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朱蕴山诞辰一百周年

    朱世雄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他老人家自幼投身革命，不屈不挠，历经曲折艰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勇往直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正如他在1944年《答谭平山并示石父》一诗中所写：“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父亲的优秀品德与他的诗文一样，至今依然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

    一

    父亲是以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对党、对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1952年春，父亲随贺龙同志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他深受感动。我在他遗下书信中看到他写给开城前线志愿军部队一封信，信中写道：“……最后我向您保证，我虽然已是70多岁的人，我要向志愿军学习，我相信我还可以努力为国家建设工作至少10年到15年，我们在毛泽东的光辉旗帜下，一步一步地看到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迈进，我永远和您们一道走。祝您们获得新的胜利，我一定到鸭绿江边来迎接您们凯旋。”从朝鲜回来，他热情激动地向我们介绍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动人事迹。

    父亲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他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领导，因而也能真心诚意地对党的领导人工作的缺点或失误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时，他对记者谈道：“共产党是六亿人民的领导核心，开展整风是英明措施。我相信，整风的结果一定是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工作更加前进。”他又说：“民主党派也要自我要求，这样才能赶上。整风使党内得到提高，党外人士也能得到教育。”他特别谈到周总理说过的话：“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说：“我是从封建社会中过来的人，我不很好地学习，怎么能跟上新时代前进呢！”父亲逝世后，在他遗留给我们的大量诗文、日记中看到他老人家是以无比欣慰的心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人民、歌颂祖国的美好河山。他一再表示：“要珍爱晚节，老而弥坚，不断进步。”“直到我呼吸停止，由党把我的历史，交给人民群众去做最后的鉴定吧！”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父亲被审查，每天困居在一间小屋内，但仍坚持学习。我每次来京看望他老人家，常和父亲彻夜长谈。我们经常谈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常常听他讲党的历史。他常对我说：“我是80多岁的人了，从清末到现在，可以算是一个历史见证人。中国的问题就是要靠中国共产党。你们无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相信这一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其他任何党派都不成，现在党是这个样子，但能人就在党内，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时，总是那么自信、激动，胡子都在动，手杖还不停地敲着地面。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以高尚的革命情操与信念，坚信严冬必将过去，明媚的春光就要来临。不管革命征途经历多少曲折艰险，始终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早在1936年革命处在那样艰险的关头，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这年元旦，他喜闻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得此消息，无限欣喜，高兴地写出“天与老夫缘不浅，东窗日日早来红”的诗句。1971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大雪满天地，当窗红几枝。只缘骨瘦硬，不受雪霜欺。草木亦如此，人生大有为。东风渐解冻，万籁展雄姿。”1972年除夕在另一首诗中写出：“大同共产终须至，曲折荆榛不算奇，痛饮一杯除旧岁，安排秃笔写新诗。”这些诗句，集中体现了他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只缘骨瘦硬，不受雪霜欺。”这正是父亲性格的真实写照。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父亲对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极为气愤和不满。1974年他在诗中写道：“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将腰下剑，斩尽此妖娆。”当时父亲已是近90岁的老人，民主党派的一些老人，如朱学范、王昆仑等许多老先生遭“四人帮”迫害，监禁入狱多年，父亲多次上书周总理和毛主席，直到问题的解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父亲又刚刚出来参加活动，他丝毫不怕受牵连，而是挺身而出尽到了自己一份责任。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对党的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对祖国的四化建设，充满信心；对国家的可喜形势，欢欣鼓舞。他重新抄录80高龄时给孙儿的赠诗，诗中写道：“八十不算老，两岁不算小，生逢大时代，祖孙同美好。”1981年4月，父亲临终前还亲笔致党中央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对党、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殷切期望第三次国共合作，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二

    父亲自幼出身贫寒，新中国成立前为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长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正如他在1976年《追忆中江夜话》一诗中所写的：“抗日时期昌儿曾问我，何时才能摆脱靠典当的生活境地。我认为，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不能忘却典当生活的气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革命党人的优良品质，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他经常教育我们子女：“腰悬当票两三张，辛苦年年孰敢当。留与儿孙作纪念，家贫从不羡豪强。”

    父亲从19岁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早已把子女和家庭放在了后边。父亲离开我时，我才刚出生一个月，一直寄养在亲友家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见了面。他在一生中始终把名利、地位、金钱视为身外之物。新中国成立后是父亲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开始有了固定的工资。他的工资除供家庭和个人生活外，很多还用于接济过去的朋友和同志。

    父亲对自己生活要求严格，无论住房、坐车、穿衣、吃饭都十分节俭。担任副委员长工作以后，职务变动了，并不利用特权为自己谋求私利。住的仍是普通的四合院，吃的是粗茶淡饭，经常是一碟豆腐，一碟菠菜，一碗米饭也就满足了。仅有的两套毛料制服，通常是去人大开会或者有外事活动时穿用。冬天穿的棉衣用了近十年，补了又补，从不要求添置新衣。唯一的一点爱好是酷爱古典诗词，新中国成立后喜欢到古旧书店买书、收书。如《三希堂法帖》《王船山遗书》《宋六十名家词》等共约几千册。父亲在逝世前几个月，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当着儿孙在场时再三叮嘱：“这些书是来自于民，在我百年以后一定要全部捐赠国家。”1981年9月，我们在父亲逝世后三个月，已遵照父亲遗愿，将全部藏书献给了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党和人民甘做无名英雄。他常常教育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革命是不容易的，要有多少仁人志士牺牲生命才换来了今天的局面。”他常说：“孙中山先生讲，革命党人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就是不要争权夺利。”他临终前几个月还对我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们要一生一世永远跟着党走。”他经常谈到鲁迅先生的品格：“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他一生工作，工作！死的前一天还在执笔。”“我们要锲而不舍，跟着他的足迹前进！”父亲平易近人，无论是司机、警卫还是服务人员、锅炉工人，他都非常尊重，从不摆架子。新中国成立后，虽身居高位，却是一位慈蔼可亲、热诚待人的长辈。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就是许多青年朋友来看他，他都热情接待，耐心帮助。不少人找到他，当他了解到困难以后，总是要尽力帮助，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六年了。他老人家自称：“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更不是官。我是一个战士，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每当想到他老人家的往事，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呈现在我的面前。他崇高的爱国精神，他强烈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鼓舞着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1987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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