等的小手工业者和作坊，走街串巷挑卖花卉、蔬菜、水果的小商贩以及经营熟热食品或日用百货的小摊贩，他们本钱短绌，需要小额周转资金。一般银行银号认为“油水”不大，且放款担有风险，因而不愿承放。1934年，金城与北平市长袁良商洽，创办了北平京民小本借贷处，专门投放上述小额贷款。聘原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卓定谋主持此项工作。贷款金额从数十元至百元，利率月息六至八厘，深受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欢迎。后来，这种小本借贷处的做法，曾推扩到南京、苏州，青岛等地金城分行。又如，早年北京的粮店，多在金城北京分行开立往来透支账户。当时粮行同业间相互调拨或买卖粮食，多在每天晚间结账拨款，叫作“拨码”。一般银行银号晚间都不营业，唯有金城为了适应粮行的特殊需要，承揽存、放款业务，特设专职外勤和管账人员晚间上班，为粮行办理“拨码”结算，事后补登账册。由于银行掌握着各户的存款或透支余额，可以及时解决结算转账问题。

    金城银行曾单独投资或与其他银行联合投资经营了很多企业事业，如水利化学工业公司、通成货栈公司、太平保险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天津航业公司、北京电车公司、诚孚信托公司以及由诚孚信托公司管理的天津北洋纱厂、恒源纱厂、上海新裕纱厂，等等。这是运用资金的又一个重要途径，也正是金城银行为振兴民族工业、企业和事业而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方面。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我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时期，金城在经营投资的做法上表现出金融资本渗入工业企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趋势，并已具有“托拉斯”或“康采恩”萌芽状态的色彩。这主要体现在金城与它所投资的某些重点企业事业之间，以及这些企业事业相互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为用、相互依附、相互连贯衔接的密切关系。例如，1.在相继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厂之后，周作民、范旭东、景韬伯和宋之瑗又集资创办了天津航业公司，在上海造船厂定造驳船，主要经营从塘沽运输盐、碱到天津。这样，既发展了津塘间的航运业务，又保证了久大、永利产品的及时运销。2.金城与中南银行于30年代初期合资组织诚孚信托公司，经管拖欠两代贷款的天津恒源纱厂，以及因追索贷款而收购的天津北洋纱厂和上海新裕纱厂。通过开展纱厂业务，既保证了贷款的收回，又以纱厂获利而增加了银行投资的盈利。3.金城于20年代初期与交通银行合资创办通成货栈公司，经营粮、棉、煤炭的收、储、运销业务。后通成货栈公司改由金城独资经营，1934年增加资本为500万元。公司一方面扩大了对金城放款的六河沟、焦作、门头沟等煤矿的煤炭采购和运销业务；另一方面配合着棉产改进工作，在一些重要产棉区建立了仓库，扩大棉花的收购、储存、运销业务，并把原棉充分供应给金城在上海、天津投资经营的各纱厂。

    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这一期间，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腾，金城难于经营正常的银行业务，就利用资金从事套购外汇、黄金、股票、证券以及囤积货物等投机活动，盈利很大。据闻抗战时期，金城在上海除了套购外汇和外国证券之外，还看到当时一些华商企业的股票价格跌得很低，认为有利可图，曾乘机买进大量华股。后来华股价格果然大涨，从而赚了一笔大钱，弥补了北京和大连分行的一些呆账亏损。

    北京分支机构的设立

    金城银行北京分支机构逐步建立的概况。

    民国初年，北京的商业和金融机构位于南城前门一带。1917年金城银行创办时，是在前门外西河沿大街内佘家胡同的几间平房里开始营业的。不久就迁移到西河沿大街。1924年左右又迁移到西交民巷。在西交民巷建了一幢简易楼房，把总管理处和北京分行分设在楼上楼下。原拟几年后即改建大楼，后因总管理处迁往上海而作罢，仅在旧简易楼的东侧扩建了礼堂以及职工宿舍和休憩文娱的场所，并在楼前庭院内修了一个有草坪、花木和喷水池的花园。

    当时有一段同行“斗法”的笑话。金城办公楼位于西文民巷马路南边，北边对面是大陆银行的四层大楼。大陆有人认为金城花园的喷水池里有大陆大楼的影子在水中摇晃，这对于大陆的“风水”不利。于是大陆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在该行大楼屋檐下高高地挂了一面镜子，照着金城的简易楼。据说这样就能够把金城“罩”住了。从这可以看出当时的迷信落后。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政府在南京，北京改名北平。金城北京分行改称北平分行，简称“平行”。西河沿的旧行址，在总管理处利平行迁往西交民巷后，一度改为专办储蓄业务的储蓄处。这旧行址的老式平房一直作为有纪念意义的金城“发祥地”未予拆建。1932年平行在东城设立办事处。由于东城办事处也办理储蓄业务，遂将西河沿的储蓄处改为南城办事处。1934年在西城，1935年在北城，抗战胜利后在门头沟，都相继设立了办事处。另外，1932年后陆续在保定、定县、石家庄、张家口、新乡、焦作、道口等地设立了办事处，统归平行管辖。

    山于东城王府仆人街日益繁华，附近有一些教会和医院，是吸收存款的重点区，1935年左右，东城办事处在王府井金鱼胡同口购地兴建大楼。当时在购进用地的西北拐角处有一家小店，金城想把这小店的房地产一并买来，可以有一块完整的方形地盘。但这家房地产主认为那地点是王府井大街的最好位置，好货可居，索价极昂，坚持不让，竟未买成。因而建成的大楼限于地盘，西北角缺进一块，原计划建造五层大楼，上面还有钟楼。不料再本接近竣工时，驻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强调北平城内不许建造过高楼房以免影响国防，指定金城东城大楼高度不得超过东华门城楼。几经交涉不成，金城东城大楼只好少建一层，也未安装大钟。传说宋哲元是因为曾任命周作民为冀察政委会委员，周推辞未就，获罪于宋，故而有意为难。但有人后来看到当时有关档案资料，冀察政委会值日委员的签到簿上曾有周作民的亲笔签名，说明周并非没有担任委员。是否宋与周还有其他矛盾，不得而知。

    周作民的用人之道

    周作民能用人。在金城银行创办初期，为了和银号竞争，拉拢客户关系，聘用一些银号钱庄出身的人担任务重点分行的副经理。随着时代潮流和业务的发展，后来陆续聘用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出身于其他银行有较多经验的人员。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又聘用欧美留学生担任一些分行的负责人或高级职员。北京分行早期的经理孙汉卿，副经理尹趾洲以及外勤王宾卿（后来升任副经理），都是银号出身。30年代以后，为了应付华北沦陷区特殊环境的需要，特调用原大连分行经理、日本留学生杨济成担任平行经理。另外，平行为了加强所属办事处的经营管理力量，曾先后聘用全绍文、陈图南、许心馀、王光琦、籍孝存、吴天德等留学生或大学毕业生担任各办事处主任。

    周作民认为，银行职员不能满足于仅仅会熟练地记账和打算盘，他很早就注意在金城银行基本行员队伍里输入新血液，并加强文化和业务方面的培训工作。金城总管理处，早在1924—1928年，开办过会计训练班，聘请会计师谢霖甫讲授会计学。1928—1933年，选派并资助宋树玉、王光琦等一些大学毕业生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留行工作。另外，在南开大学教授何廉的指导下，考试录用了一批清华、南开、燕京、辅仁等大学的毕业生，并为他们在天津南开和北京香山组织了两次业务培训班。大学生进行后，一般都先安排在调查研究室或会计部门做试用员，然后再分配具体工作。除了录用大学生之外，30年代初期，平行还招考录用了三批高中毕业生和一批财经学校毕业生充当练习生，逐步升任行员。为了帮助行员提高文化水平，平行曾组织中文，英文业余补习班，并设立了图书室。

    周作民在用人方面，虽然有善于适应时代潮流、注意“维新”的一面；但也有其腐败的一面。他自己有一套官僚政客的作风，善于随机应变，应酬逢迎。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某些高级助手也都有一套拉拢联络的功夫，这当然和旧社会的客观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过去曾有人讽刺说：“金城银行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爱好，他就用擅长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这话虽然有点夸张和挖苦，但有些也是实情。

    周作民对于基层行员的服务礼貌要求甚严。在盛夏季节，行员们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但他对于某些大权在握的高级人员，则比较迁就放纵。有的人生活腐化，任意挥霍，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们批准，作为呆账，就可以一笔勾销。

    危及“平行”的几件事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金城平行经理杨济成极力拉拢华北敌伪政府的一些大汉奸，如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伪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以及该行管理局局长陈云甫等人。抗战前，杨济成任金城大连分行经理时，汪时璟是沈阳中国银行经理，他们本有交情。汪出任伪联银总裁来到北平后，他们交往更密。杨济成曾由平行垫付巨款，为殷同、汪时璟廉价收购济南仁丰纱厂股票；对陈云甫亦曾给予资助。平行在经营业务和调用资金方面，因而得到不少照顾和方便。

    1941年金城平行出了一桩行员盗用巨额行款的案件，盗款竟达伪联银券300万元。当时300万元是一笔惊人巨款。事发后，严重影响到平行的资金周转和对外信誉，情况危急，杨济成吓得不知所措。经汪时璟、陈云甫等大力帮忙，由伪建设总署等机关拨了大宗存款存入金城，同时由上海、天津各金城银行拨来头寸支援，才渡过难关，转危为安。这个案件发生后，传说纷纭，由于始终未能见到有关可靠的史料，事实真情，尚难说清。但它充分暴露了当时平行内部管理上的严重腐败。

    抗战胜利后，杨济成极力敷衍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军统特务马汉三、庄心田、周济仁等人。1945年底，李宗仁集资经营新华企业公司。李是大股东，但本人不出面，由他部下的几个处长作为代表入股。金城平行为了捧场，原拟入股美金一万元，实际只交了5000美元。新华公司成立董事会，杨济成、王光琦任常务董事。王原系金城老同事，当时是李宗仁的随员。原计划公司初创时只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因李主张扩大业务范围，除进出口贸易外，还要经营银号及内河航运，等等。杨认为范围太大，不愿深入，金城遂未继续投资。新华买了一条轮船经营航运。为时不久，轮船在长江沉没，新华停业，金城入股的钱也就付诸东流。

    敌伪时期杨济成曾担任北平银行公会主席。抗战胜利初期，军统特务企图敲诈勒索，说他有汉奸罪嫌，曾一度被法院传讯。其后，一天清晨，忽然有不明来历的人到杨济成家把他拘捕关押。平行的几位副经理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但一时不得要领，也不知杨被关押在何处。当天，却有一位自称与马汉三熟识的人到杨家与杨济成的妻子联系，建议找侦缉大队队长李连福帮忙。于是副经理们立即找关系与李连福接洽。果然李与侦缉队北城某部通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把杨济成放出来了。事后，据说派人拘捕杨和建议找李连福帮忙释放杨，都是马汉三在幕后指挥的。系铃解铃，是马一个人干的把戏。平行送了一些钱酬谢李连福。至于杨济成是如何酬谢马汉三的，局外人不得而知。

    周作民北归

    周作民在香港居住时，经常与进步人士接触。全国解放后，他认识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颇受感召。同时，由于惦念着他多年经营的金城事业，遂于1950年8月返回大陆。他乘轮抵达天津时，周恩来总理特派专人到塘沽迎接。在老一辈的金融界首脑中，他是解放后从海外返回大陆的第一个人，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据他说，有一次谒见周恩来总理时，总理留他吃便饭。由于周总理也是淮安人，特吩咐厨师做了一些淮扬风味的菜肴招待他。

    周作民带领北四行以及四行共同投资的联合银行，提早于1951年公私合营，在银行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运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他曾写信给寓居香港的原金融界首脑李馥荪，拟争取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一次，经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市分行同意，他在金城北京分行礼堂设宴招待回国观光华侨三四十人，以促进金城的外汇结汇业务，争取为国家多创外汇。他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套明朝唐伯虎、祝枝山等四大名家往来函简真迹裱册捐献给政府。

    注释

    [1]张孝谋：曾任金城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副经理、西城办事处主任。胡景权：曾任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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